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选题的原则

怎样选题才能选得对、选得好呢？一般来说，选题需要依循如下原则。

第一，价值性原则。

所谓价值，就是于世人、于社会有益、有用。学术论文首先要有价值，没有价值的论文等于废纸一堆。诚如汉代的王充在《论衡·自纪》中所说的：“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怎样才能使论文有价值呢？一定要适应社会的需要。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抓住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意见，提出办法，这样的论文就有现实意义。二是探索和求解某一学术领域中的疑难问题，从而推动学术的进步，这样的论文就有理论意义。

下面分别举例来说一说具有这两种意义的论文选题。

1938年5月，大多数国人对抗战的前途和过程究竟会是怎样的，心里都没有底，有许多疑惑。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的开头就列举了人们的种种疑惑：战争的过程会是什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指出：“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毛泽东就针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通过严密的论证，极具说服力地解释了上述种种疑问，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6]中国共产党据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并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业已证明，当年的“论持久战”这个选题是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的。

现在来看具有理论意义的文章的例子，如音乐美学家于润洋所写的《歌剧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他首创音乐学分析的概念，这篇文章就是音乐学分析的一个范例。以往，对音乐作品的分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音乐作品做单纯的技术分析，就是分析作品的曲式、调性、和声、节奏等音乐元素的特点而不及其他。例如，对于德彪西的钢琴序曲《水仙女》的主题是这样分析的：“这是一个由上到下的、夹有小二度在内的八度进行，停顿并持续在a音上。接着右手在中音区浮现的增二度和12连音的音阶进行，具有花斑式的织体特点，表现了飘忽不定的朦胧气氛。”这种分析乃是音乐家之间的密语，一般的音乐爱好者是听不懂的，因而对他们欣赏乐曲没有多大帮助。另一种是求索音乐作品的内涵（意义），却没有音乐技术分析的支撑。例如，对于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第三乐章的分析：“音乐充满活力和乐观情绪，前后两部分是闪电般急速迅猛的音调，中间部分是象征着光明未来的号角之声，一个英雄倒下去，千百万人民站起来。”在这种分析里，曲调与其内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膜，没有找到把曲调与其内涵联结起来的中间环节，看不到从曲调到内涵的合理过渡，因而这种分析让人觉得空洞而不切实。于润洋主张把上述两种分析有机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把这样的分析称为“音乐学分析”。他指出：“一部比较严肃、深刻的音乐作品在我们的听觉感知能够把握的音乐本体后面，总是潜藏着某种精神内涵。”音乐学分析的任务，就是要把音乐本体同潜藏在它里面的精神内涵之间的内在联系及联系方式揭示出来，换个说法，就是要说清楚潜藏在音乐本体中的内涵是以何种方式得到表现的。让我们举个小小的例子来看看音乐学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吧。于润洋对歌剧《德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前奏曲进行了分析，指出它的和声风格的特征之一是调性游移。他首先从作曲技法上对前奏曲的调性游移的情况作了非常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是非常专业的技术分析。然后，他从这样一种特殊的调性结构中挖掘出了它所蕴蓄的内涵，他写道：“在《前奏曲》长达十几分钟的音乐中，作为核心调性的a小调主和弦始终没有出现，这种极为罕见的现象显然是作曲家出于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目的而刻意构思的。它使听者在感受它的过程中形成这样一种心理体验：似乎总是在期待着什么，渴望着什么，然而却又总是找不到归宿，得不到解脱。”[7]对音乐作品的这样一种分析方法，一方面把作品所体现的作曲的技法、技巧剖析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对作品所蕴蓄的内涵的诠释又很贴切、恰当、丝丝入扣。音乐学分析的提出，是音乐理论上的一大创新。

有的文章澄清了一个事实，尤其是重要的事实，当然也是有价值的，比如王国维的《西域井渠考》。法国人伯希和认为，中国新疆的井渠（坎儿井）是从波斯（伊朗）传入的。王国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查阅并援引了《史记》《汉书》《北史》等大量史料，证实坎儿井的创始者乃是新疆人，后来坎儿井才传到他国。

第二，创新性原则。

学术论文必须有创见，才能真正有价值。选了一个好题，如果拿不出创见，论文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没有创见，就没有进步。所以可以说，有创见，出新意，乃是学术论文的灵魂。南北朝时的文论家刘勰认为，议论文贵在“师心独见”（《文心雕龙·论说篇》），就十分推崇论文的独创性。陈寅恪在对某学生的论文的评语中写道：“论文要有创见。”[8]《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时实施办法》对硕士论文的要求是：对所研究的课题应当有新的见解，对博士论文的要求是：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这样的要求是非常必要而且完全合理的。

老子自称持有三宝，即“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所谓三宝就是三种德行。“不敢为天下先”这一条却为论文写作者所不取，恰恰相反，论文写作追求的就是要独创、有创见，为此正需要敢为天下先的气概。

大学者季羡林十分强调学术论文的创新性，他把他的一个重要的人生感悟写成一篇文章——《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他在文中写道：“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9]这个人生感悟是他从自己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得来的。1936年，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第四个学期念完，就开始慢慢写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他觉得应在论文前写上一篇有分量的长长的绪论，认为只有这样论文才显得有气派。他翻阅了大量用各种文字写的论文，做笔记、做卡片、写提纲，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长长的绪论。可是，教授看了之后，只在绪论的第一行前加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加了一个后括号，把绪论全部否定了。教授对他说：“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根本没有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10]这使他受到了剧烈的震动，他由此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这个教训成了他撰写学术论文的座右铭。

第三，小而大原则。

小，说的是选题的范围要狭小。梁启超在《指导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一文中指出：“选择题目，不可太大。大了无法指导，并且容易犯空疏笼统的毛病。题目范围要明了，要狭小，最大限度也需一年之内能够彻底研究终了的。”[11]梁启超认为，清代正统派治学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为‘窄而深的研究’”。[12]陈寅恪在对刘钟明的论文《有关云南之唐诗文》的评语中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写道：“此论文范围甚窄，故所收集之材料可称完备。且考证亦甚审慎。”[13]两位学者都用了一个“窄”字，青年学子在研究选题时需要切记。

那么，大是什么意思呢？大，说的是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胡适在《吴淞月刊》发刊词中说：“我们要‘小题大作’，切忌‘大题小作’。例如顾亭林举一百多个例来证明‘服字古音逼’，这是小题大作。若作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或‘分治合作’，那便是大题小作，于己于人都无益处。”[14]小题大作才能把问题讲深讲透，大题小作对问题只能浮皮潦草泛泛而谈。可以打个比方说，“小题大作”就是打一眼深井，窄而深；“大题小作”就是挖一口池塘，宽而浅。

第四，可行性原则。

选好题之后，还要做可行性研究，就是考虑你是否具备条件把这个课题顺利完成。条件分两个方面，即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料。资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没有资料或资料缺乏，学术研究就无法进行或者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就像没有建筑材料便无法盖房一样。确定选题时，材料是首先必须考虑的。（2）时间。学位论文是必须在规定的、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的。为此，你就必须考虑所选课题的大小规模和难易程度，要以能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为尺度来考虑。（3）导师。所选课题最好是在你导师的擅长领域之内，这样你就能得到导师最切实、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否则，你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主观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知识结构。做不同的课题，需要具备与之相应的不同的知识储备。选题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你是否具备做这个课题所需要的相关知识。比如，你要研究孔子的文艺思想，至少要有阅读古汉语的能力，还要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比较熟悉。（2）兴趣。兴趣是科学研究的强大的内在动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不仅会激发出巨大的热情和干劲，还会让人觉得做研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3）能力。要考虑你的科研能力同所选课题的难易程度是否相当。所谓“相当”是这样一种情况：以你既有的科研能力来说，做这个课题既不太容易，也不太困难。不太容易，指的是你如果不做进一步的努力，是无法完成这个课题的；不太困难，指的是你如果努一把力，就一定能完成这个课题。

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做学位论文的经历，告诉我们选题遵循可行性原则的必要性。金庸八十多岁到英国剑桥大学求学。他的学位论文选题几经波折，颇不顺利。最初的选题是“匈牙利人和匈奴人的关系”。但是这个选题没有通过。什么原因呢？金庸自述道：“这个题目说出来，当场有一个教授是研究匈牙利的权威，他说，有一本关于匈牙利的书，你觉得里面有什么地方写错了？我说，不好意思，你说的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他又说，那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德国学者，19世纪的，关于匈牙利他有一个什么意见，你认为这个意见对不对？我说我也没看过，对不起。他说，这两本书是研究匈牙利的权威著作，你都没看过，那对匈牙利的研究还是不够的。然后他又讲了一通匈牙利文，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对不起，我也不懂匈牙利文。他说那个题目你不能做的，要不我先介绍你到匈牙利去学匈牙利文。”之后，金庸想写大理和唐朝的关系，因为他到过云南大理，而且在小说中写到过大理。针对这个选题，有一个权威专家出来讲了一通藏语，问金庸这是什么意思。金庸说：“对不起，我不懂藏语。”于是这位专家说：“那你不懂藏语也不能做这个题目。因为大理和西藏的关系很密切，大理的文化是归于西藏的，研究大理不懂藏文是不利的。”[15]专家否定这两个选题，是因为金庸不具备做这两个课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