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

鲁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农业社会，是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春秋中期以前，鲁国的教育为官府所垄断，是一种贵族教育。由于鲁国在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在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其学校教育同样呈现出了以礼、戎为主的特点。西周时期的贵族教育还有区别，根据身份的高低，分别就读于“国学”和“乡学”。“国学”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主要接收大贵族子弟；“乡学”分设在各地，接收一般贵族子弟。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即礼仪、乐舞、射箭、驾车、写字、计算等，而与祭祀和战争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当是最主要的学习内容。鲁国如此，其他诸侯国也是如此，这是当时各国共有的时代特点。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各诸侯国为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特别需要贤能之士，人才培养凸显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著书讲学、私学的兴盛、稷下学宫的诸子争鸣。

与其他诸侯国相比，鲁国的教育发展更加快速。鲁国是十分重视礼乐的国家，是保存周礼最多的国家，所以，鲁国十分重视礼的教育。周公是周代礼乐的制作者，鲁国又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后来，鲁国还设立太庙（即后世之周公庙），以奉祀周公。鲁建国时，周公旦为鲁国确立了“变其俗，革其礼”“亲亲上恩”的治国方针，所谓“变其俗，革其礼”，主要是指改革鲁国商奄遗民的原有政治制度，向他们灌输周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极力向其他宗族的人推广和传播周朝文化，如江河直泄，造就了鲁文化的精纯。“亲亲上恩”中的“亲亲”意为要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稳定和牢固，通过强化宗族成员间的血缘认同来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上恩”，即强调血缘情感在调节贵族内部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强调用传统的道德手段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并从宗族组织整体复兴的大局出发，宽宥贵族的某些违礼行为。周朝的统治者对周文化地坚守，使鲁国文化走上了尊卑有礼、崇礼明礼、崇德重民，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鲁文化相对于齐文化，显得保守、封闭、狭隘、漠视功利，但却可以较为纯粹完整地承继周文化，充分开掘此文化的潜力，淋漓尽致地发挥、显示周文化的特长。后继者以周文化为本位，执着地追求祖先的理想，形成了自周公旦到孔孟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之后，孔子通过开设私学，广泛传播以儒家为核心的鲁文化，使其更加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记载的“鲁人皆以儒教”可以看出，儒学成为鲁国的国学，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学在官府”的教育状况至春秋末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发生了很多变革，直接影响了“官学”教育制度的瓦解。“官学”逐渐萧条，由官府垄断的学术开始向下层扩散，在官学中任教者分散到各处变为平民，官府收藏的典籍文献也散落到民间为平民所见。“官学”的衰落，时势的需求，推动了私学的兴起与发展。这是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一大变革，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实现了由“学在官府”向“学移民间”的重大转折。在兴办私学的诸侯国中，鲁国因其特殊的地位，私学出现得最早。孔子是鲁国兴办私学中最出色、最著名的一位。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其祖先是宋国贵族，因宋国统治集团内争，殃及自身，逃离到鲁国。孔子父亲是鲁国一位有名的武士，曾为陬邑大夫，其父去世后家境破落，与其母过着贫贱的生活。在母亲的教育下，孔子谦虚好学，勤奋上进，又因从小在鲁国国都曲阜长大，深受周礼的熏陶。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社会正处在“礼坏乐崩”的剧烈变动时期，作为“王官之学”的礼乐典章制度大有失传之势。因此，孔子博问广学，立志挽救“礼坏乐崩”的现状，主张以礼修身、仁政、德治，改变危局，使天下归于“有道”。

孔子出身于下层之“士”，欲借此进身当政，但仕途艰难，并没有受到贵族阶层的赏识。他虽然身处逆境，却一直积极进取，努力研求为政和做人之道。在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望的前提下，孔子转而开辟了私人讲学之路，传播自己的学识和思想，为东方复兴周代礼乐秩序培养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最早聚徒讲学大约从30岁开始。孔子自称“十有五而志于学”。史书记载，他曾跟师襄学琴，跟苌弘学乐，向老聃问礼，向郯国的国君请教过官制，到鲁太庙时遇到不懂的事便仔细询问。所以，有关诗、书、礼、乐等一套贵族知识，他都能够通晓，他因此也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由于孔子博学多览，声望和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加上他传道授业解惑不懈地努力，聚集到他门下的弟子日益增多。孔子一生教授弟子3000人，其中身通六艺者有72人。自此以后，孔子以私人身份从事讲学活动长达40多年，在我国教育史上，是最为著名、影响最深远的教授者。而且他收徒不分身份高低贵贱，百姓也有受教育的机会，改变了之前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的现状，表现出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进步理念。从他收取的门徒学生中可以印证，冉壅是贫苦出身，孟懿子和南宫适是贵族出身，子贡是商人出身，颜涿聚却是梁父大盗。孔子收受学生也不受诸侯国国界限制，他的弟子各诸侯国都有，主要来自鲁国和齐国，其他来自秦、陈、宋、卫、晋、楚、吴、蔡等国，孔子对待求学者都一视同仁。如他的弟子中子夏、子贡、司马耕、公孙龙、子游、秦祖，分别来自卫国、宋国、楚国、吴国、秦国。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框框，顺应时代潮流，竖起私学旗帜，广收门徒，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他的私学规模也越来越大。孔子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

鲁定公九年（前501）,51岁的孔子终于被鲁国公认可，被任命为“中都宰”，开始参与鲁国政务。此后，他在鲁国辅政多年，后因鲁定公贪恋美色、荒废朝政，感到自己无法尽到辅佐国君的重任，辞去官职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生涯。孔子此次出游，原想宣传推行“恢复周礼、仁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却处处碰壁，无奈返鲁，开始潜心著述及讲学。

孔子兴办私学后，“百家之学”也以此为契机逐渐兴起。孔子时代，鲁国兴办私学的可能不只有孔子一人。据载，“鲁之闻人” 少正卯就与孔子同时收徒授学，他在鲁讲学，“与孔子并”，据说二人曾经互相争弟子，当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据《庄子》记载，鲁国与孔子同时立学的还有王骀，他是一位被砍去一只脚的人。他以道家思想为施教内容，“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当然，《庄子》的记载不可尽信，但也并非毫无根据，它应当能够反映鲁国私学兴起的实际。但是，在鲁国兴办私学的学者当中，孔子兴办的私学最具代表意义。因为孔子殁后，他的弟子依然有很多从事教育工作，并对后世影响巨大。孔子兴办的私学，直接导致了文化下移和士阶层的崛起，开辟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

孔子去世后，墨子也大办私学。《淮南子·要略》说他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他另立门户，创立了墨家学派，成为孔子之后的又一个私人办学的典型。《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当世者众矣，不可胜数。”

私学兴起后，影响不断扩大，并很快传播开来。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各诸侯国都有一个士阶层，他们是受过“六艺”教育的知识分子，属于贵族阶级中的底层，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到春秋后期，士阶层的地位和待遇逐渐解体，他们中的大部分开始贫困没落。这些士人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收徒讲学、著书立说，传播文化知识；二是随着各诸侯国的征战频繁、动荡不安，都需要大量有智谋的人才辅佐政务，提高国力，这些有知识、有能力的士阶层以及有才智的庶民百姓，都成了他们招揽的对象，于是争士、养士、用士之风蔚然兴起。士人们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依附于人，同时也有一个体面的收入和地位。士阶层的勃兴刺激了更多的底层百姓拜师求学，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门径。孔子曾说：“学也，禄在其中矣。” 学习的目的在于获禄取官。他的学生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对“仕”与“学”的联系说得非常透彻。随着私学的日益兴盛，士阶层人员数量不断增多，齐鲁之地的文化学习氛围日益浓厚。

在齐国，稷下学宫成为齐鲁文化交融的重要阵地。“稷下”，即“稷门之下”的意思。齐都临淄城西门原有稷门，学宫建于稷门之外，故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期，当时各国持不同学术观点的许多学者，不远千里，前来稷下学宫讲学，进行不治而议的自由辩论。人们把他们的代表人物称为“稷下先生”。各学派招收门徒，设坛讲学，人们把这些门徒称为“稷下学士”。“稷下学宫”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咨询、学术交流、著书立说、讲学研讨、传播科技文化知识等性质的活动机构。因此可以说，稷下学宫是一座由官府创办、各种私家学派联合主持运作的高等学府。

稷下学宫是时代变革的产物，它的建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各诸侯国中新兴的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都把如何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等重大问题放在首位，以实现称雄诸侯、统一天下的目的。适宜的政治环境，为不同学说、观点的争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学术下移”使士阶层崛起，统治者对人才的渴求为士阶层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二者互为利用，依存关系非常密切。稷下学宫之所以产生在齐国，是由齐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特殊条件决定的。经济上，齐国当时领先于其他诸侯国，经济比较发达，为稷下学宫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第一代君主姜太公，就注重发展经济，寻求富国强兵之策。春秋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是齐国成为列国首富。战国时，齐国统治者依然遵循前代君王的思想，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国力更加强盛，威行天下，为争雄统一天下而奋斗。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稷下先生和学子们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越的文化学术交流环境。政治上，齐国君王以社稷为重，实行开明政治，有利于人才的选用与提拔，营造了良好的用人氛围。如姜太公实行的“举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齐桓公则广泛招揽贤士，重用学有特长之才，创建稷下学宫，表现出他求贤若渴的积极态度。齐威王即位后，扩建稷下学宫，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使齐国成为东方霸主，稷下学宫也由此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齐宣王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他继承发展了先辈君主的开明政策，更加礼贤下士，注重提拔封赏有能之才，参与制定典章制度和匡正官吏乃至国君的过失等国事，并鼓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展开学术争鸣。稷下学宫由此达到鼎盛。直至齐湣王前期，稷下学宫的盛况都没有减弱，稷下学士多达数万人。但是齐湣王后期，独断专横、狂妄自大，对内不体恤百姓，不用良臣，对外穷兵黩武，不听劝告。导致稷下学者们纷纷离齐而去。此时的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为冷清萧条的时期，学宫的供给入不敷出，状况越来越糟。后来，燕国大军攻入临淄，齐湣王惶惶逃奔莒地（今山东莒县）被杀身亡，稷下学宫也在这次战争中遭到破坏，被迫停办。齐襄王继位后，一度致力于恢复稷下学宫的繁荣景象，但因此时齐国元气大伤，最终没有成功。至公元前221年，秦攻齐，俘虏了齐建王，齐国灭亡，稷下学宫也随之消亡。稷下学宫前后维持时间长达150多年，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整个古代教育史上都非常罕见。

稷下学宫的兴起有双重性，一是政治性，为求实务治，经世致用。统治者不惜财力物力创办它，实行各种优惠政策，招徕天下有识之士，为其统治服务；二是学术性，表现为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统治者为其提供非常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最终使稷下学宫成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和百家争鸣的阵地，促进了学术发展与繁荣，彰明了它的学术机构性质。稷下学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吸引了当时各国的诸子学派都来到齐国稷下游学，进行学术文化交流，也使稷下学宫在政治咨询、学术交流、教育培训、科技传播、图书资料五个方面，成为战国时期的著名文化中心。在这里，诸子百家尽展自己的风采，互相辩难，共同研讨，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种文化思想理论学说汇聚、碰撞、交流、融合，各家各派都能平等共存、互为兼容、自由发展。由此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和齐鲁文化的融合。稷下之学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文化教育的角度看，藏书活动从来就是文化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书的盛衰，往往又是文化教育消长的晴雨表。在中国历史上，春秋以前，学在王宫，学校专为奴隶主贵族子弟而设，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六艺就是周官的旧典。书籍的传播范围非常有限。至春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个别退休官吏也有开办私塾，以其学识在家乡收徒教学，但是影响很小。到春秋晚期，随着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新兴的地主政权特别需要大量的饱学之士为其政治统治服务，这时民间才开始大范围地兴起聚徒讲学，盛况空前。以孔子兴办的私学和稷下学宫为代表，表明了私学的盛行、文化的繁荣，因此，读书治学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对学问的探索，激发了对书籍的搜求、传播与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