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代北京城内宫廷宗教建筑概况

第一节
紫禁城内的宗教建筑

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正宫，明代的帝王自明成祖朱棣始至明思宗朱由校，都主要生活在紫禁城中。清朝自顺治入关，始终以紫禁城作为正宫，由于李自成曾放火烧宫，紫禁城内的建筑在清代虽然大的格局延续了明代的情况，但还是有不少变化。这些变化正是研究明清之际嬗变的绝好素材。尽管从清朝统治者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离宫御园内的居住天数要多于在紫禁城中的天数，但在重要的时日，如新正等，还是居于正宫的。这也说明了紫禁城在清代更具有一种仪式上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部分是保留了明朝的传统，部分则是出于清代帝王政治和文化政策方面的考虑，这些都是本文所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紫禁城的总体平面到清乾隆年间已是相当充实，比明代增加了不少建筑，建筑密度加大，格局趋于饱满，是明清两代历时数百年的持续建设使紫禁城的建筑和规划成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境地。其建筑内容同明代相比，有一个特点就是佛教内容的建筑和局部空间大大增加，道教的内容少了，宗法性宗教建筑基本维持原有格局，略有补充。这些变化同明清两代帝王对中国宗教的态度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整体的宗教文化格局是吻合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紫禁城内的佛道类建筑，都没有毁于李自成之手，钦安殿位于中路的显要位置也得以保全，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呢，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奉先殿这样的家庙自然可以焚毁泄愤，并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佛道建筑没有遭到破坏抑或是出于刻意的保护，这也许只有在研究了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宗教思想之后才能确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必然受制于当时社会普遍的宗教文化，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而具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并且这种保全也不会是出于对文化艺术的珍视，这从被毁的大量建筑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现象也许值得做深入的研究，本文只能点到为止了。

一、宗法性宗教的祭祀建筑

宗法性宗教的根源是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农业祭祀，经过历代的发展到了清代可以认为是达到了极致，清代帝王对郊天、祭祖等祭祀活动的重视和亲力亲为超过了之前的历代帝王。宗法性宗教始终占据了中国宗教的统治地位，是维系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关键性的精神支柱。“中世纪宗法等级社会各种关系都可以看作是家族关系的延伸和扩大。祖先崇拜正是家族社会的宗教，也是它的哲学，是它的最高信仰，在很长时期内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民俗和精神生活。”^[1]宗法性宗教的本体论就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2]，在此儒道相通的一点是时间在先，即逻辑在先，但各自的表述方式不同，在儒则具体表现为慎终追远，“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3]“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4]。而一论事就直追三皇五帝，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宗法性宗教“在远祖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圣贤崇拜，在近祖崇拜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成熟的宗法制度。”^[5]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地丰富了这一整套制度，周公提出“以德配天”，在此基础上演化出一套天人感应的学说，落实到实践当中就是“敬天法祖”。敬天属于一种国家性的行为，而法祖则包含有两个层面。一层是国家范畴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宗族家族范畴的。宫廷之中的这一类型的建筑，更多反映的是后一个家族层面的情况，但由于宗法性宗教同国家政治生活的密切关联，在国家和皇家之间做截然的划分也是不科学的。本文在具体论述时会加以说明。

1.奉先殿

奉先殿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位置显要；其次是建筑规制高；再次是在宫廷生活中的地位高。其历史在介绍明代宫廷宗教建筑的情况时已有交代，清朝顺治年间所建的奉先殿沿用了明代奉先殿的基址，明代的奉先殿可能毁于李自成撤退之前的焚烧。《国朝宫史》载：“景运门之东相对为诚肃门。入门南向为奉先殿。世祖章皇帝以太庙时享，孝思未伸，命稽往制建立奉先殿，顺治十四年告成。前殿七楹，后殿如之。凡朔、望、荐新、岁时展礼及册封诸大典礼先期告祭，俱内务府掌仪司领其事。”^[6]顺治之后，康熙十八年再次重建，康熙和乾隆两朝还对其进行过修缮。现在的格局应是康熙年间建设的成果。

清代的奉先殿建筑形式同明代的相同，平面为工字形，前后殿都是面阔九间，前殿进深四间^[7]，后殿进深两间。前后殿之间有连廊相通，前殿屋顶为重檐庑殿黄琉璃瓦顶，后殿为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顶，是宫城内除了中路建筑以外等级最高的建筑。奉先殿的外檐彩画为旋子大点金，等级同于太庙、社稷坛等建筑。其前殿室内完全是浑金装饰，比之太庙尚有过之，太庙是中间三间用浑金装饰，这很可能是康熙朝重建奉先殿的原因。顺治年间，战事未定，国力维艰，宫廷内建筑的兴建都是出于必需，即乾清宫也是顺治十年才开始兴修，又因天灾而停工，顺治十二年复工，十三年完工，可见当时财力之拮据。这一事实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顺治帝对宗法性宗教的重视，在如此困难的经济背景下仍要较早地修建家庙；二是当时的建筑可能不如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么奢华。康熙十八年时，天下大定（虽有吴三桂之乱，但无碍于大局），距顺治兴修如此短的时间即重建，是一定有其必需的理由的，其时经济虽还未达到很有余裕的程度，但康熙也是一位相当重视“敬天法祖”的帝王，奉先殿这样的建筑正可以使其以非常直观的做法来表达他这方面的思想。纵观康熙一生，建设活动不多，且所建多朴素，但在祭祖这种类型的建筑上却不可强调朴素，否则是为不敬。康熙十八年有地震，重视天人感应的康熙帝当时议罢一些工程，但将奉先殿和皇太子宫的工程除外，可见对此有很迫切的需要^[8]。

奉先殿作为皇帝的家庙同太庙相比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从中可以体会到皇家建筑同国家建筑之间的区别。首先从宫史中可以看出，凡祭祀领其事的是内务府掌仪司，而太庙祭祀则是太常寺主事。太庙祭祀例在每岁四孟，而奉先殿则每月朔望及万寿、元旦、冬至和国有大庆都有祭，在前殿行礼，“遇列圣列后圣诞、忌辰及元宵、清明、中元、霜降、岁除等日，于后殿行礼”，使用频率高许多，这也是兴建奉先殿的一个原因。奉先殿内祭祀不设牲俎，不行饮福受胙礼，王公不陪祭，所奏之乐也不同于太庙。同时，其与祭人员“司祝、司香以内务府官员充，司帛、司爵以侍卫充，各以其职为位”^[9]。其经费来源也不同，太庙的供献由国库承担，也有摊派到大兴、宛平等附近县署准备的，但奉先殿内的供献都由内务府采买，由内库负担。从上面所述不难看出国家同皇家的区别，正因如此，其中也不乏生活气息的事，“列圣秋狝木兰，凡亲射之鹿、獐，必驿传至京，荐新于奉先殿”；“丰泽园后演行耕籍礼，所种旱稻一亩。旱稻成熟时，碾得细米供献奉先殿等处”^[10]。这些活动都是皇家所特有的，确有视死如生之感。

2.传心殿及乾清宫东庑祀孔处

传心殿位于文华殿东侧，五开间，东西有二角门，其南有北向的五开间治牲所。院东有大庖井，明朝时此处即为祀井神之祠。严格地说，传心殿并非属于皇家的祭祀建筑，而是具有国家建筑的性质，但大庖井祭司井之神属于皇家宫廷生活的范畴，并且就其位置而言处于宫城之中，虽在外朝，但因为这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皇家宗教文化的整体系统有较为直接的意义，所以还是纳入了本文，这是本文选择对象时边界稍稍模糊的地方，特予说明。

《养吉斋丛录》载“康熙二十五年设孔子位于传心殿，于经筵前一日祭告”^[11]，传心殿的建筑始建于康熙二十四年，可见此殿就是为祭祀这一目的而建，同文华殿毗连，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正中礼皇师伏羲、神农、轩辕，帝师尧、舜，王师禹、汤、文、武，南向。东周公，西孔子。祭器视历代帝王庙，……月朔望遣太常卿供酒果、上香^[12]。”从末一句可以看出它的使用是归属国家行政系统的。在明代，这些牌位供奉于文华殿中，祭礼也在文华殿内举行，祭祀内容基本相同。康熙独辟一院，专门奉祀，显然说明了对这一祭祀内容的高度重视。此处祭礼为《大清会典》所载，从使用情况看，康熙至咸丰诸帝俱到此亲诣祇告，同治之后不复行，光绪时“此殿常为大臣休憩暨外使候觐之所”^[13]。至少从现象上看，这反映了国运不兴，礼之不存。此现象背后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从同治开始都是幼帝即位，帝王不能亲政，诸多制掣，太后当权，于礼又多有不便，尤其是这种并非国家大礼的礼，太后恐怕也不容易注意到此处，时间长了，连建筑的用途也不那么严肃了。

紫禁城中还有一处祀孔的场所，在乾清宫东庑的南房，此处已属于内廷范围，只占“御药房南一室，奉至圣先师及先贤先儒神位”^[14]，此处神位的设置，应当始于康熙朝（或雍正朝），使用对象是皇帝和内廷诸臣。此处的功能一直保留未变，《国朝宫史续编》载“皇子届六龄入学，诣上书房东次西向室所奉至圣先师神位行礼”^[15]，如同学府必定同孔庙毗连一样，宫中之皇家学堂就同圣人堂相邻，儒学同宗法性宗教的结合在此得到清楚的表述。清代孔庙每年阴历二月（仲春）及阴历八月（仲秋）上旬丁日祭孔，叫丁祭，也称祭丁，是全国性的节日。下面是一首乾隆的御制诗，可知宫中也是笃行此礼，“御制秋仲丁祭日诣尚书房至圣前行礼诗丙寅：

万古生民首，千秋祭典光。

摄仪专国学，展礼诣书堂。

言念承宗社，何曾致治康。

徘徊讲筵侧，惟觉愧宫墙。”^[16]

3.斋宫

斋宫其地在明时为奉慈殿（详见上一章），奉慈殿在崇祯时已毁，此处清初是否别有建筑不得而知，其东为毓庆宫，建于康熙十八年，很可能斋宫其地一直荒置，清初的工程建设相当节制。《国朝宫史》载：“由日精门长街而南，其东为仁祥门，再东相对为阳曜门。正中为斋宫，雍正九年建。凡南北郊及祈殼、常雩大祀，皇帝致斋于此。前殿五楹，中设宝座，御笔匾曰：‘敬天’”。遇皇帝宿斋宫，恭设斋戒牌、铜人于斋宫丹陛左侧。斋戒日，皇帝与陪祀大臣佩戴斋戒牌，各宫悬斋戒木牌于帘额。斋戒期间，不作乐，不饮酒，忌辛辣。

斋宫本身并不具有宗教内容，也不完全属于皇家范畴，但它能反映清代帝王的宗教态度，并从属于宫廷生活，故而此处略为溢题将其纳入本文讨论的范围。明代和清前期，祭天祀地前的斋戒均在祭坛附属的斋宫中进行，这也是大型祭坛建有斋宫的原因。雍正帝即位后，宫廷内部的斗争仍十分激烈，雍正帝为确保平安，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在紫禁城内兴建斋宫，将祭天地这种大型祭祀的斋戒仪式改在宫中进行^[17]，同时也说明了雍正帝对宗法性宗教祭祀的虔诚态度，并没有因对安全的顾虑而不亲自致祭。

斋宫系前朝后寝两进的长方形院落。前殿斋宫，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出抱厦3间，明间、两次间开隔扇门，两梢间为槛窗。室内浑金龙纹天花，正中为八角形浑金蟠龙藻井。东暖阁为书屋，西暖阁为佛堂，这一格局同养心殿类似。东西各有配殿3间。正殿左右转角廊与配殿前廊相连，形成三合院带转角的格局。后寝宫初名“孚颙殿”，后改为“诚肃殿”，面阔7间，黄琉璃瓦歇山顶。殿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各设游廊11间，与前殿相接。

斋宫属于临时性的生活场所，是为了表示对祭祀的虔敬而设，其在总体布局上的位置恰同养心殿对称，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斋戒期间，皇帝还是要处理一些政务，并非闭门不出，因此这一选址是十分合理的。从其布局看，也是将养心殿的生活习惯带了过来，尤其是西暖阁布置佛堂，可见宗教生活对于雍正帝而言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理解雍正帝的三教调和思想有很大的帮助。

4.上帝坛

紫禁城中短暂地出现过一座宗法性宗教建筑，就是上帝坛。顾名思义，容易使人联想到天主教，但从顺治十四年二月下礼部的谕旨中可以知道上帝坛的建设目的类似于奉先殿，“人君事天如子事父，宜酌典礼，用抒悃诚。今太庙外别建奉先殿，不时祭祀。而郊祀上帝仅岁一举行，于朕昭事之心尚未有尽。兹欲于禁城中卜地营建上帝殿宇，岁序令节，时展明烟，俱奉太祖、太宗配享，庶敬天事先。”^[18]当月礼部回奏于奉先殿东卜地营建上帝殿宇，马上就开始了建设，工程在同年即告完成。由于这一祭祀形式为顺治首创，礼部必须拟定相关的礼仪，按照顺治帝的意思只有太祖太宗配享，祭礼的规模很小。

上帝坛的建筑形式相当特别，院落的主轴线为东西向，坛门三间，入门，前为三开间的上帝殿，后为昭事殿，上帝殿南偏为燎炉。其名为上帝坛，却并非是露天的祭场，而是模仿祈年殿的形式建了圆形重檐攒尖顶的主殿昭事殿，奉安上帝神位。朱庆征先生在《顺治朝上帝殿——昭事殿始末谈》一文中认为这种东西向布局的方式可能是受天主教的影响，因为顺治帝同传教士汤若望过从甚密，交谊深厚，本人认为仅此难以立论。欧洲的教堂祭坛在东面，是因为耶稣的殉难地在欧洲的东方，同其教义有关，同时并没有任何资料显示顺治帝有信仰天主教的倾向。以汤若望对顺治帝的影响之大仍不能使其信奉天主，可见在这方面的确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以宗法性宗教中最高等级的祭天建筑来附会天主教教义是很难想象的，本人认为这一形制的根源尚在别处，或囿于地形地势、或别有附会，有待挖掘，匆忙定论，失之草率。

这座特殊的建筑真正使用的时间只有不足四年，在康熙即位的第五天被罢祭，很快这块用地也改作他用，随之湮没在历史之中。从新君即位，马上罢祭这点看，这座建筑的存在无疑早就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康熙时为幼帝，真正操持朝政的是四大辅臣，代表的是满族贵族。从功能上看，上帝坛同满族祭天的堂子有雷同之处，甚至在建筑样式上也是如此，顺治曾经发出过罢诣堂子的旨意，这可能是引起满族贵族强烈反弹的主要原因^[19]。这座建筑可以视为少年天子的性格写照，对考察清代帝王的宗教思想和个人不同的旨趣来说，不失为一个绝好的例证。

二、佛教建筑

清代尊崇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即俗称的黄教，紫禁城中出现了多处佛教用途的建筑，如英华殿、慈宁宫大佛堂之属，是因袭明代故旧，雨华阁——中正殿一路，包括慈宁宫花园的吉云楼、宝相楼等则是清代乾隆年间创建，本文对独立成院的建筑先做介绍，对一些从属于非宗教性院落，但具有宗教用途的建筑单独设小节介绍。

（一）雨华阁—中正殿

“慈宁宫之东北即启祥门外夹道也。其北南向者为凝华门（乾隆三十四年后改名为春华门——本文作者注）。门内为雨华阁。阁三层，覆以金瓦，俱供奉西天梵像。……阁后为昭福门。门内为宝华殿。殿后为香云亭。其北为中正殿。匾曰：‘然无尽灯’，联曰：‘妙谛六如超众有，善根三藐福群生。’皆御笔也。”^[20]雨华阁、中正殿一路无疑是紫禁城中最为显眼的佛教建筑，因为阁高三层，周围都是单层建筑，在前朝三大殿的台座上往西北方向远眺就能看到这座造型奇特的楼阁建筑，钦安殿虽在中轴线上，但体量不大，并隐匿在绿树叠石之中。雨华阁前有东西两座配楼，阁后只西面有梵宗楼。阁后又有一院，门为宝华门，殿为宝华殿。宝华殿后是香云亭、中正殿，此二建筑都在1923年的大火中同建福宫一起被焚毁（中正殿后即为建福宫花园）。从建筑布局看，这一路建筑略具寺庙格局，也是宫中唯一的一处。中正殿在清代的宗教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廷设中正殿办事处，总理宗教事务，就这一功能而言也是超出了皇家生活的范围，但这一路建筑总的来说还是服务于皇家宫廷生活的，这从其位置和建筑尺度中都可以看出来。

在明代的宫廷宗教建筑的章节里已经知道有中正殿一路建筑，当时的用途是服务于道教活动，但关于雨华阁的前身是什么建筑，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清宫述闻》称“雨华阁，清就明隆德殿旧址改建”^[21]。问题就在这隆德殿在明代时是什么建筑，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述的是“其两幡杆插云向南而建者，隆德殿也。旧名玄极宝殿，隆庆元年夏更曰隆德殿，供安玄教三清上帝诸尊神。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毁，天启七年三月初三日重修。崇祯五年九月，内将诸像移送朝天等宫安藏。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中正殿。”^[22]如此则隆德殿就是中正殿了，同后来的情况不甚相符。说得较为清楚的倒是金梁先生的《雍和宫志》：“中正殿在明朝是宫内崇信道教的道观，它的原名叫‘玄极宝殿’，明世宗朱厚熜在这里供奉道教的‘三清神’。在玄极门前面是宝华殿，乃是朱厚熜和众道士研究道教的导引吐纳之所。宝华殿的前面是宝华门，宝华门的前面是雨华阁，雨华阁的前面是凝春门。雨华阁也是供奉道教三清诸神的地方，而朱厚熜打坐也在这里。这三层殿是一座大道庙，雨华阁是前殿，宝华殿是中殿，玄极宝殿是后殿，在明朝俗名叫‘玄宫三大殿’，这三大殿是明成祖朱棣的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建筑的。”^[23]言之凿凿，却未注明出处，不敢贸然信之，照此说法，雨华阁之名也是清仍明旧了，为何其他文献毫无线索可寻呢？窃以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中正殿和隆德殿并非同一建筑，而在命名整个这一路建筑的时候，往往取其中最为重要的建筑来命名，或以中正殿名之，或以隆德殿名之，并非一座建筑的两个名字，而是不同时期以不同建筑的名字来指代整个院落的建筑，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清宫述闻》的说法就是正确的了。据王家鹏先生在《雨华阁探源》一文中的考证，雨华阁是清乾隆十五年时据明代旧有的建筑改建而成的。^[24]其改建的原因是仰慕仁钦桑波创建的托林寺，乾隆帝说“在朕的京城中也要建一座那样的佛殿”^[25]。雨华阁就在章嘉国师的指导下改建成了，外观三层，内有四层，按照藏传佛教密宗修行的四续部布置，依次为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文献中也称无上、瑜伽、智行、德行四层），建成之后，这里即有比较频繁的宗教活动和仪式举行，由道教场所变成了藏传佛教的活动场所。其室内陈设也颇具特色，“上层供欢喜佛五尊，中层供康熙功德佛神位，下层供西天番佛”^[26]。明嘉靖帝同清乾隆帝在同一建筑上的这种对比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使得雨华阁的改建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象征意义。

雨华阁前的配殿同样供奉佛像，并且有“藏经及残余龙藏经等”^[27]。阁后的配楼梵宗楼也是一座很特殊的建筑，尺度很小，三开间上下两层，背靠红墙，三面围廊。“梵宗楼楼下间，供奉文殊菩萨。每月朔望，安供松子、白果、榛子、龙眼、荔枝各一碗”^[28]。文殊菩萨在藏传佛教中是智慧的象征，清代帝王往往以文殊菩萨自居，因此文殊菩萨在清代的宫廷宗教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29]。梵宗楼对称的位置上没有建筑，这座建筑应当是同雨华阁改建同时完成的建筑，是为雨华阁的建设配套的。这一配套建筑显然不是出于一般使用的功能要求，由整个工程的指导者章嘉呼图克图想到，这种独特的布置方式可能同密宗的教义有关，囿于个人的学力，目前尚无法做出详尽的解释。

宝华门后是宝华殿，并无配殿，一个相对开敞的空间，适宜举行一些仪式性的活动，在年关时节，少则一百名、多则三百名喇嘛到此唪经。从宝华殿的室内空间看，很难容纳如此众多的喇嘛，应当是在殿前的院子里。宝华殿的建筑体量甚小，开间比例扁长，有明代建筑的特点，柱高甚至低于宫内居住建筑的柱高，明间室内悬挂的匾额是咸丰帝手书的“敬佛”，匾大而屋矮，显得有些突兀，如果金梁先生所述内容确实的话，在明代这里是皇帝练习导引吐纳之术、打坐的地方，倒是适宜的，室外的气氛同样适于修炼。清代宝华殿内主要就是供奉佛像。

宝华殿后就是中正殿一院，建筑已荡然无存，殿内供奉欢喜佛多尊，但中正殿的活动在文献中有不少记述。中正殿设中正殿事务大臣，特旨简派，总管京城内藏传佛教寺院的事务。“每日中正殿后殿唪无量寿佛经，唪水经。”^[30]这样每日都有喇嘛唪经的建筑在宫内这是唯一一处，从这点看，此处更接近于寺庙的形式。中正殿设有造办处，专司成造佛像及唪经所需用的物料，在宫廷宗教生活中，中正殿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承担了许多实际的功能。中正殿到年关的时候，还有举行跳布扎的仪式，这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宗教仪式，雍和宫中每年也都要跳布扎。跳布扎时皇帝往往要亲临观礼，殿前为皇帝设小金殿（黄毡圆帐房），跳布扎即在院内。腊八日在中正殿殿前也有佛事活动，次日雍和宫熬腊八粥送往宫中，皇帝与众人分享，宗教同民俗结合，共同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二）英华殿

距雨华阁—中正殿这路建筑不远又有一处佛教建筑英华殿。英华殿为五开间的歇山建筑，当中三间出月台，左右带耳房，至今仍然保留了明代的建筑结构。英华殿的院落相当简单，这种简单的格局倒也可视之为一种宫中宗教建筑的特点，在其他宫廷宗教建筑的院落中也能看到相似的简单。清代英华殿继承了明代的建筑和用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明时英华殿就供奉佛像，为宫中女眷的礼佛场所。清代“宫中自太后及皇后以次，俱以英华殿为礼佛之所”^[31]。由此可以判断英华殿是紫禁城中公共性比较强的一处宗教建筑。

三、道教建筑

清代紫禁城中道教建筑的数量同佛教建筑相比要少得多，同明代的情况很不一样。其中最重要的道教建筑仍然是位于中轴线的钦安殿。玄穹宝殿是另一处独立的道教建筑，御花园中还有供奉道教神灵的园林建筑，也有一定的数量，并体现了不同的层次。

（一）钦安殿及御花园

御花园在坤宁宫后，也位于中轴线上，作为宫中的游憩之地，面积并不大，虽花木繁茂，叠石玲珑，但布局规整，显然也是寄予相当象征意义于其中的。从帝王的实际生活轨迹看，在明朝有西苑、南苑，清代继承了前朝的游观场所，更开拓了西郊园林，并将大多数时间的生活中心移往西郊。因此，御花园只是整个紫禁城布局中点缀的一笔，表现了宫廷生活的一个方面，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使用的功能。仔细考察，整个御花园具有强烈的宗教氛围，在上文论及明代宫廷宗教建筑时已有涉及。此处详述钦安殿及御花园在清代的情况。

御花园的中心建筑是钦安殿。“正中为天一门，前列金麟二。门北南向为钦安殿，祀元天上帝。御笔匾曰：‘统握元枢’。顶安渗金宝瓶。”^[32]钦安殿的建筑是因袭明旧，在清代没有什么改变。前文说过，明代在中轴线上建钦安殿的用意是彰显真武，真武属北方神，这一寓意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同样是适宜的。清代保留了钦安殿，如同保留了明代宫殿其他建筑一样，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尊重，以便于更好地进行统治。但在具体使用上，两朝还是有所不同，清代帝王没有在此频繁地建斋设醮，只是在年关令节有道场。平时只有宫殿监到此拈香致礼。但钦安殿道场仍有其较高的地位，雍正时，曾下谕不准在此为皇后建祝寿道场^[33]。可见中轴线上的建筑所具有的地位和象征意义在那个时代是纳入宗法体系的，典制、体统的约束作用是相当强的。

“阁前相对为四神祠。阁西为位育斋。斋西为毓翠亭。斋前有池，池上为澄瑞亭，即亭为斗坛^[34]。”这一区的建筑基本上都是继承了明代的遗物，但也有改造，澄瑞亭中斗坛可能为雍正年间所建。浮碧亭、澄瑞亭建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35]。两亭造型基本一致，平面方形，攒尖顶，覆绿琉璃瓦，黄琉璃瓦剪边，束腰圆琉璃宝顶，一斗二升交蔴叶斗拱。雍正九年在亭南侧各加一敞轩，卷棚顶。东西两侧木坐凳栏杆外加装石栏板。两亭的差别主要在彩画，浮碧亭天花板绘五彩百花；澄瑞亭因设斗坛的关系，装饰较为考究，天花板绘蟠龙，中有木雕双龙戏珠藻井，四面装护墙板，安门窗。两亭均坐落在平桥上，桥横跨在长方形水池上，泊岸有石兽吐水，池内莲花绽放。澄瑞亭改为斗坛之后，其后的位育斋也改为佛堂，雍正帝甚至为做法事的法官在御花园中盖了住所，“雍正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上谕：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前面千秋亭或做星坛或做法事，后面位育斋中间仍供佛，两次间给法官办事暂坐。在玉翠亭之东有空地，量其地式将小些的房添盖几间，给法官住。如何添盖，如何设坛收拾之处，尔画样呈览。钦此。”^[36]御花园中建筑的改建完全是围绕宗教目的而展开的，前文在论述明代宫殿中的宗教建筑时对此已有涉及，但这则皇帝的谕旨显然更为生动地告诉我们御花园所具有的宗教氛围。

万春亭、千秋亭分别位于御花园内浮碧亭、澄瑞亭以南，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是一对造型、构造均相同的建筑，藻井、彩画有细微的差别，宝顶的形式也有差异。亭平面多折，是由一座方亭四面出抱厦形成的。重檐攒尖顶，上层为圆形平面，上圆下方的屋顶附会“天圆地方”的说法。亭内天花板绘双凤，藻井内置贴金雕盘龙，口衔宝珠，显示这两座亭并非寻常的点景之作。万春亭内供关帝像，联曰：“九州隆享祀，三教尽皈依”，匾额是“威震华夏”，词句颇能道出关帝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很贴切，其主旨应也是护国佑民。千秋亭内供佛像。园林中包含宗教内容的建筑其装饰或形制还是有别于一般建筑，装修的等级明显要高，并且建筑形式追求精巧，从御花园的这几座建筑中可以充分地体会到这一点。

（二）玄穹宝殿

“六宫之东，有小长街。街南向东直出者为苍震门，街东为内库房。其北向西者为钦昊门。门中向南为天穹门。门内为天穹宝殿，祀昊天上帝。”^[37]《清宫述闻》称玄穹宝殿为清顺治时改建，因避讳改称天穹宝殿，但并未注明出处。此处在明代时为内库房，称官正司六尚局，在刘若愚的《酌中志》中没有出现玄穹宝殿，以明代重视道教的传统，没有记述就应该是没有这一建筑。从避讳改名这点看，始建应该在康熙之前，那么顺治时改建这一说法当属可信，究竟是顺治何年不详，这对考察清代帝王的宗教思想是个缺憾，因为顺治初年尚未亲政，多尔衮摄政，因此究竟是顺治亲政之前或之后建设的此建筑，就影响到是否能通过此建筑来判断顺治对道教的态度。这是清代在紫禁城中所建的唯一一处道教建筑，因此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从一些侧面的材料看，笔者判断玄穹宝殿很有可能建于顺治十四年，与南苑的元灵宫同时。其理由如下：第一，顺治帝由于曾经剃发意欲出家而使人们对他的佛教信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忽略了他对道教的崇奉，钦安殿在清代宫廷中仍能保持其较高的地位，不能不考虑顺治帝时间在先的作用和影响。第二，作为一个热爱汉族文化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中不可能不同道教发生关系。第三，顺治时期所用的太监多为明代遗留，明代崇奉道教的传统必然会被这些太监所延续，而顺治帝一度深受太监的影响^[38]，在对道教的态度方面自然也要受到太监们的影响。第四，顺治帝即位时为幼儿，顺治八年亲政时亦不过十四岁，在亲政之前不可能在宗教建筑方面有所兴废，而以多尔衮摄政王的身份，也不便在宫城之中兴建宗教建筑。第五，从笔者统计的宗教建筑建设年表看（参见附录），顺治十二年之后才开始有所动作，而此时正是他刚刚成年，开始对宗教有所感受。第六，顺治十四年在南苑建设了元灵宫^[39]，可知顺治帝对道教非但不排斥，相反还给予较高的建筑形式，十二楹的开间数让人联想到天坛的祈年殿，重檐圆殿又同大光明殿相同，这种形式的含义应是比较隆重的，却没有留下任何冠冕堂皇的建设动机，这点耐人寻味，说明这完全是出自个人信仰，并且从中可以看出顺治帝的建设是有所本的，而取材的样本说明了他对道教建筑的钟爱。第七，顺治十四年是建设比较频繁的一年，这一点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已为中央政府所控制，危局已过，帝王往往在几个空间区域重复建设类似题材的建筑，表示自己的偏好，综上所述七点，笔者判断玄穹宝殿建于顺治十四年。

此处在清代的使用还是比较频繁的，每逢年节都要在此设道场，有三种名目，为天腊道场、天诞道场和万寿平安道场，其中天腊道场由外家道士承办，其余的道场则由太监充当道士。此殿与钦安殿、大高玄殿一同贮存道经。道教建筑的一大功能，其实也是道教的一大功能，就是祈求风调雨顺，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使然，道教神通之广大为别教所不能。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清代帝王中崇信道教者不多，但宫内仍然需要道教建筑的原因。《翁文恭日记》中曾载清同治帝到此处拈香祈雪^[40]。从宫中管理的方面反映看，此殿的等级不高，“天穹宝殿不设首领太监，属景阳宫首领兼辖。太监八，专司香烛、洒扫、坐更等事。”^[41]殿中供有玉帝、吕祖、太乙、天尊等画像。

（三）城隍庙

城隍庙位于紫禁城的西北角，紧靠城墙，自成一小院，正殿五间出三间月台，歇山顶用灰瓦，等级不高。城隍庙始建于雍正四年，城隍建祠最盛的明代在紫禁城内并无城隍庙。城隍之祀颇有渊源，具体起源已不可考，三国时吴国已有城隍庙，宋以来城隍之祠遍及天下，其神被视为城镇之保护神，城隍之祀在明代最盛。洪武元年下诏封应天府城隍为帝，开封、临濠、太平府、和、潞二州者以王，其余府州县则公侯伯相与。新官上任必先谒神，并定庙制，高广与官署厅堂同。每年仲秋祭城隍，“凡圣诞节及五月十一日神诞，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灾则告庙。在王国者王亲祭之，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42]。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城隍有神界地方官的意思，并且从这种意思出发，很难会想到在紫禁城中设城隍庙，因为神界的机构都是人界的影射，人界之中并不会有紫禁城城官的设置。所以明代城中没有城隍庙是正常的，而雍正设城隍庙则给人以莫名所以的感觉。至于为什么要设城隍庙，没有可以见诸文字的材料。只能从雍正帝个人方面寻找原因。崇信道教是其一，可能残酷的权力斗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是其二。雍正帝改其弟允禩名为阿其那、允禟名为塞思黑者，正是在这一年，同年八九月间两人相继亡故，不知两者之间是否确有联系。他们兄弟几人在康熙在位时都有结交僧道，迷信法术，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以大阿哥直郡王胤禔令蒙古喇嘛巴汉格隆咒诅废皇太子用术镇压，革去王爵”^[43]。当时为争夺权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雍正帝在对兄弟进行处置的时候可能也有所顾忌，因为他的确相信法术的效力，加之有往来密切的道士僧人等出谋划策，城隍庙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

城隍庙内供有像，该处太监只管洒扫，举办道场由大光明殿的道士来唪经，“岁以万寿节并季秋遣内务府总管各一人致祭”^[44]，并非受到重视的场所，其道场在道光二十五年后也停止了。

四、坤宁宫和萨满教

坤宁宫属后三大殿之一，是重要的中路建筑。在明朝时为皇后所居，清朝时进行了改建，“（交泰）殿之后为坤宁宫，俱顺治十二年建”^[45]。

其东暖阁是雍正的御笔匾“位正坤元”，西暖阁是乾隆的御笔匾“德洽六宫”，从这些内容看，至少在名分上，此地仍应是皇后正寝。实际在清代，后寝这部分的使用同前明有很大的变化，从雍正开始，皇帝也并非居于乾清宫了。根据满族人的传统，祀神之仪是放在正寝进行的，在沈阳故宫就是如此，那里的正寝是清宁宫。《清史稿》载，坤宁宫“昉自盛京。既建堂子祀天，复设神位清宁宫正寝”^[46]。满族统治者那时还没有充分理解汉族文化中帝后分居乾清宫、坤宁宫以配天地的意义^[47]，因此，将明代的皇后寝宫模仿清宁宫改建成萨满祭祀场所，是比较自然的事情^[48]。顺治朝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使建筑要符合使用的要求，坤宁宫的正门不在建筑的正中，而是偏于东次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大而完整的室内空间，利于萨满祭神仪式的举行，这一改动完全是从功能出发，并对建筑的形式产生了影响，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交泰殿后至今还有立杆石，是为春秋两季立杆（索伦杆）大祭准备的。坤宁宫坐北面南，面阔连廊9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明代是皇后的寝宫。清顺治十二年改建后，为萨满教祭神的主要场所。改原明间开门为东次间开门，原槅扇门改为双扇板门，其余各间的棂花槅扇窗均改为直棂吊搭式窗。室内东侧两间隔出为暖阁，作为居住的寝室，门的西侧四间设南、北、西三面炕，作为祭神的场所。与门相对后檐设锅灶，作杀牲煮肉之用。由于是皇家所用，灶间设棂花扇门，浑金毗卢罩，装饰考究华丽。

满族统治者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由部落首领而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这一变化是非常大而迅速的，因此也影响到了作为其民族信仰的萨满教，在建筑上也有所反映。萨满本来是一种民间的信仰，其仪式也是通过口传心授得以流传，随着满族统治者成立后金政权直至定鼎中原，萨满也随之进入宫廷，从而完成了宫廷化、庙堂化和典制化。对比沈阳故宫中清宁宫和坤宁宫的情形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白洪希女士在《盛京清宁宫萨满祭祀考辨》^[49]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清宁宫萨满祭祀的演变过程。清宁宫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后有方形廊柱，单檐琉璃瓦硬山顶。“东次间开门，东稍间辟为暖阁，暖阁内隔成两间，北设‘龙床’为帝后寝居，南设炕以飨客及处理政务。西外四间相通为堂屋，内有方形檐柱六根围砌于环形炕沿。堂屋内空间宽敞，南北对开吊搭式直棂窗。门口设俎案，北灶台内置大铁锅两口。屋顶满绘方格彩画龙凤天花”^[50]。清宁宫始建于天聪四年（1630年），其祭祀始于天聪五年，在此之前只有堂子祭祀^[51]。堂子祭祀可视为萨满祭祀的庙堂化，清宁宫祭祀则是宫廷化的发端。清宁宫的现状并不是初建时的原貌，在康熙、乾隆两朝经历了多次修缮，并根据后来制定的典制加以完善。据《盛京清宁宫萨满祭祀考辨》一文，原来的神位只是放于一块木板上，木板搭在西面墙上的钉子上，板下有“神灶”，相当简单或者可以说是简陋。室内并有南北两道木隔断，位于北灶台和北炕、南面俎案和南炕之间，南面的俎案最初也是灶台。灶台变成俎案，庋板变成神龛，显然是受汉族祭祀文化的影响，逐渐典制化。清宁宫当时的状况同满族当时整体文化水平是一致的，并且当时他们还只是地方割据政权，更多关注的只是本民族的问题。

坤宁宫的格局的确同清宁宫很相像，只是建筑空间更大。满族统治者刚到北京，并未马上着手改造坤宁宫，而是先建了堂子。坤宁宫改造之后同清宁宫不同的是，基本上失去了帝后正寝的功能，虽然辟出了东暖阁，但只在皇帝大婚的时候作为洞房居住有限的几天。满族统治者进京之后，继承了明代故宫，在使用上经过近十年的磨合，一方面迅速地习惯汉族的生活习惯、汲取汉族文化；另一方面也有了不同以往的自己的新的选择，坤宁宫的改造即为一例。很难想象，在有了更多选择之后，帝后还会住在宰牲、祭神混合的地方，因此坤宁宫作为皇后正寝只能是象征性的，而萨满祭祀放在此处，更多的也是出于一种象征性的考虑，不忘祖制，维系民族传统。同时没有选择乾清宫也是有所考虑的，可以看出此时他们已充分认识到了地方割据政权同全国性政权之间的区别。

从信仰的角度看，“只要对北方萨满教稍加考察，立即会感到，用现代宗教来衡量萨满教，它其实不过是近似宗教的一种独特的信仰活动和现象，或者可以叫作自然民族的自然信仰。它表现出许多与人为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特征：

第一，萨满信仰从来没有形成自身的固定的信仰组织。这种信仰从母系氏族部落到父系氏族，继而向大家族发展，一直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几乎都是全民族自发传承的。它从来没有分化成任何信仰机构，它的全民自发性也不需要任何这样的组织形式。

第二，萨满信仰是多神的泛灵的信仰，尽管在晚些时候也信仰天神，但终究还是以大自然崇拜为主体。甚至在实际生活中众神、诸灵都处于相对平等均衡的位置。它没有像一神教那样只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它以万物万灵的观念，膜拜所有人们认为的大小神灵，求助的对象是众神，而不是一神或众神之父。

第三，萨满信仰是自发传承观念，从来没有支配这种信仰的绝对权威。萨满教并没有创教祖师和教主，它源于远古的原始思维，是人类祖先集体自发创造的一种文化。

第四，萨满信仰始终也没能建立其自身完整的伦理的和哲学的体系。它以其自发性形成的生动活泼的多样、多重特点，呈现出十分芜杂和异常具体的零散状态。一切自然状态的信仰和一切充满神秘色彩的巫术，一切出自癫狂之口的即兴神歌和祷词，都是没有经典系统的信仰依据。

第五，萨满信仰没有形成自身固定的聚集活动场所。它不需要教堂和寺院，它与日常的生产生活相互依存，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信仰活动。因为认为神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萨满信仰的大小活动都必须实施。

在这些信仰特征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萨满。他们把所有类似宗教职能的特点都融于己身，既是天神的代言人，又是精灵的替身；既代表人们许下心愿，又为人们排忧解难。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人们中的一员，并不完全脱离生产。他们在萨满世界中是人又是神，是他们在放任癫狂的情绪下，用萨满巫术支配着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52]上述这些特征同中国传统的宗法性宗教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宗法性宗教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在神学理论方面大大完善，尤其在同儒家的经学结合之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的仪式上，都具有更为系统、完备的特点。正是这些因素，使满族统治者很容易汲取汉族宗法性宗教的文化，一方面吸收、利用这种文化，另一方面也在逐步改造传统蒙昧状态下的萨满教。这一过程可能过于迅速，以致顺治帝曾两次下旨罢祭堂子，“顺治十三年十二月，礼部奏：‘元旦请上诣堂子。得旨：既行拜神礼，何必又诣堂子。以后著永行停止。尔部亦不必奏请。’顺治十五年正月，礼部以将征云南，奏出兵仪注。得旨：‘既因祭太庙斋戒，不必筵宴。其诣堂子，著永行停止’”^[53]又《清史稿》载：“十五年春正月……壬寅，停祭堂子”^[54]，少年天子的性格跃然，道理未必不通，但没有考虑到满族贵族的民族感情，所以康熙一即位就恢复了参拜堂子。至乾隆十二年成满文《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六卷，又乾隆四十二年将其译成汉语成《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编入《四库全书》，完成了萨满教典制化的过程。原先“满洲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即使皇宫大内，分出诸王，祭祀之仪，‘累世相传，家各异辞’。至于四散之部，边壤之民，同礼异仪，更不待言”^[55]。此时已是大清建号一百多年了，文化的融合、吸收需要时间。

坤宁宫的平面划分是东端两间辟为东暖阁，也就是皇帝大婚时的洞房，西面四间都是萨满祭祀所用，南、北、西三面围炕，入口位于东次间，形成如东北民居的口袋房，西末间为贮存祭神用品的地方（即如现状，现状是据故宫博物院朱家溍先生的研究而布置陈列，重在表现朝祭时的情形^[56]）。西炕西墙为供奉萨满神及祖先神灵之地，是为朝祭之神，北炕供夕祭神位。所供神有朝祭神：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夕祭神：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其祭祀分为几类：每年正月二日，由堂子迎神还坤宁宫，司俎奉安神位后，择吉展祭；春秋两季有立杆大祭；月有月祭、朔祭；日有朝祭、夕祭；还有四月八日的浴佛节，以及不定时的祈福祭。祭祀的频率相当高，赞祀女官即为萨满。坤宁宫所表现出的萨满祭祀已是相当仪式化了，同其原始状态已有了很大不同，这种宫廷化、典制化的倾向是学习汉文化的结果。坤宁宫东暖阁成为皇帝洞房，大婚合卺礼也在东暖阁举行，据故宫博物院刘潞先生的研究，其也同萨满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作为人生旅途中几乎可与生死并列的婚姻大事，由萨满引导，祭拜诸神，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正是由于满民族婚礼与信仰密不可分的联系，直接导致了清帝大婚洞房与祭神地成为毗邻。”^[57]其论证过程兹不赘述。至此，从坤宁宫这一建筑的使用上可以充分理解满族统治者进关前后的文化历程之继承和改造、学习与保留。清乾隆帝的《坤宁宫铭》便道出了这种文化心理：“御制坤宁宫铭 万物致养，是曰厚坤。安贞广大，配天为元。昔在盛京，清宁正寝。建极熙鸿，贞符义审。思媚嗣徽，松茂竹苞。神罔时恫，执豕执匏。广博无疆，黄中正位。以继以绳，惟曰：欲至于万世。”^[58]正是这种文化心理，所以在改建为其做太上皇准备的宁寿宫时，宁寿宫也照坤宁宫的样子布置了萨满祭祀的场所。

坤宁宫吃肉是较为人知的一项活动，汉族古时的祭礼结束后也有分食祭肉的程序，因为祭神用的肉由于仪式的进行而沾上了灵气，分食祭肉则使更多的人能接受神灵的护佑。至今在西藏，喇嘛开过光的食物也是为信徒们所向往的。《春明梦录·客座偶谈》载：“满人祭神，必具请帖，名曰请食神”。可与宫中情形做一对比，在民间则汉人也可与也，并称满族主人对祭神渊源也不甚了了，只是作为习俗代代相传。其时已是清末，萨满的传统在高度汉化的满人中也渐渐式微了^[59]。坤宁宫的祀神仪式并不局限于萨满教原有的内容，从下面这首御制诗中可以看到汉族的民俗化的祀神仪式也为满族统治者所继承。五祀是中国传统的祀神仪式，“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处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60]，有相当久远的历史，逐渐同年关等节令结合，成为民俗的一部分。从汉代开始并以五祀配五行与四季，在那时只有大夫以上方可祭之，有很强的等级性。坤宁宫由其自身所具有的宗教活动而成为宫中一处特别的公共建筑，同明代的皇后中宫已是大异其趣了。

“御制小除夕坤宁宫作诗壬申

喜气鬯宫寮，迎除先颂椒。

从来称五祀，不觉到今宵。

爆引云车上，天林降节朝。

诚祈讵私祷，六幕愿均调。”^[61]

五、带有宗教空间的建筑

（一）慈宁宫及其花园

慈宁宫及其花园为明代故旧，成于嘉靖年间。慈宁宫花园是为慈宁宫配套建设的，但明代其中是否有宗教内容，目前不得而知。清代的情况是其中几乎每栋建筑内都有宗教题材的装饰并供有佛像。从其为太后服务的功能要求来说，这也是很自然的。慈宁宫的格局在清代几乎没有改变，后殿是大佛堂，其中有不少极具文物价值的藏品。《国朝宫史》载：“隆宗门之西为慈宁宫，顺治十年建。东为永康左门，西为永康右门。正中南向为慈宁门，前列金狮二。……后殿供奉佛像，圣祖仁皇帝匾曰：‘万寿无疆’，……前殿东庑南有佛堂。”^[62] 顺治十三年修成后，康熙二十八年再修，乾隆三十三年将慈宁宫正殿改建为重檐大殿，规制愈崇，乾隆三十四年竣工^[63]。乾隆朝对太后的供养是突出的一个特点。

这个佛堂相当于一座寺庙的大殿尺度了，一则体现了太后所受的尊崇，二则体现了宗教生活在宫廷中，尤其是对于太后的生活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除太后之外，别无女眷在宗教生活方面能享有如此待遇，占有如此规模的空间，可以如此便利地参神拜佛。大佛堂不仅空间大，所用人员也不在少数，“首领五，副首领二，俱无品级。首领内充喇嘛者三。太监三十二，内充喇嘛者十五；学喇嘛经者四。”^[64]这还是在嘉庆年间经过裁撤后的数字，是宫中宗教场所中用太监人数最多的地方，其充喇嘛的人数也是最多，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寺庙了，其宗教氛围自不待言。室内的布置也颇精致，有仙楼状佛龛等^[65]，有别于民间宗教建筑内的格局。

从使用上看，慈宁宫的正殿是太后接受朝见的场所，大佛堂则是纯粹的宗教空间，太后真正的起居是在其西侧的寿康宫，寿康宫中也有拜佛空间^[66]。清代太后参佛自孝庄文皇后开始就有了，颇有渊源。孝庄文皇后同传教士汤若望也有密切的接触，“曾拜若望为义父……若望又尝以十字圣牌与太后，太后悬之胸前，不避人讥笑，此顺治初亲政时事也。”^[67]这倒也是当时人们一种宗教观的真实写照。孝庄对于佛教不会过于热诚，初期的大佛堂主要是因其为明代遗物，加以保留而没有特别的重视。佛堂中的联语都是康熙、乾隆的手笔，可见康熙之后佛堂的地位开始益显重要了。佛堂的另一个用途可能为人所忽视，就是太后千秋之后皇帝到此瞻拜神位，属于祭祖的范畴，是一种折中的做法。传统宗法性宗教中女性的地位低下，“寿皇殿向只奉皇祖、皇考御容，而皇祖妣、皇妣御容惟于除夕、元旦同列祖列后神御敬奉瞻拜。至圆明园之安佑宫，则祇奉皇祖、皇考御容，未及列后。”^[68]乾隆帝虽孝思其母，也不敢逾礼，在太后诞辰之日只能“诣慈宁宫佛堂瞻拜，以申悲悃耳。”^[69]封建礼法有悖情理处颇多，明代帝王为此也颇费苦心，增建家庙，但礼不能改，至清代还是如此。由于考虑后世太后还要居住，寿康宫则没有安排神位，乾隆帝在这方面的用心还是比较细密的。同时反映了佛教空间在宫廷生活中对宗法性宗教的不足有所补充的一面，宗教的这一功能在当时是不可忽视而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的。慈宁宫中唪经活动很多，主要是《无量寿佛经》，以祈寿延年为目的。

慈宁宫花园是同慈宁宫同时建成的，明代不见有什么变化，清代有较大改动，“园中建筑，不但清比明代大有更动，即在乾隆三十四年以后，亦颇有更动也。”^[70]这些变化具体的过程目前并不是很清楚，可能同慈宁宫主体建筑的修建同时，乾隆三十年慈宁宫花园做过全面的整修。现存的慈宁宫花园为一南北长向的方正院落，建筑格局对称。其中心建筑是咸若馆，其中供佛，馆前为临溪亭。馆左右为吉云楼、宝相楼，楼中也是供佛。这两座楼的供佛方式并不相同，宝相楼为六品佛楼形式（详见下文宁寿宫花园的梵华楼中关于六品佛楼的介绍，两楼为同一模式，宝相楼是仿照长春园中含经堂景区的梵香楼修建的），吉云楼的室内满堂都是佛龛，也是相当有特点。咸若馆后为慈荫楼，楼内藏经，相当于一藏经楼。吉云、宝相二楼之南为延寿堂、含清斋，三卷灰瓦勾连搭，为乾隆丁酉年修建，太后养病时居于此，乾隆亲自侍奉汤药。这是一座完全宗教化的园林，从命名也可以感觉到取意吉祥的用心，笔者将其视为“孝治宗教文化”，唯宫闱之中才有的特殊现象。清代的这种“孝治宗教文化”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慈禧太后由于干政过多，其“老佛爷”之名也随之广为人知。这种文化也是宗法性宗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曲折的表现，女性只有到了太后的地位才能享有较为充分的权力，其前提是皇帝标榜孝治，在这个前提下，太后的宗教生活得到了相当奢华的铺张，铺张的目的也只是证明这种孝治。清代帝王重视“以孝治天下”，确有超越前代的地方，这是否同满族传统中女性地位相对较高这一点有关呢？笔者不敢妄断。

图31 慈宁宫花园咸若馆横剖面图（引自《清代内廷宫苑》）

（二）养心殿

1.养心殿成为寝宫的由来之探究

养心殿在清代自雍正以后就是皇帝实际上的寝宫，并有许多政务活动也是在这里进行，因此虽然从建筑形式上讲不甚重威，但它是宫廷生活真正的心脏之所在。从使用结果来看，此处确有胜过乾清宫的诸多好处。首先其空间尺度适于居住，为一般的住宅尺度；其次，其平面为工字形，前殿后殿有分有合，便于空间的分隔、布置，实用性较好；最后，其地近乾清宫、膳房，与后宫尚属隔离，与外朝的衔接比较紧密，也不可不谓是一大便利。自雍正年间缮葺养心殿为寝兴常临之所后，清乾隆帝相仍不改六十余年，一旦成为传统则后代帝王“不敢别有构筑”^[71]，同治之后，太后垂帘听政也在养心殿。那么，为什么雍正要移居养心殿呢？上述所说都是结果，而非起因，宫中择地是否就只有养心殿而别无选择了呢？关于这一点，为宫史所不载，只能根据一些线索做几项揣测。当然并不排除上述结果就是原始动因的可能性，只是既然研究之，不妨多考虑几种可能性，以待方家辨识真伪。

首先需要考察养心殿在雍正朝以前的用途。明代的养心殿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文字描述可资参考，《酌中志》中只有下面一段文字：“过月华门之西，曰膳厨门，即遵义门，向南者曰养心殿也。前东配殿曰履仁斋，前西配殿曰一德轩。后殿曰涵春室，东曰降禧馆，西曰臻祥馆。殿门内向北者，则司礼监秉笔之直房也。其后尚有大房一连，紧靠隆德阁后，祖制宫中膳房也。”^[72]虽然没有具体说出用途，但周围环境有个大概，司礼监秉笔是个要害职位，这里可理解为宫廷后勤的中枢，不过这只是就直房而言。养心殿并其配殿等建筑物的命名则有浓重的道教气息，结合养心殿西南的祥宁宫无梁殿和膳房南面的隆道阁等建筑一起看的话，此处正是明世宗进行道教修炼的场所。这一区域的建筑也是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并且应该是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以前。从明清两代这一区域的变化看，最大的变化乃是祥宁宫、隆道阁等建筑消失了，但这些建筑消失于何时，却没有记载。像无梁殿这样的全砖石建筑若非人为拆除，是不会保存不下来的，而在明代看不出有拆除这个建筑的理由和历史事件^[73]。因此，这一变化只能是在清代，那么在清代哪一朝呢？顺治帝是死于养心殿的，原因是染上天花，需要在僻静的地方养病，可知养心殿在当时是一处极不重要的建筑。既不是重要建筑，没有特别的理由也不会在这里有所兴废，何况当时国力维艰，兴有所不及，哪里顾得上废？因此顺治时期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至康熙朝，康熙帝本人虽不迷恋道教，但对炼丹也颇有兴致，在西苑安置道士炼丹。此时的养心殿有造办处，康熙召见大臣非为国事，而以赏玩珍宝为主，可见此处也非要害地方，也看不出有什么拆改附近建筑的必要。据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养心殿南的三排连房为乾隆十三年修建，供太监等服务人员使用，由于这一区域正是祥宁宫、隆道阁所在的区域，那么祥宁宫这座炼丹建筑毁于此时是可以确定的了。如果本文下面的推测成立的话，祥宁宫毁于此时也是很自然的结果。

雍正初年即有记录在此与大臣谈论学问，辨析儒释，几乎是甫一即位就将此处作为常居之地。雍正热衷丹药是有史为据的，早有学者断言雍正正是死于丹药^[74]，在此不再赘述。因此，将这几点联系起来的话，不难想到迁居养心殿同祥宁宫——宫中唯一一处炼丹场所之间有关系，一则地相近，二则养心殿的出入显然比乾清宫的出入要方便、隐秘得多。并且既是炼丹药，不免与道士人等多有晤谈，在养心殿自然比在乾清宫要适宜。乾清宫名义上的正寝位置还是保留的。

乾隆对于养心殿似乎并不十分满意，在“乾隆十七年御制建福宫对雨诗”的注中写道：“昔皇考大事，常居养心殿，二十七月后始居御园，宫内凡经两夏。彼时年力正壮，虽烦暑不甚觉也。后葺建福宫，以其地较养心殿稍觉清凉，构为邃宇，以备慈寿万年之后居此守制，然亦不忍宣之于口。”^[75]清代帝王惯于园居，正宫中的生活时间本已不多，只有在守制期间需长期居住，是为孝道。从上文可知，养心殿对乾隆帝来说并没有非住此不可的必然性，倒是对他自己营建的建福宫情有独钟，但是王公大臣竭力劝阻，故始终居于养心殿。不过从王公大臣的态度可以看出养心殿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毕竟是日常召对臣工的所在，这种场所的频繁更动显然也是不利的，又中国文化中重视因循，没有特别的理由是不宜改变祖制成例的。自乾隆帝之后，清代再也没有对丹药有所迷恋的帝王，可能雍正帝已经使人们知道了道教丹药的害处，乾隆帝对前朝宠幸的几个道士颇为恼怒。乾隆帝一即位就下令驱逐道士，颁谕令解释雍正帝并不服丹，可见乾隆帝对于道教炼丹这一套是相当忌讳的，雍正的暴死无疑导致了许多人的猜测，这对于帝王的尊严显然不利。此时并不马上拆除也有利于舆论的平息，否则反有欲盖弥彰之嫌。而一段时间的闲置之后除旧建新，不仅自然，而且使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的见证物从此消失，水到渠成。

上述只是笔者对于养心殿成为清帝寝宫的缘由的一些揣测，尚待有更充分的史料来验证。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这又是一例宗教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意想不到影响的例子，因为从使用上看，养心殿确也有其便利之处。

2.养心殿内的宗教空间

养心殿建于明嘉靖年间，清初顺治帝病逝于此。康熙年间，这里曾为宫中造办处的作坊，专做宫廷御用物品。自雍正帝住养心殿后，造办处迁出内廷，这里就一直为皇帝的寝宫。至乾隆年间加以改造、添建，成为一个自足的生活、理政中心。至末帝溥仪出宫，清代有八位皇帝居于养心殿。

养心殿为工字形殿，前殿面阔三间，总宽36米，进深3间12米。黄琉璃瓦歇山式顶，明间、西次间接卷棚抱厦。前檐檐柱位，每间各加方柱两根，外观似9间。皇帝的宝座设在明间正中，上悬匾为雍正御笔“中正仁和”。东暖阁内设宝座，向西。西暖阁则分隔为数室，皇帝看阅奏折、与大臣密谈的小室为“勤政亲贤”，乾隆帝的读书处为三希堂。小佛堂、梅坞则是专为皇帝供佛、休息之所。养心殿的后殿是寝宫5间，东西稍间都为寝室，皇帝可随意居住。后殿两侧各有耳房5间，东5间为皇后随居之处，西5间为贵妃等人居住。清代宫中的实际起居和理政已抛开了传统礼制的约束，形式上的简化带来的是生活中的便利。

这种便利也包括了宗教生活的便利，养心殿自从雍正帝以其为寝宫开始，就有了宗教内容的空间，因为这是雍正帝的个人需要。雍正帝在藩居雍王府的时候，在其东书院内就有佛堂，在日常生活空间中布置有宗教内容的空间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只要是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建筑条件许可，在家中设置佛堂之类的空间是许多信徒的习惯，这种现象一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如此。对贵为帝王的雍正帝而言是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的。养心殿中不唯有专门的小佛堂，也不唯有佛教内容。其中有祖先牌位，佛像，也有道教的斗坛，三教的内容齐全，也是一个小小的自足系统，自足的宗教生活的系统。乾隆年间，养心殿东西配殿都为佛堂，在佛堂的正中佛龛之侧，供奉康熙帝后、雍正帝后的神牌，乾隆帝在太上皇时期下谕旨定殿龛供奉的规制，佛堂要移到宁寿宫一区的养性殿，但神龛还是留在养心殿，并订下了历代递祧的规则^[76]。这一做法，乾隆也称是亘古未有，有清一代在孝字上所作的功夫确是超越古人，几近烦琐。

由于雍正帝是移居养心殿的始作俑者，不得不多谈谈他的情况。不管移居养心殿是否同此地原来的道教内容有关系，移居之后的相关道教内容的建设却是不争的事实。“雍正八年十月十五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旨：养心殿西暖阁着做斗坛一座。钦此。”^[77]西暖阁也是佛堂之所在，雍正帝不仅建了斗坛，而且在雍正九年还给养心殿安了道教的五方符板，不仅在养心殿安符板，在乾清宫、太和殿等处也安了符板。雍正十一年正月，他又亲自定式制作并在养心殿的抱厦内安装了一整套羽坛供器。若不是雍正帝不久就亡故的话，很可能还有这方面的东西不断出现。雍正帝的宗教思想是调和三教，各为所用，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78]。从雍正八年开始，其道教活动和相关建设日渐频繁，窃以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方面有可能是其同道士的接触较多，引发了这些活动，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雍正帝同道士的交往，早有渊源，在藩王时期已有，何以在即位八年之后才有如此多的动作？联系他在这一时期建斋宫，建斗坛，安符板，包括在早几年于雍正四年建城隍庙等这些举动，无不给人以寻求安全感的印象，这可能还得到当时的历史事件中去寻找答案（详见第六章有关雍正帝的论述）。

（三）宁寿宫及其花园

宁寿宫及其花园是乾隆帝为自己执政六十年之后禅位当太上皇而修建的，不过他并没有在禅位之后住过去，所以这一功能并未真正实现，但当初修建的指导思想如此，在建筑上有诸多反映。这一区域可以视为紫禁城的浓缩版，总体布局仿紫禁城，其中的不少建筑也各有蓝本。由于这是一种有选择的仿建，通过它倒是可以了解乾隆帝对宫廷建筑的喜好，或者说了解乾隆帝的一种理想的宫廷建筑模式是什么？

乾隆时期的宁寿宫一路建筑是在康熙朝宁寿宫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康熙朝的宁寿宫是康熙二十八年在明代仁寿殿、哕鸾宫的旧址上修建并定名，目的是奉养太后。乾隆帝从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四年，保留原名，连续九年施工方告成。其主体格局一如紫禁城之前朝后寝，皇极殿如太和殿，宁寿宫如坤宁宫，养性殿如养心殿。不同的是乾隆帝并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有许多变通，一方面仪式空间大大压缩，另一方面宫苑部分的空间大大扩展，并在此创造出了一种高建筑密度的园林风格，相当独特。可以看到乾隆帝在此虽有不少仿建，但创造性的内容远大于因循往例。在这样一个总体设计思想指导下，乾隆帝在其中仿建了什么宗教建筑，又创造了哪些宗教建筑？

宁寿宫的布置完全仿坤宁宫，乾隆帝在《宁寿宫铭》中明确写道：“殿称皇极，重檐建前。宫仍其旧，为后室焉。执豕敬神，我朝旧制。异日迁居，礼弗敢废。清宁坤宁，祖宗所奉。朔吉修祀，宁寿斯踵。虽谢万几，宁期九畿。始予一人，寿同黔黎。告我子孙，毋逾敬胜。是继是绳，永膺福庆。”^[79]萨满祭神是关乎满族民族传统的大礼，退休之后也不可废。

另一处仿建的地方是养性殿，即殿名也只一字之差，但寓意有所区别^[80]。立意有别，其实功能的差别并不大，都是日常起居之所，因此建筑的某些细部都一样（参见附图），“养性殿陛西盈而东胐，西陛南下，东陛东下，一如养心殿，盖满制也。殿正中为宝座，东暖阁匾曰明窗。西楹之北间，有塔院，为奉佛之所，亦如养心殿。东西各有复室，曲折回环。西屋并结石成岩，中有坐禅处……”^[81]养性殿的东西配殿同养心殿一样都是佛堂，包括佛像都准备从养心殿移来。这种日常起居空间中的宗教空间布置在乾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并一再重复，包括在离宫型的御园圆明园中也是这一模式，这也算是清代宫廷宗教建筑在空间布局上的一个特点。养性殿同养心殿不同的是，其中没有供奉祖先牌位，这一区别其实十分关键，有无宗法性宗教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标明其是否为当政者所居空间的标志，也就是说宗法性宗教的祭祀权只有皇帝才具有，哪怕是这种家族内性质的只是供奉牌位这样的事情也是垄断在皇帝之手。从命名立意上看，养心、养性一字之差反映的是退休与否的区别，而这一区别的真正体现就在这一小小的陈设上的区别，祭祀权同政权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由此可知“政教合一”这一特点之于宗法性宗教诚然不虚也。圆明园九州清晏中的佛堂还是供有祖先牌位，因为那里是真正理政者居住的地方，几个类似的空间放在一起比较，其特点自明。乾隆帝煞费苦心地为此定下制度，表明他对宗法性宗教的一套相当熟稔，正是因为熟稔，他最终并没有住到养性殿去，也就是没有真正放弃这种权力，而这个小小的差别恐怕是其中相当关键的因素。

宁寿宫之后是一路宁寿宫花园，别称乾隆花园，是一处建筑密度较高的园林，在这些密集的建筑中有不少建筑含有宗教内容。“衍祺门内为古华轩，西为楔赏亭，东为抑斋，斋中为佛堂……（遂初）堂之北有山，山上有亭曰耸秀，后为萃赏楼，楼上为佛堂，楼后西南为养和精舍。”^[82]符望阁西侧的玉萃轩也是一个供佛的场所。这些建筑都是乾隆三十七年添建的。凡佛堂都设供案，其供品在宫制中都有规定。由于乾隆帝并未退居宁寿宫，故此花园的使用也不会太多，但从设计意图来说，对于乾隆帝而言，园林之中需要有宗教空间，或者说宗教空间应该处在一个园林化的环境中，这可能是一种相当理想的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情趣，尤其是这个以退休为主题的园林，一种优游的心态，一种出世的姿态，都是呼应主题的绝好题材。

宫后中路是起居场所，东路是娱乐场所，有戏楼。在东路的最后是两座建筑尺度极小的宗教建筑，一曰佛日楼，一曰梵华楼。这两座楼分别仿建的是建福宫花园中的吉云楼、慧曜楼^[83]。故宫博物院的王家鹏先生就梵华楼有专文论述，认为其是清代宫廷佛堂的典型模式：“仅紫禁城内就有三座：建福宫花园中的慧曜楼、慈宁宫花园中的宝相楼、宁寿宫区的梵华楼。宫外长春园、承德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的群楼中都建有此式佛楼。清代档案中称之为‘六品佛楼’”^[84]。慧曜楼、长春园的梵香楼都毁于火，其余建筑保存尚好，但文物有散失，因此梵华楼是保存最好的六品佛楼。

梵华楼进深仅一间，为4.15米，七开间，每开间均为3米。楼下明间供汉白玉须弥座旃檀佛铜立像，楼上明间供奉宗喀巴木雕金漆像。明间两侧各有隔开的三室，靠南有三尺宽的通道，每室中间供奉一塔，形式各异，内供有不同的佛像，与各品佛的供养仪轨有关。各室塔顶上部开天井，贯通二层，“上下二室合为一品佛楼，楼上主尊，楼下护法”^[85]。塔的周围北、东、西三面设供案，三壁上部均挂通壁唐卡。每壁唐卡有三位护法神，北壁正中为主神，余为伴神。楼上每室北壁设供案，上供九尊铜佛，是为主尊，东西壁为佛龛。所谓六品是六部经典的分类，一室般若经品为显教部，其余为密教四部，其中无上瑜伽又分为二部：无上阳体根本品、无上阴体根本品，余为事部、行部和瑜伽部。事实上，六品佛楼就是六座立体曼陀罗，是一个严密的系统，其根据是藏传佛教的教义、经典和仪轨，反映了设计者具有高深的佛学造诣。其设计者为谁尚无法确知，可能是章嘉呼图克图^[86]（六品佛楼的具体形象参见上文慈宁宫花园中的宝相楼剖面，不同的是明间的供奉和楼梯的布置，大体的形式是一致的）。六品佛楼可被视为清代宫廷中藏传佛教造像的集大成之作，也为他处所罕见，反映了皇家艺术的特点。

（四）宫中其他各处的供佛空间

1.建福宫花园

建福宫花园始建于乾隆五年（1742年），改建于乾隆七年，原是乾隆帝为了太后千秋之后守制时居住，因而屋顶用蓝瓦，迥异于其他宫殿建筑，后来并未在此守制长住，因为王公大臣希望皇帝还是在养心殿较好（参见养心殿部分）。因为是为守制而用，其中就有相关内容：“中为宝座，东间祀孝贞显皇后神位，西间杂置佛龛甚多。”^[87]孝贞即慈安太后。这已是清末的事了，乾隆帝没有用上，他的后代还是实现了这个建筑的原始功能。从所述的内容看，还是相当生活化的一个空间，确实是为守制所准备的。

这组建筑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一组依南北轴线依次排列为抚辰殿、建福宫、惠风亭、静怡轩、慧曜楼，以三组院落连为一体，其布局前部紧凑，后部疏朗，三进院落风格各异，错落有序。除建福宫外，抚辰殿、慧曜楼等都供有佛像。其中抚辰殿在明代嘉靖年间就是道教活动场所，“殿内祀普天众仙暨春夏秋冬四官神位”^[88]，清代沿袭未改。乾隆时“岁例：蒙古回部番部等年班入觐，频有宴赍，岁底则于大内之抚辰殿”^[89]。于此宴蒙古外藩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一直延续了这个传统。

慧曜楼是目前所知清代第一座六品佛楼模式的建筑，乾隆二十一年已建成并开始布置佛像。因毁于1923年的建福宫大火，室内的具体布置无法确知，但遗址上还残留有六个珐琅塔石座，其形状、尺寸、排列顺序都与梵华楼的情况一致^[90]。

建福宫花园的压景之构为延春阁，阁西有妙莲花室和凝晖堂“碧琳馆南为妙莲花室。联曰：‘青莲法界本清净，白毫相光常满圆。’又联曰：‘转谛在语言而外，悟机得真实之中。’妙莲花室南为凝晖堂，亦东向。联曰：‘十二灵文传宝炬，三千净土荫慈云’”^[91]。显然也是含有宗教内容的建筑。这种布置方法在宁寿宫花园中也有模仿，符望阁的西侧也建了玉萃轩，轩中供佛。

2.重华宫

重华宫原为乾西二所，是乾隆帝为皇子时所居潜邸，即位后升为宫。重华宫后为崇敬殿，殿内是乐善堂，这一殿堂保留了其潜邸时的面貌，反映了乾隆帝早年生活的情形：“堂之东西暖阁俱供佛像。东暖阁圣祖仁皇帝御笔匾曰：‘意蕊心香’，联曰‘莲花贝叶因心见，忍草禅枝到处生。’西暖阁御笔匾曰：‘吉云持地’，联曰：‘满字一如心得月，梵言半偈舍生莲。’”^[92]可知乾隆帝好佛，是早有渊源的，其后期的重佛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就非常自然了。从康熙帝为其题匾书联来看，一则体现了康熙帝对这个皇孙的宠爱，一则反映了他并不反对后代念经拜佛，甚而有嘉许之意，而联语的内容也显示了作者有很好的佛学修养。虽然康熙帝本人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宗教热诚，但他显然是视宗教为一种文化修养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为宽容，也可以理解为漠视。在明清时期，宗教的确在整体上对人的思想已没有太大的冲击力，所谓宽容是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从乐善堂东西暖阁俱供佛像这点看，宗教在弘历当时的生活中已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重华宫有一项每年例行的年节活动，就是在漱芳斋书福，过年写福字，始于康熙帝，但未成定例，雍正时成为惯例。乾隆对这一活动更为重视，“高宗开笔书福，必先诣寺（阐福寺）拈香，还御重华宫之漱芳斋书福，岁以为恒典。”^[93]宗教生活的渗透性很强，在年关时节更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一个助兴的书福活动也因此而隆重起来。

六、其他

宫廷之中还有一些不易分类的宗教建筑，就归入到这个“其他”之中。在紫禁城中就是这个祀马神的建筑，“英华殿之西北有城隍庙，雍正四年建，其祀典亦掌仪所司也。庙东为祀马神之所。”^[94]明代也有祭祀马神的场所，其位置在文华殿的东面，与当时的御马监毗连。清代将其移到此处不知始于何时，可能同城隍庙的建设同时。因为《日下旧闻考》中已有此处，称马神房。祭祀马神的仪式，明代归太仆寺，清代归上驷院管理，承祭人分别有内务府的官员和上驷院的卿员^[95]。春秋二季的祭礼之中还有用萨满参与。这个马神房的另一个用途是萨满练习讲念的场所，这是嘉庆年间的事，可能就此成为定制了。

事实上，宫中含有宗教内容的建筑或空间可能远不止上文所提到的这些，但这些建筑和空间含有宗教内容都见之于文献的记载，并且往往有相应的祀典或宫制规定，应该是相对较为重要和显著的，并且这些建筑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量，涉及的范围也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因此作为系统研究的开端，以这些建筑作为基础是适宜的，历史研究很难在一个阶段就能完满，只是希望本文的工作能够对未来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提供一块基石。^[96]

七、宫制中紫禁城内宗教建筑的使用

元旦 坤宁宫，子刻，司香神位前上香，皇帝、皇后行礼；※

皇帝亲诣钦安殿拈香；※

英华殿做佛事，至夜，五方设神会；

中正殿供大巴芩一座，前殿唪吉祥天母经；

玄穹宝殿设道场；※

正月初二 坤宁宫行大祭、吃肉、朝祀礼；※

正月初九 玄穹宝殿传大光明殿道士念玉皇经一日；

正月初十 坤宁宫祀神；※

二月初一 坤宁宫仲春立杆大祭；坤宁宫吃肉；※

钦安殿祭日；※

二月初八 派喇嘛十名，在雨花阁瑜珈层唪毗卢佛坛城经；

三月初八 派喇嘛十五名，在雨花阁智行层唪释迦佛坛城经；

四月初八 坤宁宫浴佛，吃缘豆；※

派喇嘛五名，在雨花阁无上层唪大布畏坛城经；

六月初八 派喇嘛十五名，在雨花阁智行层唪释迦佛坛城经；

七月初七 钦安殿七夕祭牛女；※

八月初一 坤宁宫仲秋立杆大祭；※

八月初六 玄穹宝殿办道场九日；

八月初八 派喇嘛十名，在雨花阁瑜伽层唪毗卢佛坛城经；

八月初九 中正殿唪喇嘛供献经、尊胜佛母等经；

八月十五 钦安殿祭月；※

九月十五 派喇嘛十五名，在雨花阁智行层唪释迦佛坛城经；

十月初一 坤宁宫吃肉；※

十二月初五 是日起派太监喇嘛十名，在慈宁宫唪经二十一日；

十二月初七至初九 宝华殿东西配殿喇嘛三百名唪救度佛母经；

腊八日 中正殿下之左设小金殿，圣驾御焉；※

十二月初十 除呼图克图达喇嘛外派喇嘛一百名在中正殿内宝华殿唪财宝天王等经；

十二月十五 派喇嘛十五名，在雨花阁智行层唪释迦佛坛城经；

十二月二十三 皇帝、皇后于坤宁宫祭灶、祀神；※

十二月二十九或二十七、八 中正殿前设供献，圣驾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唪护法经；跳布札；※

十二月二十八至三十 以三十六人在中正殿前唪迎新年喜经；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钦安殿宫中设供案，奉安神牌，帝后、妃嫔等行礼；※

万寿 英华殿作佛事；※

玄穹宝殿，万寿平安道场；※

每月朔望 钦安殿，宫殿监等敬谨拈香行礼；

每月初六 雨花阁，在德行层放乌卜藏唪经；

派喇嘛七名，在慈宁宫西廊放乌卜藏、唪金刚经；

每月初二、初三 中正殿前殿唪吉祥天母等经；

每月初九至十一 祝延皇上万寿，中正殿唪无量寿佛经；

每日 坤宁宫朝祭、夕祭。^[97]

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98]。从上述紫禁城一年之中的宗教活动内容来看，各处宗教建筑的使用频率不同，使用的对象也不尽相同。从频率来看，使用频率最高的为坤宁宫、中正殿、雨花阁、钦安殿；其次是英华殿、玄穹宝殿。以满足佛、道两类建筑举行宗教仪式的需要。从中正殿、雨花阁的高使用频率也可以感受到清代帝王对于黄教的重视。而慈宁宫佛堂等处，间有念经等事，但无仪式性的宗教活动，这些散布在各处的宗教空间的使用情况是不列入宫制的，其使用频率直接同在这些空间的主人的活动有关。

宫制规定的皇帝必到的宗教场合一年之中合计至少有20次（参见上文），这些场合仪式较为重要，主要在坤宁宫、钦安殿两座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中进行，坤宁宫、钦安殿在年节活动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从宫制规定的仪式安排可以大致地看出这些仪式涉及的人员范围，如钦安殿每月朔望要求宫殿监敬谨拈香。坤宁宫的浴佛和吃肉、吃缘豆的活动涉及的人员范围较广，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其含有的节日意味浓重。中正殿的念经和跳布札，在节日和平时的宗教生活中的比重也相当大，这些建筑中进行的宗教活动面对的人员的范围也较大，不唯宫廷中的最上层人物，包括了地位较低下的女眷。而本身仪式的举行就意味着将宗教活动放入更为开放的空间，受其影响的不仅是参与者，也包括了旁观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时的宗教活动是由整个内宫的节日组成，直接介入了内宫大部分人的生活。

[1] 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2] 《礼记·郊特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5页。

[3] 《论语·为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4] 《礼记·坊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0页。

[5] 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6]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7页。

[7] 开间进深四间乃是为不逾等级，九五之数为最高等级。

[8] 详情参见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736页。

[9]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5-99页。

[10] 语出《啸亭续录》，转引自《清宫述闻》，第830页。

[11] 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278页。

[12] 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278页。

[13] 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279页。

[14]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6页。

[15] [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56页。

[16]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1页。

[17] 此段据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所发布的资料，本文在论述城隍庙的建设动机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雍正帝可能是有清一代野史传闻最多的一位皇帝，空穴来风，非出无因，宫廷权力斗争的激烈必然会导致一些非常措施的实行。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的网址是：www.dpm.org.cn。其具体原因将在后文第六章展开讨论。

[18] 《清史稿·礼二》卷八十三，第2234页，《二十五史》，北京电子出版物出版中心，2000年。

[19] 详情参见朱庆征著《顺治朝上帝坛》，《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紫禁城出版社，第80—81页。

[20]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1-262页。

[21] 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44页。

[22] [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23] 转引自《雨华阁探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1期，第51页。

[24] 参见《雨华阁探源》一文，《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1期，第52页。

[25]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

[26] 陈宗藩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27] 陈宗藩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页。

[28]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中正殿》卷，转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撰，《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46页。

[29] 关于这一来历在清乾隆帝“乾隆十一年御制娑罗树恭依皇祖元韵”诗注中有所解释：“乌斯藏进表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是佛妙观察智，更切音与满洲二字相近，故云。”先有进表，宗教为依国主可谓挖空心思，因谐音而自承，帝王也乐得接受，认可之后遂成习惯。曼殊即文殊，音译选字不同而已。乾隆还有化身文殊的画像。诗注引自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三册，卷八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47页。

[30]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中正殿》卷，转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撰，《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48页。

[31] 《清宫词》注，转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40页。

[32] 引自[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6页。

[33] 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685页。“朕为圣祖皇考、皇太后圣母启建道场，亦是朕之孝思。今尔等为皇后在朕宫闱建立道场，殊非典制。且尔等为皇后建立道场，不拘在何处均可。如在钦安殿，则于体统有碍。”（引自清雍正十年五月谕旨）

[34] 引自[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8页。

[35] 参见周苏琴著，《北京故宫御花园浮碧亭澄瑞亭沿革考》，单士元、于倬云主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第140-142页。

[36] 《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转引自李国荣著，《帝王与炼丹》，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43-444页。

[37]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0页。

[38] 顺治仿照明代宫廷设立了十三衙门，被史家认为是受明朝遗留太监的煽惑所致。

[39] “元灵宫在小红门内西偏，顺治十四年建，乾隆二十八年重修。山门三楹，南向，额曰宅真宝境。内为朝元门，中构元极殿十有二楹，圆殿重檐，置门二十有四。奉玉皇上帝。恭悬御书额曰帝载元功，联曰：碧瓦护风云，别开洞府；丹霄悬日月，近丽神皋。殿后为元佑门，内为凝始殿，重檐，殿宇五楹。奉三清四皇像。御书额曰上清宝界，联曰：颢气絪缊，一元资发育；神功覆帱，万汇荷生成。东曰翊真殿，奉九天真女梓潼像。西曰祇元殿，奉三官像。殿前穹碑二，恭勒御制诗。再后随墙宫门后围房十六楹，中三楹为静室。”引自[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三册，卷七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52页。

[40] 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718页。

[41] [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85-690页。此条下按语，旧额有八品首领二，旧额为乾隆年间，续编所载为嘉庆初年的情况。太监额数、等级的变化，往往从侧面反映了不同帝王对同一建筑或宗教的态度。

[42] 《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礼志三·城隍条》，中华书局，北京，1974年，第1286页。

[43] [清]蒋良琪撰，《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335页。

[44] 章乃炜、王蔼人编，《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42页。

[45]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4页。

[46] 《清史稿》卷八十五，《志六十·礼志四·坤宁宫条》，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第2559页。

[47] 顺治大婚之后同皇后同居于位育宫（保合殿），参见周苏琴著《清代顺治、康熙两帝最初的寝宫》《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3期，紫禁城出版社，第45页。

[48] 确切地说，坤宁宫同清宁宫并不太一样，若以正寝而论，乾清宫同清宁宫的地位才相当，以坤宁宫作萨满祭祀场所，可以说是一种折中的方案。一方面汲取了汉族文化中重视帝王朝寝空间应具有的象征性的传统，另一方面糅合了满族本民族固有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49] 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紫禁城出版社，第31-36页。

[50] 白洪希著，《盛京清宁宫萨满祭祀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2期，紫禁城出版社，第31-36页。

[51] 阎崇年在《清代宫廷与萨满祭祀》一文中说道，堂子见于清代官书记载的是《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癸未年（万历十一年）。后金在兴京、东京、盛京均设堂子礼天。崇德元年（1636年）定制祭天享牲改生荐为熟荐，改分生胙肉为分熟胙肉。《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2期，紫禁城出版社，第55-64页。

[52] 乌丙安著，《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6-7页。

[53] 引自朱庆征著，《顺治朝上帝坛——昭事殿始末谈》，《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紫禁城出版社，第80页。其中引文出自《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五，卷一一四。

[54] 《清史稿》卷五，《本纪五·世祖本纪二》，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第151页。

[55] 引自阎崇年著，《清代宫廷与萨满文化》，《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2期，紫禁城出版社，第60页。

[56] 详情参见朱家溍著，《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一文。载于朱家溍著，《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7-414页。

[57] 刘潞著，《坤宁宫为清帝洞房原因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3期，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77页。

[58]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5页。

[59] [清]何刚德著，《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下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第8页。

[60] 语出《白虎通》，转引自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61]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5页。另据[清]徐珂编著，《清稗类钞》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7页载：“宫中五祀。每岁正月，祭司户之神于宫门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灶之神于大内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祭中霤之神于文楼前，西向；七月，祭司门之神于午门前西角楼，东向；十月，祭司井之神于大内大庖井前，南向。中霤、门二祀，太常寺掌之；户灶井三祀，内务府掌之。而每岁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帝又自于宫中祀灶以为常。”诗中所记正同此相符，为岁前皇帝自于坤宁宫祀灶。两条正可互证。此诗为乾隆十七年所作。

[62]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8页。

[63] 参见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12页。

[64] [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七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94页。

[65] 参见乾隆三十四年三和、英廉等上奏修理慈宁宫的折子，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12-913页。

[66] 乾隆有寿康宫礼佛诗。参见《国朝宫史续编》内廷之寿康宫条下。另据《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寿康宫东暖阁设供，则礼佛也当在此。寿康宫因为是太后起居之所，故不设已故太后之神位，乾隆追思先太后乃是对佛供和空宝座，其孝诚纯。见《清宫述闻》第927页。

[67] 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878页。

[68] 乾隆“圣制正月十四日作戊戌”诗注，引自[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五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74页。

[69] 清乾隆御制《皇太后诞辰慈宁宫瞻拜》诗注，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09页。

[70] 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24页。

[71] 清嘉庆《养心殿联句》注，转引自《清宫述闻》，第792页。

[72] [明]刘若愚著，《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73] 祥宁宫的详情可以参见上一章关于明代宫廷宗教建筑的论述。《酌中志》成书已近明末，明代一直到崇祯都信奉道教，故此建筑不太可能毁于明代。

[74] 参见李国荣著，《帝王与炼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6-465页。

[75]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第一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3页。

[76] [清]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51-353页。卷四十五，典礼三十九之宫中定制，其一殿龛供奉，极为详尽，不俱录。

[77] 清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转引自李国荣著，《帝王与炼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43页。

[78] 参见李国荣著，《帝王与炼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44-447页。

[79] [清]庆桂等编纂，左步青校点，《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80页。

[80] “养心期有为，养性保无欲。有为法动直，无欲守静淑。”见《国朝宫史续编》第482页，乾隆御制诗。心性之区别在中国文化中确有大义寓其中。

[81] 陈宗藩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1页。书中引自《故宫考》。其台阶详情可参见沈阳故宫清宁殿前台阶，清宁殿为源头。

[82] 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890页。

[83] 参见傅连兴、白丽娟著，《建福宫花园遗址》，《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出版社，1983年。

[84] 王家鹏著，《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428页。

[85] 王家鹏著，《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429-430页。

[86] 王家鹏著，《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434页。

[87] 陈宗藩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8页，注文引自《故宫考》。

[88] 陈宗藩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8页，语出《故宫考》。殿前有铜炉二，为明嘉靖二十一年制。

[89] 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768页。引自清乾隆帝《武帐》诗注。

[90] 王家鹏著，《故宫六品佛楼梵华楼考》，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第434页。

[91]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6页。

[92]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4页。

[93] 语出《养吉斋丛录》。转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786页。

[94]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3页。

[95] 乾隆二十六年谕旨：“朕所乘之马匹，祭祀甚属紧要，每逢致祭，必须有承祭之人，嗣后每季祭祀，著派内务府大臣一员致祭，上驷院卿员亦著一人前往。”转引自章乃炜、王蔼人编著，《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943页。

[96] [清]何刚德著，《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第14页所载：“余勘估宫中工程。见宫中妃嫔每人各住一院。每院中必排百数十个饽饽。未见有特别厨房。其余殿宇甚多，无一不供佛者。其最高之楼，名曰普明圆觉。上层皆供佛像。登楼而望四面，只见黄琉璃瓦而已。乾清宫后进即交泰殿，俗传皇上大婚住处。意以为中必有御床也。乃窥其中间，仍是高供一佛。且殿内窗槛纸皆向外而糊，与关外民房同，殆不忘土风欤。其两廊所排列者仍是饽饽。盖宫人食料，固以是为常品也。”这里记述的已是清末的情形，妃嫔所居无不供佛的话，则范围又大大扩大了。“普明圆觉”匾挂于雨华阁。同时，这样的史料尚需同其他史料配合验证。如果深入到生活细节中探寻的话，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素材，官书之外的笔记准确度可能差一点儿，但涉及的范围要广得多。本文目前在这方面探寻的工作是不能尽善了，这是一个遗憾。

[97] 根据《清宫述闻》中各殿条目下的引文整理。引自方晓风著，《紫禁城后宫宗教建筑和空间初探》，张复合主编，《建筑史论文集》第1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107页。

[98] [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