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

近年来，对隋唐城址的调查与研究，有了较快的进展。除了对长安、洛阳隋唐城址继续进行工作外，也注意了地方城址。地方城址有的经过勘查、试掘；有的从地方志中搜集到一些较为可靠的记录。此外，东北地区辽代城址的勘测，对我们了解唐代州县城也有启发。现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隋唐城址可分京城、都城、大型州府城、中型州府城和县城五种类型（图一）。

第一种类型（Ⅰ）是京城，即指长安城。长安城大轮廓早已清楚。在布局上，它的主要特点是：宫城、皇城位于长安城内北部正中。这在隋唐城址中是唯一之例。近年对于长安城址中坊的布局，有了新的了解：尽管坊的面积不一致，但绝大部分坊都以十字街分为四个大区，每个大区再以小十字街分割成四个小区。关于绝大部分坊的十六个小区的划分，韦述《两京新记》中有不大清晰的记录，这个记录由于永宁坊址的发掘，已被证实。

第二种类型（Ⅱ）是都城，最典型之例是东都洛阳城。隋大业元年（605年）于洛阳筑新都，唐武德四年（621年）废，贞观六年（632年）号洛阳宫，显庆二年（657年）曰东都。洛阳城址经近年的发掘勘探，其轮廓也已明确。它有别于长安城：最突出处是宫城、皇城位于洛阳城的西北隅；其次是大部分坊的面积一致，约0.25平方公里，这是沿袭北魏洛阳城的坊制。这种坊制影响很大，当时许多地方州县城内的方整坊里，都应是取法于洛阳，而凡置有宫的城，除隋唐京城长安外，也大都沿用了洛阳建宫城于西北的制度，如建有晋阳宫的北都太原城和建有江都宫的扬州城等。

60年代初，我们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都曾对唐北都太原城址做过调查，知道它西壁的一部分和西南城角还保留在地面上；另外还有东城角、罗城等地名，可供我们参考。西北角的金胜村，根据附近唐墓所出墓志，知唐时名金城村。唐时洛阳郭城叫金城，北都这个金城村大概就是由于地近郭城（罗城）而得名的。依照上述遗迹，参考《新唐书》关于北都城“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长约6公里，宽约4.33公里，其面积约是标准坊0.25平方公里的100倍）的记载，大体复原了它的轮廓。隋大业三年（607年）营建的晋阳宫，《新唐书》说在“都之西北”，在我们的复原图上，北都西北隅的东部是一片低洼积水区和遍布乱砖碎石的地带，在现在的地图上，这片乱砖碎石的地带，被标为“废墟”。979年，北宋灭北汉，攻陷太原城后，赶走了城里的居民，对这座城进行了有意识的大规模的破坏，依据我国历史上传统的迷信，宫城一定是破坏最厉害的所在。例如隋灭北周，就把北周的宫殿区划平了；灭陈后，又把建康宫犁为耕地。因此，我们认为这片低洼积水区和“废墟”是人为制造的，它曾经是隋唐晋阳宫的所在地。宫城西部是属于宫城内的仓城所在。宫城区之南有一条废河道，从西穿城东入汾水，这大概和洛阳城洛河的位置相同，利用河道把宫城和一般居民区隔开。河之南，还保存一些街道痕迹，这些道路有的是坊与坊之间的大街遗迹，有的是坊内十字街的遗迹。根据这些残存的街道痕迹，知道北都的坊也是0.25平方公里左右，它的整体布局，大约是东西六坊、南北九坊的六九之制。

隋炀帝在即帝位之前，于开皇十一年（591年）曾作为扬州总管驻江都，即位不久又幸江都，“江都宫”在《隋书》上出现是大业六年（610年）。近年来，对隋唐扬州城址虽有争论，但大体还可以初步论定的有以下两项：第一，明建的扬州城即今天的扬州旧城，应是隋唐扬州城的东南隅；第二，隋唐扬州城向北包括蜀岗上的子城遗址，这个子城遗址应是江都宫的位置，亦即唐大都督府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再根据其他残存遗迹和文献记载，画出隋唐扬州城的基本轮廓。在这个基本轮廓图中，我们既可以明确江都宫的位置在扬州城的西北隅，又可以知道它的坊的布局也是整齐的边长约0.5公里的方形排列。明建扬州城中，这种方形排列的坊的遗迹还比较清晰，其中一坊今天还可以看出以大、小十字街分割成十六个小区的情况。

除了北都太原和扬州之外，我们还知道宫在西北隅的另外两例。一个是胜州榆林城址，一个是成都府城。

1963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托克托西南的黄河南岸，发现了俗称十二连城的隋唐胜州榆林城址。该城址东西宽1165米，南北长约1039米。周长4387米，折合我国旧里，周长约八点八里有余（周长九里左右的城是唐一般的州府城制，这个问题，详见下文）。该城西北隅设有子城，子城外东、南两面都有接近方形的坊的遗迹。《隋书》记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幸榆林。《元和郡县志》卷四记：“隋榆林宫在（胜）州城内，大业二年（606年）置，因榆林郡为名，其年炀帝北巡，陈兵塞表以威北狄，因幸此宫。”胜州榆林宫的位置，从遗迹上观察，西北隅的子城应是唯一的入选之处。隋以后，唐在胜州设下都督府，子城的位置，大约就成了下都督府和州治的所在。明初还利用子城的北部兴建了砖堡，有人推测此砖堡有可能是明东胜右卫的遗迹。

唐武德元年（618年）改蜀郡为益州，龙朔二年（662年）置大都督府于此。天宝十五载（756年）玄宗幸蜀，至德二载（757年）置南京，上元元年（760年）罢京，置成都府。成都置京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玄宗居成都年余（756～757年），后来僖宗又居成都四年（881～885年），相传他们皆以府署为宫，其位置在府城西北隅的高地上。现在四川成都旧城，是在五代成都羊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其内部还保存着唐城遗迹。唐城东半部八个坊的痕迹尚可分辨，其中两个坊在解放初期还清晰地保留着由大、小十字街划分的十六个小区。西半部的北部，唐时是宫和地方衙署所在地，所以没有坊的遗痕；南部被明建藩王城和清设八旗驻区所破坏，坊的遗迹已不存在，但据东半部的情况，可以推测西半部也应是八个坊的面积。成都旧城内的唐城遗迹告诉我们：第一，即使到了盛唐时期，在地方城中设置宫，其方位也还沿袭旧制选在所在城的西北隅；而成都城西北隅和前例胜州榆林城相同，也是地方衙署所在地，因此可推知西北隅设置衙署应是地方城制，隋唐第二种类型的城——都城之制，实际是扩大了的地方城制。第二，成都府是大都督府所在地，府城面积相当于十六个坊，这应是唐州府城中最大的一种，因此成都府城也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的第三种类型的隋唐城址的一个实例。

第三种类型（Ⅲ）是大型州府城，这种城平面方形，有十六个坊，除上述成都府外，北京西南郊的幽州城址也是一例。武德七年（624年）唐于幽州置大都督府，九年（626年）改都督府，开元十三年（725年）又改为大都督府。936年入辽，938年辽建南京。辽南京城因唐幽州城未改变。1150年金扩展其东、西、南三面建中都。金中都遗址已勘探清楚。在金中都范围内，可以看到两种街道布局，即坊里式和长巷式，后者分布在前者的东、西、南三面，清楚地表明它是后来扩展的。结合文献记载，我们知道坊里式街道布局的部分是辽南京，亦即唐幽州的遗迹。其范围和成都府相同，均为十六个坊的面积。这十六个坊的痕迹，除西南一隅不清晰外，其他都还多少有所遗留，特别是法源寺（唐悯忠寺）所在的坊，由大、小十字街分割的十六个小区还大体存在。西南一隅是州治所在，也即是辽南京宫城所在，那里原来就不是坊里建置，也就无怪乎今天看不出坊的痕迹了。

十六坊周长近10公里。今山西长治市旧城，元代重建时曾扩展西北隅，重建前城周长约10公里，系唐设大都督府的潞州城旧址，该城西北隅地处高岗，原设周长1.5公里多的子城，为大都督府所在，景龙二年（708年）唐玄宗兼潞州别驾时，营第于此，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故第为飞龙宫。又今山西永济旧城，在金正大八年（1231年）缩建之前周长近10公里，系唐河中府蒲州城旧迹，唐蒲州为四辅州之一。由上诸例可知唐大都督府城与辅州城面积相似，因可估计周长近10公里、十六坊面积的城制，应是当时大型的州府城制度。

第四种类型（Ⅳ）是四个坊的一般州府城址，这种州府城址细分还有大、小之别，大的周长6.5公里，小的周长4.5公里余，都是方形平面，四面各开一门，内以十字街分割成四个坊。周长6.5公里的四个坊，坊的面积大于0.25平方公里；周长4.5公里余的四个坊，坊的面积大约是0.25平方公里。周长6.5公里的实例有云州城，周长4.5公里余的实例有汾州城和莱州城。

开元二十年（732年）唐重建云州，置下都督府。云州城，辽金设西京因而未改，明初就土城砌砖石，实际范围也没有大的变动，以迄于今天的山西大同旧城。大同旧城周长6.5公里，东西1.5公里，南北1.75公里。内设十字街，横街之北比横街之南长250米，从平面布局看，此城是以一个大十字街分城内为四个坊。这四个坊的面积，都比0.25平方公里的标准坊大。横街北的两个坊：西坊即城内的西北隅，是明清府衙、总镇署所在地，明清衙署应是沿用了前代衙署的旧址；明初在东坊兴建了藩王府。所以这两坊内的十字街遗迹已难辨认。但横街南两个坊内各置十字街的情况却非常清楚，其中东南一坊，又由小十字街分割成四个小区；更进一步，我们还在个别的这种小区中，看到又设有更小的十字街，这个现象很重要，它明确地反映了唐代城市布局是一套大小十字街的区划法。我们如果以0.25平方公里的标准坊来计算，上述被更小的十字街分割成的小方块，其面积大约在3900平方米左右（约合5.91亩，即近6亩地），这可能是当时城内的最小单位。类似云州城的还有今安徽寿县旧城所因袭的唐寿州城。寿州，唐置中都督府。今寿县旧城北门内曾出唐经幢，东门内报恩寺原有经北宋修缮的唐塔，可知该城乃唐城旧址，所以虽屡经后代重筑，但周长6.5公里和十字街的旧制尚存。看来，周长6.5公里的城址有可能是唐中、下都督府的城制。

今山西汾阳县旧城沿唐宋汾州城旧址，该城周长4.5公里多（九里十三步），四门内设十字街，元时，在十字街中心增建鼓楼。唐莱州城即今山东掖县旧城，城周长4.5公里多，四门十字街，明时，北街的府衙尚存唐莱州刺史唐贞休德政碑。府衙之西为县衙，县衙的位置，正值掖县旧城的西北隅。唐时，汾州是望州，莱州是中州，周长4.5公里多的城制，大约是唐一般州城的制度。

近年在吉林农安发现的他虎城是辽长春州的遗址，周长约5公里，城方形，四门十字街。又黑龙江泰来县发现的塔子城是辽泰州遗址，城方形，周长约4.5公里。这两座辽代州城，都驻有节度使，它们的建制应是模仿唐一般的州城。

第五种类型（Ⅴ）是小型州城和县城城址，这种类型的城大约是一个坊的面积。今北京市属下的顺义县旧城，是唐开元四年（716年）建置的归顺州城。唐末改归顺州为顺州。州城范围沿用到明清。顺州只一属县——怀柔，所以顺州城实际也是唐怀柔县城。该城原周长2公里，方形，四门十字街，东北隅的子城系后代增建。十字街口是全城最高处，其地原建石经幢一座。十字路口立经幢的做法和唐长安某些坊的情况相同。

近年在吉林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东北发现的城五家子古城，即辽圣宗并三河、榆河二县创建的韩州城遗址，城址方形平面，每面长约700米，正中开门，城内设十字街。河北滦县旧城，系辽滦州城旧址，四门十字街，平面方形，周长四里二百余步。这两座辽代州城，前者面积较顺州略大，后者与顺州相似。

一坊面积的城也是唐县城的制度，河北吴桥县旧城是唐安陵县城址，山西虞乡镇旧城是唐虞乡县城址，这些延续唐县旧城址的旧城，后世虽有变动，但都还保存了方形周长2公里多（前者周长四里三十一步，后者周长四里六十步），开四门，内置十字街（或接近十字街）的布局。明清虞乡县的县衙位于西北隅，应是沿袭前代县衙的旧址。

综上五种类型的城址，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以下六点：

1．像长安城那样的布局，只有京城一例，这应是中央集权强有力的表现之一。

2．除长安外，凡建宫的城，宫的位置都在该城的西北隅，这实际是地方城制，因为有些州县城的衙署区即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为什么选择这个方位？这是因中原地势一般西北高于东南，地方统治者占据城内高地，以利其控制全城并便于防御的缘故。

3．隋唐建城有一定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反映在一般的地方城上很有规律，据现有的资料，知有三个等级：十六个坊、四个坊和一个坊的面积。

4．州府一级的地方城的内部布局，也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在基本作方形的城的每面正中开城门，内设十字街，把城内分为四大区，每大区的坊数，根据州府的大小而不同，如大州每大区四个坊，中等州每大区一个坊。

5．县城是最小的城，面积约等于一个坊。

6．以上各种类型的城内的坊，布局相同：即以十字街分成四区后，每区又设小十字街，被小十字街分割的四小区内，又设更小一级的十字街，层层十字街的区划是隋唐城布局的特点。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今天有些古老的城中，还保有××十字之类的街道名称，如西安的夏家十字、五味十字，又如大同的马家十字等。这种××十字之类的街道名称，显然不会出现于自宋以后街道作长巷式布局的城市之中。

最后再简单地讨论一下隋唐城制的延续问题。自宋以来，街道作长巷式布局的城制兴起后，隋唐城制，主要是唐州县城制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特别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似乎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些唐代旧城被沿用到明清乃至更晚的且勿论；值得注意的是，宋元乃至明代新建的州县城仍有不少承袭唐代的城制，例如表一（参看图一）。根据表一，可知唐州县城制，一直到15世纪中期，即明中叶尚在使用。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唐以后在黄河流域，坊里式布局的城制和长巷式布局的城制一直并用，或许前者更为流行。这个现象，恰好给盛唐以降中原北方战乱频仍，人口流失，农业生产和城市经济，除个别地区外，一般陷入长期停滞不前的局势，提供了一个重要实证。反之，盛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农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城市急剧发展，因而自宋以来长巷式布局的地方城市比较多地出现在长江以南，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平江图刻石所描绘的平江府城（即今江苏苏州旧城）即是一例。

1985年1月　修改稿

本文原刊《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第279～28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此次重刊改正了对坊面积错误的统计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