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二天下午，我从山上第一救护站回来，把救护车停在了后送站的门口，等着伤病员按他们的病例分类后，把他们送往不同的医院。这段路一直是我开着车，所以我坐在车子里，由司机把病例送进去。那天天气很热，天空一片湛蓝，公路上照得白晃晃的，弥漫着尘土。我坐在菲亚特驾驶室的高座上，什么也不想。一个团的士兵行进在公路上，我望着他们走过。他们热得都在出汗。有些戴着钢盔，大多是把钢盔吊挂在他们后面的背包上。许多钢盔都太大了，戴上它，把你的耳朵几乎也遮住了。军官们都戴着钢盔；他们的钢盔做得合适。这是巴西利卡塔旅一半的兵力。我从他们红白相间的领标上，识别出了他们。在大部队过去好久以后，过来了散兵——那些掉了队的士兵。他们个个满脸的汗水和尘土，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有些看上去情况更糟。一个士兵一瘸一拐地走在这群散兵的最后面。他停下来，坐在了路边。我从车上下来，走上前去。

“你怎么啦？”

他抬头望着我，然后站了起来。

“我这就继续走。”

“出什么问题啦？”

“该死的战争。”

“你的腿怎么啦？”

“不是腿。是我的疝气发作了。”

“为什么不搭乘一辆运输车？”我问，“为什么不去医院？”

“他们不让我去。中尉说我是故意弄丢了疝带。”

“让我看看。”

“它滑出来了。”

“在哪一边？”

“这边。”

我摸到了。

“你咳一声。”我说。

“我怕咳嗽会让它肿得更大。它已经比今天早晨大了一倍。”

“坐下吧，”我说，“我一拿到这些伤员的病例就带你上路，把你送到你们的医务官那里。”

“他会说我是有意这么做的。”

“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伤。你以前就有疝气病，是吗？”

“可是我丢了疝带。”

“他们会把你送到医院的。”

“我能留在你这里吗，中尉？”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例。”

司机拿着我救护车上伤员的病例走了出来。

“有四个是送105医院。两个送132医院。”这两家医院都在河的对岸。

“你开吧。”我说。我把发疝气的这位士兵扶到了车上，和我们一起坐在了前排。

“你说英语？”他问。

“是的。”

“你怎么看着这该死的战争？”

“糟透了。”

“我说也是糟透了。耶稣基督哇，真是糟透了。”

“你在美国待过？”

“没错。在匹兹堡待过。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还说得不够好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一个美国人。”司机看着这位得疝气病的人，用意大利语说。

“中尉，你真的非要把我送回到那个团吗？”

“是的。”

“大尉军医早就知道我有疝气。我扔掉了疝气带，就是为了让病情恶化，那样我就不必再去前线了。”

“我明白。”

“你就不能把我送到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吗？”

“如果紧靠着前线，我可以送你到一个急救站。可是在这里，你得有病例才行。”

“如果我回去，他们就会给我做手术，然后让我一直待在前线。”

我考虑了一会儿。

“你也不想老在前线，对吗？”他问。

“不想。”

“耶稣基督哇，这难道不是一场该死的战争吗？”

“你听着，”我说，“你下车，到路边摔上一跤，把你的头上撞个大包，在我送了伤员回来时拉上你，送你去个医院。在路边停一下，奥尔多。”我们停在了路边。我扶他下了车。

“我就在这儿等，中尉。”他说。

“再见。”我说。我们继续前行，在超过那个团的士兵又行驶了大约一英里后，来到桥上，下面的河水夹杂着融雪，在桥墩之间浑浊、湍急地流淌。过了河，我们沿着公路穿过一片平原，把伤员们分别送到了那两所医院。在回来的路上因为是空车，我们开得很快，想着去接那位来自匹兹堡的士兵。我们先是看到了那个团，因为炎热走得更慢了，接着是那些散兵。然后，我们看到了一辆马拉的救护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正在把得疝气病的士兵抬进车里。他们回来找他了。他跟我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的钢盔从头上脱落下来，前额上正流着血，鼻子也擦去了一层皮，他的头发上和出血处都沾满了尘土。

“看我头上的大包，中尉！”他大声喊，“毫无办法。他们回来找我了。”

我回到住地已经是五点钟了，我去到我们洗车的地方，在那里冲了个澡。完了回到家里写报告，我穿着裤子和一件汗衫，坐在开着的窗户前。进攻将在两天后开始，那时我将带救护车队去往普拉瓦。我已经很久没有给美国的家人写信了，我也知道我应该写，可一拖再拖，到现在我几乎都不知道该如何动笔了。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写。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过去，除了“我现在挺好”的话，什么都没写。对此，美国的亲友想必不会有什么不满意。这些战区明信片在美国很受欢迎；它们显得新奇而神秘。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既新奇又神秘的战争地带，不过，比起过去跟奥军的几次作战，我想这里的条件虽然严酷，战事进行得还是井然有序。奥军生来就是为拿破仑打胜仗的，不管是哪个拿破仑。我希望我们也有个拿破仑，可我们没有，我们有的是大腹便便、非常有钱的卡多尔纳大将军[1]，还有蓄着山羊胡子有一个细长脖子的小个子意大利国王维多里奥·埃马努埃莱。在他们的右边是奥斯塔公爵。或许是他长得太帅了，成不了将军，可看上去像个堂堂的男子汉。许多人都想让他当国王。他长得也像个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指挥着第三军团。我们是第二军团。第三军团里有一些英国人的炮队。在米兰我就碰到过两个这样的炮兵。他们人都不错，我们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晚上。他们两个又高又壮，腼腆，好害羞，能随遇而安。我多希望能和他们在一个部队。那样的话，一切都会简单得多了。不过，那样我也许早就没命了。在救护队死不了。哦，也难说，甚至在救护队也是有危险的。开救护车的英国司机不是也有死掉的吗？哦，我知道我是不会送命的。我不会死在这场战争中。这场战争完全与我无关。就像电影里的战争一样，它似乎不会威胁到我的生命。不过，我还是祈求上帝，好让战争快快结束。或许，今年夏天便会结束。奥军也许会垮掉。在以往的战争中他们总是一打就垮的。这场战争会怎么样？大家都说，法国人完蛋了。利纳尔迪说法国军队里发生了兵变，部队在往巴黎进发。我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说：“噢，他们被阻止了。”我想去到奥地利不打仗的地方。我想去黑森林（位于德国南部）。我想去哈尔兹山（位于德国中部地区）。可哈尔兹山在什么地方？他们正在喀尔巴阡山作战。我并不想去那里。不过，那里也许挺不错的。如果不打仗，我就能去西班牙。现在，太阳就要落山了，天气变得凉快起来。晚饭后我将去看凯瑟琳·巴克利。我希望她现在就在我这儿。我希望我和她一块儿待在米兰。我们在科瓦美餐一顿，然后于炎热的黄昏，沿着曼佐尼大道散步，走过桥，再掉过头一直顺着运河走，跟凯瑟琳·巴克利双双进到旅馆。也许她会的。也许她会假装把我当作她的那个已阵亡的男朋友，我们从前门进去，门房会脱帽致意，我会在柜台那里停一下，拿上房门的钥匙，她站在电梯那儿等我，临了，我们一起进了电梯，电梯缓缓上行，每到一层都咯吱咯吱地响个不停，到了我们住的那一层，侍童会为我们打开门，站在那里候着，凯瑟琳和我从电梯里走出来，我们顺着楼廊走，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进去，拿起电话，让他们给送上来一瓶在银桶的冰块里冰着的卡普里白葡萄酒，你能听到冰块碰撞桶壁的声音从走廊里传来，然后听到侍童的叩门声，我会告诉他就放在门外好了。因为天热我们在屋里已经脱掉了衣服，窗户开着，能望见外面的燕子在屋顶上飞，天黑以后你走到窗前，会看到有小小的蝙蝠在房屋上面飞着觅食，几乎是在贴着树梢飞，我们喝着卡普里酒，屋门反锁着，天热，晚上只搭一个被单，在米兰炎热的晚上，我们一整夜亲热，搂抱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就该发展成那样才对。我要快点儿吃完饭，去看望凯瑟琳·巴克利。

饭厅里，大家都在热烈地谈论，我喝了酒，因为如果今晚我不喝一点儿，不和牧师谈谈爱尔兰大主教[2]，那我跟大家就不像是兄弟了。爱尔兰大主教似乎是个高尚的人，受过不少的冤屈，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他所受的冤屈也是有份的，尽管这事我从未听说过，我还是装出了解的样子。牧师对主教受迫害的原因做了很好很详尽的解释，说到底似乎都是误会造成的，我听了以后，如果再说自己完全不晓得，会显得不礼貌的。我觉得大主教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这本身就是个不错的名字：明尼苏达州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爱尔兰，密执安州爱尔兰。这名字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听起来像Island（岛屿之意，读起来像爱兰）。不，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么简单。是的，神父。真的，神父。也许是这样，神父。不，不是这样，神父。哦，或许真的是这样。你比我懂得多，神父。牧师是个好人，可他比较乏味。军官们人不怎么地，而且还乏味。国王人好，可也乏味。酒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喝着挺带劲。酒去掉你牙齿上的珐琅，又把它们黏在你的上颚。

“牧师曾被关起来过，”罗卡说，“因为人们发现在他名下有一些年息三厘的债券。当然，那还是他在法国的时候。他们在这儿无法逮捕他。他完全否认他有年息五厘的债券。这是在贝济耶（法国南部的一个镇）发生的事。那个时候，我正好在那里，在报纸上读到了这条消息，去到监狱，要求见见牧师。显然，他偷了那些债券。”

“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相信。”利纳尔迪说。

“你爱信不信，”罗卡说，“我是讲给我们的这位牧师听的。很有教育意义啊。他是一位牧师；他懂得怎么去欣赏我的话。”

牧师笑着说：“请继续，我听着呢。”

“当然，有些债券是无从查寻了，可他拥有那些年息三厘的债券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我也记不清楚了。为此，我去了监狱，下面就是故事最为精彩的部分了，我站在牢房外面，像是忏悔似的跟他说，‘祝福我吧，神父，因为你犯罪了。’”

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

“他是怎么说的？”牧师问。罗卡没有接牧师的话茬，继续向我解释着这个笑话。“你听出来它的可笑之处了吗？”如果你能领会了，这似乎是个很有趣的笑话。人们给我倒上更多的酒，我讲起一个英国士兵被逼着洗浴的事情。少校讲了十一个士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我又喝了一些酒，讲了一个骑士捡到便士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有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公爵夫人，她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这个时候，牧师离开了，接着我又讲了一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这位推销员说他在早晨五点、北风劲吹的时候，来到马赛。少校说他听说我很能喝酒。我不承认。他说，我肯定能喝，我们可以当着酒神巴克斯的身体起誓，来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喝。别抬出巴克斯，我说。不要巴克斯。不，要巴克斯，他说。我提出要和菲力波·文森柴·巴锡比喝酒。巴锡说不行，这不是公平的比赛了，因为他已经喝下了相当于我两倍的量。我说，他这是撒谎，什么巴克斯不巴克斯的，什么菲力波·文森柴·巴锡还是巴锡·菲力波·文森柴，整个晚上他就没有沾过一滴酒，不管他的名字是怎么叫的。他说我的名字究竟是叫Frederico Enrico还是叫Enrico Feferic（本书主人公弗雷德里克·亨利意大利语姓名的读法）？我说，让能者胜出，巴克斯除外，少校用大杯端上来红酒，宣布比赛开始。比到一半，我不想再喝了。我记起来我一会儿还要去医院。

“巴锡赢了，”我说，“他比我能喝。我得走了。”

“他真的有事，”利纳尔迪说，“他有个约会。我知道的。”

“我得走了。”

“哪天晚上我们再比，”巴锡说，“等哪一天晚上你觉得自己状态好的时候。”巴锡拍了拍我的肩膀；桌子上的蜡烛还在燃着。所有的军官都很开心。“再见，先生们。”我说。

利纳尔迪跟我一块出来。我俩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他说，“你喝醉了，今晚最好不要去了。”

“我没有喝醉，里宁。真的没有。”

“你最好口里嚼上点儿咖啡。”

“用不着。”

“我去给你拿点儿。你在这里来回走走。”再出来时他带来一把烤咖啡豆，“嘴里咀嚼点儿这个，宝贝，上帝保佑你。”

“巴克斯。”我说。

“我跟你往前走走。”

“我一点儿也没事。”

我们俩一起穿过镇子，我嘴里嚼着咖啡豆。到了通往英国别墅的车道门口时，利纳尔迪跟我道了别。

“再见，”我说，“你为什么不一起进来待上一会儿呢？”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我喜欢更简单一些的快乐。”

“谢谢你的咖啡豆。”

“没什么，宝贝。没什么。”

我开始沿着车道往前走。道路两边松柏树的轮廓清晰，鲜明。我回头看了看，见利纳尔迪还站在那里望着我这边，我向他招了招手。

我坐在医院的接待厅里，等着卡瑟琳·巴克利下来。有人穿过大厅走过来。

我站了起来，可来人不是凯瑟琳。而是弗格森小姐。

“你好，”她说，“凯瑟琳让我来告诉你，她很抱歉她今晚不能出来见你了。”

“真遗憾。但愿她的身体无恙。”

“她有点儿不舒服。”

“你愿意帮我转达我对她的挂念吗？”

“当然愿意。”

“你觉得我明天来看她行吗？”

“我觉得行。”

“谢谢你，”我说，“再见。”

我出了医院的大门，突然感到一阵孤寂和空虚。我原本并没有把来看凯瑟琳当回事，我略微有些醉意，几乎忘记了来这里，可是，当我在医院里未能见到她时，我又感到了独孤和空虚。

注释：

[1] 路易吉·卡多尔纳（1850—1928）：意军司令官，在伊松佐战役中指挥盲目，乏术。

[2] 美国天主教教士约翰·爱尔兰（1838—1918），在1888年升到大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