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略和军队改革（公元前110年至前86年）

罗马人战胜希腊（Greek）方阵的军团，在与汉尼拔（Hannibal）的作战中英勇地承受了可怕的损失，他们怀着百折不挠的勇气一次又一次面对被消灭的命运，直至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耗尽元气，最终放弃了意大利。这支军队与恺撒麾下士气高涨的军团截然不同，而后者在恺撒的指挥下威震罗马人了解的全部世界。令人称奇的是，恺撒的军团编制更接近希腊人的“单一方阵”，而不像由公民兵组成的精良部队，后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面对战场灾难表现出的顽强的战斗精神，使得这场战争在罗马的勇气和智慧史上永垂不朽。恺撒的排兵布阵与汉尼拔在战争后期的历次战役中的差别小于与马塞卢斯（Marcellus）或尼禄（Nero）的军团的差别。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阿斯库卢姆（Asculum）、赫尔多尼亚（Herdonia）和扎马（Zama），汉尼拔将部队的方阵步兵排成两条或三条战线。至于恺撒的军队，恺撒在所有战役中也把步兵支队部署为梅花形和棋盘形，这与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典型部署类似，有时候几乎一模一样。让我们来看看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的罗马军团，是由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划分的等级而服役的公民兵组成的一个团体。这种兵役更倾向于被认为是特权而非义务，受到保护。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自由人（burgess）才被允许服役，那些财产不足12500阿司（ass）的公民没有服兵役的权利。他们是无土地财产者（proletarii），即只有少量财富的人以及无产者（capite censi）——他们无足轻重，几乎只能滥竽充数。

因此，军团的兵员是由最高阶层的人组成的，起初武器和军团中的地位也是根据等级而定，后来根据服役时长而定，所以最年轻的士兵，也就是从17—25岁的人担任轻步兵（velite）;25—30岁的人担任第一线的重步兵，也就是青年兵（hastati）;30—40岁的人担任第二线的重步兵，也就是壮年兵（principes）；而40—45岁的人担任第三线的预备兵（triarii）。

轻步兵充当散兵。每名士兵占据的空间大约是1.5米见方。组成青年兵和壮年兵战线的步兵支队有120人，正面每行12人，纵深10行，2个步兵支队之间的距离等于支队正面的宽度。战线间相隔约75米，壮年兵支队站在青年兵支队间隙的后方。预备兵步兵支队只有60人，站在壮年兵支队间隙的后面。

三条战线都由10个步兵支队组成，因此每条战线分别有1200名青年兵、1200名壮年兵和600名预备兵。另外，还会增补1200名以上的轻步兵，使每个军团拥有4200名步兵，其中3000人是重步兵。

每个军团有300名骑兵部署在侧翼。轻步兵通常部署在预备兵的间隔之中。本书中关于汉尼拔的那一章将详尽说明阵型的细节。

实战证明，这样的机制拥有异乎寻常的机动性和能力来应对意外情况，组成军团的完美兵员所具有的严明纪律和高度的团队精神，理所当然地让军团成为一支无与伦比的军队。公元前3世纪的数次战争证明了军团的高度组织性，它的战斗力达到了巅峰。

恺撒时代的军团主力是个截然不同的团体。国家和军队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影响到了兵役事务，进而对军团也产生了影响，内战时期还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恺撒继承的军团的样式完全不同，它与马塞卢斯、尼禄和西庇阿（Scipio）的时代大相径庭。

相比于作为统帅的成就，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因性格粗鲁、古怪以及在政治领域的成功和失败而令人惊叹，在历史上留下了更引人注目的印记。虽然马略是一位无可置疑的干练领袖，为罗马在色克蒂留斯泉（Aquae Sextise）取得的战胜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的战绩意义重大，不过令他在军事历史上的地位更加崇高的原因是他对罗马军队的改革，而不是在战争艺术方面的其他贡献。

当罗马共和国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开始支配罗马公民的思想和行动时，军队也会受到它的不良影响。内战可悲地重创了罗马人的军事节操，盖乌斯·马略是第一个对军队的品质给了当头一棒的人。在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塞尔维乌斯国王留下的许多措施发生了变化，或是得到了显著改进。对公民享受服兵役特权的最低财产要求降到了4000阿司。军团的装备不再根据财产，而是如上文所述那样按照服役年限而确定。财富和奢侈已经取代了质朴的古老习俗。有产者们逐渐倾向于逃避兵役，而无产者们则发现，当兵是提升他们境遇的一种手段。在军中打过仗不再是提升政治地位的必要条件。有产者组成的骑兵不再参战，成了一种仪仗队。

富人逃避履行军事义务，导致罗马无法通过号召各个阶级参军这种简单的方式迅速组建大规模的军队；阿劳西奥（Arausio）战役之后，在需要立即征召大量士兵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情况。罗马新征服的蛮族土地也开始提供骑兵，比如色雷斯（Thrace）的重骑兵和努米底亚（Numidia）轻装非正规部队；另外还有轻步兵，比如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和巴利阿里（Balearic）投石手；重步兵依然由意大利人来充当。

马略给了每个生而自由的平民无论贵贱，平等服役的权利。重步兵，包括青年兵、壮年兵、预备兵都拉低到一个水平线上，由军官们按照每个人的能力来决定到哪里服役，担任什么兵种。所有重步兵的武器装备都得到了统一，聘请角斗士担任武器教官来教导新兵如何使用武器，而马略在非洲战争中的最喜欢的战友和同袍普布利乌斯·茹提利乌斯（Publius Rutilius）为新军团编制了一套战术体系。

公元前107年，作为一个平民的儿子，马略获得了执政官的头衔，他发现了自己在组建军队上的优势——兵员不是来源于自高自大的阶层，而是来自他能掌控的平民阶层，这有助于他获取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后来的领导人，苏拉（Sulla）、克拉苏（Crassus）、庞培（Pompey）都对马略的政策萧规曹随。在这样的领导下，军队很快变成另一种团体，它不再是罗马人勇气、诚实和爱国主义的代表。

在军队中服役不再是一种特权——公民走向荣耀的唯一道路。富有的公民不再认同从军，也忽视了体能训练。填补军队缺额的不再是各个阶层的贫富代表，而是无产者。不久后，各个阶层的人都参加了军队，其中包括罗马的附庸国的百姓、获释奴隶、异乡人和奴隶。罗马甚至渴求招募罪犯，有一次马略还组建了奴隶卫队。有些老兵用服兵役换取土地产权，或是作为留用老兵（evocati）享有特定的特权。

现在，军团并不是被简单划分为罗马军队和同盟部队。在同盟者战争（Social War）中，罗马公民权被广泛授予意大利人，军团由罗马人、辅助部队、行省部队和雇佣兵组成。马略的新兵审查就是简单的身材测量和力量评估，社会地位不起什么作用。招募骑兵的方式与步兵类似，大部分的骑兵都来自国外。如果骑士（knights）阶层仍然愿意服役，也只是安置在特殊荣誉的岗位上。古代招募士兵的规则被完全摒弃，所有愿意花钱的人都可以免服兵役，所有体质合格的人也都可以拿起武器投身军旅。

士兵的誓词不再是为共和国效劳，而是向将军个人宣誓效忠。随着罗马不断向外扩张，保持军队长期服役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将军们采取一切方法保证他们的军队不被解散。罗马公民从为了祖国光荣服役，逐渐堕落为底层士兵为了财富而当兵。雇佣兵和常备军替代了志愿兵，取代了仅在必要时才征召的军队。每个被征服的行省都任命了行省总督（proconsul），每位总督都拥有一支常备军和辖区内的无限权力，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他们获得辖区内的包税权。罗马正在步希腊的后尘。

古代按阶层服役的方式的改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军团指挥方式相应的变革。青年兵、壮年兵和预备兵的古老区分方式消失了，所有部队被分为重装或轻装部队。传承下来的武器和装备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军团古老的编制中，通常兵力是4000—6000名重步兵和300名重骑兵。这一编制被保留；不过在轻装部队方面，无论步兵还是骑兵都大大增加了，此时轻装部队从被征服的行省招募，他们不再是军团不可或缺的部分。骑兵的重要性和有效性都提高了，因为罗马骑兵在从伊比利亚（Iberia）到遥远的东方战场征战厮杀时，通过许多战争学习并仿效了他们认为更好的轻骑兵模式。在重骑兵方面，幅度较小的改进也是有迹可循的。骑兵对步兵的比例从1∶10增长到1∶7或者更高。

一位执政官所率领的军团数量不再是4个，而是达到了任何指定的数量，有时甚至多达10个，辅助部队、骑兵和步兵则更不在话下。战象和投射武器开始被普遍使用。战场上的军团会部署30架小型投石机和弩炮，每架由10人来操作。与亚历山大时代一样，这些机械不用于野战，而是用于狭窄地段、营地的攻防，以及渡河和其他工事的战斗。

梅花状的军团阵型保留到了马略时代，支队之间的间距依然与其正面宽度相等。不过，当军团不再是由早期那种从年轻时代就为了战争而受训的人员组成，而是逐渐由没有军事素养的新兵组成之时，军团士兵的个人品行和能力就再也无法指望了。不仅如此，随着士兵的素质下降，罗马人在与日耳曼（Germanic）野蛮人和东方民族作战时发现，敌人强行冲进队伍之间的间隔的危险日益严峻。从前，这一困难可以通过把壮年兵提上来填补青年兵之间的间隙或者紧贴着间隙的后方来解决。不过马略引入了另外一种布阵形式，也就是把军团的步兵大队（cohort）排成三条战线。军团分为30个步兵支队，每个支队由2个百人队（century）组成的编制被废止了。大队（cohort）这个词被沿用下来，不过，大队不再是由青年兵、壮年兵和预备兵各1个支队加上轻步兵和1个骑兵中队（turma）组成的战斗群了；而是由4—6个支队组成，共有400、500或600名军团士兵。起初，部队之间的间隔还有所保留，每个士兵之间间隔1.5米，纵深10行、行间距没有变化；步兵大队有40、50或者60条纵列（file）。不久后，随着军团士兵之间信赖度的下降，步兵大队之间的间距开始减小，各条横队之间的距离增加到90米。

此时，这些横向战线被称为第一线、第二线和第三线。第一线有4个步兵大队，第二线和第三线各有3个步兵大队。第二线的3个步兵大队都部署在第一线的各个大队之间已减小的间隙的后方，第三列的步兵大队部署在两翼和面向战场中央。军团的鹰帜（eagle）依然由第三线的第一步兵大队的首席百夫长（primipilus）执掌，每个步兵大队都有自己的特殊标帜（signum）。有些人认为，军团的第一线和第二线士兵被称为旗前兵（antesignani）；第三线的步兵大队中的士兵是最勇敢、最强壮的，不过他们不再是预备兵。

对于阵型的改变，尽管有时还不容易判定，然而确实还有其他变化。10个步兵大队站成两条战线，每条战线有5个步兵大队；或者采用15个步兵大队而不是10个，每个大队下辖2个步兵支队，每条战线部署5个大队。大队下面的纵列时不时地会被拆分和翻倍，组成一个5行纵深、正面宽度翻番的大队，填满战线中大队之间的间隙。终于，在队列间隙逐渐减小的过程中，大队之间连接起来，罗马军团又变回希腊步兵方阵的样式。这种没有间隙的阵型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来说，恺撒往往把步兵大队部署为或多或少都留有间隙的阵型。不过，第一战线几乎就是精锐部队的军团也屡见不鲜。古老的梅花阵消失了。这是军团战士间的古罗马爱国主义、纪律和忠诚精神沦丧的必然结果，他们被素质低下得多的人所代替，他们必须被牢牢掌控以便好好工作。最后一点，鹰帜的位置被移动到了第一线，旗前兵这个词还在使用，不过有了特殊含义，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解释。

龟甲阵（testudo-formation）已发展成为巨大的矩形阵型，与对抗骑兵冲击的现代阵型很相似，在罗马的东方战争中频繁使用。在开阔地上，罗马人有时以方阵行进，与布拉西达斯（Brasidas）的方阵——密集方阵（agmen quadratum）颇为相似。马略特别擅长行军的部署，在与朱古达（Jugurtha）的战争中，据说他将各个军团部署为一路纵队。苏拉率领骑兵，曼利乌斯（Manlius）率领投石手、弓箭手和利古里亚士兵在左右两翼掩护主力部队。主力的前、后方是由军事指挥官（military tribunes）指挥的一些以轻装行军队列前进的步兵大队，侧翼部署着大批侦察兵。

在战斗序列中，罗马军团位于中央，辅助部队位于两翼，轻步兵位于主力部队的间隙之中，也部署在侧翼，或者根据需要部署在前方和后方。骑兵开始作为打击力量使用，并以大批数量向敌人发动冲击或者执行保护步兵的任务。它不再像过去一样部署在侧翼。作战方式没有太大改变，不过大战略在迅速发展，直到它们在恺撒的手中达到罗马历史上的巅峰。

这一时期的其他变化恐怕更为重要。独裁官的最高统治权成了各路野心家追求的目标，是他们谋求国家所有权的手段。副将（legates）职务变得愈益重要，他们取得了军团和军队越来越大的指挥权，他们是将官级别的军官。军事指挥官变成了大队指挥官，百人队由百人队长（centurion）指挥。军团还在进行操练和体能训练，不过公民就不用进行这样的练习了。为了不让士兵无所事事和发生骚乱，军队会被派去从事公共建设，尤其是修筑大型军事道路。

内战开始时，恺撒将士兵的军饷翻倍。步兵一天的军饷是10阿司，百人队长是20阿司，骑兵是30阿司，并按照他们的年龄、伙食、武器、装备和马匹进行一定的扣减。

在恺撒时代，军队的纪律和士气正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巅峰，逐步沦落到后来微不足道的水平。勇气和良好的表现依然存在，不过这是以严厉的军纪来维持的。军队时不时会受到冷酷和不公正的处罚，而其他部队受到的惩罚却愚蠢得不值一提。这些部队不再依照法律，而是根据将军的情绪和性格作为赏罚准则。罗马人的辉煌胜利证明许多古老精神依然存在，不过是被截然不同的动机所驱使的。古代对荣誉和国家的热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战利品的贪婪追求和对流血与征服的渴望。这些人不再是罗马士兵，而是将领的私有财产，将领动用一切特别适合下层阶级新兵的手段，将他们与自己的事业捆绑在一起，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有奶就是娘”（Ubi bene ibi patria）成了军队公认的准则，每个将军都能轻易地使他的部队相信他是个好首领。罗马国内的暴乱表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士兵与汉尼拔战争时期的相比，是多么的渺小。

当恺撒的军团发生兵变并要求退役时，恺撒称他们为“老百姓”（quirites）。早期的每个罗马士兵都会自豪地看待这个头衔，因为他是一个公民才能成为士兵。不过恺撒的军团只是士兵，他们不是公民，但在乎成为公民。“老百姓”这个词让他们感到羞愧或害怕，从而让他们选择了服从。

随着军队中的处罚不再依据军法，部队向军人们下发了无功之禄。军人获得的恩宠越来越多。朴素的草木叶子制成的桂冠被昂贵的饰品取代，军官们，后来也包括士兵，不再于夜间从事修筑工事和其他繁重劳动的勤务。盛大的凯旋式变得无足轻重，奢侈品和虚荣取代了传统的朴素，不仅富有的公民如此，军营也有样学样。

虽然士兵堕落，指挥官们的能力却并没有随之消失。更确切地说，由于士兵们的素质下降，将领们的本事在于将他们驱赶上战场。

内战时期，要塞修筑和投射武器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营地的形态没有变化，不过壁垒和工事更加复杂了：壁垒更高、更厚；壕沟更宽，通常都有水；塔楼更多、更大，还有带棚顶的甬道将它们连接起来；防线前方的障碍物更多了；营地，特别是永备营地（castra stativa）变成了要塞。

甚至连战场都要塞化了。苏拉在他的战线之间竖起栅栏，在侧翼挖掘壕沟，在喀罗尼亚（Chaeronaea）战役中开始使用防备敌人的战车。在伊泽尔河（Isère）河口面对条顿人时，马略掘壕固守。罗马人固守着自己的战术，在修建临时工事方面，他们的聪明劲甚至超过了希腊人。

罗马军队的围城战也更加娴熟。在攻城战中，希腊人惯于用吊杆将部队吊到敌人壁垒上。包围城镇的部队包括两条步兵战线和一条骑兵战线，他们在盾车和龟甲阵的掩护下逐渐收紧包围圈，直至迫近到城墙边。这种由盾牌构成的可移动龟甲盾阵推进得到广泛采用，效果不错。

反包围和包围战线比往昔要专业得多。土山曾在希腊使用过，现在使用的比例大幅增加了。苏拉在马萨达（Massada）修筑的土山高达87.3米，上面还有其他建筑和47.3米高的塔楼。

罗马军团还会灵活地使用地道战术。苏拉在雅典（Athens）表现出了他的特殊才干。盾车、龟甲阵、攻城塔、冲城羊头锤（ram）都投入了战斗。投石车和弩炮一直在使用中。大型投石机在水平方向上的射程是600—1200米。小型投石机（scorpio）能将重矛发射450—750米。前者用在围攻战中，后者用于野战，还可以发射点燃的投掷物（falerica）。大型弩炮可以把石头投掷出600—900米，弹道与迫击炮相似，用于围攻战。小型弩炮（onager）则用于野战。最小的小型弩炮和小型投石机仅一人就可以操纵。

总体而言，这个时代的攻城战和希腊人类似。比起汉尼拔时代，他们的技术显著提高了，不过只有少数围城者能达到亚历山大的巧妙水平，没有人能打出可以和他比肩的英勇的攻城战。

外敌入侵迫使罗马人加强了其舰队的威力和效率。他们以惯常的魄力和出色的判断力达成了目标。

政府掌握着可用于造船的公共森林，且管理得不错。战船由双列桨战舰（biremes）、三列桨战舰（triremes）、五列桨战舰（quinquiremes）乃至八列桨战舰（octoremes）组成。三列桨战舰和五列桨战舰是最常用的战船。一些巡逻艇被用于执行简单的巡岸任务和侦察敌情（naves speculatorice），还有稍小一些的船，比如弩炮艇、运输船和平底船（pontones）在内河执行任务。战船大部分都有铁质冲角（rostra ferramenta），它们的侧面由木梁和盾牌保护，还有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防止敌人撞击。较大的船只甲板上装有投射武器发射装置和塔楼，甚至在小型船只中也频繁安装。每艘船都有铁钩、吊桥、攻城器械和投掷火罐的器械。当时已能熟练使用纵火船。

舰队由划桨手和水手操纵，也可由士兵和舰载步兵来操纵。划桨手和水手是由奴隶或者来自下层的人组成的，舰载步兵队是用类似军团步兵的方式组建而成的，他们宣誓效忠的对象是海军将领而不是国家。五列桨战舰有400个划桨手，其他类型战船的划桨手数量与此成比例对应。舰载步兵队的装备类似罗马军团，不过用的是钩镰枪、战斧和宽刃剑。划桨手也配备武器。

每艘船都有一名桨手长，他用锤子敲锣来掌控划桨节奏，还有管理船帆和船锚之类的水手长，另有一名兼任领航员的舵手（gubemator）、一名船长（navarchus）和一名舰载步兵指挥官（prcefectus navis）。指挥舰队的可能是执政官或者行政官（praetor），也可能是一名特派员（dux paefectusque classis）。

港口是天然形成或者人工挖掘的。人工港的最佳样式是海岸上的一个半圆，两条由海岸向海面伸出的防波堤，入口处用铁链封闭。内港分为好几个部分，并配有军械库和码头。这些港口面向海面和陆地的方向都筑有工事。

当舰队准备起锚出发时，划桨手首先登船，接着是舰载步兵队。进行了一些检查后，舰队起航，轻型舰艇在舰队前方，三列桨战舰和其他战舰跟进，后方是运输船。战船一旦靠岸就会被拖到岸上，向着海面的一侧用栅栏保护，朝着陆地的一面用野外工事保护。虽然这条规则在意大利巉岩嶙峋的海岸经常被打破，但如果可能的话，船队总是会在岸上过夜。

海战通常发生在靠近陆地的水域，船只通过降低船帆和桅杆以及清理甲板来减轻重量。罗马人会仔细观察和利用涨潮与落潮。

海战中常见的战斗队形是船只排成两条平行的战线（acies duplex），轻型舰船排在后面一线；一种阵型是凹面阵（acies lunata），吨位最大的船只放在侧翼包抄敌人；还有凸面阵，吨位最大的船只在中间。此外还有钳形阵（forceps）、楔形阵（acies cuneata）或者反向楔形阵。

舰队司令的桅杆顶端升起红旗和每艘船上鸣响的号声是开战的信号。开战信号发出后，船上所有人都会发出战吼，唱起战歌。投射武器开始开火，然后船只组成战线向敌人冲撞。每艘船都会努力撞沉或者撞坏对手，砍翻其划桨手，跳帮登船并缴获它或者点燃它。

罗马人会唱歌和奏乐，并用月桂叶装饰船首来庆祝海军的胜利。舰队司令被允许举办海上凯旋仪式。

总而言之，罗马古老而完美的民兵体制消亡了，士兵变成了职业军人，步兵部队成了纯粹的雇佣军。军团成员之间的差别完全是纯军事方面的，与其社会等级和阶级毫无关系。眼下一切都取决于将军，所以他身边茁壮成长的将军卫队（praetoriani）是正规常备军的雏形。

这个时期的精彩战役和战斗是将军们的杰作。军队的状况，无论好坏都反映了将军的精神和性格。为罗马赢得胜利的不再是罗马公民，而是旨在掌控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们的天赋英才。

马略在朱古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苏拉的才干——他当时的财务官（quaestor），后来的政敌。马略的前任统帅梅特卢斯（Metellus）因征服努米底亚，一直打到沙漠边缘而值得称颂。苏拉的功劳则是擒获朱古达。马略从两场胜利中受益匪浅，伟大的军队改革与马略联系在一起，不过他的军事成就除了具有政治意义之外，完全不值一提。

对马略而言，他是因为在色克蒂留斯泉和维尔塞莱（Vercellae）取得的大胜而备受赞扬的。罗马面临的危险从来没有像面对条顿人和辛布里人的入侵时那么大，罗马的生存归功于马略的拯救。公元前105年，罗马在阿劳西奥战败，执政官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Mallius Maximus）和塞尔维乌斯·凯皮奥（Servilius Caepio），以及8万名罗马士兵和一半的的非战斗人员因为内部管理混乱而命丧黄泉——这次惨败甚至比坎尼（Cannae）战役更具威胁性。马略被派到高卢（Gaul）去挽救这场惨败带来的危局。他有充裕的时间重整旗鼓，获胜的蛮族没有进军意大利，而是挥师前往西班牙（Spain）。在这里，他们被勇敢的伊比利亚人和比利牛斯山的险峻所阻遏，他们又向北进军，直到被顽强的比尔吉人（Belgae）拦住去路才再度转头南下，他们如同奔腾的大洪水一般，涌向罗马的普罗旺斯（Province）。

◎ 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行军路线

马略在罗讷河（Rhone）和伊泽尔河的交汇处安营扎寨，他荡平了那些心怀不满的部族，巩固了普罗旺斯其他部落的忠诚。此时，他扼守着通往当时仅有的两个可通行山口的道路，它们分别通往小圣伯纳德（Little St. Bernard）和滨海阿尔卑斯（Maritime Alps）。蛮族兵分两路，一路试图翻越东阿尔卑斯山，伺机进入意大利。另外一路是条顿人，他们打算渡过罗讷河，沿着海岸前往滨海阿尔卑斯。他们很快就出现在马略的营寨前，而这位执政官此前已经一丝不苟地加固了营地。虽然马略是个出色的纪律主义者，而且他的士兵们士气高涨，但在军队对条顿人的高大身材、狂野习性和刺耳战吼习以为常之前，他不想让军队与条顿人的庞大队伍交锋。

罗马人畏惧这些浅色头发、身材魁梧的蛮族，就像希腊人在马拉松（Marathon）战役害怕波斯人（Persians）一样。马略在他那坚固的工事中按兵不动，完全不为敌人的冷嘲热讽所动。最终，在连续攻击罗马营寨三天，蒙受巨大的伤亡之后，条顿人被击退。随后，他们向意大利进军，据权威史料的说法，他们的武装人员加上家属和辎重车队，一边嘲笑罗马军团说他们要为罗马官兵向其留在意大利的妻儿带口信，一边从罗马军营旁边走过，一共走了六天六夜。

现在，马略的机会来了。他用在朱古达战争中学来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尾随敌人，每天都在难以攻取的高地上扎营，并在营地周围构筑坚强的防御工事，终于，他认为他的士兵们已经斗志旺盛、怒火中烧，足以向敌人发动进攻了。在色克蒂留斯泉附近，甚至在罗马军团的营地竣工之前，两军就在他们之间的小阿尔克河（little river Arc）中汲水时发生了交锋。罗马军队赶走了阿姆布昂人（Ambrones），罗马人乘胜渡河并向敌人的车队营地挺进。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阿姆布昂人的妻子和他们的丈夫并肩战斗，蛮族损失惨重。不过他们也打得不错，这一天结束后，罗马人退回到了自己那一侧的河岸。

当天夜里，马略命令马塞卢斯（Marcellus）带领3000人——一些权威史料说其中有一些非战斗人员埋伏在蛮族营地附近河流上游的一片长满树木的河谷里，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在马略策划的战斗打响时包抄敌人后路。黎明时分，这位执政官把罗马军队部署在河流沿岸的一些高地上，他在这里已经建好了营垒，并派出骑兵引诱条顿人出营进攻。这一切都巧妙地完成了。蛮族已经建立起了罗马人不会打仗的印象，他们渡过河流，乱哄哄地冲上山坡。他们遭到罗马军团的顽强阻击而陷入混乱，被赶回了平原。蛮族不习惯地中海中午的炎热，在几个小时的战斗后疲惫不堪，正在此时，伏兵现身并冲下来，在骑兵的帮助下猛扑蛮族的后方。之前斗志旺盛的条顿人的士气一落千丈，他们在混乱中撤退，一路上遭到罗马军队的追杀，根据李维（Livy）的说法，条顿人蒙受的损失为9万人阵亡、2万人被俘。这场大战发生在公元前102年。

与此同时，辛布里人翻越了里申阿尔卑斯（Rhaetian Alps），不过他们没有立即向罗马进军。马略及时与他的同僚卡图卢斯（Catulus）会师。根据他们奇特而古老的风俗，蛮族要求马略指定会战的时间和地点，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决斗，决斗双方采用相同的方式来进行。马略照做了，公元前101年，他将战场选定在发生会战的地点，今天的维切里（Vercellse）附近。辛布里人最终被罗马人击败并消灭殆尽，根据拉丁历史学家的说法，至少14万人阵亡、6000人被俘。这个民族从此在历史上消失，罗马再度避免了被焚毁的命运。马略不仅仅是个英雄了，他是罗马人民的半神。

◎ 高卢胸甲，可能属于奈波高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