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为自己做出决定之时，此生由我主宰

激情和心灵的罪，远比理性的罪更接近救赎。

——索伦·克尔凯郭尔

也许没有作家会比索伦·克尔凯郭尔更为看重决策行为的意义和重要性了。他与未婚妻雷吉娜·奥尔森（Regina Olsen）解除婚约，以及对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描述都表明，做决策的过程会迫使个体去考虑两种可能的利益，而且无论他们偏向哪一种，结果都是不确定的，还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痛苦。人们不仅是在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抛弃另一种可能性，同时也是在进行决策，最终都关乎自己和自己的人生。从本质上来讲，他们在面临决策时没有任何外界的支持，比如建议，或是他们的同胞所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准则。虽然他们可能采取各种策略来逃避决策的负担，但仍然无法避免面对这项决策的义务。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总结了这一困境的程度和影响：“独自面对这种情况造成的恐惧感尤其强烈，因此，多数人会惊慌失措，只要有一种普遍适用的规则能免除他们自己做选择的任务，他们就会试图利用这种规则来逃避选择。”[13]

迟早我们都会走到这样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体会到一种类似局促不安的感觉。我们可能会记起曾经面临的艰难抉择：是留在国内经营传统家业，还是到国外开创前途未卜的事业？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会提出如下问题：我是应该留在熟悉的环境中，还是应该勇敢踏入一个未知的世界？我应该坚持父母教育我的价值观，还是应该听从内心冒险和抗议的呼声？我们可能会记得曾经陷入的那种极端境地，要么就冒着风险采取主动，要么就坚守平凡无奇的生活和假想的安全感所带来的些许慰藉。

在一次采访中，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回忆了自己曾经的窘境：“选择是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在我的第一场婚姻差不多要告终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可怕的岁月。我犹太法典式的思想被夹在律法的严明和内心的呼声之间进退维谷。我似乎无法摆脱这两难境地。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都下不了决心去决定我要做什么。”[14]如果说做决定是我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时刻，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可能与其他人共同承担这个任务。当然，在做决定之前，我们会迫切地咨询他人并寻求指导，但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没有任何来自传统、道德规范或是他人的支持。用克尔凯郭尔的话来说，我们“只有”自己，“这才是可怕的地方”。[15]在没有任何人给出建议的情况下，我们要独自在两种具有吸引力或排斥力的行动中做出选择，我们必须承受放弃其中一种可能性的痛苦。如果我们要带领一个群体，也极有可能不得不面对在道德和权宜之计之间做出抉择的困境——亚瑟·克斯特勒的小说充分揭露了这一困境。例如，如果我们正在经营一家不景气的企业，为了保证充分的成本效益，我们是要通过裁员来改善财务状况，还是让员工留在岗位上，至少让他们继续养家糊口？如果我们是提供儿童保护服务的社工，却发现父母虽然爱孩子，却无法满足孩子的基本生存需求，我们该如何决定孩子的未来？如果我们是国际奥委会的成员，在发生针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恐袭后，我们应该支持还是反对赛事继续进行？如果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抛弃另一种可能性的任务迫在眉睫，即便会有迟疑和犹豫，我们还是无法逃脱令人痛苦的做决定的责任。

做决策的孤独

正如我们所见，在所有上述情况中，我们面临着两种无法同时掌握的可能性。做决定就是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放弃另一种可能性的行为。事实上，在生命的每一刻，我们都在各种可能性中寻找自我。在我写下这些话之后，我可能会继续写作，可能会停下来思考我该写些什么，也有可能会去散步。当我坐在办公桌前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时，我内心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可能性。换句话说，即使我没有有意识地表现出每一种可能性，我与这些可能性之间也存在着现实的联系。通过面对和评估即将到来的可能性，我可以走入现实的未来；通过选择其中一种可能性，我可以掌控现实的现在，通过有意识地审视已实现的成就，我就回到了现实的过去。因此，我个人成长的时间性是由即将到来的可能性，借由我的行动而实际实现的一些可能性，以及已经实现或被抛弃的可能性构成的。未来的可能性，实际的现实以及过去的成就相互决定，相依相生。比如我来到湖边的行为开启了我会下湖游泳的可能性，看到湖另一边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的可能性催生了我会游过这个湖的行为。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可能性都对当下的行为发挥作用，引发了游泳和与朋友共享美酒等后续行为的实现。

当我从一种实现过渡到另一种实现时，我的可能性和已达成的范畴都在不断变化。我把这些可能性看作一种扩展和收缩。健康的状态会开启各种可能性，患病的状态则会使可能性受到限制。在我健康的时候，时间的地平线是开放的，在我生病时则是封闭的。这种开放让我忘记了顾及我的身体，当我专注于要承担的任务和事物时，它便默默地被越过去了。直到明白生命有终结，才让我意识到我的身体是一个需要被现实照顾和关注的。在年轻的时候，我的成就明显比年老时要小，它们的意义也有变化，这取决于我的行动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未来的可能性。例如，移民到一个新国家与作为游客访问一个国家相比，将对我产生的可能性就有不同的影响。

我们通过行动来掌控并实现各种可能性。例如，暂停写作或阅读，去散步或泡一杯茶。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行为都遵循习惯、风俗、行为准则、社会惯例或法律条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在做决定，只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当我们坐进车里，开车去上班时，我们不是为了到达目的地而决定准时出发并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我们只是在遵循一种例行习惯，完全不会去考虑其他选择。社会学家将之称为人类行为的习惯化。这是一种专业而不费力的复制。习惯化的行为让我们从有意识地做决定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如果由于一些无法预见的原因，我们遇到了阻碍（由于事故造成严重延误），就会反思如何更快地到达目的地，或者如何改变接下来的计划。我们会仔细研究当前的形势，在考虑了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后，我们也许会改变这一日常行程，但我们也不是在做决定，我们只是在遵循习惯或习俗，而没有认真思考我们所做的选择。

但是当我们不能再依赖于一种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习惯、习俗或法律时，我们就会做出决定。此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个人规则或制度规定的领域之外。接受多数人的指令或服从由体制或社会传统所制定的常规，显然不等于做决定。赫尔曼·卢培（Hermann Lübbe）说过：“决策的逻辑就是例外的逻辑。”[16]在进行决策时，通常决定我们行为的性质、特点和目标的抽象规范、规则和指导将不再适用。因此，当面临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决定的具体情况时，我们就又回到了只能靠自己的境地。如上所述，我们认为做决定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一种可怕的经历，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力更生的责任，我们要走出可靠的生活社交圈，陷入一种孤独的状态之中。我们无法依靠人或物来为我们行为的方向提供可信的指导，也无法对我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清晰的认识。“不可避免”一词，要求我们做到更加准确无误。在某些情况下，被排除的可能性就是在给其他可能性留下考虑的余地。如果我们决定抓住其中一种可能性，我们做的决定就是在否决其他的决定。

当然，我们的决定并非完全武断或反复无常。决定经常是基于动机，但也有例外。我们选择走左边而不是右边是有原因的。例如，当我们在森林里或是在人生的丛林里迷失，又没有指南针的时候，做出的决定可能并不依赖于动机。动机是我们做决定的基础或出发点，当有人问我，或者当我问自己为什么决定成为一名音乐家时，我可以为我的决定提供一个解释：因为我热爱音乐，音乐可以让我表达自我，或者我设想在乐团里演奏能有一份好收入。动机不仅使我的决定合理化，也为我的决定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但这个动机并没有消除其他相互竞争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会促使我从事另一种职业。当动机缺乏明显性和明确的强制力时，当它们无法一劳永逸地消除我的犹豫时，我们就需要进行决策。一个迫在眉睫的决定可能需要对我所有的理由进行审视，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我有时会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最终的推动力必须来自我个人的倾向和对理由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的信心。

因此，做决策是我的任务，它与自我建立了一种联系。各种语言强调了这种与自我的关系：I make up my mind,je me decide,Ich entscheide mich。这种与自我的关系是决策的核心要素：我意识到自己是行为的主体，并对其后果负责。我也意识到我思考的过程，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头脑在“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说是和否”。我可能是慢慢做出决定，也可能是突然做出决定。“这两种声音说的是同一件事。”[17]在做决定时，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不同于任何人。更重要的是，我以一种具体的方式强化了我的自由和独特性。在抓住一个可能性的同时，我知道我本来也可以抓住那个被拒绝的可能性。通过充分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我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为我决定的后果负责。

自由是对是否实践有意义的行为做出决定的能力。对自由的要求可能会受到这样一种假设的挑战，即我的心理倾向和无意识的动机，或者外部社会的力量，实际上可能会左右我的决定——使我无从得知这些因素的程度和作用。如果我同意这个假设，我将无法超越这些决定性因素，并提出以下问题：“考虑到这些决定性因素，我应该怎么做？”我对行为决定性因素的假设和我对可能性的评估也许会相互矛盾：我不能既认为自己坚定不移，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对自己产生质疑，询问自己是如何下定决心的，或者是什么让我决定采取这种行动的可能性，而抛弃其他行动的可能性。对于自我动机和性情这些决定性因素，其内在的信念也适用于我的一些评估性问题。尤其是当我面临做决定的任务时，经常会问这个问题。[18]

当我们要做出决定时，我们并不总是能清楚地看到，在这些可能性中，我们应该把握哪一种，放弃哪一种。以前获得的知识和从过去经验中吸取的教训并不能提供明确的指示。即使是先前做出的决定，也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正确道路的明确答案。事实上，当我们无法准确预测行为的结果时，就是在做决定。我们的信心和直觉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支持，使我们能够毫不犹豫地抓住一种可能性。然而，如果一种令人不快的不确定性笼罩着我们时，我们在采取其中一种可能性时就会“恐惧和颤抖”。在没有确定行为是否正确的情况下，做出决策这种行为意味着：它是勇敢地向未知领域的飞跃。没有人向我们提供这一行为的跳板，也没有人减轻我们的责任。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洞察我们内心的猜测、希望和感受。我们从地面起飞时是孤立无援的。这一飞跃并非草率之举，因为尽管迫在眉睫，做出决定仍然需要对我们的能力和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即时或长期的评估。

因为，在孤独的状态下，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托付给未知的因果，决定需要一种“权力感”（保罗·里克尔），一种“主宰形式”（赫尔曼·卢培）。在我做决定的那一刻，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坚定自己内心的立场，保留和放弃各种可能性，而不需要一系列规则和习惯的保护性支持。我做的决定越多，就越能相信自己的力量，抵御外界的负面影响，对自己行为的积极结果表现出自信。我越来越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犹豫、恐惧和不信任的威胁，这增强了我的力量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独自做决定的能力可能会让我在同龄人中获得声望和认可。

如果我面临的多种可能性相互排斥：我决定支持其中一种的可能性，我就必须抛弃另一种。如果我决定移民到一个新国家，我必须放弃留在国内的可能性。一年后，我可能会后悔这个决定，再回到我的祖国。但我也不再是最初的状态，而回归本身将是在我成长的另一个阶段做出的另一个决定的结果。

决策是在一个时间框架内进行的。这个决策阶段与未来的某个时刻紧密相连。这个时间阶段的存在使得决策不同于选择。区分选择和决策的时间特征确实有用处，而且相当重要。在面临选择时，我们可以考虑和权衡各种可能性，直到我们对可能性实现的成败有明确的想法。在购买某种消费品或选择某个旅游目的地时，我们可以不急于一时。这些现实通常作为未来的可能性而存在。但是，当我们决定要为从事某一特定职业而学习或与某人结婚时，我们应该在一定的时限内做出决定。我们无法完全抓住这些可能性。它们有自己的倒计时。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抛弃另一种可能性的任务有一个截止日期，所以决策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决定的“非此即彼”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岔路口。另一方面，选择并不会给我们成长的主要方向带来显著的变化。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进时，我们会做出一些决定和许多选择。我们可以撤销做出的选择，但我们必须接受曾经的决定。选择是用铅笔写的，可以抹去，而决定是不可磨灭的，无法抹去。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会遗忘做出的选择，却记住了曾经的决定。顺带一提，关于工作或休闲活动的日常选择可能会导致我们不得不做出决定，与此对应，关于工作或婚姻的决定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选择。

除了两种相互排斥的可能性之外，决定的形势还伴随着接受或设定最后期限的紧迫义务。在这方面，我们会正确地谈到决策的成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能发现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也能发现直觉性和理性的思考，所有这些都会相互影响。当我们试着展望未来，评估某两种可能性带来的后果时，我们会不断问自己：“现在我该怎么做？”或者“这个行为的结果会是什么？”或者最终我们会问，“我要从人生中活出些什么”？决策成熟的过程在时间上的展开指向并最终到达一个“无法回头的点”，随后，在没有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逐渐消失，另一种逐渐实现。因此，我们感到做出决策的紧迫性；做决策这一必然的任务似乎是一个沉重而痛苦的负担，我们不能直接忽视或置之不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越接近无法回头的时间点，我们越会独自感受到其日渐强大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存在。

以下这个例证生动地说明了决策过程中隐含的负担和紧迫性。它说明了一个决定可能成为一个人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1983年9月26日，当时的指挥官斯坦尼斯拉夫·叶夫格拉福维奇·彼得罗夫（Stanislav Yevgrafovich Petrov）在莫斯科附近的谢普霍夫-15秘密防空地堡执勤。预警卫星系统报告，美国发射了可能带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发生袭击，彼得罗夫必须通知他的上级，根据当时苏联的战略，他们准备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核反击。要记住，当时美苏关系已经到了最低点。彼得罗夫只有很短的时间来思考两种可能性：要么凭自己的直觉，基于可能的计算机错误而无视警告；要么相信苏联军事技术的可靠性，遵守军事协议，报告即将到来的攻击。在那痛苦的几分钟里，在完全不确定的状态下，他思考了警报可能为假的几个原因。他决定相信自己的直觉，不触发军事警报。将这一警告信号视为虚假警报而不予理会，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答案。

不确定性、紧迫性和缺乏外部支持都是决策的构成要素，往往使选择一种可能性而放弃另一种可能性的过程变得极其有压力。[19]当我们面对需要做出决定的情况时，我们通向未来的前进势头必会受阻。当我们做出一个接一个的决策时，我们还要在受到严重干扰和障碍的情况下及时前进，并尽可能多地完成任务和职责。例如我们在决定接受还是拒绝一项重要的医学干预时，我们人生发展的连续性就会受到扰动。要求做出决定的时刻打破了我们平时处理人和事的常规，它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创造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当我们回顾个人生活的发展时，可以适时回想这条来时之路和在路上所经历的一切起伏。这种起伏有它自己的节奏和特点，或隐秘或大胆。这条路有多种特点：可以是窄的、宽的，陡峭的、崎岖的，被踏平的或铺好的。在这条道路上，会有一些引发危机“暗坑”，迫使我们做出决定。前行运动的形式和旅途的质量都取决于在十字路口所做的决定。

希腊语中的“krinein”指的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点上，会发生好的或坏的变化。危机是鲜活的、动态的现实（身体、社会关系、经济或生态结构等）在动态展开过程中出现的一次中断：由于这一现实的运行中出现扰动，其进程被减慢或受阻，其方向变得不确定。在危机情境下，我们既经历了正常运作的失败，也经历了创造性再生的探索。中断和不确定的时期可短可长。我们必须面对危机，即使承受着痛苦，也需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我们将如何克服现有的扰动，什么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以及每种解决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所有形式的危机——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个人的——迟早都需要我们做出决定，这一决定引入了修正，干扰要么得到解决，要么至少得到缓解。持久的危机可能会引起犹豫、怀疑，使活力和洞察力丧失，而且经常会引起被动的状态，这反过来可能会加剧危机。在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常常是自己。做出决定时需要努力克服疑虑和犹豫，才能最终取得成功，需要摆脱犹豫不决的麻木，需要结束自我斗争，需要制定有效的恢复程序。尽管危机具有令人痛苦的性质，但它也可能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激发了行动中的创造力：倒退开启前进之路，混乱开启重组之路，紧张开启解决之路。[20]做出艰难决定，以及从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走出来后的成就感，会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一次重大而令人欣慰的经历。

做决策的艰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决策就是要实现一种可能性，并接受另一种可能性的消失。我们所选择的可能性的实现，将成为我们的未来以及生活中做下一步决定的焦点。通过我们的决定，我们对现实的未来施加了一些影响：如果我决定生活在某个国家，我未来的可能性将取决于我在这个新环境中的存在和活动，但每一个决定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其他可能性。如果我决定从事音乐相关的行业，我就放弃了商业、医学或政治相关的职业。当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前进，从“还没有”到“已经”，于“现在”中将自己与未来和过去联系起来，我们的可能性范围就会缩小，我们的成就范围就会扩大。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存在比作一条逐渐变窄的路：前面的路是由我们不断缩小的可能性形成的，后面的路是由我们不断增长的成就形成的。但是，正如欧文·施特劳斯（Erwin Straus）恰当地指出，除了我们在简历中所自豪地列出的成就外，我们还必须牢记我们错过的可能性。正如他所说，“我们总是欠过去的债”。面对过去，我们如同处于法庭的被告席上，没有人可以不认罪。[21]但是，在我们的过去，除了我们错过的可能性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我们自觉和勇敢放弃的各种可能性，而有罪判决并不适用于这些可能性。

我们可能会带着悲伤、悔恨和遗憾回顾我们错过的和拒绝的可能性。这种毫无结果的遗憾使得曾经的可能无法完全消失。它会反复地回到他们的脑海中，让他们记忆犹新，并说：“如果我没有这样或那样做，我会有一种不同的生活。”心中生出的遗憾平静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未尽力或错过的可能性已不可挽回地消失之后，终为现在和未来提供了教训。然而，有些人会对可能性的减少或消失表现出持续的、彻底的抵制。例如，守财奴依附能保持价值的金钱，却不用于投资或收购。金钱虽然在守财奴的一生中提供了大量持久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永远不会被投资或转化为现实。保留下来的可能性虽然本身毫无价值，但由于它们不用于投资或购买，却因此比获得的具体实物或投资回报更能使持有者感到满意。除了这种不寻常的满足感之外，坐拥财富还会让守财奴在面对不可预见的未来时有一种安全感。守财奴之所以固守自己的可能性，是因为他们害怕不确定的未来，如果没有金钱的潜在力量，他们就对自己面对未来世界的能力缺乏信心。[22]

尽管今天许多人会强烈反对自己被扣上“守财奴”的大帽子，但他们仍然会表现出类似守财奴与其所掌握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特点。人们从事各类职业，却没有对本职工作表现出任何热情的投入感。其实他们是认为，当他们从事一项工作或建立一种个人关系时，也应该要“保留一定的选择余地”。当代生活的各种公开理念要求人们保留同时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承认它们相互冲突和不可调和的本性。书籍、电影和电子游戏创造并满足了一种幻想，使人觉得自己能够超越个人成长的状态，控制个人时间的所有维度。这些娱乐产业的产品满足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那就是超越自我决策和随之而来的无奈所带来的限制，并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挽回任何错失的可能性。因此，许多人倾向于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在那里，不可能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各种可能性之间也不会互相矛盾，而不是像在现实世界里那样，总是需要做出决定，改变或放弃各种可能性。那些不断把决定的时刻推到以后的人，无法与现实建立联系。例如一个人憧憬着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者是一名学者，然而两种可能性他都不能下定决心，这就会同时妨碍他成为这两种人才中的任何一种。为了做到真实、有效、负责任，“非此即彼”是必然的。采取逃避态度和不承认“生活也有其要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克尔凯郭尔）。[23]当一个人没有学会区分各种可能的世界观的价值，而是认为它们是等同的，因而无法坚守其中任何一种世界观时——对特定的人生道路和目标下定决心的能力就会衰退。因此，我们不仅要唤醒一个人比较各种世界观的能力和相应的宽容态度，也要唤醒他们通过自由意志决定认同其中一种世界观并坚定不移的能力。[24]

我们已经看到，强烈的不确定感是决策行为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在做决定的那一刻，我们无法清楚或肯定地评估我们即将采取的行动的结果。现在看来正确和有希望的事情，将来也有可能变成错误和谬误。我们面临失败的风险，失去工作甚至生计的风险，生病或不快乐的风险，引发敌意或被误解的风险。难怪我们在做决定之前会受到疑惑和恐惧的困扰，尤其是在之前的决定已经感受到严重失望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不确定环境是否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也对自己接受失败、忍受孤独、困难和逆境可能带来的痛苦缺乏信心。过度谨慎的人总是关注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以及他们的决定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对自己的远见以及接受自己最终垮台的承受力怀有不信任感。因此，对各种可能性及其未来后果的关注，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比通过果断行动所创造的成就更为重要。为了“把我们自己从明天令人沮丧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放弃对确定性的执着而徒劳的追求，并与我们的无知和解。[25]正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的智慧之辞：“一个人必须要忽略很多事情才能有所成就。”[26]如果我们以预言性的方式，力求充分肯定地了解到我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所有后果，其结果是我们可能会陷入完全的被动，并停止行动。为了避免这种麻痹效应，我们需要依靠我们“活在暂时”的能力，并与我们的世界建立信任和情感的连接。欧文·W.施特劳斯（Erwin W.Straus）这样描述这种无忧虑、无拘束的态度：“我们活在‘当下’，我们或多或少清楚地知道自己活在‘暂时’。无论如何我们努力尽责，不再左顾右盼。我们放弃行为中的可确定性，把自己托付给未来，依靠自己，依靠环境，依靠他人。”[27]

今天，孩子们承担风险和相信转机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越来越痴迷于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结果剥夺了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冒险和探索的体验。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减少过度保护的禁令会带来重要的好处：孩子们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做出有创造性和无畏的决定，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情绪成熟是在鼓励孩子们在积极参与游戏、运动或探险活动的冒险环境中逐渐获得的。[28]

在一个充满恐惧和偏执的社会里，人们不断被警告，经济专家和政治人物的错误决定可能会导致迫在眉睫的灾难。对失误后果的担忧，在企业和公共机构的运作以及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留下了印记。然而，造成错误的原因可能是恐惧，也可能是过度自信。恐惧强化了对一个不可逃避的决定的责任感，但可能会导致人们无法确定决策的有利时机，还可能使人无法对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准确评估。

在一个标准化和可预测的社会环境中，机械设备通常发挥着核心作用，这将可能出现的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人类摆脱了决策负担。如果设备经过精心设计和维护，机器人和电脑（比如飞机上使用的自动驾驶仪）就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它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导致人们倾向于将人类的成就与这些设备的性能进行比较，从而降低了对人类缺点和错误的容忍度。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些机械设备在感情上的依赖几乎是无限的信任，也导致我们忽视了依靠和提高自身的体力和智力。我们把这些能力交给了各种设备。我们内心的隐秘愿望是创造一种设备，它能思考、有感觉、能准确无误地工作，并完全消除令操作者不安的不确定感。我们目前还没掌握这种设备，但在人类趋向于回避犹疑的状态下，我们会越来越依赖机械的帮助来评估条件和变化，形成判断和假设，并提出关键的干预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制度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有益却令人窒息的作用。由于人类行为的内在可塑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料性，以及人类行为对社会环境提供的大量意外可能性的敏感性，体制及其规则、法律、习惯和行为模式为我们日常的人际互动提供了亟须的可靠性、可预测性和安全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减轻了决策的负担。在自然或社会灾难时期，或在革命和政治制度崩溃期间，体制的暂时性削弱会带来方向的迷失、不确定性和普遍的不安全感。如果为保卫公民及保护其财产而设立的所有这些力量都暂时解体或削弱，所造成的法律和秩序结构的缺失可能会突显无法预料的暴力或出乎意料的慷慨人性。当个人突然变得孤立无援，从法律法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他们就被要求运用自己临场应变的能力，并常常不情愿地但自主地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另一方面，一旦个人能够依靠加强的体制所提供的可靠引导和“快乐的确定性”，就会普遍不愿面对做出决定的任务，并必然缺乏自主的决心。尽管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作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苟且偷生的强烈诱惑；依赖于共同的思维、感觉和行动习惯；避免需要自主性的情况。奇怪的是，有些人乐于生活在严厉的制度管理之下，只是因为这种管理对他们日常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日益控制，缩小了那些可能迫使他们做出决定而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在许多文化中，家庭——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常常鼓励人们无可置疑地接受对稳定的社会地位和职业道路的追求，扼杀年轻人冒险背离“对前几代人行之有效的套路”的勇气。拥有完善的终身教职制度和行政结构的教育体制也会引发一种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这种模式似乎会阻止人们对回避学术规定的批判性义务。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心态很容易影响新教师或学者以及年轻的管理者，这使他们放弃了做出不同决定的意愿和能力。即使是个人——例如那些声称自己不受社会约束和职业规范约束的艺术家和作家——其创作的传播也依赖于一种“主观性的二次制度化”（阿诺德·格伦Arnold Gehlen）。在某个阶段，他们愿意用创作独立性来换取他们从遵循艺术交易商、展览组织者、制作人、出版商所写成的“规则手册”来获得的所有好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满怀信念和激情地写道：制度，尽管有无可争辩的必要性和好处，却加剧了“懒惰的倾向”。[29]的确，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种惰性。由于害怕犯错误，有这种惰性的人从不质疑一个机构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和价值观，只认可那些不会产生不良偏差的行为和思想。还有一种固有的惰性，即不拿当前受保护的社会地位和作为一个体制内成员的舒适去冒险，不把勇敢的内心信念置于外界的认可和物质需要的满足之上。

做决定的另一个困难来自人们想要逃避孤独的心理，尤其是在危机时刻，人们会通过寻求朋友或家人的陪伴来缓解这种孤独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某些情况下，现有的传统、规则或意见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抓住正确可能性的明确指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自己，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设想我们的未来、其重构的倾向以及最终要肩负的责任。我们被迫独自面对这一决定，不管缺乏鼓励性的建议是多么痛苦，也不管孤独的立场可能消耗多少精力。但痛苦也有它的回报：它使我们与自我深入接触，并在面对他人时形成更强大的自我。克尔凯郭尔告诉我们，这一刻比遇见世界著名人物对一个人的影响更重要、更难忘、更崇高：“当一个人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如晴朗的星光之夜一般寂静、庄严，当灵魂在这个世界上变得孤独，那时在一个人面前出现的就不是一个非凡的人，而是永恒的力量本身，天堂似乎开启了，这一刻我选择了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接受了自己。”[30]

今天，自我回归本身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之中，这些力量促使我们远离自己。大学里的书籍、讲座、电视节目、社交媒体和自助课程都鼓励我们发展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更成功、更自信的人格。我们很乐意回应这类召唤，并付出相当大的努力，用我们真实的自我来交换一个有代表性、有表现力的自我。我们在与人的日常交往中逐渐形成一种戏剧化的态度：我们越来越重视社会需要的和后天获得的角色，否认真实自我里无可替代的冲动、情绪和判断，被盲目鼓励“做你自己”。但是，在我们不顾一切地尝试逃离自我，接受借来的自我之后，我们迟早会被迫回归到真实而谦卑的自我，并面对做出决定这一令人不安的任务，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在这种回归中，尽管我们一直努力摆脱自我，但我们逐渐认识到，要摆脱具体的自我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具体的自我是什么呢？它常常是一个软弱而优柔寡断的自我。这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依赖随时准备提供建议的旁人，他们向我们保证“你一定能成功”，并通过这样做逐渐削弱我们做出决定、坚持决心和承担责任的能力。[31]

由于我们对自身决策能力的信心被减弱了，我们无法解决集体认可的规则和生活方式与我们的个人信念和愿望之间的尖锐矛盾。正如上述耶胡迪·梅纽因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能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最困难的一种情况是由一种不可避免的义务所造成的，即在一种已被接受和内化的公约和我们内心的热情之间做出决定。当我们立志成为一名音乐家，但我们的家庭却迫使我们追求更“实用”的职业时，我们该如何决定呢？或者，在不那么刻板的情况下——比如年轻的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所面临的情况——家庭形成的强压氛围逼他成为一名作家，但内心的声音却敦促他勇敢地逆流而上，从事另一种职业，我们该怎么办？[32]在做出关于选择伴侣或定居地点的决定时，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困境。

我们倾向于带着怀疑和恐惧表达我们的感觉；我们对它们的指导和忠告缺乏信心。我们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必须谨慎处理的偶发事件。比起在一种或多或少有些模糊的感觉的暗示下开始一种新的和不同的生活形式，我们更容易接受和遵循我们所处环境的保护性惯例。在我们许多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毫不留情的诱惑，要我们把自发的感情放在一边，而倾向于理性的反思。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生活应该从头脑出发，很少从内心出发。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冲突，看似安全与危险的可能性之间的冲突将一直持续，直到我们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果断立场支持或反对的感觉告诉我们的东西。威廉·巴雷特对E.M.福斯特（E.M.Forster）文学作品的观察似乎是正确的：“对情感的误解——根植于通俗语言，并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技术著作中得到了阐述——是我们文化中更具灾难性的一部分。”我们说激情是盲目的，没错，但往往我们会发现盲目的激情被一些狂热的思想所污染。那些不习惯凭感觉生活的人，其感觉通常是盲目的。另一方面，在某种情况下没有适当感情的完全理性的人难道不是最盲目的人吗？[33]盲目、狂热的思想往往是由一项社会、宗教或文化事业创造出来的，人们认为这项事业很重要，值得为实现它展开一场一心一意，有时甚至是冷酷无情的斗争。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这一思想也可能导致某些人脱离现有的生活条件，加入一个提倡颠覆性和暴力行为的群体。在人类历史上如此频繁出现的狂热者的盲目性，是由于他们无法把这种思想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中，无法评估它的真正价值和对更广泛的群体的生活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我们的感觉也可能是盲目的，因为可能的道路缺乏清晰明显的轮廓。面对在一个国家的偏远地区工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决定忽视我们的理性及其所有的警告信号，我们会失败吗？我们徒劳地寻找明确的理由来指导我们，只是觉得这是适当和有意义的做法。在我们看来，感觉似乎不那么令人信服，尽管它们提供了（如果没有被狂热的理性污染的话）一些好处，即让我们能够全面接受复杂的情况，以及表明我们在这些情况下寻求的经验的统一性。最终，就像我们发展其他人类能力一样，我们也会在感觉方面变得更加敏锐：我们越依赖它们，就越确信它们的指引是清晰而准确的。具体的生活情境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机会，让我们对内心的信息有更清晰的洞见，并增强我们对其的信心。

当决定关乎职业、配偶或宗教时，理性的逻辑与心灵的理性之间的矛盾就显得相当尖锐。它在一个人达到成熟阶段时出现，通常涉及对年轻人的自发性、激情和创造性冲动的忠诚，以及对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清醒和现实的接受之间的冲突。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感受的愿望与遵从社会角色的压力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折磨，甚至使人衰弱；一个坚定的决定和相应的对内心力量的认识可以带来解脱。减轻这种痛苦的另一种方式是逐渐地融入日常生活，忘掉生活在其中的诗人或让其保持沉默。

学会做决定

如果认为我们首先会获得成熟，之后一旦有了强烈的认同感、适应力和自信，我们就会在闲暇和快乐中试验我们的决策能力，那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只有勇敢地做出决定——伴随着相关的风险、不确定性、责任和孤独感——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坚强而成熟的人格。如果没有获得、使用和加强决策能力，一时的需要和各种社会规范、习俗和风俗就会对我们产生不良影响。[34]

正规教育无法培养我们的决策能力。具体的生活环境才能使这种学习成为可能。我们学习做决定就像学习游泳或滑雪一样：我们的动作或多或少成功地适应了环境的要求。因此，我们学会了通过倾听我们的感觉的建议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同时又不会对理性提供的指导充耳不闻。我们学会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情况下，独自思考和解决欲望与责任、创意与传统、权宜之计与道德之间的矛盾。我们学会在恐惧和颤抖中面对未来的沉默，自信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行为具有试探性，不可避免地带有失败的风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我至少考虑了两种可能性，并且只采取其中一种：我娶了这个女人，放弃了保持单身或娶另一个女人的可能性。任何想做决定的人都必须认识并接受克己、约束和限制。通过培养我们的限制感和克己的能力，我们开始学会做决定。如果一个决定涉及并增强了我们的权力感，带来了可能性的投射和实现，它同样也会涉及并增强我们的无力感，迫使我们释放某些可能性。一项决定取决于在独自面对各种可能性的勇气和力量，以及谦虚而现实地承认我们只能实现其中一种可能性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决策还要求随时准备放弃对我们行动结果的确定性和绝对控制的追求。如果我们继续寻求确定性，就会坚持推迟行动。一个决定需要我们心甘情愿地屈服于未知的环境，并相信好运可能会带来不可控事件的正确转折。即使是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决定，我们也必须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拥抱失败的风险。这不仅需要对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我们人类同胞的最终善意保有信心，还需要衡量采取行动的正确时机和承担风险的程度，哪怕无法回头的时刻即将来临。冒险的行为并不一定需要英雄主义的态度。保罗·里克尔曾经说过，由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有限，所以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做出一个不相关的决定，我们也要冒一定的风险。用他的话来说，“有一种简单、平静、延伸的风险形式，它适合一种从不跟随世界法则的意识的有限性，这种意识在混乱的物质条件和有限的、不完整的历史的网络中理解价值”。[35]在一个人的经历中，有时必须立即做出决定。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有更长的时间来权衡各种可能性。解决重要的医疗、经济或政治问题有时需要仔细和耐心地考虑所选择的解决方案的可能后果和影响。其中一些决定乍一看似乎意义深远，但回过头来看，它们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反之亦然，看似微不足道的即时选择可能会在几年后导致毁灭性的结果，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故事《洛加诺的女乞丐》（The Beggarwoman of Locarno）就说明了这一点。让一个老妇人起身走开的简单而轻率的命令，几年后会招致可怕的报应。不可预测的事件和不可预见的事件最终将定义和验证一个选择和决定的范围、重要性和正确性。

人性中有一种品质，能帮助人们承担适当的风险，并以信任和轻松的心态来设想未来的进程和部分可控的事件：镇定自若。镇定自若地做出决定的人不会为了发起行动而对任何选定的可能性进行合理化。他们不再徒劳地追求确定性和完美主义，而是通过相信恰当的时机及其最终的结果来做出决定。德国哲学家罗伯特·斯派曼（Robert Spaemann）将“镇定自若”定义为“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是对自己行动能力的一个有意义的限制，并接受这种限制的人的态度”。[36]表现出这种态度的人行动果断，抱着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人生的希望，但同时接受一定数量的条件，并让这些条件相应展开。换句话说，他们能够正确地描述什么可以通过一项行动来实现，什么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现实来接受。这种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行为来改变的，但是这种改变本身存在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接受现实的可变性和不变性。这同样适用于行为的主体。脱离特定环境的决定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进程，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行为不是凭空发生的，其积极或消极的后果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改变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还必须在无法审视所有原因和预测所有后果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虽然一项行动的目的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因此值得我们做出热情的投入，但镇定自若是随时准备好接受强加在我们行动上的客观和主观的限制，接受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并接受现有和改变了的环境中不可避免的要求。

镇定自若不仅包括以镇定和信心做出决定，在对未来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还包括以一种放松的方式与世界、人类同胞和自己建立联系的能力。镇定自若的人不仅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自信，还会“顺其自然”。在国外旅行时，他们会允许不可预知的际遇或事件干扰他们的计划，并以冒险的心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他们准备好用巧妙的随机应变来面对新情况。在私人或职场关系中，他们会允许对方出现变化，从而改变合作、友谊或爱情的最初特征。

镇定自若帮助我们以一种放松的方式看待人和事，对自己微笑，对我们荒谬的欲望和行为一笑置之。鼓吹自己身上发现的任何不完美和夸张之处，通常都是由健康的幽默感培育出来的。胡贝图斯·特伦巴赫（Hubertus Tellenbach）在幽默中看到了镇定的等价物；它与紧张和僵化完全相反。幽默也改变了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职责和任务却不受其困扰，我们也能够预测未来的事件而不被其严重性所束缚。我们能够凌驾于生活之上，以一种几乎无法抑制的轻松心态，优雅而从容地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化。幽默消除了紧张和僵化，使我们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从而揭示了人类行为开放的可能性和不可避免的后果。即使它助长人们对所谓的“重大事件”采取一种戏谑的态度，还有助于我们在人和事面前恢复一种不假思索、慷慨的自发性，幽默也无法使我们逃避做出艰难决定的义务。恰恰相反，它“解放了僵化的灵魂，驱散了使人们对责任视而不见的朦胧”。[37]

在极端情况下，决策时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认为，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生存的最佳机会是评估并接受现实，但不受现实的压迫。决定抛弃一切，面对不确定的未来，需要充分准备好抛弃所有的物质财富，面对经济上的不安全感，需要通过对家人和朋友的情感依恋来获得安全感。完整的人面对自己的现实，不歪曲现实，不被现实拖垮，并根据自己的内在力量、个人信念和独立的思想采取适当的行动。[38]在这里，我们也有能力不依赖任何外在的好处，而是依赖于自己和未来事件的自然转折。拉乌尔·希尔伯格（Raoul Hilberg）对大屠杀幸存者心理过程的研究与贝特尔海姆分析的结论相一致。幸存者——那些从戒备森严的地区逃跑、从火车上跳下或潜入冰水以避免被杀害的人——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持现实态度，能够通过立即做出决定、评估和接受自己行动的可预见风险并牢牢抓住“生存的绝对决心”来应对机遇。[39]

幸运的是，在当今时代，我们大多数人不需要在这样极端的条件下求生存。然而，对我们的真实情况做出清醒的评估，同时以信任和轻松的态度超越现实的能力，有助于我们实现自主思考，敢于冒险行动，在某一时刻大胆摆脱我们的日复一日的惯性生活。这一非凡的时刻便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