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世实物——日意格所获金牌

极为难能可贵的是，1864年由左宗棠上奏颁发给宁波一带有功洋员的金牌实物中，有一枚存世实物在2000年后被发现，即常捷军军官、时任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所获得的那枚二等金牌，至今仍然由日意格家族收藏。考虑到宁波颁发给洋员的金牌，可能很大程度上源自崇厚在直隶创制的金宝星的设计，这枚金牌又成了一窥近代中国宝星初创时代风貌的重要实证。

这枚二等金牌实物被发现和得到确认，经历了一番小的波折。

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年出生于法国海滨城市洛里昂（Lorient）,1850年代考入海军学校，毕业后成为法国海军军官，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随军来华。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日意格成为法方委员的秘书，在此期间开始学习中文，表现出了难得的语言天赋，很快成为法军中少有的通中文的人员。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日意格参加了联军设立的中国海关检查团，成为宁波海关首任税务司，参与组建和领导常捷军，因而和左宗棠相熟。后来，日意格协助中国成功创建了著名的船政，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此种缘故，日意格几乎成了近代中法两国间交好的象征性人物。

2014年，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法国外交部部长在法国驻华使馆举行仪式，作为中法传统友好的象征，将一尊日意格塑像的复制品赠送给了福州马尾，后入藏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展出。这尊塑像的原件是日意格在世时订制，现存法国日意格故居，塑像为半身像，极为写实，塑像的基座上则以浮雕的形式，刻画了日意格所获得的长方形的中国头等宝星勋章（下文将详述）。当第一次看到这尊塑像的照片时，著者即注意到了其中一个突出的细节，即塑像的胸前，刻画着一个类似环佩玉锁一样的物体，其造型极为中式化，显得非常特殊。当见到塑像复制品的实物后，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印象，只是塑像上的这个奇特物体，只表现了外形轮廓，并没有进一步的内容细节，无法辨明其真正的含义。

1．中法两国友好交往的象征人物日意格。

2．收藏于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日意格塑像。请注意塑像基座上的头等宝星形象。

随后，这件奇特的“环佩玉锁”，在日意格生前聘请画师绘制的一幅个人肖像画上也被发现。彩色的油画上，这件“环佩”被画成金光灿灿的颜色，似乎表示是一件金质物品。围绕这件物体的身份为何，著者和一些研究者曾经进行过热烈讨论，有讨论者根据日意格曾经因为帮助中国建设船政而获得头等宝星的历史记载，认为这件挂在脖子上的“环佩”就是头等宝星。而著者根据既有的关于宝星造型的资料没有任何与此相似，认为并不应当是宝星，而可能是一种越南的勋奖章，因为历史上越南王朝曾制发过多种玉佩、玉锁造型的勋、奖章，只是对照日意格的生平历史，似乎并没有获得过越南勋奖章的记录。此后，随着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到一张日意格早年在常捷军中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日意格胸前就挂着这枚“环配”，更证明了这不是日意格1874年获得的头等宝星。

1．日意格油画，可以看到胸前金灿灿的“环佩”。

2．常捷军时代，日意格（居中者）和其他常捷军军官们的合影，照片中日意格的胸前即挂有“环佩”。

3．日意格所获二等金牌全貌。（供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4．二等金牌背面特写。（供图/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

然而，由于缺乏这件“环佩”更细节的照片，日意格脖子上挂的“环佩”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仍然无从破解。

时间到了2016年，即船政建设150周年纪念之际。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与法国学者魏延年在马尾联合举办《一个法国人的中国梦》展览，大量展出了魏延年从法国搜集到的有关日意格的照片、图片资料。此时，日意格“环佩”的实物现存状况照片赫然出现，由于是“环佩”实物的彩色照片，各种细节毕现，有关于这件物体的真实身份也终于水落石出。

这件“环佩”，竟然是1864年左宗棠批准、史致谔制作下发的那枚二等金牌。

从总体造型来说，金牌就是中国传统的“环佩”形式。其主体，是一枚圆形的徽章，即金牌本身。从表面细节来看，并非是规整的机制徽章，而是金银匠、首饰匠一类的工匠手工加工的物品，其中部自上而下是“大清御赏”四个字，字体的刻画修饰不甚工整，稍显稚拙。在中心文字的左右，各是一条飞龙纹样，同样也并不工整，较为抽象、简单。圆形的金牌背后，总体布局与正面相仿，左右也各有一条飞龙纹样，中心的文字则是“奖赐武功”四个字，其字体的刻画则比正面的“大清御赏”显得老到。金牌表面的图案、文字，恰好和左宗棠上奏档案中的描述吻合，飞龙纹对应了左宗棠所说的“盘龙金牌”的描述，金牌正面的“大清御赏”和背面的“奖赐武功”的最后一字，对应了左宗棠所说的“功赏金牌”的描述。

百年之后，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佐证，正是历史研究的奇妙之处。

由圆形的金牌向上，是两股最终相连的金链，用于将金牌挂于脖颈，非常特别的是，在两股金链之间，还有三件装饰物，从上而下分别是横框造型的金片（其寓意尚待解读）、二龙戏珠图案金片、福寿造型（蝙蝠、寿桃）金片，看起来较为突兀。自圆形的金牌向下，则是三股短金链，似是作为装饰的穗链。

“环佩”本身的细节显示，附加在金牌上下的链子以及装饰物，并不像是后期做的改造，当是在制作金牌时就是这副模样。中国传统的实物功牌，并不考虑佩戴的问题，大多只是类似纪念币的性质。而勋章、奖章对于西方人来说，最重要的意义之一莫过于佩戴在衣服上，以彰显荣誉。可能就是为了解决金牌的佩戴，以当时简便易行的工艺手段，给金牌加上了类似中国传统的金锁、玉佩所用的挂链。也许，崇厚在天津创制、李鸿章在江苏续办的金宝星、银牌等的造型，也是近似的面貌。

这件“环佩”的历史信息得以确认，不啻是给了现代人一把打开中国近代初期宝星之谜的可贵钥匙，为研究、推论中国近代宝星创始阶段的形象提供了重要的例证。

同时，这枚“环佩”身份得以确认，还有一层另外的意义。现代以来，在拍卖市场上，陆续出现过一些造型各异、铭文各异的中国早期贵金属功牌、金牌等物品，但是往往没有可靠的史料能够对应佐证。而对照日意格二等金牌的工艺与造型，又能发现出一些别样的问题，即部分现代出现的早期“功牌”“金牌”，造型非常规整，类似于机制币的效果，超出了日意格所获的二等金牌的工艺水准。而且在铭文、装饰图案方面，也是过于工整，并没有日意格二等金牌所传达出的早期金牌制作工艺水平不佳的信息。这种现象，值得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