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创立者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使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第一次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来，指明它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根本最本质的关系。他们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指明生产关系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暂时地存在于历史的一定阶段。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遵循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以客观经济规律为依据的坚实的基础上，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品质。当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马克思时代没有遇到的一系列新现象、新问题，政治经济学需要揭示其客观规律性，体现出其学科的时代特征。20世纪社会主义在中国等国家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结论的正确性，但是，中国基于自己的国情走了一条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不断地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科学观点。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刻认识这些规律，总结这些规律，把它们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同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矛盾。当前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对这些现象、矛盾的根源有科学的认识，并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路径，形成新的经济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学科，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政治经济学以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可以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政治经济学要成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经济学，需要根据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需要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塑造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解释力、前瞻力和影响力。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这是我们承担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包括以下任务：

一是要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即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基本范畴和概念），包括对现有的正在使用的学术名称和概念进行全面梳理，给予它们丰富的内涵（文献中的语言和实践运用中的语言）。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成就时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原创性的“术语的革命”，如“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等；有批判继承性的“术语的革命”，如“交换价值”“货币”“资本”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等。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对象和方法、基本范畴、基本理论问题以及理论分析范式（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的支撑点在于两个基本的命题，即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的精髓。

二是立足于中国实践，以原创性成果贡献“中国智慧”。我们对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梳理、提炼，从而奉献了一批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它推进了20—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有重要贡献。这些成果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改革开放30多年来，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中国经济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经济理论基本上还处于一个“引进和消化阶段”。尽管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学者在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多了起来，但在20—21世纪整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我们的贡献还很少，对作为整个人类思想财富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还不是太大。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发展，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市场分工体系，特别是随着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出现过的问题（如股市波动、产能过剩、经济周期）也开始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我们应该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考。

三是在21世纪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增强学科自信和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它在150多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使是不接受它的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也不能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揭示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和社会思想的巨大发展，使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个可以称之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断随着经济学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和发展而不断演化，也不断把其他新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吸收进来，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进展，等等。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在国际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完整和规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这个理论体系又有一些问题。首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学越来越“科学化”“精细化”，从而变成了一个非常数理化、公理化的一个体系。其次，这个理论体系是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成熟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基础而构建的，不能以此为参照物来解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转型国家的经济现象（例如“华盛顿共识”）。最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分裂、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虽然一些学者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出了问题，也看到了主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缺陷，并有“回到凯恩斯”“回到马克思”的说法，但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立场和作为其理论内核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缺陷使它一次又一次地面临“理论信任”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所坚持的生产关系分析和“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决定了它在当前经济学多元发展和各种思想、理论交锋中的优势和科学性，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承担起产出创造性思想、产出创造性理论的责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成果贡献出“中国智慧”，贡献出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研究成果。

是为序。

刘诗白

2016年8月，光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