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三大礼赋》与入仕

当科举考试、干谒投赠乃至从军边塞这几条路都走不通时，杜甫决定直接向皇帝献赋。唐代自武则天时期开始就在京城铸铜为匦，设立了投匦献赋制度，其中供文人投献赋颂的叫“延恩匦”，由献纳使负责管理，目的是笼络吸纳天下文士。杜甫于天宝九载（750年）岁末献《三大礼赋》，在天宝十载（751年）终于得到了玄宗的赏识。

杜甫此次献赋，其实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天宝九载（750年）八月，处士崔昌上书玄宗，请求确立唐朝为土德，即所谓“以土代火”。此说源于战国时齐国阴阳家驺衍所创制的“五德终始说”，他认为天道运行、王朝更迭都是五德转移、相生相克的结果，认为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汉复为土德。很明显，“五德终始说”试图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历史的兴衰更替，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实质是为王朝争正统。而从史料来看，崔昌的真正后台是宰相李林甫与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玙等人。然而正当玄宗犹豫不决之时，发生了“四星聚尾”的奇异天象，即金、木、火、土四星均聚于尾宿。据《史记·天官书》解释，凡遇四星或五星相聚的特异天象，对统治者而言，是“有德受庆，无德受殃”，笃信星占之学的玄宗遂下定决心接受崔昌的“以土代火”说，于是在天宝十载（751年）正月举办祭祀太清宫、朝享太庙和南郊合祭天地的盛大典礼，通过这三场盛大庆典，制造“有德受庆”的气氛，以抵消“四星聚尾”在政治上带来的消极影响。

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唐玄宗举行了祭祀太清宫、朝享太庙和南郊合祭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适逢其时地献《三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在献纳使田澄的帮助下，终于上达天听，玄宗读后赞赏不已，对杜甫之文才啧啧称奇，于是下令让他在集贤院等待诏令，随后派宰相考察他的文章，这是令杜甫终身都感到自豪的非凡荣耀。由于杜甫献赋时已经到了天宝九载（750年）岁末，所以给杜甫安排的考试推迟到天宝十载（751年）正月以后举行，这年杜甫已经四十岁了，来长安求仕已经过了五个年头。杜甫后来在《莫相疑行》中回忆了这次考试的场景：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

另外，他在《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一诗中也提到此事：

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

宰相在政事堂对杜甫进行了单独考试，考试的题目也是由宰相亲笔书写的，这当然都是极高规格的待遇，显示着这场考试的特殊性。监考人员是集贤殿的众位学士们，这样看来，这与其说是在监考，倒不如说是一场集体观礼，众人围在杜甫周围，看他援笔铺纸，挥毫落墨。在这场特殊的考试中，杜甫的心情一定非常激动，但他还是沉着出色地完成了答卷。集贤殿的学士们争相传阅着杜甫的答卷，交头接耳地品评议论着，其中的崔国辅和于休烈两位学士首先发表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杜甫的诗文海涵地负，冠绝群伦，特别是已被天子御览的《三大礼赋》更可称为文章之翘楚，不仅远追“屈宋”，而且力压时贤，堪称大手笔。众集贤学士们也都争相附和，纷纷表示赞同。最后由作为主考官的宰相签署考试评语和成绩，他认为杜甫名实相副，确为可用之才，并将考试结果上报吏部，吏部也很快地进行了批复，宣布授予杜甫“参列选序”的资格。杜甫这次考试之所以如此顺利，和此前献赋为玄宗所赏识有很大关系。既然天子读了《三大礼赋》后都啧啧称奇，还下令让宰相对他进行复试，这相当于已经为杜甫入仕定了基调，宰相又怎会不悬揣圣意，顺水推舟地予以落实和认可呢？可见献《三大礼赋》是杜甫求仕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另外，杜甫献《三大礼赋》后虽蒙玄宗赏识，却并未立即得官，仅得到区区一个“参列选序”的资格，学界对此多有认识模糊乃至误解之处。如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曰：“公初应诏而见黜，后以召试而仍弃，皆林甫为之。”陈贻焮先生在《杜甫评传》中也认为，这是由于权相李林甫从中作梗，并推测“问题就出在‘命宰相试文章’这几个字上面”。当时的左相是陈希烈，右相是李林甫。天宝六载（747年）玄宗“诏征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李林甫使包括杜甫在内的考生全部落榜，并上表祝贺玄宗“野无遗贤”，这次杜甫献赋后迟迟未能得官，很可能是李林甫这个权奸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做的决定：决不能让杜甫高中，决不能承认上次落第者之中还有可选拔的“遗贤”，否则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陈先生的这种看法一度左右着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此后的诸种杜甫传记都承继了这种说法。然而若从铨选制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唐代的铨选制度规定，通过制举或恩科获得出身者要候选三年，之后才能来京都参加吏部铨选，合格者被授予官职。杜甫经过考试后得到“文善”“名实相副”的评价，虽然获得了“参列选序”的“出身”，却不能立即被授予官职，因为按照规定，他还要等待三年。若从天宝十载（751年）春算起，一直到天宝十三载（754年）春天方满三年。而吏部的冬集铨选是每年十月举行，不知何种原因杜甫没能参加天宝十三载（754年）的铨选，他又多等了一年，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冬才参加吏部的铨选，并得以释褐授官。总之，李林甫固然是个权奸，但把杜甫献赋后未能立即得官说成是他捣鬼，却是冤枉了他。

天宝十载（751年）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以及豹、天狗各一只。于是这年冬天，杜甫又作了一篇《天狗赋》，序中说“天宝中，上冬幸华清宫，甫因至兽坊”，表明他这年冬天曾跟随御驾前往华清宫，并得以亲见天狗。或许正是因为献《三大礼赋》有了“出身”，他才有资格随驾骊山吧！由于此赋作于杜甫获“参列选序”资格后不久，因此对我们了解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态颇有帮助，杜甫在赋中托天狗以自喻曰：

初一顾而雄才称是兮，召群公与之俱观。宜其立阊阖而吼紫微兮，却妖孽而不得上干。时驻君之玉辇兮，近奉君之渥欢。

诗中写天狗刚从西域运来时，天子颇为重视，曾亲自迎接，并召群臣和他一起来观赏天狗之雄姿。所谓“初一顾而雄才称是”不就是“玄宗奇之”吗？“召群公与之俱观”不就是“命宰相试文章”“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吗？而天狗的“雄才称是”，与杜甫考试后“名实相副”的评价不也正好一致吗？可见赋中天狗的遭遇与杜甫献赋未遇的遭际惊人地相似。天狗初来时已得到君主的肯定和赏识，按说理应得到重用，“宜其立阊阖而吼紫微兮”，却不料竟被闲置：

使狊处而谁何兮，备周垣而辛酸。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赏阑。仰千门之崚嶒兮，觉行路之艰难。惧精爽之衰落兮，惊岁月之忽殚。顾同侪之甚少兮，混非类以摧残。偶快意于校猎兮，尤见疑于蹻捷。

赋中“彼用事之意然兮，匪至尊之赏阑”之语，也与杜甫献赋受君主赏识却难得一官的境遇完全契合。本来杜甫献《三大礼赋》后已经得到君主的赏识，按理说授官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未曾料到授官竟是如此艰难，难怪他会发出“惧精爽之衰落兮，惊岁月之忽殚”之慨叹，赋中杜甫将自己怀才不遇、欲进无门、年华虚掷的焦灼与苦闷吐露无遗，表面上是为天狗鸣不平，实际上正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天宝十三载（754年），杜甫又向玄宗献《封西岳赋》，之后再献《雕赋》，其《进雕赋表》云：

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唯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天子哀怜之。明主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伏惟明主哀怜之，无令役役，便至于衰老也。

杜甫在表中向玄宗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出身、个人才华抱负及所面临的困境，希望君主能“哀怜之”，语气近乎乞求，千载之下读之，仍令人动容。《雕赋》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威猛刚毅、疾恶如仇的鸷雕形象，具有“大臣正色立朝之义”的鸷雕正是诗人自己的化身，是诗人性格的艺术体现。然而这几篇赋献上去之后都石沉大海，没了下文，因为玄宗此时根本无暇理睬这些，他的心思都在崇信道教、祈求长生上。

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杜甫才被授予官职。当时吏部在铨选中实行“三注三唱”制度，第一次注拟时，授予杜甫河西尉一职，河西属同州，在今陕西合阳，杜甫以县尉这一官职“凄凉折腰”而未接受。直到第二次注拟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时，杜甫才表示接受。杜甫在《官定后戏赠》诗后的自注中说：“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不过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却说杜甫所任官职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而非“兵曹参军”。这两种说法究竟孰是孰非，目前已经无法做出明确判断了。两个官职名称颇为近似，所掌之职稍有区别。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掌管武官簿书，而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掌管军用铠甲器械及本府营缮之物，官阶均为从八品下。另外，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或胄曹参军）是职事官，按照惯例，吏部在授职事官的同时还应授予相应的散阶。在唐代官制九品三十阶的系统内，文官从八品下阶对应的散阶是承务郎，然而由于没有相关文献记载，我们对杜甫的散阶只能是猜测。杜甫《官定后戏赠》云：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不管怎么说，杜甫在长安十年求仕，至此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杜甫表示接受这一官职，因为有了官职，起码能领到一份微薄的俸禄，这总比寄食友朋强了不少，所以归隐的念头至此也暂时打消了，至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只好在以后慢慢等待机会了。学界在解读此诗时往往都会征引《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认为许身甚高的杜甫如今只得了从八品下阶的兵曹参军，这对其真是“极大的嘲讽，是恶意的作弄”。这种解读有简单化的嫌疑，实际上“致君尧舜上”只是诗人的伟大理想，这种理想与其初任官职的低微并不矛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难道杜甫还不懂既要心怀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这个简单的道理吗？若按这种逻辑类推的话，那么抱有“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理想的李白只能做宰相，让他做供奉翰林对他也同样是极大的嘲讽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一书指出：“经常抱怨‘达不到伟大政治抱负’的，其实不是唐代诗人本人，而是不了解唐代官制的文学研究者。”其实杜甫在《官定后戏赠》中已经表示认可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一官职，称“率府且逍遥”，不再想归隐山林了，但他仍然用“回首向风飙”的举动表达他接受这个官职后的复杂心情，那么杜甫倘若不是嫌弃官小，他又是对什么感到不满意呢？这就涉及杜甫对自己官职的预期问题了。此前杜甫在《进雕赋表》中向玄宗表达自己的志愿时说：“明主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也就是说，他想和祖父杜审言一样做个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另外杜甫在《天狗赋》中还曾表示想做一个像天狗那样负责“触邪”“却妖孽而不得上干”的皇帝近臣，所司之职似乎近于殿中侍御史或者拾遗、补阙之类的官职。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是负责太子东宫武官簿书的闲职，这与杜甫想做皇帝近臣的期望有着一定的落差，而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所以得官后才会有摇头叹息之举。

通过杜甫在长安十年求仕的经历，我们看到了唐王朝政治的极端腐朽，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来看，人才的上升渠道已不通畅。像杜甫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心一意想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花费了十年时间竭尽所能地寻找机会，又与上层人物有一定的关系，但终究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脱颖而出，即使最终凭借出众的才华争取到了入仕机会，可仍然没有得到合适的职位。相反，那些逢迎拍马、见风使舵的小人们却个个都飞黄腾达，早据要津，志得意满，这其实并不是杜甫的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表明政治制度败坏了，政治气氛污浊了，人才体制腐朽僵化了，这都是当时社会已经病入膏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