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对象和研究综述

（一）研究对象

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纳西族，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纳西族有多种自称：居住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古城区、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永胜县、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盐源县达住[3]等地的纳西人自称“纳西”；居住在云南省宁蒗县永宁、翠依、四川省盐源县、木里县的雅砻江流域和泸沽湖畔的纳西人自称为“纳”或“纳日”（或音译为“纳汝”）；居住在宁蒗县北渠坝和永胜县獐子旦的自称“纳恒”；居住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纳西人自称“纳罕”（或译为“纳汗”）；此外，还有少数自称为“玛丽玛沙”（居住在维西县）、“路路”（又音译为“鲁鲁”，居住在丽江塔城、鲁甸等地）。在上述自称中，以“纳西”“纳日”“纳罕”“纳恒”几种称谓居多，特别是自称纳西的人占纳西族总人口的5/6，因此，根据本民族意愿，经国务院批准，于1954年正式定族称为纳西族。[4]

纳西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它分为东、西两个方言区，操东部方言的纳西族自称“纳”或“纳日”等，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宁蒗县和四川省的木里县、盐源县、盐边县等，西部方言区的纳西族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的丽江、香格里拉、维西、永胜等县，四川木里的俄亚、盐源的达祖也操西部方言。

关于纳西族群的来源，历来众说纷纭。较多的看法是，纳西族群的先民是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西北河（黄河）湟（湟河）地带的古羌人，后来南迁的古羌人融合了其他族群形成了今天的纳西人。[5] 一般认为，纳西先民到西南后主要在川西至滇西北金沙江流域间游牧。秦汉至唐宋时期（221—1279年），纳西族先民分布在今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南部、攀枝花市盐边县、雅安地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南部，以及云南省西北部地区。[6] 据樊绰的记载，纳西族唐时被称为“磨蛮，亦乌蛮别种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也。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生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此种本姚州部落百姓也。南诏既破其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磨些蛮，在施蛮外，与南诏为婚姻家，又与越析诏姻娅”[7]。唐宋时期，纳西族地区由游牧经济向定居农耕经济过渡，社会经济发生了质的飞跃。[8]

纳西族的民间普遍信奉一种原始宗教——东巴教。东巴教的形成大约在公元7 世纪，纳西族社会中的原有巫教（原始宗教）受到藏族钵教（黑教）的影响逐渐形成为多神崇拜的民族民间宗教——东巴教并得到发展。从纳西族文化的发展来看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7世纪以前为原生文化，从7世纪到13世纪初（唐宋）为形成纳西族传统文化——东巴文化时代；元明两代为双轨文化——东巴文化和接受汉族文化并行，从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到公元1949年，东巴文化与汉文化逐渐交融，形成新的纳西族文化。

纳西族群的语言、服饰与建筑以及东巴信仰、东巴象形文等内容使纳西族群的原生文化清楚地呈现。但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已出现很多次生性或再生性文化，原生性文化则被埋藏在最底层或者已经消失，如祭天习俗在很多地方是和其他祭祀活动同时进行。

“纳西”这个词在称谓上划定了纳西族群的边界，并反映着纳西族群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纳西族群的称谓较为复杂。纳西族古代统称麽些，和志武先生认为，“摩沙”（么些）之称，当是根据古纳西语“牧牛人”之义，用汉文写下的简化音译，又与“牦牛羌”之名相沿承传。[9] 自《华阳国志》以后，其族称就更多了，有“摩沙”“磨些”“摩娑”“麽些”，等等。[10]

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中，以丽江坝区自称“纳西”的称谓指代了全部跟“纳”有关的“纳日”“纳恒”等的群体。陶云逵先生认为，“无论是从史志记载上，或木氏宗谱的系统上，均可证明麽 与哪希（即纳西）不是两个民族，而是可以用在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名”[11]。也就是说，“麽些”是他称，“纳西”是自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摩梭”所属为东部方言区。

纳西族群的信仰从思想上塑造了这个群体，并形成了族群文化的重要核心内容。一般认为，东巴教是由纳西先民在氏族和部落联盟时期的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后，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吸收了藏族的苯教、藏传佛教等一些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宗教形态。“东巴”，意为“智者”，是神与人的交流媒介。东巴一般都由男子担任，其传承靠世代传袭。他们集巫、医、学、艺、匠于一身，是纳西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重要的是，东巴教中保留了大量的纳西古文化，如原始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经书、象形文、木牌画、父子联名制、火葬、鸡陪祭等而被誉为“古代纳西百科全书”的东巴经书，也成为纳西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

例如，祭天是东巴教和东巴文化的主要因子，也是纳西古文化最古老、原始的部分。纳西族自称“纳西莫比若”，即“纳西是祭天的人”之意，因而祭天与纳西先民的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祭天”是东巴教中的重要祭祀活动和纳西族传统的重大节日。一年有两祭，正月大祭三天，七月小祭一天，一般有专门的祭台。祭天所信奉的神灵，用两棵黄栗树代表传说中始祖崇忍利恩的岳父，和岳母（即天父和天母），中间一棵柏树代表“王”，柏树后面还有一棵小松树代表“战神”。祭坛上，两个烛台之间有一块三角形的犁铧，象征居罗什罗山（祖居地）；还有谷物供品则意为五谷丰登。

“唯一还在活着的象形文”——东巴文，其创造的年代并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纳西先民创造的一种文字，至少在11世纪北宋中期到13世纪初的南宋末期，纳西东巴象形文已用来书写东巴经了。[12] 因其专门被纳西族祭司“东巴”用于书写宗教经书和宗教活动的其他方面，所以称为“东巴文”。东巴象形文的本名称“森究鲁究”（汉译），意为“木石之标记”，即见木画木、见石画石，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而通常所说的东巴文包括两种构形相异、性质不同的文字体系，东巴文和哥巴文。常见的是东巴象形文。由于东巴文的特点，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但是，旅游场景中的东巴象形文到处都看得见，“象形文字是看得成、念不成的”。

服饰和建筑也是纳西族群原生性文化的重要边界。以丽江坝区为例：远古的纳西服饰，在东巴经《创世记》中有记载，崇忍利恩用红虎做了马背垫子，做了一个箭囊，缝了一件威武的衣裳，反映了狩猎时代纳西下民是以兽皮作为服装的。到了崇忍利恩的三代孙，开始有了种植大麻、绩麻搓线、织麻的历史，反映了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纳西人穿的是麻布衣服。[13] 到了唐代，据《蛮书》记载，则“男女皆披羊皮”。明《南诏野史》下卷载：纳西“南雉发戴帽，长领布衣；女高髻或戴黑漆尖帽，短衣长裙”。（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也记载：明朝时，“摩 ，蛮，……男子头绾二髻，傍剃其发，名为三搭头。妇人结高髻于顶，前衣服止用麻布”[14]。

纳西族有一个专门的祭祀建筑和村寨神的仪式，因为纳西族东巴教信仰万物有灵，一个建筑和村寨就有其统辖之神，村民的安居就由它来庇护。在《祭祀建筑和村寨神》的经书中将建筑和村寨分为上古一代的建筑和村寨神、中间一代的建筑和村寨神和下面一代的建筑和村寨神。在东巴经《卢神起身》中说，“主人这一家，在做好木架后，劈来木板盖在屋顶；在深壑中砍来青竹，用竹子编成蔑笆围在房屋的四周，并用黄泥巴将缝隙糊起来”。这样的木架竹墙的房子在现在的纳西族聚居地确实已经不再看见。后来，这样的房子逐渐演变为木结构的“木楞房”。清《丽江府志略》中记到：改设之前“惟土官廨舍用瓦，馀皆用板屋，用圆木四围相交，层而垒之，高七八尺许，即加椽桁，覆以板，压以石。屋内四围皆床榻，中置火炉并炊爨具”[15]。而在丽江坝区中白族的青瓦白墙，藏族的木柱画栋等现都已经融入纳西族民居建筑中。此外，丽江地区的纳西族古代一律实行火葬，（康熙）《云南通志》卷之二十七记载：“正月五日登山祭天，人死以竹篑舁至山下，无贵贱，皆焚之。”[16]

从滇川地区的纳西族群整体的生活现状来看，东巴文化在民间仍有保存、保留和利用；另外，对东巴文化的整理、研究与保护，还有旅游化利用则大大推动了东巴文化的再展演和再生产。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巴文化主要以纳西族古代的东巴教为基本形态和文化载体，包括东巴文、东巴经、东巴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占卜和祭祀科仪等重要内容。东巴文化因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民族宗教价值、民俗审美价值及其学术价值、经济价值等而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重视。但在受到社会关注的同时，东巴文化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生境已发生变迁，东巴文化都遭受到现代化、旅游化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威胁。东巴是东巴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担负着东巴文化传承的艰巨任务。但是，近年来老东巴数量锐减，正面临着消逝断代的危险，东巴文化面临断代绝根的现实。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危机是：真正知识渊博的大东巴已经少之又少。以丽江的东巴为例， 1982年，东巴的人数为103人，到1997年仅剩43人，减少人数为70人。2003年老东巴人数锐减到11 人，到2008 年健在的老东巴不足4 人[17]。2009年7月，习阿牛老先生[18]（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辞世，有人认为已宣告了“东巴文化时代的结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丽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大肆发展旅游后，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最早被搬到旅游舞台，东巴文化的变迁在当下的发展环境中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东巴文化所包括的内容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旅游市场中销售，东巴、东巴文、东巴画、东巴经等在舞台上、在纪念品中、在景区景点中……出现在丽江的古城里、古城外，成为为游客服务的重要文化表演产品。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企业纷纷注意到了“东巴”二字的经济价值，将其进行旅游商标注册，“东巴”的运用在丽江古城的旅游市场中已经占有一席重要之地，东巴文化成为“丽江最现代、最前沿的民族演艺代表”[19]。

东巴文化的独特价值日益突出，不仅走在了旅游市场的前列，而且“东巴现象”已经使民族文化的变迁被凸显和展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对外宣传和旅游经济的影响，许多东巴文化被推入市场，出现了“东巴文化艺术”热。“东巴文化艺术”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标记、符号、形象和缩影”[20]，蕴藏着诸多艺术瑰宝，如象形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还有东巴舞蹈、东巴唱腔、东巴绘画等。甚至在非学术领域，“东巴文化”与“纳西文化”之间已经画上了等号，使用的边界模糊，特别是在有关旅游宣传与推介的场合，“东巴文化”已经取代“纳西文化”而成了“纳西文化”的重要表征。东巴文化作为丽江旅游业的一大知名品牌，对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东巴文化的商业化更加剧了东巴文化乃至纳西文化的变迁和变异过程。

“文化”与“旅游”的结合，一直是民族地区重要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但具体到文化的旅游开发、旅游展演，具体到文化的保护特别是活态保护乃至传承一直是“形”的研究，希望通过对纳西东巴文化的“多点”进行层次性剖析而能有所突破，同时也在“多声”系统下对该案例的历时性探讨能有效促进民族地区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

（二）研究综述

在纳西语和东巴象形文中并没有“文化”一词，也没有“东巴文化”的说法。关于“东巴文化”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具体地说是由和万宝先生等人提出，和志武先生的《纳西东巴文化》一书是对“东巴文化”的专门性研究成果且大大推动了对“东巴文化”的研究。“‘东巴文化’，一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纳西族智者和万宝等人促使东巴教向东巴文化转型的标志”[21]。从东巴教转化为东巴文化，在新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样从哲学、文学到美术、舞蹈和音乐的研究得到了广泛开展。

19世纪中叶后，国外的资料搜集、文献记录和整理研究就开始了对东巴文化保护的关注。1885年，西方的拉卡帕里尔发表了第一篇讨论纳西族象形文字和东巴经的文章，开始了对纳西文化的研究。美国的洛克在长期的调查、记录、摄像和研究工作为西方的纳西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德国的雅纳特，英国的杰克逊以及后来美国的迈克汉、赵省华、海伦等很多学者都有很多研究，主要从宗教、经典、语言学、家庭形态、神话、原始艺术等角度进行，对国内的东巴文化保护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国内对东巴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几个阶段：

（1）兴起阶段：20世纪初至“文革”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方国瑜和“么些先生”李霖灿为代表，他们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和研究工作，著有《纳西象形文字谱》《么些象形文字字典》等重要研究成果。1962年时任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组织东巴和学者翻译东巴经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22]，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东巴经书。

（2）停滞阶段：“文革”时期。十年“文革”时期，东巴信仰被作为“四旧”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东巴文字被作为“牛头马面”、东巴经被焚毁，东巴们也受到迫害，东巴仪式被迫停止，对东巴文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3）恢复阶段：20世纪80 年代初至90 年代。1979 年，丽江县成立东巴经典翻译小组；1980年6月丽江地区行署成立“东巴经典翻译整理委员会”，开始整理、翻译东巴经典。而“‘东巴文化’ 一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纳西族智者和万宝等人促使东巴教向东巴文化转型的标志”[23]。和志武先生的《纳西东巴文化》一书是这个时期研究的重要代表，是对“东巴文化”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在和万宝等人倡导下，开始成立专门研究机构。1981 年5 月，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开始了大范围地对东巴文化的保护工作，特别抢救、翻译、整理了大量的东巴经籍。1983 年，丽江召开东巴、达巴座谈会，有59个东巴出席，正式确认了他们的文化地位。“他们是纳西族的民族知识分子，应肯定他们的社会地位，重视他们的作用。……这次座谈会为开创东巴文化研究的新局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24]

1990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更名为东巴文化研究所。1995年，东巴文化博物馆建立东巴文化学校。1997年更名为“云南省东巴文化博物馆”，成为市辖的博物馆。经过东巴文化研究院20年艰辛努力，《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全部出版，2003年被批准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第一项世界记忆遗产。2001年出台了《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东巴文化保护条例》，2006年上升为云南省的地方性法规。2004年东巴文化研究所更名为东巴文化研究院。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原属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所辖，是丽江重要的东巴文化研究阵地。

（4）大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1997年，丽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并大肆开发旅游后，人们对纳西文化、东巴文化与旅游开发及相关保护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方面，有大批本土学者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纳西东巴文化，如和志武关于东巴经、东巴画的整理和研究[25]等，白庚胜对东巴神话的研究[26]等，杨德鋆、和发源等人对东巴舞蹈[27]的研究，木仕华对东巴教的研究[28]等，还有赵世红、和品正[29]等人对东巴艺术的梳理与归纳，等等。

另一方面，各社会主体也参与到对东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心。1995年，东巴文化博物馆建立东巴文化学校。2007年，丽江正式成立东巴文化研究会。2008年，在丽江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丽江师专举办了东巴骨干强化培训班，近100 位学员参加培训。1998 年12 月，塔城、鲁甸、太安、大东、鸣音、大具等六个乡被列入首批省级东巴文化生态保护区。2009年12月，正式成立东巴文化传承学校，2012年丽江市人民政府在玉龙县鲁甸乡新主村、宝山乡悟母村建立东巴文化、东巴画传承基地。2013年，玉龙县人民政府又批准设立白沙新尚东巴文化保护区。2012年8月，丽江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东巴文化保护传承考察暨交流研讨活动，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民间人士都积极参与进来。2014年，“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化技术”国际研讨会上的“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项目使东巴文化的保护又有了一个新平台。总的来看，东巴文化保护传承所取得的成效主要包括：建立东巴文化研究机构，抢救、整理、翻译东巴经典；东巴文化学术研究涌现出一批代表性的学者和学术成果；探索东巴文化传承新途径，建立东巴文化的学校传承体系；积极引导民间社会力量，加强对东巴生态文化的保护；广泛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提升东巴文化研究水平；制定保护条例，为东巴文化传承提供法律保障[30]。

具体到东巴文化的保护这一问题的研究，又主要侧重以下几方面：①讨论东巴文化的旅游开发与保护现状及措施（郭大烈，2001[30-1]），重视文化的变迁与传承；②关注保护与开发的互动（李杰，2006[30-2]），重视各种乡村旅游的形式（林锦屏，2005[30-3]）与法律保护等有关问题（宋才发， 2005[31]）；③已意识到旅游开发对传统文化的正负面影响（杨宁宁， 2004[32]），并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审视族群的认同、涵化、商品化、舞台真实性等问题（赵红梅，2008[33]；杨振之，2006[34] 等）；④杨福泉

② 郭大烈：《纳西族传统文化及其保护》，《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③ 李杰：《论东巴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④ 林锦屏、周鸿、何云红：《纳西东巴民族文化传统传承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以云南丽江三元村乡村旅游开发为例》，《人文地理》2005年第5期。（2007[35]）、杨立新（2008[36]）等人已关注到文化生态或文化生境的问题并有相关论述，但并没有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⑤田里、光映炯（2015[37]）则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东巴文化的旅游展演与活态保护的互动及发展路径。但是，由于纳西族群的东巴文化在民间是活态的，东巴文化在旅游场景中也存在很多变量，对活态保护的长效、有效地机制构建仍需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需要说明，对于纳西族文化的研究很多，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着很大的地域差异性，大概有西部东巴文化区和东部摩梭文化区的两大文化空间层面的差异，前者体现了西部方言区以东巴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后者则更多表现为东部方言区摩梭人的摩梭文化符号并隐形化达巴文化，尤其是在旅游开发之后。

总之，就东巴文化的研究对象而言，关于其活态保护及其与文化生境的关联研究很少，结合旅游场域的小生境对东巴文化的保护，包括旅游开发与活态保护研究得也很少，涉及本研究论题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因而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通过本研究在整体观视角下对滇川地区纳西东巴文化关于文化与旅游的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和丰富纳西东巴文化的研究视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纳西东巴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及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重要参考，甚至可以为其他族群文化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提供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