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赵丽雅
顺改革开放的风，迎来1993年，写《负暄三话》，想以人为题的人，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之法，即不管已升天还是仍健在，不管老少，不管男女，只要我觉得可以在斜阳照射的篱下说说，就收。但这是原则，至于具体到某一个人，就还会有犹疑不定的情况。赵丽雅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收，又怕分量不够重，以致说者话不多，听者不过瘾。终于决定收，是由于一次长仅一两分钟的电话。事要从电话之前说起。前也不很久，只是前一天，是上午，她来取点什么。爬上四楼，也有点喘。照例不坐，因为她忙，不往别处跑，也要急着回编辑部去看文稿或校样。通常是头发蓬松，这一回特别，戴个粉红色的前有遮沿的毛线帽，显得大方，推想还舒适，更重要是保暖。这舒适和保暖使我顿生觊觎之心，说：“哪里买的？挺好。如果有老气颜色的，我也买一个。”她说没有卖的，是她同事的什么人织的，她看着好，借来戴戴。我收回意马心猿，她告辞而去。第二天早晨她来电话，说：“昨天打两回电话，都叫不通，只好写一封信。”我问有什么事，她说报个喜信，是她的同事李女士听说，答应给织一个。末尾加说一句：“可是我借的那个丢了。”我问怎么丢的，答话只三个字；“不知道。”我听了，大喜过望，比如原来她只有五斤，怕入我的《三话》不够重，这一来增到十斤，成为绰绰有余，岂不很好？何以丢一顶帽子就重量加了倍？是因为这是画龙点睛之笔，只有加上这一点，才可以显示赵丽雅之为赵丽雅，具体说是，为了书和写，她可以连命都不要，帽子，纵使是借的，也就不在话下了。
帽子丢了，省得落实政策，摘，也就可以放过，改说按部就班的。我们有交往，大概始于1987年，《读书》6月号发表一篇谷林先生评价我的拙作《负暄琐话》的文章，赵丽雅是《读书》的编辑，当然看到。她聚书之热胜过有“发”癖的人之聚钱，市面买不到，写信给出版社去讨。居然就寄来一本，得陇望蜀，还想存签名本。写信给我，问能不能在书上签个名。字整齐，笔画挺拔，署名赵永晖。推测是个男性，当然也要表示欢迎。她来了，报名是赵永晖。我感到意外，竟迸出第一句：“原来你是个女的！”她笑了笑。以后，也因为不断给《读书》写文章，来往就多了；关于她，所知也就多了。多之中，至少我这书呆子看，有些非一般，或者说值得玩味甚至欣赏，就无妨择要说说。
她身量不高，体形不窈窕，一见就大致可以断定是福建人。但她又说也可以算浙江人，为什么，她说过，我没记住。何时何因北来，上过什么学校，我也问过她，只是把答话当作耳旁风，吹过去就不管了。她的经历，除去嫁个规规矩矩的高干子弟，生个孩子之外，任《读书》编辑之前，我最清楚的是，大革命时期，也是她的少女时期，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食品店操刀卖西瓜。这方面她也是全才，由开卡车到瓜地去运，到切成块在门口叫卖，都会。就这样，连续七年，其后跨过一两个与文有些关联的小桥，就走入《读书》，终于投刀而改为拿笔。这变动像是颇为离奇，其实也未背离因果规律，是她的生活早已离奇。这是上工时间开卡车，或在店门口叫卖，下工以后就拿起书或笔，从不休息。日久天长，功到自然成，被《读书》发现，于是改行，在她看来，对了口。说她看，是因为我看就未必。其时是文很不值钱，有不少人想甚至已经弃文从商的时候，我呢，至少是某一刹那，也曾有临渊羡鱼之心，只是因为还有自知之明，就羡一下而并未实行。但心终归是动了，想到她的反其道而行并坚忍不拔，就怜悯和愧怍之情交集。此情用长行文字难于表达，只好乞援于打油诗，于是写一首给她看，文曰：
欲问征途事，扬鞭路苦赊。
仍闻形逐影，未见笔生花。
展卷悲三上，寻诗厌六麻。
何如新择术，巷口卖西瓜。
说卖西瓜，不说卖煎饼、烤白薯之类，显然是有意同她开个小玩笑。至于实际，我深知，她是不愿改行，我是不能改行，就只好仍在一条路上走。
称为同路，是就质方面说的，至于量方面，那就相差十万八千里。量还要分为几个方面。先说聚书，我年轻时候也热过，但现在回想，与她相比，至多是人体发烧时候，40℃吧，她是到了沸点，100℃。有事实为证。她有一次跟我说，每月入款，工资加稿酬，百分之七八十买书。我说：“那你怎么生活呢？”她说其他方面尽量节省，比如办事赶不上回家吃饭，就在路旁随便买点什么，吃到不饿得难过就得。食如此，衣是我眼见的，不只陈旧，而且不合身，以鞋为最，像是总比脚长半寸。脂粉、唇膏之类当然更没有。总之，是名为青年妇女，外表却像个蜷伏街头的流浪汉。我说：“这样过日子，你的丈夫没有意见吗？”她说，不只丈夫有意见，连孩子也有意见。可是她改不了，只好用稿酬调节，可不说的就不说，日久也就相安了。我却有时越俎代庖，想多管点闲事，劝她可以少买点。理由是：一，有些书用处不大，买了，要给它找藏身之地，不合算；二，有些书太贵，伤筋动骨，为它费力，发愁，更不合算；三，聚，也许是一乐，最终还有散的问题，越多越不好处理。这最后一个理由，她正在盛年，自然不会想到。至于前两个，我认为她是应该想想甚至采纳的，可是，仍是由于热度太高，她像是连想也没想。也有事实为证。一次她来，给我看一种新买的书，某大学收藏的名人书札的影印本，相当贵，我翻了翻，人和内容都不重要，就说，像这样的书，白送我也不要，因为无用，还要占地方。她笑了笑，把书放在书包里。还有一次，是托我找《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第一册，说她已经买了几本，只是缺第一册。我问编这部书的符君，说共要印24册，平均一册定价300元上下，这样，买全了就要七八千元，钱数太大是一难，再有，如何安置呢？我当然又要说我的偏见，可是她像是听而不闻，只说她的理由，是怕放过就买不着。其实，对于这唯恐不能得的心情，我还是同情的，所以说是说，做是做，比如某种书我有重本，托人由香港买《林徽因》，要两本，其中一册就送给她。
聚书说完，接着说读书。仍由比较方面下笔，我，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一生没有离开书，可是谈到勤和快，与她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这像是给她吹，给她擂，为了取信于人，要有证据。自然只能是间接的，因为我见到她，都是办什么事而不能摊开书本的时候。证据是听她说，关于书的情况，尤其新出版的，简直是如数家珍，显然这只能由多读来。多读的结果是多知，多到什么程度？举我亲历的一件事为例，是有人约写《滹南遗老集》的介绍，介绍完，要举参考的版本，当然最好是今人新整理的，可是有没有，不知道，于是摘下电话，向她求援，我话说完，她毫不思索就答：“没有。”这大胆的自信就是由勤来。与勤相比，读书之快就更使人惊讶。只举两事为例。一是来取稿，她拿到手总是先看一遍，有些篇字数多，七八千，她也是如翻旋风装的书，并且立而不坐，一会儿就往书包里装。又一次是一封信里附带提及，是好容易得一个无事的星期天，才把王泗原先生的《古语文例释》和《楚辞校释》看了一遍。凡是读过这两部大著的人都知道，合起来80万字，而且内容精深，记得为介绍前一种，我断断续续看了半个多月，后一种则至今未敢开卷，可是她却只用了一天！一目十行不成，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是一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所以也就只能赞叹了。
书说完，再说写。也分为勤和快两个方面。她读得多，近水楼台，写也大多数是书的评价。挑帘之前，是靠写的勤被《读书》相中的。任《读书》编辑之后，职业与兴趣合流，她笔下的产品就更多。也许是怕人讥为为稿酬而昼夜奔忙吧，她发表文章都是用笔名。笔名不少，来源都是《语丝》式，翻开书，碰，如宋远，就是翻开《诗经》碰来的。文章多为蜻蜓点水式，不很长，少平铺直叙，可是精义与妙语叠出，能使读者感到有滋味，值得细咀嚼。这样的评价文章，几年以前她就选辑了一本，取名《棔柿楼读书记》。书名雅，却是不折不扣的写实，因为书确是在楼上读的，而楼窗外也确实有合欢树（所谓棔）和柿树。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本书，我亦与有荣焉，因为让我写序文，我就真写了。也许就因为曾有写序之雅，不久前见面，她告诉我，发表的这类文章，已经又够一本。产量多，来于勤，也来于快；却不一定更多靠快，因为可以用时间来调节，废寝忘食，不干别的。所以关于快，还值得举个例证，是我的拙作《负暄续话》即将出版的时候，我人微言轻，怕问世之后无人过问，于是向广告家学习，把书的原稿送给她，希望她写个介绍，吹捧几句，刊于《读书》。稿交她的第二天早晨，我正在办公室吃早点，有人叩门。开门看，是她的丈夫，上班顺路，来送一篇稿子。我打开一看，就是我那本拙作的介绍，长达两千字。我很惊讶，问何以这样快。她丈夫说，是晚上翻看了原稿，该睡了，躺一会儿，说睡不着，起来写的，“让我顺路送来，看看成不成”。我看了，并传给同屋的人看，都觉得见解深而文笔灵，赞叹不已。
我求她，更多的是用毛笔写马湘兰风格的闺秀小楷。俗语有字如其人的说法，就赵丽雅说，这对不对呢？像是也对也不对。说不对，是看外表，粗粗拉拉，字却是地道的明清闺秀风格，清劲加秀丽加柔婉。也可以说对，理由是透过外层找，说内秀。且不管它，总之是写得好，就难免能者多劳。比如有的朋友，非遗老而有遗老的旧习，住有空调之室而手仍不离折扇，并愿意两面不空，一写一画，找我，字的一面就推荐赵丽雅。我为自己求，一次多转折的是，求徽州一女砚工制歙砚，效“吴门顾二娘造”之颦，愿意制成后也刻砚工款“新安杏珍女史造”，这位杏珍女士不能写，所以就求赵丽雅写了寄去。一个操西瓜刀的能写闺秀小楷，再加上读得多，写得快而好，就使我不能不联想到昔日的才女，所以为她的读书记写序文，半赞叹半玩笑，就写了这样几句：“你就是今代的柳如是，才高，身量不高，都很像，只是脚太大。”
有不像处，是因为时代不同。如脚太大是得新风之赐。但旧风也不是毫无是处，即如柳如是，有幸或无幸，未经受大革命，就可以多念小红书之外的书，以致年方二九就成了材。赵丽雅则推迟十几年。但凡事要用李笠翁的退一步想法，就说是晚一些吧，也终于成了材。而且不只此也，孔老夫子有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现在她年尚未不惑，就已经足畏了。说起足畏，我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也颇值得说说。那是寄来发表于《瞭望》的连载的几篇文章，总题是“脂麻通鉴”，署名“扬之水”。总题怪，我不知何意，先看解题，是来于明王琦的《寓圃杂记》：
吴人爱以脂麻（芝麻）点茶（泡茶），鬻者必以纸裹（芝麻）而授。有一鬻者家藏旧书数卷，旋摘为用。市人（买者）得其所授，积至数叶，视之，乃《通鉴》也。其人取以熟读，每对人必谈及。或扣其蕴，则实告日：“我得之脂麻纸上，仅此而已，余非所知也。”故曰“脂麻通鉴”。
寓意明显，是讲史而所知不多。接着看内容，以标题为《民意》《解缙》《廷议与廷推》三篇为例，都是谈明代政场大事的，引书多，熟于掌故，不稀奇，稀奇的是文笔老辣，有见识，感慨深。我一时有点迷惑，先是推想，可能是她杂览碰到妙文，不忍独秘，所以寄给我看看；继而一想，只有文而没有赏识的话，也可能就是她写的。如果竟是她写的，我心中倚老卖老，简直要喊出来：“你这小丫头片子想干什么？真太可怕了！”所谓可怕，是钻入故纸堆，竟读了这样多治史专业的书，而且有眼力，能够抓住要点，击中要害。以这几篇结尾处的一些话为例，《民意》是：“士论、民意之容易被权力者所左右，斯亦甚矣！但这一回的一人误而天下误，尚不过是杀掉一个区区袁崇焕；至于一人误而误天下的事，也还不是史无前例。”《解缙》是：“解缙死后五十年，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解缙式的悲剧哪里就结束了呢？——那是彻底打碎权势的偶像，并换了另一种是非标准以后的事。”《廷议与廷推》是：“但是皇帝的决断权，它的不容怀疑的权威与神圣，却使得最终结果，依然是一个意志，一种声音，而决没有其他（专制既是常态，则冤案的发生，自然也就算不得什么特殊了）。”像这样的判断和感慨，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看之后不久，我遇见她，问是不是她写的，她说是。问这个笔名来自《诗经》的哪一篇（因为不只一篇），她说是《王风》“扬之水，不流束薪”那一篇。问有何取意，说无何深意，只是念一遍，觉得好玩而已。最后问，这种性质的文章太难写，要聚沙，然后披沙拣金，连载，多长时间交一篇？她说一周。我以己力度人力，吓了一跳，说：“这怎么成呢？”她笑了笑，说：“努力赶呗。”她走后，我想了很多。《论语》有“后生可畏”的话，想不到女后生也这样可畏。畏之后还有喜，是确信，虽然千千万万人争着去倚市门，上天却没有断读书种子。喜之后还随来敬，记得《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写通知条，上款总是称“丽雅兄”，像她这样一日千里，我这老朽也只好随沈公之后抄《史记·项羽本纪》成句，说“吾得兄事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