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军事制度研究:以中华民国军事制度为主线的考察(1924—1949)(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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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意义与研究范围、方法和对象

一、研究价值与范围

(一)研究价值:军事制度为立国要政。千百年来军事制度一直是当政者以及学者们的极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孙子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正是这一主题的价值及其意义的集中概括。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华民国的军事制度的现代化正处在如火如荼的第四次世界军事革命期间。[2]当第四次军事革命的浪潮涌来之时,中华民国的统治者在主观上对军事革命重要性的认识已远远超过其前辈,不少高层军事将领呼吁要顺应军事革命的潮流,积极推行中国的军事改革。

然而,在严重的内忧外患情势下,民国的军事变革已难以追随时代潮流进行一种主流式的运动,中国特有的性质占居了军事变革的主导地位,中国军事制度的现代化呈现出了一种十分不寻常的道路。世界第四次军事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这次军事革命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中心而展现的。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坦克、飞机、潜艇、航空母舰和生物、化学武器等新式兵器的出现,军队的面貌大为改观,新的制度、体制的改革应运而生,空军、防空军、化学兵、装甲兵等新军种兵种令人耳目一新,中华民国时代也毫不例外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空军、防空军、化学兵和装甲兵等新式军兵种。陆军编制规模空前加大,出现了集团军群(方面军)甚至是方面军群。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为抗击日本的全面侵华,产生了军团、集团军、方面军甚至最大规模的陆军集群军事架构。全民动员、总体战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一时期,一些国家军队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0%甚至20%,部分现代国家的总兵力多达上千万。军队的机械化、摩托化成为新的时尚;空地协同、步坦协同和“闪击战”等新的作战样式纷纷被创造出来;在海战中,利用航母编队进行海上决战以及潜艇战和反潜战已是司空见惯;战场从平面变成了立体,从二维发展到三维。同一时期的民国,受到世界现代军事科技的影响,于40年代中期曾酝酿组成崭新的战略火箭(导弹)研发机构,以增强国家军事力量。[3]

美国社会学者奥格本在其社会变迁理论中,描述了军事文化变迁速率超前,社会其他文化变迁滞后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中国十分凸显。历史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基本上是以军事为中心,在技物层次上的军事工业、军事技术较之民用工业、民用技术的发展要快速得多。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必须通过民国军事制度研究来加以解决。

转型社会初期中华民国的权力重构中,军人与政府制度的关系错位,军人角色凸显,是一个有目共睹的政治现象,与欧美等西方社会的情形大相径庭。在新型现代化国家中,军人与政府制度的关系以及其在社会历史中所扮演角色的基础是:军人应该是政府的仆役,而不是它的主人。军事力量服从民间势力,职业军队领导受制于政府的文职官员或者动员型政党,这一核心价值在政治生活中是得到履行的。这一切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中却只是一度见诸制度,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则是未见实际运作的。在次殖民地国际地位和多重复杂因素的巨大压力下,处于社会激变十字路口的中国军人,在转型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新一回合的政治整合中,[4]毫无例外地挟文人政治精英于马背,倚仗军人集团特有的组织和武力的优势,在中国扮演了军人干政的角色。

中华民国时期的政体表现形式是表里不一的,其表面既有西方民主政体的浓厚架构色彩,又虚伪模仿苏俄政党动员型权力运用形式,而实则其本质上是一个军人干政体制及军人政权,这与现代文人统制体制和政党动员型体制处于水火难以相容的境地。民国军人集团一旦实际上执政,必然摒弃了苏俄执政党动员型模式的范式,同时模仿新的政治体制并透过模仿这一新体制——普鲁士体制的变革,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甚至一度走上了军国主义化的残缺发展道路。将德国极权主义理念注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整合,使这一落后的官僚政治军人型的威权国家又复加了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一些风格,由此增加了我们进行科研的难度。似乎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具有政党动员型政体架构的“党治”政体,从而掩盖了其长达22年历史的军人政权的这么一种最本质的属性。由于军人角色错乱,导致军权向国家行政权力、政治权力广泛渗透,军人政治参与泛化及社会军事化的结果,引发了社会组织结构、思想文化观念的异化,使得转型时代的中华民国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现代化变迁中均付出了比较世界其他后发展国家要沉重得多的社会成本。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也必须通过民国军事制度研究来加以解决。

此外,一个国家在转型社会时代军人干政下政治体制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什么因素促使军人干涉政治?军人干政对于民国时代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会有什么后果,以及转型社会时代对于军人角色的社会控制等重要研究问题,均为本书所力求解决,并且也是学界所亟待探讨的重要学术问题。本研究对于深入总结现代化条件下文武关系的历史经验,对于为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提供政治文化层面的理论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军事领导体制研究是军事制度研究中的重点问题。在现代社会科学中,体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作为政治科学中的概念,体制是指较为稳定地组合在一起的规范、价值标准、地位和角色的规定性,并且必然围绕着某种社会需要而建立一种该政治系统所需要的行为典则。[5]由于民国时代的中央政权实质上具有军人政府的基本性质,[6]决定了其所采行的军事体制(制度)的地位和角色,必然居于相应政体中的突出位置,具有该时代基本政治制度建设的示范和模板作用。在中国浩瀚的典籍中,真正属于研究军事制度的典籍稀缺,而其中研究民国军事制度的典籍则更是稀缺。多年来,由于受跨学科、高难度等客观因素影响,对于这一选题的研究几乎近于空白,这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总之,民国的军事领导体制与其在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对称,是本书最主要的研究内容。民国的武装力量体制,民国的武装力量管理制度、军事人事制度、教育训练制度、党控及政工制度、兵役制度、后勤制度以及转型社会中军事领导体制的路向及其变革取向等基干专题是本书重点研究的范围,也是本书的基本学术价值所在。

(二)研究范围:借鉴现代西方学者的科研经验,尝试以多学科学术研究的视角来拓宽和深化研究对象的方法,主要试就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军队管理制度、军事人事制度、军中党控和政工制度、军事后勤制度、兵役制度等若干专题为研究范围,运用纵与横两条路径及可靠的历史资料进行以史学为基本方式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对象

(一)研究方法:美国学者孟罗·史密斯(Munroe Smith)早在1886年就曾这样陈述过:“所谓社会科学的方法是怎样的呢?从来所使用的种种方法,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研究。”“统计、比较宪法、历史学是把堆积的事实当做比较的手段和方法。”这一切科学方法中,历史学可说是最重要的。其他比较研究的方法都是片面的,因为只研究现在这一时期。相反的,历史考察赋予社会科学第三层次的探讨,使比较范围得以无限地扩大。而且,不止于此,因历史方法的导入,使我们能够了解社会制度的连续面,同时让我们觉察从世代到世代,以及从世纪到世纪的变化面。[7]关于本书军事制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探索一个能够借鉴西方学者的科研经验,尝试以多学科学术研究的视角来拓宽和深化历史科研。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先进的政治、社会科学为指导,力求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及其次级学科和现代化理论等科学方法,对于民国军事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多学科研究,使该领域的史学科研得到一定的推进。

(二)研究对象: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中华民国的军事制度。概括地讲,是关于民国时期国家及军事制度的性质与形式问题。具体地讲,是考虑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军事架构(国家军事组织与结构形式);二是政策、法令、规章典制;三是军事机构的具体运作和政策法规的执行程度以及绩效水平;四是比较制度研究。军事制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军事体制,军事体制的型模特性直接反映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体性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军事体制又主要表现在具体的军事机构上,并通过军事机构和政策法规得到凸显。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无论任何类型的军事制度,其中心问题不外为处理和调整军事领域中的各方面关系。民国军事制度研究所要探析的就是民国时期如何处理和调整军事领域中的方方面面的基本关系。主要是:

——文人首脑与军事领导(决策)体制(系统)及其运作机制的关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武装力量都对政治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军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政府在面临国内或国外潜在威胁时的主要保卫者。由于军队有巨大的威望、重大的职责,以及完成职责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因此其政治影响力也是相当可观的。因而,文人首脑(政府或执政党)对于军事制度的设置及其与军人利益集团的关系(也就是本书中所提出的军事领导体制问题),在民国军事制度研究中具有统领或者“轴心”的地位。这一问题是一个“纲”。其中具体包括以下核心内容,即:民国时代苏俄革命主义或以党领军体制的弱化和军人利益集团以军驭党领导体制的强势;普鲁士军事领导体制(日本军事领导体制系基本照仿德式)在华巨大影响与军国主义趋向及其转变;欧美军事领导体制的现代压力及其章制上极有限度的影响力,等等。一个军事政治体制组织架构的设置和政策法规的颁布,都是为了调整和处置军事体制和制度某一方面或者若干方面关系而设立的,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但要看架构的设置和政策条规的颁布,更要深究组织架构及其政策法规运作的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体制运行机制,以及进行比较制度方面的研究,以上方面应当成为民国军事制度研究的重心。

此外,在民国历史上和政治制度上有一个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转型社会时期所具有的共同现象,那就是出现了一个插手政治的军人利益集团。[8]军人们一旦威胁要使用,或是实际上已使用了武力以达成进入和主宰政治舞台的目的时,他们就变成了干政的军人。所谓干政,也就是说,军人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武力资源去影响政府的决策或是占据政府的职位。所谓军人干政主义(或译为禁卫军主义,Praetorianism,或称military intervention)这个术语之所以被采用,是由于它传递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讯息。古罗马帝国的禁卫军是罗马皇帝的卫队。他们是文武职能分化之后,最先干预政治的军事单位之一,而且是最著名的军人干政事例。他们废黜了一个又一个皇帝,皇帝的继任者也是由他们挑选内定。根据西方一些学者的研究,禁卫军的干政,“是罗马帝国衰落的第一个征兆和原因”。该种行为指的是这样一些具体情况:军人借实际运用武力或者威胁要使用武力公然地以军事政变胁迫政府满足其一些特定的要求,或是发动了不成功的军事政变,或是以政变促使或阻止政府人员的变更。最重要的一种军人干政,就是军人们直接干政。此外,“波拿帕特主义”(bonapartism)也是19世纪一个与军人干涉同义的概念。根据学者日尔丁(Zeldin)的解释,它实际代表的是马背上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 on horseback),是一种由某类干涉主义一般是军人干涉主义所支配的政权。尽管日尔丁认为这是真正的共和政权,亦即赞成人民主权,但它仍然是几种政治和官僚机构势力为争夺宰割共和国斗争下的产物,而且在“波拿帕特主义”个案中,它是受军人支配的政权,是争夺掌控赞成人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权之斗争,不过这一政权的政治秩序十分软弱或陷于崩溃。[9]军人干政主义势力接管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文人政权就变成了军人政权,尽管某些文人或文人团体通常还可以对政治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界定军人干政概念时,有必要说明的是,军人政权存在了若干年以后,还算不算是军人政权?特别是在这种政权已经“文人化”(Civilianized),其领导人已经脱下了军装,而且其头衔也变成了总统或总理的时候。对此,研究政治科学的学者认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该政权就还是军人政权,即:军队夺权的方式是军事政变,政府最高层的官员曾在军队中服过役或仍旧在服役,政府领导人必须依靠军官团体的支持才能保持住手中的权力”。[10]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认为,军人政权和文人政权之间的界限尽管模糊不清甚至相互重叠,但是“必须看到,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权是可以被区分开来的。军人政权是由军事政变而形成,现役军官或退伍军官占据了政府的最高职位,而且他们保持政权的方法主要是依靠军官团的支持,尽管文人在这种政权中也扮演了或大或小(通常是后者)的角色”。[11]而民国时代扮演了此种干政角色的毫无疑问地是中国军人利益集团。正是由于民国时代的军人干政才导致民国军事制度科研中的困难程度加大,因此,必须运用现代社会科学学理进行疏理和辨识。又由于民国时代的大多时期,政体冠有“宪政”和“党治”的虚妄形式,所以,文人首脑在军事领导体制中及其运作机制中的关系,既是本问题科研中的重点,同时也是本问题科研中的一个最大难点,关于这一难点,目前在海内外尚为社会科学科研的空白,本书将对此作一相当篇幅的讨论。

——国家武装力量体制的现代化改革。民国时期军事制度仅就章制法规层面的建设而言,其现代化改革步伐十分迅猛,为避免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打下了基础;现代民族国家所具备的武装力量三种成分体制初步形成;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军事体制进行三次重大整合,型模涉及到苏俄(联)、德国(普鲁士)和英美等世界三大主流军事体制类型,从而从制度上推进了武装力量体制的现代性。

——武装力量管理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民国时代武装力量管理制度的现代化改革步骤之大,也远远超过晚清。武装力量管理制度的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交织,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双重效应;军政组织以军控党,摒弃“以文治武”政治文化传承;管理层级对于军人族群的有限度的管控等等,均为本书的重要研究内容。

——军事人事制度的现代化改革使军政组织在制度层面有了初步人事任用、升降、调补和福利、抚恤以及退役、除役及遣返的法规依据,是转型社会军事人事制度的重大变革之一,然而后发展国家的军事人事制度的基础性、结构性和功能性因素则严重阻挠着其现代化的发展。

——民国军制中的苏俄列宁主义的党控与政工制度借镜,系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威权军人干政时代特有的现代制度借鉴之一。但是在运作中无法弥补民国军制中党控的非一元性和绝对性的缺失,无法调和非政党动员型体制下党控与政工制度与威权军人政体之间的排斥性,而最终功亏一篑。

——民国兵役制度变革相对落后,由传统募兵制度向现代役政制度的转变过程中出现带有明显强制性变迁以及役政制度的替代效应痕迹;通过传统募兵制度与现代征兵制度的兼容并取,有限度地维持了兵役动员的绩效。

——民国军事后勤制度的现代化改革在现代制度构建层面上以及立足自主研发的兵工建设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军事后勤现代化建设必须依靠强大的政府为后盾,缺乏可支配资源和自主能力的国家是难以建设强有力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的。

对于以上基本内容,本书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