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主要的直接推动力。以当前最为活跃的信息技术革命为例，从2G升级到3G、4G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在信息技术中，芯片运算速度是度量信息技术水平和进步速度的重要技术指标。然而，如果我们要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技术水平或进步速度的话，就很难用可以直接度量的技术上或物理上的技术指标来衡量，而全要素生产率是这种情况下的一个替代衡量方法。虽然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技术进步速度）两者有差异，但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代替技术进步仍是当前最可行的衡量方法。

一、研究背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2018年3月，中美贸易战爆发。经过一年多来双方的十多次谈判，到2019年7月，尚无完全解决的迹象。2020年8月更是达到了冰点。与众多观察家的预计相符，从2018年的“中兴事件”到2019年的“华为限购”，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科技战，因为双方都很清楚，决定一国真正实力的最终关键因素就在于科技力量。

纵观全球几次重大技术进步，尤其是工业技术革命，对各国竞争力无不产生巨大影响。以纺织业和蒸汽机动力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也使得英国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世界霸主。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也极大地提高了美、德、日等国的相对竞争力。以计算机、空间技术、原子能等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进入“自动化时代”，欧、美、日等大大地发展了，也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实力。当前正在发生的以互联网应用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也必将大大地改变各国相对实力。从目前趋势来看，“信息化时代”技术革命必将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技术进步也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例如，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使得英国纺织业获得了长足进展，把每磅（1磅=0.4536千克）棉花纺织成线所用时间由此前的手工作坊的500小时降低到近代工厂的3小时。这带来了纺织品价格的大幅下跌，纺织品乃至棉花的生产数量激增，内衣开始在普通民众中逐步普及。

技术进步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作用，乃是因为它能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技术进步之所以能成为各国政府重要的政策考量变量，乃是因为技术是众多经济社会变量中变化较快且能推动实现“弯道超车”“蛙跳式”发展的重要手段。虽然总体来看，技术具有累积性、继承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一定基础但是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能通过布局新一代技术，从而实现技术上的反超。诚如马歇尔所说，“自然没有飞跃”，但是技术是更为容易变动的变量，技术的飞跃与跨越在理论上有可能性，实践上也不乏成功先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决策者就充分认识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1975年，邓小平指导起草《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以马克思“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的论述为依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脑力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1988年，邓小平在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的、有力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给中国的科技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动力，点燃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圣火，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科技体制；1985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计划——“星火计划”诞生；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提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201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大会提出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2016年5月30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提出：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重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正是由于极为重视科学技术创新，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突飞猛进，研发投入强度已于2013年达到了以OECD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的平均水平，如图1-1和表1-1所示。

二、研究意义：全要素生产率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在我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并据此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任务和奋斗目标，历来都是我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基础和前提，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与重要思想方法。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正确认识和把握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此后36年我们一贯的表述，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到党的十八大报告都是如此表述的。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解决了十四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标志着人民需要的拓展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前进上升，也反映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表述是继2014年11月“新常态”这个发展阶段表述后的又一新表述。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对新常态的继承与具体化。“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概念被提出后，众多学者对它的内涵、特征尤其是实现路径做了众多研究，目前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蔡昉，2018, 《人民日报》海外版）。

蔡昉指出：经济史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原因。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发展绩效的对比，也显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地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来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不为普通公众所熟悉的经济学专业词汇早在2015年3月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被首次提出。下面我们来看看“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词汇出现在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文件中的时间点：

（1）2015年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提高、水平提升，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2）2015年12月7日，“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国内外专家座谈会。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指出，规划要突出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转变。通过细化目标和硬化举措，引导地方、行业、部门把这方面要求变成自身追求。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源投入，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国民素质，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3）2015年12月18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做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做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4）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5）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6）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7）2016年4月19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对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做了部署，要切实贯彻落实好，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8）2016年8月24日，习近平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结束时发表讲话，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解决好思路和方向问题，着力在三个层面上下功夫。一是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二是优化现有供给结构。三是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大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和新业态。

（9）2016年11月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要落实好这些共识和原则，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下决心用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坚定推进结构性改革，强化正面溢出效应。要加快发展理念、模式、路径创新，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动产业和产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拓展发展新空间。

（10）201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指出，加快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家大数据战略，大力推动移动互联网和农业、工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新信息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安全优质移动互联网产品、服务、内容有效供给能力，积极培育和规范引导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约车、租房、支付等分享经济新业态，促进信息消费规模快速增长、信息消费市场健康活跃发展。

（11）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12）2017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这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方式的新征程。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我们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我们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我们将不断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新路径，大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建设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13）2018年4月20日，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网（络）（和）信（息化）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向，应该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14）2018年5月8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指出，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举措，是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对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迈上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

（15）201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坚持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农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持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

从以上相关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文件中提及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时间点可以看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理念贯穿于我国整体经济、信息、网络、农业乃至人才培养等不同的方面，将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的指挥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