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鄂尔泰，清代雍正帝的心腹大臣，治理西南近六年，从政历经康、雍、乾三朝，留存奏折数百篇，成为雍正时期历史研究，特别是政治史和西南民族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之一。国内外历史学界均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以“改土归流”方面的研究开展最早，成果最为丰富。近年来，从“开辟苗疆”角度对鄂尔泰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同时，有关鄂尔泰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提倡文教、打击人口贩卖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断问世。鄂尔泰的治理对象以西南民族[1]为主，但在上述众多研究中，就笔者目前所见，尚未发现有从民族观念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至于鄂尔泰的民族对策，除针对其治理西南中个别事件的研究外，也尚未有整体研究。因此，笔者试图以鄂尔泰的西南治理为基础，通过鄂尔泰奏折等文献史料，探究其民族观念及对策。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鄂尔泰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使用情况。成果综述方面，首先按照内容侧重的不同，将鄂尔泰研究进行了分类总结说明，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偏重“改土归流”与“开辟苗疆”；不够注重深度挖掘，内容多有重复之作；过多强调人物评价等，并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有关鄂尔泰的研究资料，本书着重介绍了目前关于雍正朝奏折的收录情况，并使《朱批谕旨》《宫中档雍正朝奏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者的联系与区别得以明确：《朱批谕旨》问世最早，收录奏折只是雍正朝全部奏折中的十分之二三，内容在原折基础上有所删减修改。《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对馆藏的雍正时期的奏折原件影印而成。《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其所馆藏的雍正朝汉文奏折与《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所收汉文奏折合编而成，成书最晚，收录奏折数量最多且包含未经修改的原折。
除了绪论与结语，本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个章节，前两章为背景研究，后三章为主题研究。具体而言，背景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雍正时期西南民族概况及雍正帝的民族观，鄂尔泰被雍正帝重用治理西南之缘由探究；主题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鄂尔泰对土司的治理、对民众的治理以及对“汉奸”的治理三个部分。
清代之前历朝对西南地区的长期治理，形成了清代雍正时期西南治理的基础。广泛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各民族，是鄂尔泰西南治理的最主要对象。第一章将从清代之前历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雍正时期西南民族概况，以及雍正帝的民族观三个方面，展开鄂尔泰西南治理的背景研究。《大义觉迷录》的颁行与传世，使之成为不少学者分析研究清代民族思想特别是雍正时期民族思想的依据。纵观这些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研究，以肯定雍正帝为主，特别是对其在《大义觉迷录》中所宣扬的“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民族思想大加褒扬。本书在肯定雍正帝民族思想具有进步性的同时，也指出其具有一定的前提性与局限性，甚至在《大义觉迷录》中有自相矛盾之处。雍正帝的民族思想与鄂尔泰对西南民族的治理，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
雍正帝与鄂尔泰之间的君臣关系对于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影响颇深，但以往少有学者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第二章从雍正帝的人才观、鄂尔泰的自身素质、西南地区的战略位置三个方面分析了鄂尔泰被雍正帝重用治理西南的缘由。以“用人”为先的雍正帝崇实行、恶虚名，为政期间通过各种途径广招人才、唯才是用，在“人才”有限的情况下，优先向川陕云贵等事务繁杂、军事意义重要的边疆地区派遣才员能吏。当时的西南地区，除为边境之地外，还是清廷与蒙藏势力对峙较量中的必争之地。满洲出身，科举入仕，为人处世内敛谨慎的鄂尔泰，在担任江苏布政使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实政能力，从而成为雍正帝派往西南治理边疆的必然人选。
第三章主要研究鄂尔泰在土司治理中所体现的民族观念及对策。最初，鄂尔泰认识到一些土司的危害之后，企图通过保甲等管理制度，将其纳入清廷直接统治体系之中。保甲推行受挫后，鄂尔泰决心推行改土归流，但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改流并非针对所有土司。对于必须改流的土司，鄂尔泰视“计擒”与“令自投献”为上策，“兵剿”与“勒令投献”为下策。在剿抚并用、恩威并施的改流过程中，与以往研究所持的“先剿后抚”“先抚后剿”或者“重剿”“重抚”等分析不同，笔者认为鄂尔泰最初并未形成既定的剿抚方针，是剿是抚主要还是取决于当地土司对于改流的态度和反抗的激烈程度。对于通过招抚就可实现改流或者根本就无须改流的地区，鄂尔泰采取了“以汉化夷、以夷治夷”的民族对策；对于反复起事的地区，则采取了“先威后恩，以夷制夷”的民族对策。
第四章篇幅最长，因为此前的研究多将鄂尔泰治理西南民族民众与治理土司混为一谈，而已有的“开辟苗疆”研究，多以描述战事特别是孤立描述某场战事为主，对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鄂尔泰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缺乏整体性考量。本书在大量利用鄂尔泰奏折与雍正帝朱批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还原鄂尔泰治理苗疆的整个过程，梳理其治苗思想演变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影响。鄂尔泰的治苗分为黔中南与黔东南两个区域，前者包括长寨事件及其后的生苗招抚；后者分为八寨事件，丹江之战、清水江之招抚，进剿清水江，古州大局全定四个阶段。与治理土司一样，根据生苗对朝廷统治的反应，鄂尔泰对生苗的认识逐渐变化，“剿抚并行”对策的侧重点也随之不同。另外，根据鄂尔泰奏折记载，笔者对于此前研究中无人提及的其对滇南“凶猓”、广西“贼蛮”的治理，也进行了梳理与说明。最后，本书指出不少学者习惯把西南民族作为一个毫无内部矛盾的整体，其不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鄂尔泰“以苗击苗”“以苗制苗”的民族对策，而且对鄂尔泰治理西南民族的评价也相对有失客观与公允。
第五章的研究对象是鄂尔泰治理西南民族中所涉及的“汉奸”人群。首先，关于进行人口贩卖的“川贩”与“汉奸”的关系，根据鄂尔泰奏折中的记载，“川贩”是“汉奸”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否定了此前研究中“川贩”与“汉奸”具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有关鄂尔泰对“汉奸”的整治，本书着重分析了以前学者未曾利用的奏折内容，明确了鄂尔泰在贵州特别是在没有设置营汛的地区曾试图通过“苗汉分离”政策来杜绝“汉奸”问题的产生。
本书在结语部分就鄂尔泰西南治理中的民族观念及对策，又补充说明了两点。首先，雍正帝的民族思想与鄂尔泰的西南治理互相影响，比起民族出身，两人在用人论人治人时都更看重政治取向。其次，鄂尔泰对土司、民众、“汉奸”的治理对策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三者的实力差别以及其对清廷在西南统治危害的不同，导致了鄂尔泰对其态度及应对上的差异。同时，大体代表着鄂尔泰“剿抚”侧重点转变的土司“米贴之变”与生苗“丹江之战”，在发生时间上的相近，说明了在治理土司与生苗时，每一方的进展都影响着鄂尔泰整个西南治理的对策。最后，笔者从文献资料的利用与论文观点的提炼整合两个方面说明了未解决的问题，以待今后更为深入的研究。
最后，本书附录包括《清史稿》鄂尔泰传、《清史列传》鄂尔泰传、鄂尔泰奏折影印件选录、《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所录鄂尔泰奏折索引、《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所录鄂尔泰奏折索引五个部分。《清史稿》鄂尔泰传、《清史列传》鄂尔泰传有助于读者了解鄂尔泰的生平。鄂尔泰奏折，是本书研究资料的最主要来源，结合正文内容，笔者从鄂尔泰对土司、西南民族民众、“汉奸”的治理三方面入手，挑选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奏陈宜重流官职守宜严土司考成以靖边地管见折》、《雍正九年九月初二日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下江滚塘等寨剿抚已竣古州大局全定折》、《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覆候补通判管斾所陈严禁汉奸等五事折》三篇奏折的影印件，以期读者对鄂尔泰奏折与雍正帝朱批之间的互动往来有更加直观的感受。《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所录鄂尔泰奏折索引为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所作，鉴于不少中国的台湾学者及日本学者仍惯用《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本书将其附于书后以便其查询使用。在《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之后出版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综合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雍正朝汉文奏折，是目前所能查询到收录雍正时期奏折最为全面丰富的资料汇编，但由于其按编年体收录奏折，若从中专门查询一人奏折，多有不便，笔者以其为基础，在35000条奏折中逐一挑选整理出463条鄂尔泰奏折，按照奏折日期制作成索引表格，希望能为其他研究者继续开展鄂尔泰的相关研究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