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清代云南释奠礼乐的研究还很薄弱。就笔者所见，直接与清代云南释奠礼乐研究相关的文章主要有李洋《祭孔音乐在大理地区的传播与衍变》[7]、杨育民《康熙大理府志载〈大成乐〉简介》[8]、汪致敏《建水明清祭孔乐舞考略》[9]、周楷模《云南民族宗教乐舞与礼法乐教》[10]四篇学术论文，滕祯博士的学位论文《商乐同荣 修身齐家——当代大理洞经音乐的深层结构研究》[11]中也涉及了大理地区释奠礼乐的相关内容，和云峰专著《纳西族音乐史》部分章节也涉及丽江释奠礼乐的内容。
杨育民的《康熙大理府志载〈大成乐〉简介》一文，是较早对云南大理地区庙学释奠礼乐予以关注和介绍的文章。文章根据清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一《学校》中的文献记载，从沿革、乐谱、谱法、演奏顺序、乐舞五个方面，对大成乐的相关史料进行了简要介绍。文章认为：“大理地区祭祀性大型乐舞对本地区的影响很大，在今天的洞经会的一些演奏形式、乐队座次、乐器使用，以及民间祭祀舞蹈中，尚能明显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12]
李洋的《祭孔音乐在大理地区的传播与衍变》一文，主要通过对清代《大理府志》《鹤庆府志》等地方志中相关史料的梳理，分别从祭孔音乐在大理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祭孔音乐在大理的传播与演变，以及大成乐对当地民间音乐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大理地区祭孔音乐的传播与衍变历史进行了论述。李洋在文章中关注了大成乐对大理洞经音乐的深远影响，指出历代长期流传的大成乐已完全被后起的“民俗礼仪音乐”所取代。
周凯模《云南民族宗教乐舞与礼法乐教》一文，也关注到了云南祭孔礼乐大成乐。文章根据《大理府志》对学校祭孔音乐的乐章、词、谱、乐器、谱法、演奏顺序及祭孔乐舞等进行了介绍，认为《大成乐》的整个内容和表现形式“充满了引俗入古、神化君主和圣贤的封建色彩”[13]。文章将宫廷乐教与云南少数民族的活泼的乐教形式进行了对比，并肯定了云南少数民族乐教形式的优点。
汪致敏《建水明清祭孔乐舞考略》一文，主要根据《建水州志》及《临安府志》等地方志的文献记载，对祭孔乐舞的基本形态进行了梳理。同时，关注到了祭孔礼乐对滇南民间祭祀音乐以及洞经音乐的影响。
中央音乐学院滕祯博士的学位论文《商乐同荣 修身齐家——当代大理洞经音乐的深层结构研究》[14]第三章《大理洞经会的仪式音乐表演活动》中，也关注到了历代释奠礼乐在大理地区的历史积淀，并通过田野考察，分别对当今大理洞经会南诏古乐会、大理叶榆会的祭孔仪式及大理部分村镇如阳南北村大理云龙县诺邓白族村的祭孔仪式进行了考察。呈现了当今祭孔仪式及相关音乐在大理地区的活态存在状态。
和云峰的《纳西族音乐史》[15]第四章第四节《汉族文庙（儒学）礼乐的传入》、第五章第二节《“仕学之风”的盛行与“儒学（文庙）礼乐”的鼎盛》、第六章第一节《儒学礼乐在纳西族地区的演变及衰败》，对清代丽江纳西族地区文庙礼乐（祭孔礼乐）从传入、鼎盛到衰败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探讨。
从以上学界对云南庙学释奠礼乐的相关研究成果看，目前学界对云南释奠礼乐的研究范围仅涉及了大理、建水及丽江等地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区域性祭孔释奠礼乐的研究，就研究内容看，则仅限于对释奠礼乐相关史料的梳理，虽然有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了释奠礼乐对部分地区音乐文化的影响，但未对释奠礼乐对云南音乐文化的影响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总之，整体而言，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程度不够、研究相对薄弱，并且，目前尚无对清代云南庙学释奠礼乐整体进行专门探讨的论著。
与云南清代释奠礼乐问题的研究有所不同，学界对中国历代孔庙释奠礼乐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厚。
国内学者对祭孔释奠礼乐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有对释奠礼乐进行全面研究的，如江帆、艾春华《中国历代孔庙雅乐》[16]、孔德平等《祭孔礼乐研究》[17]。有对区域性祭孔礼乐进行研究的，如陈彤《天津文庙祭孔乐舞刍议》[18]，项阳《一把解读雅乐本体的钥匙——关于邱之稑的〈丁祭礼备考〉》[19]，杨荫浏《孔庙丁祭音乐的初步研究》[20]，喻意志、章瑜《浏阳祭孔音乐初探》[21]，孙豪《清代平阳府实施国家礼乐祀典考述——以文庙祀典为乐》[22]等。有对释奠礼乐中的乐舞进行专题研究的，如孙茜《祭孔乐舞舞蹈的文化研究》[23]。有对释奠礼乐向国外传播的历史状况进行研究的，如聂丛竹《中国雅乐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流变研究》[24]、迟凤芝《朝鲜半岛对中国雅乐的接受、传承与变衍》[25]等。还有从祭祀角度对祭孔进行研究，但同时部分章节涉及释奠礼乐研究的，如董喜宁《孔庙祭祀研究》[26]、常想贵《清代前期祭祀研究》[27]等。
以上研究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末；第二个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两个阶段对释奠礼乐研究的视角、方法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由于上世纪社会政治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释奠礼乐进入学者研究视野较晚，由于当时社会的局限，多数学术研究对释奠礼乐都持批判的态度。第二阶段，从本世纪初始至今，释奠礼乐的价值得到重新认识，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也体现出多元和综合的特点。
从第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看，杨荫浏《仪式音乐——孔庙丁祭音乐》[28]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文中根据对湖南浏阳当时所存的孔庙丁祭仪式音乐的调查，对浏阳孔庙丁祭音乐的沿革、祭孔乐章（包括歌词、敔、应鼓、搏拊、镈钟、特磬、编钟、编磬等乐谱）等内容进行了翔实的记载，补充说明了鼗鼓、琴、瑟的演奏方法，与此同时，还将当时浏阳遗存的孔庙丁祭音乐与乾隆八年（1743）颁布的《直省释奠乐章》乐谱及乾隆十二年太常乐工所教奏法进行了完整的比较。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在行文中杨荫浏先生未明确肯定浏阳祭孔仪式音乐的价值，但从文中“采访孔庙音乐的目的，在积极方面，是为了对于历史中的宫廷音乐，保存一个具体的实例，可以供给学习历史者们的参考[29]”的记载看，显然，杨荫浏先生是充分肯定了浏阳祭孔音乐的历史价值的。虽然该文主要是针对湖南浏阳地区遗存的祭孔仪式音乐进行的普查报告，但作为1949年以来较早关注祭孔仪式音乐的相关研究，它在涉及浏阳遗存祭孔仪式音乐的同时，还涉及了乾隆时期颁布的直省释奠礼乐，因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第二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则更为丰富、全面。
这个阶段，出现了对历代祭孔礼乐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江帆、艾春华《中国历代孔庙雅乐》及孔德平等的《祭孔礼乐研究》是这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江帆、艾春华《中国历代孔庙雅乐》对祭孔释奠用乐历史和孔庙雅乐的形成、历代孔庙乐章及乐名的变化发展、孔庙雅乐曲谱的变化和发展及孔庙祭祀舞蹈的内容及形式、孔庙乐舞编制与乐器演奏的位次沿革、孔庙乐舞与古代音乐美学观、祭孔祀典的进行程序等进行了全面地梳理，书中还对部分元代、明代、清代（国学及直省）及民国时期的祭孔乐章进行了整理及翻译，是了解中国历代孔庙雅乐发展颇为全面的一本著作。由于该著作许多引文无出处，所以稍显遗憾。
孔德平等的《祭孔礼乐研究》是第二阶段另一部重要的研究成果。该著作对祭师活动的起源、祭孔礼器、祭孔乐器、祭孔乐章、祭孔僧舞及祭孔释奠程序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另外，该书第三章《祭孔乐章》中，对祭孔乐谱作了包括《三通鼓》在内的乐谱的展示，其中在乐谱的翻译过程中，不仅梳理翻译了歌词的乐谱，还翻译梳理了柷、敔、镈钟、悬鼓、楹鼓、足鼓、鼗鼓、编钟、搏拊、田鼓等祭孔乐章中伴奏乐器的乐谱，直观、全面地从乐谱角度，探究了祭孔释奠礼乐中歌与各种乐器相配合的整体形式。
对区域性祭孔礼乐进行研究是第二阶段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然，道光时期邱之稑创制的浏阳祭孔礼乐再次得到了关注。项阳《一把解读雅乐本体的钥匙——关于邱之稑的〈丁祭礼备考〉》[30]一文，通过对清道光年间浏阳邱之稑《丁祭礼乐备考》中丁祭乐舞曲谱的辨析，提出邱之稑《丁祭礼乐备考》乐谱具有先进性的观点，并对邱之稑《丁祭礼乐备考》乐谱记录实用性及优点进行了充分肯定。喻意志、章瑜的《浏阳祭孔音乐初探》[31]一文，则对浏阳自制的祭孔礼乐的渊源、自制过程、组成部分、研究现状和意义等内容进行了探讨。陈彤《天津文庙祭孔乐舞刍议》[32]一文，根据天津文庙所藏乐舞器具，对天津文庙祭孔乐舞的起始年代、影响和历史价值等问题作了阐述。孙豪《清代平阳府实施国家礼乐祀典考述——以文庙祀典为乐》[33]一文，对清代平阳府文庙释奠礼乐的场所建置、器物陈设、人员组织、乐章版本、乐舞佾数及乐律制度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祭孔乐舞专题研究是第二阶段研究的新拓展。中国艺术研究院孙茜硕士论文《祭孔乐舞舞蹈的文化研究》对祭孔乐舞的发展历史、舞蹈特征及舞蹈在仪式等过程中的教化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祭孔释奠礼乐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逐步进入学界的视野。聂丛竹《中国雅乐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流变研究》[34]一文，也涉及了宋代祭孔雅乐在朝鲜的传播及对朝鲜音乐文化的影响。迟凤芝《朝鲜半岛对中国雅乐的接受、传承与变衍》中指出朝鲜文庙雅乐源于中国宋代传入的大晟雅乐，并认为它与中国古代雅乐是根干相连的关系。文启明《祭孔乐舞历史价值的再认识》[35]一文则在梳理出祭孔乐舞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对祭孔乐舞（祭孔礼乐）对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传播及影响状况进行了探究。
除从祭孔音乐“乐”层面进行研究之外，从中国礼俗文化视角对祭孔礼乐文化进行研究也是第二阶段出现的重要研究视角。山东师范大学常想贵硕士论文《清代前期祭祀研究》[36]，主要从中国礼俗文化的视角，在对清以前祀孔的历史流变作概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前期祀孔活动的开展原因、内容、特点和政治功能与社会意义进行了分析探究。湖南大学董喜宁的博士学位论文《孔庙祭祀研究》一文，分别从孔庙的历史沿革，孔庙中享祭者，孔庙中的献祭者，孔庙中的祭品、祭器，孔庙祭祀中的乐和舞，孔庙祭祀中的名类及释奠程序等方面，对历代孔庙的祭祀沿革进行了全面、完整的梳理。
以上前人的相关研究，为清代云南释奠礼乐的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