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的人口转变实践

人口转变的规律具有普遍性，但同时各个国家或地区由于自身的特殊情况又会具有不同的人口转变特征。就普遍性而言，人口转变完成之后将出现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等现象。而在特殊性方面，许多欧洲国家在完成人口转变之后，面临的主要是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总人口规模不断萎缩，进而影响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局面。中国在完成人口转变之后，仍将面临人口基数大、人口规模影响经济社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等问题。因此，除了需要了解人口转变的含义和探讨人口转变的标准之外，还应对人口转变历程、转变模式、转变特点、影响因素、效应及人口转变的区域差异等方面进行研究，这对理解中国人口转变实践和实现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的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人口转变历程和阶段

关于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阶段划分，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两段论。中国人口转变历程可按照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的动态变动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人口死亡率变动主导，大约是在1949—1970年；第二阶段是由人口出生率主导，大约是从1970年至今，此阶段特征是人口死亡率已降到较低水平，并且人口死亡率保持相对稳定。[103]

二是三段论。这是国内比较普遍认同的一种阶段划分，借鉴Landry和Notestein的模型，结合社会经济发展背景考虑可将中国人口转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高出生、高死亡比较稳定和均衡的阶段；高出生、低死亡阶段；低出生、低死亡相对稳定阶段。根据Thompson的三大空间划分，中国的人口转变类型属于“亚洲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类型和日本人口转变类型的混合型”。[104]

三是四段论。中国人口转变历程按照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的动态变动也可划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7年），高人口出生率和较低人口死亡率，人口规模扩展迅速。第二阶段（1958—1961年），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和大范围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生育的推迟，人口死亡率猛升，人口出生率剧降。第三阶段（1962—1973年），人口年均增长率高，人口高速增长。第四阶段（1974—1997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死亡率基本保持在7‰的低水平，人口规模扩展速度减缓。[105]胡华清、梁巧转等（1996）将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两个方面结合来观察，认为中国人口转变经历四个阶段：一是人口高位静止与停滞不前的经济阶段，二是人口压力与初期经济发展阶段，三是克服人口压力与快速经济发展阶段，四是人口低位静止与福利经济发展阶段。[106]

四是五段论。Blacker的五阶段模型，中国人口转变可以划分成五个阶段，即“高位静止阶段、初期加速阶段、中期扩张阶段、后期减速阶段、低位静止阶段”, [107]这也与朱国宏（1997）提出的五阶段划分比较接近。[108]李通屏、郭继远（2007）从生育政策的角度出发，也认为人口转变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无生育政策制约的人口死亡率主导型阶段、城市有规定而农村无政策阶段、全面推行“晚、稀、少”生育政策阶段、生育政策向一孩紧缩并予以严厉实行阶段、生育政策稳定发展阶段。[109]

五是六段论。以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1949—1997年中国人口转变被分为加速增长、负增长、高速增长、减速增长、波动增长、低速增长六个阶段。[110]

二、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及特点

中国的人口转变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自发式的人口转变有所不同。宋瑞来（1991）引入“诱导性生育率转变”观点，把世界各国人口转变类型分为自发性和诱导性两种类型，指出中国属于诱导型人口转变。[111]李建新（1994）将人口转变放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认为人口转变类型、人口转变过程的不同，会表现为现代化道路的不同。他提出现代化有内生型现代化和外生型现代化两条不同的道路，据此认为各国的人口转变可以分为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人口转变和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人口转变，而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人口转变的共同特征是国家政府“干预”人口转变，而且都是以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为开端。日本、中国、印度都属于外生型现代化下的人口转变。[112]杨子慧（1998）认为人口转变理论具有普适性，而差别在于人口转变的途径不同，将西欧国家最初的人口转变称为“自发式转变”模式，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新情况称为“诱导式人口转变”模式，认为中国的“三结合”体现为“综合型人口转变”模式，将其称为第三种人口转变途径或模式。[113]王涤（2000）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先发展后节育”模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是“先节育后发展”模式，认为应该探索人口转变的第三条道路，即“节育与发展同步推进”模式。[114]李树茁等（2011）从性别偏好视角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模式，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伴随着生育水平和性别偏好的动态变化而呈现出上升、高位徘徊的阶段特征和下降的趋势。[115]

刘秀莲（1991）认为中国人口转变模式有三大特点：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下降的突变性、政策的强控性、波动的必然性。[116]李建新（2000）提出中国人口转变有六大特点、九大风险。其中，六大特点为快速转变性、干预诱导性、不稳定性、不平衡性、不彻底性、不安全性。[117]刘泰洪（2001）认为中国人口转变有转变的时间短、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干预性强、不稳定性的特点。[118]

三、影响中国人口转变的因素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国家的生育政策是最直接的诱因。[119][120]其次，现代化推动和社会发展，如经济、城市化水平提高等是间接诱因。[121][122]此外，文化、制度和技术等行为及其动力机制承载着中国人口转变的内核。[123]无论是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还是技术、制度等因素，都可以包含到现代化的内涵当中。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将影响中国人口转变的因素统归为社会经济因素和计划生育政策这两个方面，中国人口转变是由这两方面因素的动态变化共同推动的。

从政策法规视角出发，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迟了初婚年龄，通过转变家庭人口生育决策进而改变生育模式使生育率迅速降至低水平，对中国人口转变起着显著的作用。[124][125]从医疗技术视角出发，避孕技术的推广减少了意外怀孕的生育行为，堕胎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非意愿生育。[126][127]

四、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影响

中国人口转变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生育率下降、人口零增长、人口负增长后果和人口衰减、性别比失调、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人口结构失衡、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城市化、人口生态压力、人口红利等。[128]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把握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影响，对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一方面是积极影响。提及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除了使中国人口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是最直接的影响外，还有必要讨论“人口红利”的相关理论。于学军（2003）提出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一个时期内都比较低的局面，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这段时期就被称为“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129]王颖等（2013）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省级空间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130]王金营（2010）利用1978—2007年中国人均GDP、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少儿负担比、老年负担比、总负担比的数据，着重对中国人口转变中，年龄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以证明人口红利的存在并揭示它的具体作用。[131]

另一方面是消极影响。“老龄危机”其实是人口转变所必然引致的一个人口后果，是人口转变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人口死亡率与人口出生率相继下降从而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发生时间上来看，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并不同步，人口老龄化的显现总是较人口转变更晚，而且人口转变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不同的演进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132]人口转变完成之后，由于人口发展存在惯性，相比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而言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更快。所以，必须从思想上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真正重视，实现人口政策和人口工作的重心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数量与结构并重转变，并尽快完善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133][134]曹东勃（2011）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和老龄化将会从四个方面对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包括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以及适龄劳动力人口在数量上的不足、促使社会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朝向与人口年龄结构对接、改变传统养老模式及凸显国家对于老年人社会保障的职能、人力资源跨区域流动等。[135]薜继亮（2014）发现，人口出生率、劳动力占比、人口增长率、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等人口变量对人均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不一致，说明人口转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还处于一定的转折期，但是技术进步可以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136]

五、中国人口转变的区域差异

由于中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各地区人口政策实施力度、效果的不同，中国人口转变存在区域差异。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东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的差别；其二，城乡间差别。[137]尹勤（1998）通过对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曲线的研究，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转变进程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并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人口转变进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间的差异。[138]梁宏（2002）同样采用该方法，从总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三个方面综合了中国1990年各地区的人口状况，将各地区按人口转变完成程度进行了归类，并与按生育率转变完成程度的地区划分进行对比，将30个省、市、自治区分为四类。结果显示，两种地区类型划分有较大的一致性。[139]李建民（2001）和王金营（2001）的做法也与此类似，[140][141]通过对各省份的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聚类分析，从定量与定性两个方面论述，把中国人口转变分为都市、东部、中部、西部和西藏五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