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通史

第一章 夫余国建立

一 夫余族属

1.夫余的族团起源

夫余，属于商周时期九夷之凫臾，又作浮榆。

对于夫余的名称，三国何晏注、宋朝邢昺疏：《论语注疏》中引《东夷传》曾有如下记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九夷。又：“一曰玄菟、二曰乐浪、三曰高骊、四曰满饰、五曰凫臾、六曰索家、七曰东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1] 这当中的第五夷“凫臾即夫余”。

对于夫余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山海经·海内东经》中记有：……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2]《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有：“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3]《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有：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4]

在如上的三则史料中，连续出现的“鲋鱼”到“务隅”再到“附禺”名词，我们认为，这就是早期“土著”夫余的称谓。

到秦汉时期，则改称为夫余（夫馀或扶馀）。

西汉早期，夫余，最早是以族名称诸于史，后被司马迁以“夫余”收入《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如“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5] 这是正史中第一次明确记载“夫余”。

笔者从《史记》的记载中推测，“夫余”一词作为族名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就已存在了。

东汉班固著《汉书·地理志》载：“燕地……北隙乌丸、夫余，东贾真番之利。”[6]

同书又记：“武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前后左右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讫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7]

另记：“初，武威将帅出，改勾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讽牂柯大尹周歆诈杀邯。……先是，莽发高句丽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随衅。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8]

《后汉书·刘虞传》记：“……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貉之辈，皆随时朝贡。”[9]

对于夫余族的起源，东汉学者王充在其著名的《论衡·吉验篇》中，曾有如下描述：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至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嘘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夫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10]

这是比较详细地记述夫余族团起源的最原始的材料。从文中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出夫余源自北夷橐离国，而其王及贵族是从北夷橐离国裂变后南渡（逃）移植过来的，并于“夫余之地”组建了新型政权——夫余国。

《三国志》经南朝刘宋裴松之批注中，亦有相同的引证（仅作少许文字变动）。由此，笔者认为，夫余王族源于古橐离国。

2.关于夫余族源辨析

从前述史料中可知，《史记·货殖列传》《汉书·王莽传》《论衡·吉验篇》《后汉书·刘虞传》中，都未把夫余与秽貊（貉）作为同一族系来记述，上述著史者已然知道，秽貊（貉）、夫余不属于同一族系。司马迁笔下出现的“夫燕……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的精练描述，与东汉人王充的《论衡·吉验篇》，很清楚地交代出古夫余国与古橐离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作为信史的《史记》和著名的《论衡》等史料，在论述夫余及其族团衍化方面，是最为可信、最原始也最具权威性。

至唐朝，宰相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古今郡国志》）中记载：“今新罗北界溟州，盖秽之古国，前史以夫余为秽地盖误。”[11]

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把东北地区古民族分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植者也。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曰夫余族，居于北部之中。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12] 看来。金毓黻先生四大系的族系界定法中的“夫余系”是比较科学的。因此，我们认为，夫余一族是东北古代民族中独立的族系，它与秽貊（貉）没有直接的联系。对于夫余的族团形成及民族衍化，几乎近现代的夫余史地研究者均能达成统一的共识，一致认同夫余源自橐离。只是在作族属论断时，却几乎都转向将“夫余和橐离”纳入“秽地”“秽貊之地”“秽貊族属”或“属于秽貊族系”等结论。这些有悖于史实的研究，大都形成于地望结合史料所示得出的推论。

在现阶段的研究中，笔者发现，已有学者向前迈出了探索的脚步。

董万认为：“汉代的古籍，从未把夫余与秽貊作为同一族名兼称之，却对高句丽常与貊或秽貊称之。许多古籍，还把夫余与秽貊作为两个民族并列而提。”[13] 随后，他从古文献、考古资料分析得出，夫余文化内涵中的基干部分，主要来自华夏集团中的商周文化以及汉代文化。

马德谦将吉林西团山遗址出土的陶壶、罐及汉代夫余文化遗址中类似遗物，作两种文化的衍化和演变示意，用来探讨两种文化的内在联系及渊源关系。马德谦曾将西团山遗址中出土的陶壶、罐各一式组成一组，然后用汉代夫余文化中类似的壶罐组成另一组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两组四式壶罐的外在造型及器物质料存在工艺继承关系。[14] 这就证明了，汉代夫余文化，从某些方面上研究，发现它是继承了西团山文化而来的。

学术界经过多年来的综合研究，结合考古发现与古文献相互对应，对认定吉林西团山文化为夫余文化主源、东团山南城子为夫余早期王城的论述已无异议。我们的立论依据也是以西团山文化和东团山文化为主，展开了全方位地针对历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以及重要的考古调查材料的科学梳理。即对早期沿着松花江中上游地区的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包括试掘）材料的综合运用，发现在吉林市及所属蛟河县、舒兰县、永吉县、桦甸县、柳河县，以及沿松花江流域上游地区已见的考古材料进行比对，结果发现，除西团山文化遗址外，还有大批量的同一文化类型、同一族属的古代文化遗存仍然没有被很好地研究。

例如，东团山古山城址、磴山遗址及其附近诸多带有明显阶数不等的山顶古城（带椭圆形或圆形城垣的小古城）和古遗址，等等。

在东团山麓农田中，散布着许多汉代夫余和高句丽时期建筑遗物，采集到的有红色绳纹瓦、长条花纹砖等。此外，还出土过橄榄形镏金铜饰物等。

吉林很多学者认为这是高句丽时期建造的山城，并且和其附近龙潭山山城为同一时期，而且确信这个山城是龙潭山山城的卫城。

笔者通过大量类似的山城进行比较和归类，最终认为，这座山城属于汉魏时期夫余独有的文化物质遗留。它就是夫余最初的都城，也就是东明建国时期的夫余王城。它理应属于吉林地区最早的山城建制之一。

除此之外，在该遗址范围内还曾发现过“陶羊”。[15]

在磴山遗址中曾采集到石斧和陶器，石器有石斧和石刀，一件长石斧制作较好，上窄下宽、弧顶弧刃、通体磨光。另有打制石斧。石刀则是磨制而成，已残，为直背、弧刃，有穿孔。

另外，该遗址中陶器种类较多，有鼎、鬲、罐、壶等。鼎足较长、为圆锥体，足根较尖。这些陶器的质地均为夹砂陶，以褐色为多。

在遗址的边缘和磴山山顶，还发现有不少石棺，其文化内涵和遗址类同，均属于青铜时代遗存，考古专家推测，这些遗址和墓葬属于西团山文化范围。[16]

2016年7月6日，我们开始考察磴山遗址。考察期间还发现，这些人工修筑的阶梯式遗址，在国内比较罕见。东部的阶梯明显，保存较好，上面长着各种树木。地表上还能捡拾到一些夹砂粗褐陶、灰陶、黑陶和少量的红衣陶残片。

笔者认为，这是研究夫余文化比较重要的参考资料。它是山地城逐渐向平原城池过渡的重要一环，也是研究夫余文化中城址、邑落、堡寨的重要实物证据。

我们查阅史料及核对考古调查发掘材料后逐渐地认识到，“西团山文化”是夫余部族的先世文化遗留。或者说可能是王充在《论衡·吉验篇》中曾描述的东明建都立国的“夫余之地”！若此说成立，同时还可以借此资证，本书前面列举的夫余文化来源于东明南渡（逃）带入的橐离文化和土著夫余先世文化（西团山文化）进行融合，才导生出的新型文化即秦汉之际的夫余文化，应称之为橐离和夫余系统。

由此看来，现有学者在研究“夫余起源及其先世”时，将肇源白金宝文化列为“秽貊的一支或就属于夫余先世橐离文化”是值得商榷的。[17]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白金宝遗址中出土的遗物，如袋足高裆鬲、实心乳状支足鬲、仿桦皮器及在陶器器型上出现的羊纹、鹿纹、蛙纹等，均有别于宾县庆华古遗址中的出土物及吉林市汉代夫余文化遗物。

现在通过研究发现，黑龙江省肇源县白金宝文化，所涉含大部分为东胡人遗物，也就是汉魏之前鲜卑先世的文化遗存。[18] 因之，白金宝文化不能同列于夫余文化范围，更不属于先夫余文化橐离人的文化物质遗留。[19]

此外，类似白金宝遗址遗物的还有黑龙江省巴彦县王八脖子山遗址，[20] 但其年代较白金宝遗址略晚。

二 夫余建国

1.东明建国

夫余国，约于西汉初期由在槖离国内争夺王权失败后南逃渡过掩水的槖离国王子东明在“夫余之地”建立的。史学界基本认定，今吉林省吉林市境内东团山一带为“夫余初都之地”。

夫余是由东明率部分南下的橐离部族、土著的夫余诸部族融合而成的。《论衡·吉验篇》有如下记载，“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妊，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借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东明之母初妊时，见气从天下，及生弃之，猪马以气嘘之而生之，长大，王欲杀之，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天命不当死，故有猪马之救；命当都王夫余，故有鱼鳖为桥之助也。”[21] 自此以后，类似的史料记载，按不同年代、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出现在诸多正史当中。

三国时期鱼豢著的《魏略》中记有：“旧志有言，昔北方有高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产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阑，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余之地。”该书中的“高离”，应即“橐离”。

如上记载，十分清晰地表明，东明是在“夫余之地”建都立国的。

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东夷列传·夫余》条中记有：“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栏，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渡，因至夫余而王之焉。”[22]

从上述古文献记载中分析，夫余始建国者为北夷槖离国王子东明。东明是因参与槖离国王廷争夺王权失败后，被迫出逃南渡掩水（笔者认为，掩水即是今拉林河）后，即进入今吉林省榆树、九台、德惠、吉林、长春及其附近地区。同时也充分表明，汉初相对北夷橐离国之南已存在土著夫余系诸部族。只是在东明南渡之前，其文化相对较橐离国落后。东明在北夷橐离国王廷裂变后带着部分橐离部族（可能含一部分贵族），进入土著的夫余部族，由此部橐离人加土著夫余部族及一少部分汉人组建成夫余国。其几经吞并，兼融了吉长地区“夫余族系诸部”后，才建成了雄霸东北中北部的夫余王国。

2.夫余疆域范围

关于夫余国的疆域，司马迁著《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了几个重要的界邻，如“夫燕……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等民族集团，它们究竟是地方民族政权还是中央王权治下的“方国政权”，这是需要进一步明晰的。

司马迁在文中所提的“燕”，不是战国时期的燕国，而是秦汉之间“割据辽东地区的燕王‘臧荼’”，也就是司马迁著《史记·高祖本纪》中所提到的，“正月，项羽立为西楚霸王。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23]。

另据史料记载：“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五月，燕王韩广亦不肯徙辽东。秋八月，臧荼杀韩广，并其地。”[24]

上述文献中描述的韩广被臧荼杀掉后所并之地，即今河北北部与辽宁中南部地区，以北则为夫余之南界。

然而，司马迁在文中所提到的北邻“乌桓”，即属于东胡后裔。据马长寿研究：“乌桓没有建立过独立的国家，汉武帝时期（前119），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把乌桓内徙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并在幽州的治所蓟（今北京市）设置乌桓校尉以监领之。汉建武二十五年（49），乌桓更从塞外移入塞内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等十郡障塞之内。”[25]

自汉武帝的开疆拓境到汉昭帝（前86）以后，乌桓及其他边塞部族叛服无常。

乌桓，历史上地处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北部地区，该地区正好位处于“西汉初期燕地的偏北略西之地。西汉初，东胡被匈奴剿灭后，其中一支改称‘乌桓’”。

关于“秽貊”，从战国时期成书的《山海经》，到司马迁著《史记·货殖列传》，再到班固著《汉书》，以及东汉王充著《论衡·吉验篇》，再到三国时期鱼豢著《魏略》，对夫余的描述，一直都没有出现将夫余混淆于秽貊（貉）有关的论述。晚于上述诸史的《三国志》和《后汉书》中，对于夫余、秽、貊（貉）仍然是单独做了“条”或者“传”。解读文献时我们还发现，夫余还经常协助汉朝对包括秽、貊和高句丽等族毫不手软地进行军事围剿。

莽汉政权和东汉时期乃至三国魏晋所见诸史，夫余与秽、貊、高句丽等族均单独列传。从多条文献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夫余与秽、貊（貉）和高句丽之间时有相互攻伐，还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是地域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习俗不同的各自独立民族。中原汉政权及其以后历代王朝，均没有将这些本是各自单一的独立民族弄混。仅仅是西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提到“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

笔者认为，秽貊其本身也应该是专指两个南北独立的民族。

秽系中包括“夷秽、韩秽、不耐秽”等；

貊系中包括“夷貊、梁貊、大水貊、小水貊”等。

史载：“句丽一名貊耳，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26] 可见高句丽先世的主体民族即是貊人。

秽系的中心区域，位处于今朝鲜大同江流域附近地区，这方面朝鲜早有出土文物和官印、封泥可以佐证。

貊系主要分布在太子河、浑江、鸭绿江至清川江流域，这在历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多年来学界的研究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论断。

按照司马迁在文中记载，“东绾秽貊、朝鲜”中的东，是指燕的东或东偏北地方，事实上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如今的出土文物佐证，均已得到了证实。文中的朝鲜（指古朝鲜），指殷末箕子所建“箕氏朝鲜”（俗称箕子朝鲜）；燕人卫满所建的“卫氏朝鲜”（也称卫满朝鲜）。“箕子朝鲜”，主要以今朝鲜大同江流域中下游两岸为统治辖区。“卫满朝鲜”，是西汉初期，汉高祖分封燕国人卫满所建立的“卫氏朝鲜”，其领地大致向北约在清川江和摩天岭附近，南界可达今朝鲜黄海道、江原道附近地区。

司马迁所指的“真番”是指“古真番”，汉武帝出兵所攻拔的“卫氏朝鲜”，是在“真番郡”建立以前。地点大约在今朝鲜黄海南道、京畿道附近之地，这里曾一度遭到卫氏朝鲜政权的军事掳掠和吞并。

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中获知，夫余在西汉初期的南部边界就已抵达“燕”的北部地区，也就是今辽宁中北部与吉林接壤之地。乌桓在夫余以西，也就是今吉林西南部、辽宁西北部乃至内蒙古赤峰东北部地区。“燕”的东或东北部界邻秽貊、朝鲜、真番等族。这还说明，结合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来观察，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司马迁乃至大汉朝廷，是比较了解这些民族所处的准确地理位置和族与族之间诸多关系的。

西汉时期的夫余，以今吉林市“东团山山城”和“南城子古城”为政治中心，其势力范围北至松花江中上游流域以南，西至今吉林与内蒙古接壤的边缘地区以东，东部以张广才岭为界与挹娄相隔[挹娄自汉初就臣属于“夫余”，也可以将挹娄视为夫余的管控东部边陲区域（至迟在东汉以前是如此）]，南抵“燕”北之地附近，即燕秦汉长城塞外[27]，东南部边地位处今蛟河县、永吉和柳河县松花江上游一带两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