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认识与实践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思想
一、中国人早期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的认识演变
（一）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运动、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最早认知
1．相关基本问题和观点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学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认知虽然已经有说法，但还有进一步考证和研究之处，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第一，中国人最早如何知道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总的说来，近代中国（晚清）在国门被西方武力打开后，中国开始有人（主要是外交官）走出国门，首先在欧洲开始知道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及其学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依靠外国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再后来是留日学者的学习、引进和介绍。而且，中国人早期先是从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巴黎公社）的认知开始的，然后才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说。
第二，中国人最早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是清王朝的知识分子，虽然晚清时期国人已经认识到欧洲的强势并有了效仿甚至变革之意，但他们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和改良派的立场看待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上持敌意立场，在表述上往往恶语相加，比如用“乱党”“乱民”加以描述。
第二，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社会主义学说、运动的历史背景。以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为标志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时期后不久，中国清政府开展了洋务运动。清政府派官员到欧洲游历，开始主动了解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状况。
2．代表性历史人物和文献例证
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基本文献例证如下。
对早期文献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发现，比如，张德彝（1847—1918）的游记《三述奇》（手稿本）中记述了他目击巴黎工人起义和巴黎公社的情景。王韬（1828—1897）的《普法战纪》（共11卷，中华印务总局1873年出版）则是流传更为广泛的记载巴黎公社的汇编，等等。
中国近代出版的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原名为英国1892年出版的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该书出版被看作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开始。
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再度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国内刊物上首次提到《资本论》书名的是1899年1月4日万国公报电第123期所载《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
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梁启超（1873—1929）。1902年，他在创办的《新民丛报》上撰写《干涉与放任》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1904年，他写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是较早关于社会主义的专论。
1902—1904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中介绍社会主义的专著主要有：《广长舌》（幸德秋水著，中国国民丛书社译，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社会主义》（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该书另有其他版本，该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献）；《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1903年连载于上海《新世界学报》第二期至第六期）；《社会党》（西川光次郎著，周子高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译社译，1903年10月由《浙江潮》编辑所出版，后有其他版本，该书被认为是日本明治时代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文献之一）。
（二）中国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认识上的混乱
1．相关基本问题和观点
由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真正传入中国时间上的滞后和数量上的极其有限，即使有一些中国人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但很难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基本问题。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中国后的认识和反响。在有了较多的引进外国书籍资料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论述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包括价值判断和运用取舍，有几种主要表现：一是因崇尚西方文化所致的推崇和较高评价；二是认识含糊不清，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混淆对待；三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混在一起；四是不同派别分别对平等、公有制、阶级斗争、民生、社会进化等方面各取所需。
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早期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清王朝衰落直至消亡，社会阶层加剧分化，各种势力派别开始向外寻求或中兴或革命的新道理，因而对西方文化十分感兴趣，马克思主义也在其中。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并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效仿西方资本主义革命时，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并企图加以规避。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之后第二国际领导人和欧洲社会主义者不断出现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视听。
2．代表性历史人物和基本文献例证的研究
已经有所发现的文献研究如：1903年10月《浙江湖》第八期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在“篇三、新社会之主义”部分主要论述了“共产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该文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文章，被认为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给予很高评价的作品。
20世纪初，侨居国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受到当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在欧洲和日本分别成立了两个无政府组织。他们在巴黎成立了新世纪公社，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强调科学与进步，出版刊物《新世纪》。在东京，刘师培、张继、何震、汪公权等人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在自己创办的《天义报》上发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等文章，竭力混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叫嚣“吾等则谓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社会主义必有趋向无政府主义之一日”等。另外，侨居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欧洲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欧洲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而在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则吸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尤其马克思的强调阶级斗争学说，《天义报》刊有出版社会主义书刊的广告，并声称《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以此入门”。
3．例证分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观
孙中山在1896年到英国伦敦，1903年旅居日本，1905年到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常设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大量接触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影响，在看到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制度弊端之后，甚至自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孙中山1905年在解释三民主义时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诸君想想兄弟提倡民生主义是在什么时候？今日国人才出来讲社会主义，已嫌迟了。但是社会主义学说输入中国未久，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主义’较好允当。”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代表人物有马君武，他于1903年在《译书汇编》第2号第11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章附有5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目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被毛泽东后来称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是朱执信，被认为是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于1906年在《民报》第2号、3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文章，指出了马克思学说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民报》第5号发表《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为当时孙中山倡导的“社会革命”寻求思想资源，同样将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等同起来。
辛亥革命前后出现了标榜社会主义的团体和党派，其多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加以混同，实质上投机专营无政府主义或个人主义。1911年8月，江亢虎（1883—1954）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11年11月该团体改组为“中国社会党”，本部设在上海，并在江、浙、京、津等全国多个地区设有分部，吸收党员条件宽松，短短几个月就在全国各地建立数百个支部，号称有几十万党员，并且办有机关刊物。该组织是中国第一个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但实际上党员中真正了解或信仰社会主义者甚少，虽然其骨干分子和报刊在宣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社会主义方面做了很多有影响的事情，但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许多误导，或解释为“马氏之主张与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又未尝不相同也”，或者说“社会主义以人性为本，以人情为用”，或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自由、平等、博爱三言”为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们根据当时政府和当权势力的需要随意更改说辞，对于当时的投机分子来说，社会主义不是他们要努力付诸实施的内心追求，而是根据需要加以鼓吹利用的东西，即所谓“中国今日或尚非社会主义实行之时代，而确是社会主义鼓吹之时代”。这一组织的创办人江亢虎先后投靠过孙中山、袁世凯、汪精卫，最后以堕落为汉奸收场。
从1914年出现的一场所谓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的论战中，也可以看出时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片面性。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师复（1884—1915）在《民生》杂志上对其他派别社会主义者发起了一系列攻击，包括对孙中山和江亢虎的批评，指责他们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他们之中任何人都不明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而且经常把二者混为一谈，甚至不了解各种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显然的证明是孙中山把马克思和乔治相提并论，而江亢虎的许多论述则混淆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刘师复自己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社会主义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无政府主义将政治也包括在攻击范围之内，因此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必然也是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却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反对政府，可以说无政府主义包含社会主义。
（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和组织存在
问题和分析方法：研究和回答民国建立之初为何能够容许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和组织存在，并且出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接受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困惑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的认识旋涡之中。孙中山当时所幻想的是中国不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过程，认为“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或者说“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在欧洲游历时就看到资本主义的缺陷，也看到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经常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同起来，只是幻想中间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加以实现之。
第二，社会革命概念往往并不具有政治暴力含义，而许多派别把社会主义理解为非暴力运动。例如，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江亢虎把社会主义描述为“正大光明之主义，非激烈危险之主义；建设之主义，非破坏之主义”。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也认为社会主义非但不会成为共和秩序的威胁，反而有助于实现共和政府的美好愿望。他们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比西方国家更容易，因为中国尚未受到西方社会深刻的社会分化和剥削之害，因此有可能避免暴力。
第三，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得到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派的同情。“中国尽可以对社会主义闭门不纳，而不能不因偏离进步主流而承担风险。”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已经与封建主义势力妥协或达成同盟以共同对付劳动阶级，劳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社会主义运动此起彼伏，西方大国的国内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在此情形下，“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符合人类共同传统，中国传统中也有着相似追求。比如，将社会主义看作“孔夫子的大同，基督教的天国，佛家的极乐净土”。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把大同和天下为公作为理想、追求，并且强调民为邦本等思想，《礼记·礼运》中有著名的描写“天下为公”和“大同”话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阐述常常从仁义、公理、济弱扶倾、均等、天下为公、民本等中国大同文化出发寻找思想资源。
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思想
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不是指马克思主义只是被中国人所认识，而是指中国人内心接受、正确把握、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要产生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而且存在有别于早期出现的那些自誉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
1．基本问题和观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是否具有偶然性，是从什么人转变而来的，这些基本问题需要弄清。
第一，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标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一个思想标准，也就是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就首先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其他思潮的界限，其中包括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界限。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认识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者区别于其他主义思潮的地方，主要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等理论。
第二，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产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渠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一批曾经拥护辛亥革命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其信仰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纷纷出国留学（包括勤工俭学），目的是寻求十月革命的真谛，因当时北洋政府对苏俄影响的恐惧和阻挠，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直接去俄国的途径不畅，于是他们分别到日本、欧洲（主要是法国）留学，目的是学习了解苏俄，条件允许后一批青年则直接去苏俄学习。三是一些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志士，在思想上历经对传统文化感到失落、对欧美资本主义逻辑感到失望之后，从俄国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救国真理，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个时期从清朝灭亡到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是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动荡期—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长期统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危机；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并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1915年中国思想界掀起新文化运动，对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第一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大批判、大反省；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及其帝国主义强权逻辑第一次进行公开质疑和反抗。
2．基本文献、历史人物和历史考证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历程可以通过其早期言论、文字著述等文献进行研究，他们之前的身份等问题则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例证。
例证分析1：一批曾经拥护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信仰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热烈地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国。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接触到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1917年写《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已经提到社会主义概念：“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李大钊文集》）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教训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反差，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先知先觉者新的选择思考，李大钊潜心研究俄国革命，于1918年7月在《言治》季刊发表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俄国革命的最早议论。文中将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看作“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兼含社会的革命”，将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看作“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时代的新潮流。之后李大钊又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重要文章，提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等著名论断。李大钊于1918年底创办《每周评论》，组织“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开始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以科学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被誉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5月李大钊负责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在其中发表了自己写得非常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从“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阐释，这篇文章也被看作中国人的第一篇系统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等基础理论的作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1921年3月20日，李大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从分析中国在国际资本主义环境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着眼，阐述自己对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看法。
陈独秀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主要吸收的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1915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主要介绍西方文化思潮，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此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大清楚，将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新青年》上发表《本志宣言》，开始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实质，开始将关注点从欧美转向苏俄。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声明“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陈独秀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之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影响和带动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另外，老同盟会会员中也有人转变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失望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进一步认清过去旧革命道路的问题所在，即照着欧美式议会政治很难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其中，林伯渠又影响了其堂兄林修梅，林修梅的部下有彭德怀、贺龙等名将。1921年，林伯渠安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会晤，1922年安排孙中山与李大钊、陈独秀几次商议，有力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例证分析2：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国内出现了新一代出国留学（包括勤工俭学）热，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别到日本、欧洲（主要是法国）留学，或直接去苏俄学习，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时期留学日本并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杨匏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他们在介绍、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等工作上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杨匏安被誉为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1919年11—12月发表译述文章《马克思主义》，同时期李大钊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达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办《共产党》月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持和领导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即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系统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1920年12月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和《马克思还原》等文章。李汉俊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理论家，1920年8月为《劳动界》报写了发刊词，翻译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并帮助陈望道校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协助李达翻译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
这个时期留法青年中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有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向警予、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等。他们在欧洲亲身感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斗争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中努力探求拯救中国之道。
最早到苏俄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知识分子是瞿秋白。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辗转出发，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并有机会多次聆听列宁的演说。在他之后，罗亦农、彭述之、何今亮（汪寿华）、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等多位青年去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例证分析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一直留在国内，边坚持斗争边搜索救亡之道，在对旧中国文化和西方欧美思想进行反省的过程中，在对各种主义之争有了清醒的比较认识之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俄国十月革命所昭示的道路，成为坚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在1949年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并且说：“学习毛泽东必须是全面的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我们提出学习毛泽东，要使青年越学越深，越学越有兴趣，更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整个的思想体系。”首先，从毛泽东成长的早期历史环境看，他经历过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农民义和团爱国运动（1899—1900），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等。从毛泽东的读书背景看，少年接受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喜欢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但对书中全是统治者而不见耕田农民的状况感到不满。后接触到新知识，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从报》，接受的是封建改良思想。1911年到长沙读中学，看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民立报》，开始接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写了第一篇政见文章（贴在学校墙上），提出让孙中山从日本回来任新政府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部长。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将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混在了一起。辛亥革命前夕，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成为革命新军士兵，但看到辛亥革命果实很快被旧军阀官僚抢走后，大失所望，退出新军，继续读书和探索。1913年春—1918年夏，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这是一个思想斗争和观念转变的时期，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着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新文化运动之前，毛泽东读书范围既包括中国思想家的书，如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又包括西方思想家如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达尔文等人的著作。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是《新青年》这一新文化运动阵地的热心读者，受到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对专制、旧礼教、旧文学、文言文、封建思想等有了更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始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赞赏有加，彻底抛弃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辩证的，他认为对中西文化都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不像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比如胡适、陈独秀都有这种倾向，认为中国文化是绝对的坏，西方文化是绝对的好。新文化运动期间，毛泽东有了改造社会的抱负，但仍然停留于改造思想的水平上，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心”，还没有认识到更为深刻的经济、政治因素。1917年底至1918年初发起并成立新民学会，学会章程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以“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为会员守则。毛泽东寻求真理的决心是“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1918年8月，毛泽东因新民学会会员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进北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北京大学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学术氛围活跃，新旧思想斗争激烈。从此时到五四运动前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既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接触到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如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毛泽东回忆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期间，毛泽东还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就是把学校、家庭、社会结为一体，通过人人平等、互助等新社会生活方式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五四运动作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毛泽东也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一个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于五四运动后不久创办了宣传革命思想的《湘江评论》，开始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潮流有了深刻认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动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当时有不少人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民众联合的力量有了深刻认识（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但此时，毛泽东仍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能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有限，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暴力革命理论还缺乏认识。
直到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到北京、上海继续探寻改造中国之路，读到《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等书籍，对各种主义思想进行比较，与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复等人进行多次讨论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中的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1月1—2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在长沙等地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创办书社，介绍新书，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斗争。除此之外，毛泽东非常注重深入工人、农民之中，同劳动者打成一片，办夜校，启发他们学习，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传播。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条件
1．重大相关历史事件：影响中国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两大实践运动
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20世纪开天辟地的政治事件，对世界范围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产生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因为它创新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新领导力量，并且创造了新的革命道路和新方向。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者的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成功领导了革命，成功组建了新性质的政权，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回顾之前，世界上反抗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专利，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由统治者领导。清末，面对清王朝的昏庸无能，虽然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王朝政权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但这种农民起义的阶级局限性是很显然的，它依然信奉的是旧封建思想，也必然以失败告终。当时也出现过贵族官僚、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先后发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但也主要是以封建主义挽救封建统治，也必然一一失败。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这种在形式上照搬欧洲的民主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合适的现实基础，其领导阶级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软弱，革命明显呈现出不彻底性，既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等经济基础，也没有触动旧军阀统治等政治基础，更没有触动旧意识形态等文化基础，甚至还对西方帝国主义外部列强势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屡屡失败之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号角似乎一下子唤醒了中国人，不仅使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者摒弃从前，转投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革命之中，而且更加鼓舞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给予他们新的希望、新的憧憬、新的斗争方向。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者的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二：苏俄外交政策与帝国主义迥然不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的本质被彻底认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幻想被现实打破。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体系下的民族解放的理论，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体系下，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倡导建立独立自主、平等的、人道的民族关系准则，他将马克思主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一论断运用于新生的苏俄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中，指出：“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列宁强调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声明放弃或取消俄国之前在中间的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这些赢得了中国革命人民的欢迎和尊重，使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人心。
俄国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与中间阶层问题》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现在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受摧残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口中最爱戴的名字，这也不偶然的。如果说以前，在极辽阔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被认为是受压迫受摧残的奴隶的救星，那么现在的情形是：在帝国主义的极其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其次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
五四运动对中国人的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一：从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阵营开始分裂。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崇尚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希望以理性和反封建的文化变革拯救中国。但是，封建王朝覆灭后的封建复辟和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利益的惨痛教训，让中国革命志士认识到，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改变现有的经济基础，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造中国才是根本出路。于是，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新文化运动中的干将开始出现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毅然抛弃旧的世界观，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五四运动对中国人的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二：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一起登上运动舞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阶级的力量。五四运动之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看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也不敢发动工人、农民。五四运动以学生运动开始，以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参与革命斗争胜利收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让革命者看到了自己阶级的力量。先进的志士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而且与中国无产阶级相结合，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经历了五四运动，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才是救国之道。
2．重要学术史：思想交锋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多种思潮之一进入中国，也必然处在多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之中，经历过真理越辩越明的阶段。
新文化运动期间，大量西方思潮进入中国知识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进化论、实验主义、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五四运动期间，又有大量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包括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都为社会主义。在此情形下，人们受到这样那样思想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主义之争也很容易爆发。马克思主义被反动势力攻击和污蔑为“过激主义”“洪水猛兽”“异端学说”。将问题与主义对立的言论也甚嚣尘上，也有人醉心于超阶级的纯学术，将学理与主义对立起来。
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多个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思想论战，其中包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建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论战，还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加以反击和批判。应该说，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主张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于还不十分成熟、不具有斗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胡适不仅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而且邀请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来中国讲学。扩大其影响。张东荪也邀请基尔特社会主义倡导者罗素来中国讲学，无政府主义者摆出最革命的样子，叫嚣个人万能、绝对自由、最彻底的革命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这个阶段的思想交锋和论战，一方面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教育人们科学对待理论，理论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实际工作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打下初步基础。
下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及观点（尤其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要与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例证参考。
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积极参与问题与主义之辩，同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文中指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陈独秀于1919年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提出：“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
张太雷于1921年在《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提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
恽代英于1921年在《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中提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恽代英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23年10月创刊），经常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抨击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李达于1921年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提出：“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编订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的文章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第2集），“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第3集）。1921年1月21日他给在法国的蔡和森的回信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当然，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交锋和论战在之后仍在持续爆发。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道路抉择的大论战，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并联合各革命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不仅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得以在革命实践中结出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此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断进入中国人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点分析
1．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进入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得以传播的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具有被中国人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有利条件。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并非全国的执政党，只是在自己的根据地或所到之处发挥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共处的环境并不十分有利。马克思主义在艰苦斗争的条件下，在经历了在人们头脑中、在社会上越辩越明的曲折以及被中国共产党不断胜利的实践反复证明后，才得以不断扩大影响并逐渐深入人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身就是更有力的现实证明，中国人民为这一胜利欢欣鼓舞，代表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的认可，尽管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学过、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明显处于十分有利的条件之下。
第二，马克思中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全国解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分布到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策和策略让每个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2．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育普及
第一，学习、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顺理成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她是马克思主义胜利的象征，所依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必然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必产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愿望。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只有让全国人民普遍理解和掌握，才能在建设实践中加以运用。在此情况下，全党、全国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全国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宣传教育，《矛盾论》《实践论》就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知识语言，从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诠释，当时在提高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关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工作，亲自帮助选编教材，动员理论家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通俗读物。比如，1951年3月17日致函李达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1954年12月28日又致信李达：“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毛泽东还推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等适合大众和青年人阅读的书籍。
第三，教育普及的形式和渠道多种多样。党校是党培养教育干部的专门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的重要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党校，党校轮训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的重要途径。全日制大、中、小学也是贯彻思想教育的主渠道，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学习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的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响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建议，对民主党派成员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觉悟、改造观念等类似要求。这种学习往往也结合着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学习，比如1953年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热潮。当然，学习运动也与政治斗争、与个人崇拜发生过联系。
第四，出版发行大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读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在解放区之外被禁止出版，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满足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实际需要，整理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宣传介绍读本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1949—1956年，主要整理重印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等。1956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74年共出版了39卷）。1955年开始出版发行《列宁全集》（到1963年出齐了39卷）。1960年出版《列宁选集》，共4卷（1972年再版）。1953年开始出版《斯大林全集》（到1956年共出版13卷）。1951年开始出版《毛泽东选集》（到1953年共出版1—3卷，1960年出版第4卷）。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普及，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服，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服，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