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韩文佑

文佑兄作古两年多了，我早想写一篇悼念文章，也应该写一篇悼念文章。记得他的弟子兼相知，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张守常先生还来过信，说这篇悼念文章应该由我写，希望能够早日动笔。我没有动笔，现在回想，原因有两种。一种，就是悼念文章，也要心情略平静之后才能写，刚传来噩耗，心情混乱兼凄凉，一闭目就想到1989年的秋日，我由他的寓所西湖村，步行往天津大学，他们夫妻送到鞍山道，翘首南望，迟迟不回去的情形。难道他真就走了？太突然了，我想拿笔，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另一种，也实在难写，原因是他品格和学问都高超却又殊少形迹，勉强写，似乎除了学《后汉书·黄宪传》，说“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之外，也很难想出别的办法。但我还是不能不写，盖写不好事小，应写而不写，就既对不起死者，又对不起生者，成为大事了。这又是知难而进，只好不求全，想到什么说什么。

学史传，由出身说起。他父母是通县人，母亲不缠脚，推测都是满族。父早去世。母亲信佛，慈善严正，“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病故，享年八十余，是文佑兄和我，由医院太平间接出，送往东郊火葬场的。文佑兄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夏日，长于我一年有半。生于北京，语音还有通县的遗存，是他告诉我，有一次见到赵元任先生，他刚一张口，赵先生就说：“你是通县人？”他字刚羽，这字像是与文佑之名没有意义关联，谁拟的，何所取义，我没有问他。但一直觉得，这个“刚”字很合适，可以说是字如其人。依都市人的习惯，他六七岁上小学，推想是在西城，因为住在白塔寺一带。小学毕业后考入端王府附近的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学中文（？）。在清华，也许只念两年吧，因为与一王姓女士交好，如意忽然变为失意，他险些走尾生的路，抱梁柱而死，但终于没有面对旧迹的勇气，于是逃离。越远越好，记得有个相识在潮州，立即起程，去找。在潮州住了半年，心稍平静，北返，先到上海，衣食无着，流浪，然后到天津。赶上南开中学招考语文教师，走投无路，姑且试试，其时他的学问文章已经颇为可观，所以并未侥幸而就录取。衣食有了着落，其后不久随学校游泰山，得遇终生相伴的人品同样好的曹女士，之后结合，生活算是由不系之舟变为一路之客。这条路是，职业，面对学生，业余，面对书本，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职业曾小有变动，由天津南开中学而（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几所中学，而（五十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而（五十年代中期）天津师范学院，后升格为河北大学（曾流放冀县，后定居保定）。“文化大革命”中，依通例，也挨整，而且相当厉害。查无实据的事出有因有两项：一是特务嫌疑，因为流浪上海时期，交个也过流浪生活的朋友是台湾人；二是反至高无上嫌疑，因为讲课时提到唐明皇，曾说早年有所作为，后来胡涂了，干了不少坏事云云。挨批斗，监禁十个月，最后宣布，都没有那么回事，升为教授，身体却垮了。晚岁一直住在天津，给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讲点什么，直到盖棺而无人论定。

我想论定，不怕读者讥为为熟人吹嘘，也要好话多说，因为我们真正相知。相知由于交往多，这情况也想说说。是1935年暑假后，我也到南开中学去教书，与文佑兄成为同课程的同事。可是不知为什么，整整一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我的印象，他的为人像是有点怪，孤高自赏。一年期满，也不知为什么，与我相伴，他和何其芳也被辞退。他是北京人，当然要回北京，我虽不是北京人，可是有叶落归根之感，也只好回北京，同路加同病相怜，于是先是结伴，以后就来往多起来。更亲近是七七事变之后，我原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暑中来北京度夏，战火起，不能回保定，加以衣物都扔在保定，失业，有妻有女，生活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伸出救援之手，让我们搬到他家里。老伯母人同样好，待我们如儿女，十之九是怜爱，十之一是一点客气。就这样，总有几个月，直到我在北城找到个职业，在后海北岸租了房，才离开宫门口一带他的家。以后同住一城，有时还同在一个学校任教，随着交往多，了解更深，就成为《史记》所谓“刎颈之交”。这交的情况，万言难尽，只说一点点印象清晰并怀念深切的。比较重大的是同追旧书。我们都爱书，都手头不宽裕，两全之道是多逛旧书店、旧书摊，买价廉而也可爱的，有时甚至是罕见的，就更加可爱。也举一点点例，以周氏弟兄的撰著为限，《侠女奴》和《玉虫缘》之类最早期出版的，我们都买到了，而且不只一本；有一次，他还买到在日本印的只流出二十册的《域外小说集》。这有如钓鱼，大的上了钩，就分外高兴。高兴使瘾的量增加，于是我们就常常结伴，骑着车，东西南北城跑。东是东安市场，西是西单商场，北是地安门外大街一带，南是琉璃厂。如果上午一同往琉璃厂，午饭就到厂东门外一尺大街路南的大酒缸去吃，一人一个（老秤二两）酒，然后吃饺子，有村野的诗意，可惜此情也只能藏在记忆里了。说到对面共饮，印象更加清晰的是在他宫门口西岔路西的家里，至多十天半个月吧，我总要去一次。白天都没空闲，所以必是晚饭时候。出门往南胡同口路西有个山西人开的小铺，卖家常用品，有白干和五香花生仁，我们总是买一角钱花生仁，四两白干，回来面对，谈书，也谈其他传闻，喝白干，佐以花生仁，有时还能听到白塔相轮下的铁马声，真不知“今是何世”了。这其间，老伯母一如往常，做晚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不以客人相待，比如原想吃小米面窝窝头，就还是窝窝头。简单质朴，我们吃着很香甜，因为足以果腹的物之外还有精神，那是寒素加上亲长爱怜的温暖。可惜都过去了。也就因为不能再来，每有机缘想到，就更加怀念。也举一事为证，是三四年以前，我依旧规，于秋日到天津，事先约好，中午到文佑兄家吃饭。他的三女儿已经成为有孩子的母亲，受新潮感染，备酒饭，鸡鸭鱼等摆满一桌子。我不能适应，想到当年的花生仁和小米面窝窝头，想到老伯母，因为在我的眼里她还是个孩子，我就有所想必说，发了牢骚，是味道远不如彼时的，纵使花了大量的钱。这三姑娘是朱自清先生的儿妇，能干，口才好，但也不敢反驳，因为怕我们这个“刎颈之交”。再顺着这种交谊说几句。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刮外调风的时候，天津来人找我，想让我说文佑兄曾加入国民党。我说据我所知，他没加入过。外调人依当时演戏的架式，威吓我，问我敢不敢担保。我说可以具结，用生命担保，他失望而去。不久又来，加个新招，说：“他自己都承认了，你为什么不说？”我说：“他自己既然承认了，你还找我做什么？让我说，他就是没加入过。”我又把他顶回去，心里有些高兴，是觉得并未愧对这个刎颈之交。

以上都是说我们之间。重点应该说他自己，即品格和学识方面的造诣。品格放在学识前面，是因为，在我们同行辈的熟人里，学识，找类似的，也许还有些希望；至于品格，就一定找不到第二个。我这样论定，还应该加说一句，是此乃公论，并非我的私见。这公包括一切与他有过不很少的交往的，由长辈、朋友、同事直到学生和邻里。这崇高品格的表现，用经典话说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嘉孺子而哀妇人”，用平常话说是，把一切与自己有关涉的人都看成好人，关心别人胜过自己。这是他宽厚的一面，想说，不要说恰到好处，就是得其仿佛，也大不易。不得已，只好用小中见大法。一种，是有些人认为不合常情的，是熟人腾达了，他就不再登门；而相反，倒了霉，陷于穷困，无告，门已可设雀罗，他却天天登堂入室，帮着想办法，想不出，陪着发愁，甚至落泪。再说一种，事小，我却念念不忘的，是遇见什么书，推想我也喜欢，他必多买一本，送我，如英文本《一知半解》，他的一本被毁，我却还有，就是这样来的。提到书，再说一件，是他借我的，如果有缺损，必整治好再送还，如箧中一本什么书，买时缺目录，补抄还是他的手笔。与宽厚同时，他还有刚正的一面，执著于善的标准，嫉恶如仇。还是用小中见大法，说一件小事，或说趣事。是我们都年轻时候，参加一个友人的婚礼，一种因羡而嫉的习俗是男士玩弄新娘，这一次有些过度，有些拘谨的人不愿意看，躲开，他却拔刀相助，站在新娘一边，大骂恶作剧的男士。喜剧结束，在场的多感到奇怪。这就是因为，就是在当年，像文佑兄这样宽厚和刚正都拔了尖儿的，也是绝无仅有。也就因为如此，多年以来，我们许多与他可称为相知的，都敬重他，把他看作畏友，唯恐哪一步走得不对，使他心里不快。这使我又想到《黄宪传》，其中说到陈蕃、周举的印象是，“时月之间不见”，“则鄙吝之萌复存于心”，这意思移用于文佑兄，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品格是“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只得转而说学识。这也不好说，因为难得具体，抽象则近于空话。算作空话也罢，也只好尝试说说。他读书多，不是一般的多，是超常的多，古今中外，三教九流，尤其新问世的；除科学方面的各专业以外，都读。这是博。博的同时还有精。他思路敏而深，加以记忆力强，所以无论文史的哪一门类，都有不同于一般的知见，因而讲起来如数家珍。这方面，我想他的弟子们必有更多更深的体会。至于我，没听过他讲课，只是于闲谈中也能感到，他博闻强记，我远远比不上，识见的精辟细致，我也远远比不上。他文笔也高，简练而雅驯。可惜的是，他写得不多；或写得未必少，而发表的不多。以我的记忆为限，四十年代，在期刊《文艺时代》（？）上发表过一篇《郁达夫的迟桂花》，在《新生报》上发表过一篇《俄游述感及其著者张庆桐先生》。学识精深，少写，我的推想，未必是手懒，而多半是个性或习惯使然。以章太炎的诸弟子为例，周氏弟兄习惯写，日久天长，不写手闲得难忍，一生就著作等身；钱玄同不然，少写，少发表，就像是成就不大。文佑兄也是这样，不惯于写了发表，所以如上面所说，虽然学识精深，却少形迹可寻。他少发表，还有个我不同意的认识方面的原因，是要求太高，即文必远追马班，诗必近比李杜，否则就不要拿笔。比如有一次我劝他也写一些，且不问己之名，总可以沾溉读者，他说：“别人出的丑已经够多了，我何必再加添些呢。”对于文佑兄的识见，只有这一点，我一直不能同意。理由有来于他的，是如果他写而发表，就可以使丑的比例小一些，因为出于他之手的必不会丑。理由还有来于我的，是我惯于舞文弄墨，有不少还送到读者面前，自知所出之丑一定不少，但古语有云，千虑一得，如幸而真有一得，则得读者之首肯，印者之稿酬，也不能算坏事吧？文佑兄往矣，我这片自我陶醉的胡言他听不到了一—听到他也不会变己见，因为他“刚”。还是就事论事，像他这样，在文字方面没有为世人留下什么，终归是不小的憾事。有遗憾最好能补偿，我想这也未必很难做。办法是有关的人都尽力，把留在纸面上的，讲义、笔记、书札之类，口讲而留下痕迹的，听讲笔记之类，凑到一起，推举几个人负责整理，编印出版，结果即使有如大鱼跑掉，能捞到几只小虾，总比空手而归好吧？

说到书札，我虽然心情懒散，什物杂乱，手头也还存留一些。这里无妨抄录一点点，以证明零篇断简，也大有存留并流传的价值。这是下世之前半年，旧正月初四写的（为珍重旧迹，全抄）：

中行足下：

手书岁除前夕读到。朱思俞已于年末回清华，珊晨预定正月初五带两个孩子赴京，不料天津雪大严寒，路滑车挤，小外孙易感风寒，因之她不得不推迟行期，也许要等思俞返津后，她再只身前往。

从手书中又多知道一些关于俞老与许夫人的故事，愉快而又惆怅。手边只有《燕郊集》和两种讲词的书。《燕郊集》迄未通读，但《拟连珠》中“倦客理零星之梦”及词课示例中“古人往矣，心事幽微，强作解人，毋乃多事”数语，至今不忘。俞先生自是解人，但大约恐万一唐突古人，而听课者亦见仁见智，故只以“真好”赞之。此种拈花、微笑法，大师为之则可，平凡的教师则不可。可惜我国文系只上了二年，未能听俞老课。

前几天抄得俞阶青一词，供参读。日来体力极差，勉补此页。祝

全家新春多福

文佑手启 正月初四日

浣溪沙 重过陶然亭

俞阶青

山色林光一碧收，小车穿苇起行舟，退朝裙屐此淹留。衰柳有情还系马，夕阳如梦独登楼，题墙残字藓花秋。

（庚寅春，偕宗子戴、姜颖生诸君来游，见西墙有雪珊女史题句云：“柳色随山上鬓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写遍题墙字，只怕流莺不解听。”三十载重游，旧题已漫漶矣。）——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2页

《俞平伯先生》一文引“据抄件”七绝一首。原有小序，开头大约云：某年月日侍家大人游陶然亭……*与寅恪先生和诗同载几十年前《大公报·文副》，似曾剪存，今已难于查寻。

陈先生和诗二绝，见《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第十二页，君架上想有此书，不重抄。

*小序为偶句，文甚美，好像有一句：荒城一角，此留婪尾之春。陶然亭今只存于张宗子《西湖梦寻》中，我现在连这个名字也不忍听。

信照例用细小娟秀的行书写，谈诗谈文，怀念旧人旧事。“自夫子之死也”，我就再也看不到这样学识和情思糅而合之的文字，所以每一念及，不能不有人琴俱亡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