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研究经典丛书:中国罗经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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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历史上有关“司南”记载的分析

《鬼谷子·谋篇》:“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

《韩非子·有度》:“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立治之功,日尚有余,而功教既已平,群臣既已穆,则上之任用之势不违,法教使之然也。如地形之见耕,渐就削灭也。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所谓“司南之车”,应该是指“司南车”而言,当然也与君王的“威仪”有关,肯定不是指用磁性材料制成的指南器物而言的。所谓“立司南”用以端正早晚,当似后来的“日晷”,也不是指用磁性材料制成的指南器物,这是毋须怀疑的。如果述说指南针和罗经的发展史的时候引用这两条历史记载,以说明指南针“古老”的历史,这恐怕与历史事实有所不符。在先秦时期,似乎并没有出现用磁性物质制成的指南器物,似乎当时还没有发现磁石的这一物理特性。

王充《论衡·是应篇》:“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杓”字音“标”,是指北斗七星的后三颗星而言的,北斗七星的五、六、七三颗星又叫斗柄。“杓”字又音“勺”,同“勺”字,又音“酌”,专指独木桥而言。“柢”音“底”,柄的意思,又是“根”“底”的意思。

王充是东汉人。他的《是应篇》,主要内容是辨“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是“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理由是“瑞应之物或有或无”。

王充说:“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夫虫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圣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轶,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怀奸心者,则各变性易操,为忠正之行矣。”这里所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是强调“天性也”和“杓之性然也”。对天文学有过深入研究的朋友说,“司”是掌管的意思,“柢”是根或底的意思。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圆无方向,必须以地方为参照物(就是“投之于地”),才能确定“杓”的指向。北斗七星的五、六、七三星称“杓”,在中国的大地上看,它会随四季流转有不同的指向,所以人们说他具有掌管方向的功能。《逸周书·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基践长,微阳动于黄泉,阴惨于万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大戴礼·夏小正》:“正月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所谓“是月斗柄建子”就是“投之于地”指向北方;所谓“斗柄正在上”就是“投之于地”指向南方。如此,把王充说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天上掌管南向的斗柄,投影到地面上,它的根底就指向南方。从王充之后直到北宋之前,无人说天然磁石具有“指南”功能,这样的历史事实证明,王充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具有指南功能的器物存在。孤证不立,倘若王充所说是指天然指南器物而言,当有其他人之说为之佐证。

图1-5 斗柄指南古天文图(敦煌石室)

《三才图会》所画天体紫微垣的北斗(大熊星座)“斗柄”是指向南方。《革象新书》:“昏杓指寅,汉世则然,嗣后天星渐移,十二辰昏之杓皆可指,非一定也。”王充之说当有特定的时间指向,其前提是“司南”之杓。

如果有可能把天然磁石磨成羹匙或饭勺之类的器物的话,当“投之于地”的时候,那就必须是凹面朝上凸面朝下,只有“勺”的凸面在下,并且在磨擦力极小的情况下,“磁勺”旋转一定的角度之后,其柄方能指南。通常来说,勺形器物“投之于地”朝上或朝下的次数遵循概率论,并非每“投之于地”都一定能够“其柢指南”。这样一来就与王充所说“鱼肉之虫,集地北行”不成并列的意思,也并非具有“杓之性然也”的必然性。因此,王充所说并不是指用磁石磨成的勺形器物而言。对王充说的这一句话,还有学者以宋本《论衡》中“杓”字写作“酌”为根据,提出了新的解说。如果把“酌”字解作“行”或“用”的意思,把“柢”字解作“横木”的意思,那么王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司南(车)的使用,放置在地上,它的横杆就指向南方。这样的解释,也有可商榷之处。“杓”又音“酌”,专指横木桥而言。“酌”为酒杯,还有斟酒、斟酌、采取、参酌等意思。《康熙字典》释“酌”字,有“取善而行”一语作为“酌”的解释。如《左传·成公六年》说“子为大政,将酌于民”。又说“酌”字亦省作“勺”,《礼·内则》十三“舞勺”,注说“勺与酌同”。显然宋刻本是以“杓”音“勺”,又以“勺”通“酌”,似乎没有“取善而行”的意思。无论如何,这两种解释,都没有把“司南之杓”当作“指南”的器物,也并不涉及天然磁石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把王充此说与后来出现的“指南针”二者之间扯上什么渊源关系。

现今在国家博物馆里,存有“司南”模型。

这个古代“司南”模型,是早些年王振铎依据王充《论衡》里“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句话,加上个人对“杓”作“勺”字的理解而制作出来的。王振铎认为所谓“司南之杓”就是古时的一种用于辨别方向的磁性指向器物。于是仿照出土的汉代王盱幕内式盘的“二十四山”做成铜质的“地盘”,中心圆面下凹,用以放置“磁勺”。王振铎所制“司南”模型,其摆放在地盘中心的“杓”,并不是用天然磁石磨成的,而是先用钨钢铸出羹匙形状,再用物理电磁方法,使之变成永久磁铁。有的学者对这一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天然磁体的磁距很小,而且怕震动、怕高温。根据波兰科学家埃尔·居里提出的“居里温度”,天然磁铁在摄氏七百度的温度下,就会“失序”而消磁。所以,天然磁体是没有办法雕磨成羹匙形状,而且仍然具有指南功能的。至今还没有用磁石雕磨成的这类具有指南功能的器物出现,这印证了这位学者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

图1-6 王振铎“复制”的“司南”模型照片(网上下载)

尽管国家博物馆于九年前已经不将王振铎所复制的“司南”模型对外展出,但是在一些中小学的课本和字典、词典、辞典里,仍然把“司南”等同于“指南针”,仍然把“司南”模型当作“指南针”的前身或祖制。这种误读历史的现象,也波及对中国罗经发展历史的理解上。我们在这一讲里面,之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司南”与“指南针”的关系,就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如果我们把“司南”与“指南针”之间是否具有渊源关系说清楚了,也就正确地阐述了中国罗经的发展史。

总之,古代所谓的“司南”不是专指“指南针”的祖制而言的,一是指“司南车”而言,一是指“掌管南向”而言。古代的“司南”器物,与天然磁性物质之间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