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为了摆脱西方的孤立和围堵，俄罗斯采取更加积极的“向东看”战略。远东地区作为俄罗斯面向亚太前沿的作用更加突出，是经济融入亚太经济圈的桥梁和纽带。大力发展远东地区是“向东看”战略的重要内容，打造远东地区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俄罗斯应对欧美制裁和推动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采取一系列大力发展远东地区的举措，在之前推出的《2013年前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2025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基础上，制定或落实一些新政策，如在远东地区设立“超前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远东地区建立16个超前发展区，简化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签证制度，在自由港范围内可免签8昼夜，以吸引更多外国旅游者。把远东联邦区的行政中心从哈巴罗夫斯克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增肥”远东联邦区，把外贝加尔边疆区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纳入远东联邦区；扩大远东发展部权限，将远东发展部更名为远东和北极发展部。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在承担远东发展部原有任务的基础上，还被赋予了制定北极发展政策并进行法律监管的新职能。同时，还设立远东发展公司以及远东和贝加尔发展基金会两个新机构，或吸引外资，或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等。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快远东地区发展的举措，但远东地区的发展仍受众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之一就是人口数量少、分布不均衡。远东联邦区是俄罗斯人口密度最低的联邦区。在吸引国内移民效果不理想背景下，吸引外国劳动力是解决远东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及经济长期滞后的有效途径之一。远东地区邻近中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前，中国人都是远东地区外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因而研究历史上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在俄国远东地区的活动属于华人华侨问题研究的范畴。国内学界对海外华人华侨问题的研究，从地域上看多着眼于东南亚、北美等地，较少关注俄罗斯的，本书力求丰富我国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内容。此外，国内俄罗斯史的研究队伍小，涉及东部地区历史尤是如此。关于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学界关注点主要在苏联解体后，帝俄和苏联时期缺乏系统研究，希望本书的面世能为我国俄罗斯史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的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及俄国对其政策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人在俄国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对帝俄时代中国人在俄国远东种植、工商、采金、交通运输、渔猎采集等领域的活动及其俄国对其政策的阐述，力求还原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的历史，并揭示出帝俄政府对中国人政策演变及其成因。在以上几方面基础上，探寻历史上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人与远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在当时俄国了解中国和中国形象在俄国形成中他们扮演的角色。
二 研究现状述评
关于帝俄时代远东地区的中国人问题，国内外学界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成果为本书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或借鉴，现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述评。关于国外学界的研究情况，受本人外语语种的限制，只选取俄罗斯学界的研究。
（一）国内研究现状
1.从俄国东部地区外国劳动力或移民角度进行的研究
关于帝俄时代远东地区中国人问题尽管缺乏系统研究，但已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主要有：王晓菊的《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殷剑平的《远东早期开发中的外国劳工（上、下）》（《西伯利亚研究》1997年第4、6期）。经济开发是俄国东部地区问题研究中一个重要议题，同开发相伴随的是移民。两项成果均谈的是移民与东部或远东地区的开发，但侧重点不同，王著的论述的重点是俄国国内移民，外国移民略有涉及。殷文是以“外国劳工”为研究对象，其中涉及中国劳工的笔墨较多，但文章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对早期远东地区中国人活动及帝俄对其政策未能展开论述。
2.从华工出国史或华人华侨史角度进行的研究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整理是一项惠及后人的基础性且很有必要的工作。在海外华人华侨迁移中文史料的整理上，陈翰笙先生居功至伟。陈翰笙先生牵头整理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就是笔者所言的恩泽学界同仁的成果。《华工出国史料汇编》是关于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出国的史料集，涵盖了华工出洋的背景和原因、华工对英美法等国及殖民地早期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牺牲、清朝对华工出国政策的演变过程等。所辑档案史料大部分出自原北京图书馆所藏总理衙门的招工类档案，其他部分或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宫中及外务部的档案，或译自上海海关所藏的海关档案。“汇编”为深入研究华人华侨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汇编”涉及在俄国华工的资料很少，仅在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中收录了为数有限的文件，无法与在美洲、东南亚和英法等西欧国的华工史料相提并论。
《清季华工档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版）和《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属于同一类，是关于华工的档案史料汇编。“档案”是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治、光绪间往来之官方档案整理而成，收录清同治和光绪年间总理衙门、总税务司等中央机构与英、美、法公使等关于华工问题往来的条陈、折、照会等。涉及秘鲁、法国、英国、巴西等国在华招工的情况，其中关于俄国的几近于无，仅有名为《俄人招华人充兵役案》的几份文档，是关于日俄战争期间盛京将军增祺就俄国在东北地区招募华工用于战争的奏折。
专题研究方面的有李明欢的《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部关于欧洲华侨华人迁移的通史，著作全面论述欧洲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但研究区域上偏重于西欧地区，关于帝俄时代在俄国的华人华侨仅在“一战华工”和“投身苏俄革命与建设的华侨”两部分略有提及，具体说就是一战的东线华工和华人华侨参与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
3.从在俄罗斯中国人通史角度进行的研究
宁艳红的《旅俄华侨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作者以“旅俄华侨”来称谓在俄的中国人。该书是以在俄罗斯华侨历史变迁为脉络，记录了从19世纪中叶到当前的在俄罗斯华侨400年左右的历史，描绘了俄罗斯华人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旅俄华侨的特征。该专著有助于了解中国人在帝俄、苏联和俄联邦的历史，但侧重于宏大历史的叙述，对帝俄时代远东地区中国人活动细节及俄国各级政府对其政策等挖掘不够。
赵俊亚的《旅俄华人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研究的内容、时段与宁艳红的著作相仿，跨越帝俄、苏联、俄联邦三个时期，梳理旅俄华人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论文将旅俄华人历史追溯到17世纪土尔扈特部，并将19世纪60年代入俄的西北回民起义一部及其后裔，即东干人列入“旅俄华人”范畴，很是新颖。论文将旅俄华人与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进行比较，总结出旅俄华人不同于他国华人的特点，并分析出差别的原因。如在分析俄罗斯没有“唐人街”时，作者认为俄国政府和民众反对是主要原因，分析得较为透彻。
4.从中俄关系角度进行的研究
在俄罗斯中国人在中俄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向俄罗斯展现中国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们是了解俄罗斯的特殊群体，他们能将其对俄罗斯亲身感受传递给国内同胞，成为中国人了解俄罗斯的一个途径，故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是研究中俄关系的一个切入点。从中俄关系角度来研究远东中国人的代表成果有：张宗海的《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内部出版，2000年）和强晓云的《移民对当代中俄关系的影响——非传统安全视角的分析》（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张著是关于20—21世纪之交中俄关系的著作，其中对俄国远东地区中国移民问题进行了论述，将历史上远东的中国人和当前远东中国人有机结合起来，具有历史的纵深，深刻剖析了“黄祸论”在俄国出现的历史背景；强著是从非传统安全视角探讨中国移民对中俄关系的作用和影响，分析了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现象的出现、中国移民的数量及在俄中国移民的社会特征。
5.从在俄的中国人与十月革命角度进行的研究
在对俄罗斯的中国人问题研究中，“中国人与十月革命”或“中国人与无产阶级政党”方面的选题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颇受青睐，出版或发表了一些成果，代表性成果有：李永昌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主要研究的是华工参与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情况，对华工进入俄国远东地区的主要活动作为历史背景作了一定交待，但非论述的主要方向；李显荣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历史教学》1979年第11期）和于洪君的《旅俄华工的革命斗争：中国和世界工运史上重要的一页》（《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记述了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及苏俄内战中的贡献，既体现在保卫苏维埃政权上，也有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复苏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提供了劳动力资源方面的；薛衔天等的《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是从在俄华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及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角度阐述的；林军的《全俄华侨组织——旅俄华工联合会研究》（《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和李玉贞的《十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是以十月革命的伴生物——“旅俄华工联合会”为研究对象，阐述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形成、职能、活动及其在救助在俄华工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
6.从在俄华工与“一战”角度进行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赴（在）俄中国人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在华招工，这也包括俄国。沙俄招募的华工散布服务于俄罗斯及远东各地，统称“东线华工”。目前，学界关于“一战”华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线，对于广大奔赴东线俄国的“东线华工”研究薄弱，目前仅仅寥寥几篇文章。暨南大学的李志学先生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主要成果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时期的赴俄华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5期）和《北洋政府对一战俄国华工的保护与遣返政策》（《北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前文通过对“一战”期间俄国在华招募华工过程、华工在俄的悲惨遭遇及参加无产阶级革命三方面的论述来全面展现“一战”期间华工在俄历史。后文是从北洋政府保护在俄华工角度进行的，对北洋政府保护、遣送在俄华工有一些探讨，北洋政府为了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以及遣返华工归国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限于篇幅未能展开。李祥等的《一战俄国华工的数字问题》（《兰台世界》2012年第2期上旬刊）是梳理《欧战华工史料》及《中俄关系史料》等基本材料基础上，对第一次世界期间在俄华工数量进行考证。
7.从俄国排华和“黄祸论”角度进行的研究
刘家磊的《二十世纪初沙俄在海参崴迫害华侨的暴行》（《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薛衔天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研究》（《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张本政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俄在乌苏里地区的排华暴行》（《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5期）。以上成果多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尽管存在一定时代的烙印，但对了解19世纪末俄国在远东地区限制、排斥乃至迫害中国人的历史以及认识俄国“黄祸论”根源有所帮助。近几年刊发的新成果有：张宗海的《谬种流传的“黄祸”论——中国人难以在俄罗斯立足的历史根源》（关贵海、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管书合、杨翠红的《防疫还是排华？——1911年俄国远东地区大规模驱逐华侨事件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是以1911年俄国以防疫为由在远东地区大规模排华，以中文史料为主，未用俄文资料。
8.从中国政府保护华人华侨角度进行的研究
曲晓范的《试论1918—1921年北洋政府在西伯利亚的护侨活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朱鹏的《北洋政府救助俄属远东地区难侨研究（1918—1920年）》（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李皓的《保护“弃民”：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海参崴护侨活动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文章所谈都是中国官方对帝俄和苏俄远东地区中国人的保护。曲文和朱文研究的是苏俄内战时期北洋政府对西伯利亚地区或远东地区中国人的保护，文章对北洋政府的护侨行为予以赞扬，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北洋政府。李文是以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对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人的保护为研究对象。受战争影响，日俄战争期间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现混乱，清政府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实行了战时外交保护、战后救助、损失索赔等有效护侨措施，这是晚清政府对外关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该问题之前多被忽视。
9.从其他角度进行的研究
除了讨论以上几个较为集中问题外，学者还从其他角度进行，成果以论文为主，尽管数量不多，但有一定水准：李志学的《“割地成侨”——俄罗斯华侨华人史的特殊一页》（《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5期）探讨早期在俄国的一个中国人特殊群体出现的过程。因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致使大片中国领土割给了俄国，居住于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随着国土的沦丧而成为在俄国的中国人。作者用“割地成侨”形象地描述出这个中国人特殊群体在俄国远东地区出现的过程。张建华的《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前后中国形象的转变》（《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重点论述的是19世纪下半叶至十月革命前后在俄国华工的出现与俄国中国形象转变的关系。在谈及“一战前后华工基本状况”时略有涉及华工赴俄国的路线、数量，但没能展开论述。
10.关于苏联的中国人的研究
国内战争结束后，在苏俄和苏联的中国人数量直线下降，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又对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实施驱逐政策，在苏联的中国人数量几近于无。关于这段时期中国人的历史研究长期是空白，近年随着俄罗斯相关档案的解密，该问题进入国内学人的视野。代表成果有：尹广明的《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1937—1938）》（《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和谢清明的《抗战初期的苏联远东华侨问题（1937—1938）》（《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两文都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中国人问题的，尹文引用大量俄罗斯解密档案，并辅以民国时期的中文外交文件，对1937—1938年苏联政府逮捕、强制迁移远东地区的中国人的来龙去脉、影响等进行详细考察。谢文除阐述苏联政府清洗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外，还涉及了国民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和政策。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关于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问题的研究主要呈现两个特点：其一，多数是以中国人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时段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性，将帝俄时代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较少；其二，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中国人来到远东的过程、分布和俄国对其政策等问题，而对他们在远东地区的适应和与俄罗斯文化的融合以及自我管理等问题重视不够。
（二）俄罗斯研究现状
与其他历史问题一样，俄罗斯学界对帝俄时代中国人问题的研究也分为帝俄、苏联、俄联邦三个时期。对该问题的研究，在国家政治军事需要的驱动下俄罗斯学界起步要早于中国学界，加之语言、资料等诸多优势，俄罗斯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中国学界。
1.帝俄时期
同中国人进入俄国远东地区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帝俄学者对在俄中国人问题的研究。帝俄时代该问题研究的主体为长期在远东地区任职的官员和受委派来此进行考察的探险者等，他们的考察报告和游记等为后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为了尽快在新领土上站稳，需要全面了解远东地区，就要对远东地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黄种人”进行一些信息搜集工作，因而这时期关于中国人情况的记述主要集中于数量、分布等方面。从成果的性质看，多属于考察报告，非严格意义的学术成果。考察报告主要收录或刊登的载体是《东西伯利亚管理局最主要官方文件汇编》（Сборник главнейших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ью）和《俄国皇家地理协会信息》（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гео графическогообщества），从中能看出成果的性质来，是受官方委派进行的考察，具有官方背景，这些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关于乌苏里地区中国人
乌苏里地区特别是南乌苏里是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中国人最为集中之地，因而这时期成果关于乌苏里地区中国人的成果较多，主要有：
①《乌苏里边区旅行记（1867—1869）》（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крае.1867－1869гг.Санкт-Петертург:изд.авт,1870）。作者是俄国总参谋部军官、探险家、地理学家Н.М.普尔热瓦尔斯基（Пржевальский）。乌苏里地区是普尔热瓦尔斯基20多年地理考察、探险活动的起点。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日志——《乌苏里边区旅行记（1867—1869）》对乌苏里地区地理、民族、物种等有详尽的记述，其中大量涉及乌苏里边区中国人、朝鲜人等“异族人”的数量、分布、活动，史料价值大，但普尔热瓦尔斯基是站在大俄罗斯主义立场来记述这些的，笔下充斥着对中国人的蔑视，夸大中国人在该地区的违法行为，并对俄国镇压“青岛淘金工人起义”行为进行歌颂。
②《乌苏里的蛮子》（Уссурийские маньцзы,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871.Т.8.—СПб.1872）。作者是汉学家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1]，这是帝俄时代为数不多的由专业人士撰写的关于远东地区中国人的成果。1870年巴拉第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到南乌苏里地区进行长达一年多的“科学考察”，考察结束后撰写了系列著作，其中之一即为《乌苏里的蛮子》。书中以“蛮子”来称呼汉族人，并对“蛮子”的由来进行考证，认为“蛮子”称呼始自元朝，蒙古人以“蛮子”称呼汉族人，这一称谓为后人所继承，含有蔑视之意。巴拉第认为在他考察期间乌苏里地区的“蛮子”有4万—5万人，该数字比实际数量要多。根据南乌苏里地区“蛮子”的职业和生活特点等分为四类：山西“蛮子”、定居“蛮子”、送货的“蛮子”、流浪的手艺“蛮子”，认为第四类流浪的手艺“蛮子”数量最多[2]，此分类不是很合理。
③俄国总参谋部中校、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И.П.纳达罗夫（Надаров）的系列文章。在19世纪80年代纳达罗夫曾几次考察乌苏里地区，对所见所闻有详细记载，其中有大量中国人居住、经济活动的数据。考察后，纳达罗夫分别以《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Очерк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Север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乌苏里地区汉申（中国烧酒）的生产和消费》[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 потребление ханшина（китайской водки）в Уссурийской стране（Северно и Южно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乌苏里地区异族居民》（ИнородческоенаселениеУссурийскойстраны）、《南乌苏里边区的红胡子》（Хунхузы в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3]为题发表。考察报告大量涉及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纳达罗夫以自己的行动将帝俄时期远东中国人问题研究向前推进。在纳达罗夫发表的系列关于乌苏里地区的考察报告中，《南乌苏里的红胡子》占有突出位置，这是帝俄时代关于远东地区红胡子的专题性成果。那时关于远东地区中国人的著述中多会提及红胡子，即从事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等非法行为的中国土匪。如普尔热瓦尔斯基、格拉韦等，但在俄罗斯学界较少有专门以红胡子为研究对象的成果。[4]纳达罗夫和帝俄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一样夸大了远东地区红胡子的数量和非法行为的破坏性，和其他研究者一样，纳达罗夫也将参加“青岛淘金工人起义”的中国人列入红胡子的范畴，这不符合事实。尽管关于远东地区红胡子的具体数量无从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红胡子的数量不多，占远东地区中国人的比例很小，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和平的。纳达罗夫等人夸大红胡子数量和攻击性的做法被后人继承和发扬，19世纪末20世纪“黄祸论”甚嚣尘上之时，远东媒体和学者在纳达罗夫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大肆宣传和渲染红胡子的恶行，这一做法是为限制中国人乃至其驱逐出远东地区服务的。
④《乌苏里边区的中国人：历史民族纲要》（Китайцы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Очерк истори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Хабаровск:тип.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а,1914）。作者为地理学家、曾任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馆长的В.К.阿尔谢尼耶夫（Арсеньев）。阿尔谢尼耶夫受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委派几次前往乌苏里地区进行考察，其中对乌苏里地区的居民考察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乌苏里边区中国人：历史民族纲要》一书中对中国人在乌苏里地区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猎渔业、采金业等活动进行了详尽的记述，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中国人在乌苏里地区拓殖事业上的贡献。书中也记录了大量用中国各民族语言、特别是用汉语命名的地名，对研究乌苏里地区中国人早期活动及乌苏里地区的地理、历史等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乌苏里边区中国人》对所见所闻的描写准确生动、文笔清新，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具。
⑤《滨海州南乌苏里地区的朝鲜人和异族人》（Корейцы и инородцыЮжно-Уссурийс кого края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Сборник главнейших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ью.Т.Ⅳ.Инородче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Вып.2.Иркутск:типография Штаба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1884）。作者是东西伯利亚官员В.Н.维斯列涅夫（Висленёв）。1878年，他受东西伯利亚总督派遣赴南乌苏里地区调查“异族人”。维斯列涅夫到访过南乌苏里地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异族人”生活区，对中国人的数量、居住区分布、居住房舍数量等做了详细记载，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姓名、年龄、家庭成员等都有记载，为研究该问题留下了珍贵资料。维斯列涅夫称呼乌苏里地区包括汉族人在内的单身雇工为“跑腿子”，错误地认为他们是一个单独的民族。
（2）关于阿穆尔州华人的
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人主要的居住地是南乌苏里地区，除了该地外，阿穆尔州也居住着一部分中国人，这些人的主要居住地是我们所称的“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受到了帝俄部分人士的关注，对其生产生活情况进行一定的记述。总参谋部上校А.Ю.纳扎罗夫（Назаров）的《阿穆尔州的满族人、达斡尔族人、汉族人》（Маньчжуры,дауры,китайцы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Т.14.№ 1－2,1883）和Г.Е.格鲁姆—格日麦洛（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的《阿穆尔州志》（Описание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типо-лит.и переплетная С.М.Николаева,1894）就属于这类。前者的研究对象即为“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后者是州志，州志中一章名为“阿穆尔州的异族居民”，其中涉及“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以上著述对“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的民族成分（分为汉族人、满族人和达斡尔族人三个民族）、数量（既包括人口数量，包括村屯数量）、居住地、拥有的牲畜、种植作物等情况进行详细记载，是研究19世纪下半叶阿穆尔州中国人的重要资料。
（3）关于整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国人的
帝俄学者关于远东地区中国人的研究中，除了以乌苏里地区中国人或以“江东六十四屯”中国人[5]为研究对象外，还有的是以整个阿穆尔河左岸的中国人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即研究对象既包括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也包括“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代表性成果是В.В.格拉韦（Граве）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Китайцы,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Труды 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ой по Высочайшему повелению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тип.В.Ф.Киршбаума,ВыпускⅪ,1912）[6]。阿穆尔考察队是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Н.Л.贡达基（Гондатти）的领导下组建的，以对阿穆尔河左岸进行综合性考察为任务，该地的“黄种人”也被列入了考察范畴。对“黄种人”的考察这由外交部特派员 В.В.格拉韦负责，后以《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为名出版了考察报告。虽然名为中、朝、日三国人的考察报告，但中国人是考察重点，篇幅也最长。该资料集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考察报告，这是主要的来源；二是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总督辖区下属行政机关的文件；三是俄国驻芝罘领事馆的关于中国人赴远东的相关数据资料。考察报告中格拉韦对中国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俄国官方的立场。
（4）关于中国人与“黄祸论”的
所谓的“黄祸论”是指以中国人为主的“黄种人”对“白种人”构成了威胁，“白种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的一种思潮，对“黄种人”特别是中国人在远东经济开发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19世纪下半叶，“黄祸论”思潮在俄国远东地区出现，初期即20世纪前的“黄祸论”在远东地区影响力有限，那时关于中国人的一些报道还算客观。1886年报刊刊文称：“来自中国或者在乌苏里地区的‘蛮子’没有政治危险，他们只是对经济感兴趣，认为从俄国赚钱比国内容易，所以就来到我们这里。”[7]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人为主的“黄种人”涌入俄国远东地区数量大增，“黄祸论”开始大行其道，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持有该观点的人以远东地区为主的俄国媒体、部分政界人士为主，他们对中国人涌入带来弊端大加渲染，其中不乏夸大、炒作的成分，缺乏客观性。作家兼评论家А.Я.马克西莫夫（Максимов）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在《我在太平洋上的任务：政治评论》（Наши задачи наТихом океане:Полит.этюды.С-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К.Л.Пентковскаго,1901）中写道：乌苏里地区每个角落都充斥着中国人，他们组成稳定的定居人口，他们不承认俄国政权，他们仍然是中国的臣民。他们不缴纳任何赋税，也不服劳役，不断盗窃边疆区的自然资源，无偿使用土地，发家致富，对俄国有弊无利。不仅如此，中国人还自己选举出，不受俄国行政机构的监督，成了奇怪的国中之国……不要忘记华人熟悉边疆区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处山谷和每一道小溪，一旦中国和俄国发生冲突，他们是俄国危险的敌人。[8]А.А.帕诺夫（Панов）也持有同样观点，他的《阿穆尔沿岸的黄种人问题》（Жёлтый вопрос в Приамурье,Вопросы колонизации1910.№7）、《阿穆尔地区的黄种人问题和反对黄种人控制的措施》（Жёлтый вопрос и меры борь быс《жёлтымзасильем》 в Приамурье,Вопросы колонизации1912.№ 11）和И.С.列维托夫（Левитов）的《黄祸：黄色的俄国》（Жёлтая опасность.Жёлтая Россия,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1901.Июль）属于此类，无视中国人在远东开发中的贡献，一味强调其负面作用。
与否定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贡献相对应的是，也有人主张应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中国人，一是从政治军事角度看，以提防、限制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二是从远东经济开发角度看，应该看到黄种人在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贡献。А.科莫夫（Комов）的《阿穆尔金矿的黄种人和工人问题》（Жёлтая раса и рабочий вопрос в Амурской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Сибирские вопросы.1909г.№32）、《阿穆尔金矿的黄种人和工人问题（续篇）》[Жёлтая раса и рабочий вопрос в Амурской зол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продолжение）,Сибирские вопросы.1909.№33]、《关于阿穆尔边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Окитайцах и корейцах в Приамурском крае,Сибирские вопросы.1909.№27）属于这类，尽管其中也流露出对中国人大量涌入的恐慌，但也能看到中国人在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总体上看，帝俄时代关于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问题的众多研究者中，以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为主，如行政官员、军官、受官方派遣的考察者等，由他们撰写的众多成果的学术性不强，但资料价值大，为后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这时期“黄祸论”在远东地区出现并大行其道，该思潮的出现与远东地区中国人大量出现有关系。
2.苏联时期
受政治影响，苏联学界对远东地区外国人问题的研究显得有些寂寥，这一情况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朝鲜人被迁离出远东地区后更加明显。20世纪30年代末的大规模的政治镇压和卫国战争的严重损失，使得许多俄罗斯东方学学校和机构不复存在，相当于给那个时代的所有俄罗斯汉学画上了句号。[9]与汉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华人华侨问题研究也受此影响大，一定程度说20世纪30年代末起华人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禁区。然而50年代末对中国人、朝鲜人参加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开了绿灯，之所以如此是出于政治需要，为了修复苏中两国业已经出现的“裂痕”，但随着苏中两党、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该课题再次被禁止研究。[10]在这样背景下，关于帝俄远东地区中国人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
Ф.В.索洛维约夫（Соловьёв）是苏联学者中为数很少的从事帝俄时代中国人问题研究并出版著述的学者。索洛维约夫关于远东地区中国人的著作有两部，分别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短工与滨海地区地理名称》[Китайские отходники и 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названия в Приморье（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XXв.）,Владивосток:ИИАЭДВОАНСССР,1973]、《资本主义时代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短工（1861—1917）》[Китайское отходничество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вэпоху капитализма（1861－1917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9]。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短工与滨海地区地理名称》是从滨海地名角度来谈远东的中国人，作者指出远东地区中国地名并非自古就有，是19世纪中叶之后才出现的，具体说是俄国在开发远东地区之初，由来此的中国短工（китайское отходник）给命名的，不是该地世居华人（иско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население）命名的。[11]该观点有失偏颇，远东地区的一些城市的中文名字很早就存在，如海参崴、伯力、海兰泡、双城子、庙街等[12]，因为它们曾经是中国的领土，非如作者所言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工人到达远东地区后才出现的。作者如是说，是否定阿穆尔河左岸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事实，是为俄国及苏联学者所谓的“收复失地运动”错误观点服务的。
在20世纪70年代成果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末，Ф.В.索洛维约夫出版了《资本主义时代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短工（1861—1917）》一书。该著作内容涵盖了中国人在俄国远东地区出现的历史背景、数量、主要活动等。此外，著作还涉及了中国人的地位和自我管理等。研究中索洛维约夫试图突破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以资料调查为主研究模式的束缚，形成自己特色，但实际上没有实现该目标。著作是以中国“短工”（отходничество）为研究对象，不可否认那时远东地区的中国人以“短工”或“季节工”占绝大多数，但也有长期生活的，如“江东六十四屯”居民，这类人未进入作者视野，不能不说是一遗憾。在分析那时在远东地区中国“短工”社会成分时，索洛维约夫看到主要来自“破产农民”的事实。中国人来俄国远东地区的目的不是过“野蛮的自由生活”，而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13]这与帝俄时代的一些学者认为远东地区的中国人当中犯罪分子和红胡子占有较高比例的观点有别，符合历史事实。
除了为数很少的几部专门研究远东中国人的著作外，这时期远东移民史的著述中都会涉及中国人，代表作是В.М.卡布赞（Кабузан）的《17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远东地区是如何变得人口稠密的？》（Какзаселялся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Втораяпо ловина ⅩⅦ-началоⅩⅩ века,Хабаровск:Хабаров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73）。该书是关于帝俄时代远东移民开发的著作，重点论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远东开发中贡献，关于中国人只是略有涉及。书中某些观点违背历史事实，如作者认为19世纪70年代南乌苏里地区中国人的构成发生变化，临时的、季节性华工数量减少，定居的中国人数量增加了。[14]此外还有：Н.А.比利姆（Билим）的《通向东方的条条道路——以远东地区劳动移民为视角》（Сто дорог на Восток:Из истории переселения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Хабаровск: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78）和А.И.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的《19世纪末之前俄国人开发俄国远东和俄国的美洲》（Освоение русскими людьм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и Рус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до конца ⅩⅨ в.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2）。
总体上看，苏联学者对帝俄时代远东地区中国人问题的研究受政治因素影响大，在研究远东地区历史时有意回避中国人问题，为数很少的关于远东地区中国人问题的著述又缺乏客观性，具有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特点。
3.俄联邦时期
苏联解体后，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和较为宽松学术研究环境的出现，俄罗斯学者围绕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人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的深度、广度都超过帝俄和苏联时期。同之前的著述相比，不乏较为公正、客观的成果问世。
（1）关于中国人通论的
《在俄罗斯中国移民的今昔》（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Bocточная книга,2009）[15]。作者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高级研究员（старший научный сотрудник）А.Г.拉林（Ларин）。著作研究的时段跨越帝俄、苏联、俄联邦三个时期，是关于俄罗斯中国人的“通史”，历史和现实兼顾。作者视野宽阔、旁征博引，全面展现了中国人在俄罗斯的历史，其中关于帝俄时代部分占全书的1/7左右的篇幅。论述过程中拉林的一些观点较为公允，如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拉林先生的评价较为客观，“‘黄祸’的恐慌很大程度上被扩大了”，许多报道的远东中国人的数量同实际相比相差悬殊。[16]但著作对帝俄政府排斥乃至迫害中国人行为有所回避。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各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ДВО РАН）的А.И.彼得罗夫先生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他是当代俄罗斯学者中为数不多的对帝俄时代远东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俄罗斯中国人的历史：1856—1917》（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1856－1917.СПб:ООО《Береста》,2003）是以帝俄时代在俄国中国人为研究对象的力作。帝俄时代，中国人在俄国活动的主要区域是远东地区，专著是帝俄时代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的全史。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彼得罗夫著作内容丰富。索洛维约夫、拉林、索罗金娜等人的对帝俄时代中国人问题的研究偏重于中国人经济活动，而彼得罗夫则突破了该点，将视角延伸到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这是可贵尝试。然А.И.彼得罗夫的研究没能摆脱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窠臼，将研究的起点定在1856年滨海州的建立，表明作者认同《北京条约》签订前穆拉维约夫通过非法方式在阿穆尔河左岸获得的由哥萨克控制的土地为俄国领土。
除了“通史”外，А.И.彼得罗夫还发表了若干篇关于帝俄时代在俄罗斯中国人的学术论文。《对1858—1884年在俄国中国人的研究》一文中将帝俄时期远东中国人问题的研究分为1858—1884年、1884—1895年、1895—1905年、1905—1917年四个时期。[17]作者将1858年作为俄国学者对在俄中国人研究的起点，笔者也不能苟同。中俄《瑷珲条约》未被清政府批准，1860年《北京条约》才划定的中俄东段边界的基本走向，才有了俄属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既然1860年前还没有出现俄属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就没有当地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研究就无从谈起。А.И.彼得罗夫在学术史梳理和上述大作——《俄罗斯中国人的历史》中所持有观点都是帝俄和苏联学者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是“无主土地”和俄国“收复失地运动”错误观点的延续。А.И.彼得罗夫的系列成果为本书稿的撰写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代俄罗斯汉学家В.Г.达秋生（Дацышен）的《17—20世纪西伯利亚的中国人：迁移和适应问题》（Китайцы в СибиривⅩⅦ-ⅩⅩвв:проблемы миграции и адаптации,Красноярск:СФУ,2008）是近年关于俄罗斯中国人历史的有分量的著作。研究中作者采用广义“西伯利亚”的概念，即指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广大的俄罗斯亚洲部分。尽管研究时段是17—20世纪400年，但作者论述的重点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下半叶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达秋生著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资料丰富，尤其是档案资料。尽管俄罗斯学者在研究在俄国中国人问题都会不同程度运用档案文献，然该书的档案文件的征引是其他著述不能与其比拟，共使用了27家档案馆的馆藏文件，既有俄罗斯中央和地方档案馆的档案，还包括俄罗斯外独联体国家档案馆的文件。
难能可贵的是，达秋生不赞同“黄祸论”及“中国移民扩张论”，认为大量中国人来到西伯利亚地区就是单纯的人口迁移，没有其他特别的政治目的，较为客观。但认为中国人向图瓦地区移民则是例外，言外之意是有政治目的，观点有失公允。在总结中国人在西伯利亚及全俄特点时，作者认为在俄中国人呈现入俄籍率低、多数中国人没有加入俄国籍、中国人适应和融入俄国社会不理想的特点，并对特点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В.Г.达秋生能从中国角度分析，如认为中国人融入俄国社会不理想与中国人在俄地位不稳定、男女比例失调、浓厚的乡土情结等有关系，而忽略了俄罗斯因素。俄罗斯大民族主义、俄罗斯人排外性在中国人融入俄罗斯主流社会不理想中起了很大作用，历史上和当前俄罗斯都没有出现过“唐人街”就能证明该点。达秋生著作的这一缺陷无疑使《17—20世纪西伯利亚的中国人：迁移和适应问题》一书的学术价值打折扣。
（2）中国人在俄国远东地区分布及活动方面
主要成果有：Т.З.波兹尼亚克（Позняк）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远东城市的外国人》（Иностранные подданные в городах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в）,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альнаука,2004）。该著作的研究对象是远东城市的外国人，既包括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在内的东亚人，也包括俄国外其他欧洲国家人。著作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远东城市的外国人数量、在城市建设的作用、社会融合、俄国当局对外国人的政策等问题进行阐述，强调的是外国人的“整体性”，没有将中国人作为“个案”进行研究。作者认为中国人迁移俄国远东地区非“特有的现象”，仅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中国人海外移民大潮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18]。将中国人迁移远东放在华人华侨移居海外的大视野下来看待。著作中，作者通过掌握的资料计算出中国人在远东南部城市外国人中的比例在75%—90%间浮动。
А.В.阿列普卡（Алепко）的《18世纪末至1917年远东地区外资和企业》[Зарубежный капитал 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конецⅩⅧв-1917г）,Хабаровс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ГПУ,2001]。和波兹尼亚克的观点不同，阿列普卡对帝俄时代远东地区中国人的活动给予消极评价。如认为中国人多数经济活动是非法的和有组织的，“中国人所从事的被俄国官方严厉禁止的社会经济活动受中国秘密社团的领导”，观点过于武断，不仅中国学者不认同，一些俄罗斯学者对此也有异议。不可否认，那时个别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确有从事非法经济活动，如走私、偷猎等，但将中国人的多数或所有的活动都打上“非法”标签则有失偏颇。
在前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先生的帮助下，近年俄罗斯出版了两部关于远东城市中国人历史的著作，分别是：Д.А.安洽（Анча）、Н.Г.米兹（Мизь）的《中国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Китай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е—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альнаука,2015）[19]和Г.Д.科斯塔季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В.Н.利什科夫斯基（Ляшковский）的《中国人在哈巴罗夫斯克（1858—1938年）》（Китайская диаспорав Хабаровске.1858－1938.Хабаровск: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центр《Приамур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2018）。两本著作分别是关于帝俄和苏联时期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人的著作。运用了大量档案资料，包括当时报纸、杂志、旅行者游记等，全景展示中国人在两城市生活和工作的画面，对中国人在两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中的活动持褒扬的态度。《中国人在哈巴罗夫斯克（1858—1938年）》一书将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活动的起点定在1858年，即中俄《瑷珲条约》的签订，但该条约未被清政府批准。从国际法角度看，中俄《北京条约》意味着广大的阿穆尔河（黑龙江）左岸隶属于俄国，所以将1858年作为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研究的起点不恰当。
（3）俄（苏）政府对中国人管理及政策方面的研究
主要成果有：Т.Н.索罗金娜（Сорокина）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人的经济活动及阿穆尔当局的政策》[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их подданных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а 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края（конецXIXначалоXXвв.）,Омс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ОмГУ,1999]和Е.И.涅斯杰洛娃（Нестерова）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当局和远东南部中国移民》[Русская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и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Юг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XIX-начало XXвв）,Владивосто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4]。两著作都是从中国人经济活动和当局政策两方面来研究远东地区中国人，并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Т.Н.索罗金娜在研究中认为在对待中国人问题上俄国中央政府和远东当局的态度不完全一致，远东当局在最终政策形成中起的作用要大于中央政府的。作者对俄国政府的中国人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在制定中国人政策问题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远东当局都缺乏长远规划。
涅斯杰洛娃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当局和远东南部中国移民》在地理范围的确定上，选取的是当时中国人主要集中地——远东南部地区。著作从俄国当局管理的角度来研究远东地区的中国人，作者将帝俄对远东中国人的管理分为管理体制的确立时期、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时期、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时期三个阶段。认为三阶段对中国人的管理制度不尽相同，管理制度的变化既同俄国决策层对远东地位认识的变化有关，也与远东地区欧俄移民、中国移民数量多少密不可分。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各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高级研究员Г.Н.罗曼诺娃（Романова）是研究俄国远东地区历史及中俄关系史的资深学者，其学术活动跨越了苏联和俄联邦两个时期，出版和发表的众多成果中有关于远东地区中国人的著述，代表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地区中国人的工商业》[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земледелие и промыслы китайских мигранто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конецXIX-началоXXвв.）,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3.№ 6]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中国人的贸易活动》[Торго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итайце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конец ⅩⅨ-началоⅩⅩ в）,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9.№3]。文章是以中国人在远东工商领域的活动为研究对象，既认识中国人在远东工商业发展中的贡献，也看到中国人非法入境、走私等活动，但有夸大中国人不法行为的做法。
（4）“黄祸论”方面的
苏联解体后，大量中国人再次涌入包括远东地区在内的俄罗斯，“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受关注度甚至超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那时关于俄中关系的几乎所有著述中都会涉及“中国移民问题”。研究者在阐述“中国移民威胁论”时几乎都要涉及帝俄时代的“黄祸论”，一定程度上看，后者是前者的“历史回溯”。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两部。
第一部是В.Л.拉林（Ларин）的《中国和90年代上半叶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区域关系问题》（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 ойполовине 90-х: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альнаука,1998）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俄关系的力作，其中涉及远东地区中国人的历史，对中国人在远东地区历史做了简单回顾，并对“黄祸论”出现背景和不同时期“黄祸论”的内容做了介绍和剖析，作者的一些看法较为客观，如认为日俄战争前“黄祸论”主要是经济内容，日俄战争后增添了政治内容，但作者与多数俄罗斯学者一样没有改变从俄罗斯角度考虑问题的立场，对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中国人在远东地区活动更多地强调负面作用，忽视中国人在远东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部是А.В.卢金（Лукин）的《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Медведь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драконом.Образ Китаяв РоссиивⅩⅦ-XXвеках.Москва:Восток-Запад:АСТ,2007）[20]是以17—20世纪中国形象在俄罗斯演变为切入点探讨中俄（苏）关系的著作，其中一节为“不受欢迎的外来移民”。该节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地区中国人为研究对象，表达了对大量中国人进入远东地区的恐惧，对中国人在缓解远东地区劳动力不足问题上起的作用视而不见，一味强调以中国人为首的“黄种人”的威胁，是帝俄时代毫无根据的“黄祸论”的延续。
纵观俄罗斯学界对帝俄时代远东地区中国人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中国人来到远东的过程、分布和帝俄对其政策等问题，而对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的适应和与俄罗斯文化的融合以及自我管理等问题研究薄弱。
其二，无论是帝俄学者、苏联学者，还是俄联邦学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一特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忽视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刻意夸大中国人的违法行为，为限制和排斥中国人寻找根据。二是将中国人在俄国远东地区出现的起点定在19世纪50年代末，非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或将穆拉维约夫非法航行黑龙江作为起点，或将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作为起点。该观点反映出俄罗斯学者在中俄东段边界形成问题上态度，是黑龙江流域是“无主土地”“收复失地运动”等错误观点的体现，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映。
三 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本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关于远东地区中国人的各类史料，既包括俄文史料，也包括中文史料，特别是一手资料以增加研究的学术价值。
综合研究方法，本书属于移民史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知识，因而运用综合研究方法实属必要。
比较分析法，本书不仅将帝俄远东地区中国人不同时期活动的特点及帝俄政府对其政策进行比较，同时也将中国人与同为东亚人、在帝俄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的朝鲜人、日本人进行比较。
四 重点难点
重点：帝俄时代中国人在俄国远东地区活动的特点及对远东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俄国当局对中国人在远东地区活动的态度、政策是本课题的重点之二。
难点：因本研究的时段距今遥远，关于那时中国人数量的原始数据的获取和准确性鉴别困难，这是本书难点之一；“黄祸论”在俄国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远东地区，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人进入俄国远东的初始阶段，中国人在远东的活动与“黄祸论”的关系是本书的难点之二。
五 主要观点
帝俄时代，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外国人当中中国人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人对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开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是远东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他们的到来满足了俄国远东地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俄国官方对远东地区中国人政策前后有变化。最初，俄国鉴于远东地区本国移民状况不理想，欢迎中国人的到来，后来随着中国人的大量涌入，加之来到远东地区的本国居民数量的增多，俄国官方对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转为限制，进而排斥乃至驱逐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与战争不相关的领域出现劳动力严重不足，这也包括远东地区的一些非军事领域。在这样背景下，之前限制中国人的政策有所松动。
从停留时间上看，帝俄时代多数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生活时间不长，短者春去冬来，长者生活2—3年，长期生活者有限，定居或入籍者更少。这一特点导致远东地区中国人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性数量远超过女性。与生活时间短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融入俄国社会或对俄国文化认同情况不理想。
“黄祸论”或“中国人口扩张论”是没有根据的妄想症，该论调在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出现并有一定市场，该思潮的出现并产生一定影响既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映，同时也与部分中国人在帝俄远东地区的不法行为有关。
六 相关概念的辨析或界定
（一）中国人概念的辨析
关于中国人或华人称谓的内涵，国内著名的华侨华人问题专家周南京先生在《世界华侨华人词典》中将其归纳为：对具有中国血统者的泛称；又称外籍华人或华族，英语为Ethnic Chinese。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华侨丧失或放弃中国国籍，并取得外国国籍后，即改变身份为华人。[21]本书采用的是前者的范畴，即帝俄时代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泛指有中国血统者，这既包括加入俄国国籍的，也包括没有入俄国籍、仍保有中国国籍者。
俄罗斯学者及相关领域人士在谈及来自中国的人时多用“中国移民”来称呼，因而有必要交待一下俄罗斯人的这一称谓。俄罗斯学者更多地使用“кита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китайская миграция”“китайская иммиграция”“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称呼“中国人”，三个词组都可以翻译成“中国移民”。很显然，俄罗斯人对“移民”一词的理解与我们一般理解的“移民”有很大差异。俄罗斯人对“移民”的理解显然要宽泛得多，只强调由某一居住地向另一居住地的迁移，即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而不论其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是迁移后永久定居，还是临时暂住。唯其如此，俄罗斯不仅把在俄取得临时居住证和长期留住证的外国公民算作移民，把持有签证（对独联体国家公民免签）在俄罗斯务工和留学的外国公民算作移民，甚至把赴俄旅游的外国游客，还有在两国边境地区因工作需要往返通勤的外国人，如国际列车司乘人员都算作移民。[22]可以看出，俄罗斯人所谓的“中国人移民”等同于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人。
当代俄罗斯汉学家 В.Г.达秋生先生持有同样观点。“中国移民（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这个称谓涵盖了所有来自中国人的人，即所有中国人（китайцы），即包括在俄罗斯地域范围内长期居住者，也包括临时居住者。”[23]由此看出，俄罗斯语境下的“中国移民”泛指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是不考虑停留时间的长短。也就是说，不考虑他们是永久居留，还是长期居留，抑或是短期居留。
对于俄罗斯学界对在俄罗斯中国人的称谓，笔者较为赞同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的观点：在俄文文献中，“中国人”（китайцы）或“在俄中国人”（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是最为常见和内容最为宽泛的指代词。“中国公民”（китайский гражданин,китайские подданные）则是强调其国籍属性的专用词。“中国侨民”（китайские диаспоры）、“中国移民”（китайская миграция,кита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китайская иммиграция）、“中国流民”（китайские поселения,выходцыиз Китая）和“中国移居者”（китайские переселенцы）则是强调其来源地的专用词。“中国工人”（китайские рабочие）、“中国劳动者”（китайские работники）、“中国劳工”（китайские трудящиеся）、“中国苦力”（китайские кули）、“中国短工”（китайское отходничество）、“中国劳动移民”（китайскиетрудовыемигранты）和“中国粗工”（китайскиечёрнорабочие）则是强调其身份和职业属性的专用词，这四个名词可以统一简称为“华工”。然而，在俄文文献中，上述名词在通常情况下多混用、并用和连用，并无严格界限……除俄国专业汉学家的学术著作以外，俄文文献（包括俄国官方文件）中提及的“中国人”等名词，通常仅指其国籍、身份和职业属性，一般不包含其民族属性（如汉、蒙、满、回、藏等），也不包括其省份来源（如山东、河北、吉林、黑龙江等）。[24]
俄罗斯著名的中国移民问题专家А.Г.拉林先生持有同达秋生和张建华同样的观点。他在《中国人在俄罗斯的今昔：历史纲要》（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вчера и сегодня: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Москва:Муравей,2003）中用“китайцы”来称呼在俄的中国人，而在修订版——《中国移民在俄罗斯：历史与现状》（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Bocточная книга,2009）中使用的是“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在А.Г.拉林看来“китайцы”和“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二者可以通用，都泛指在俄罗斯的中国人。
本书的研究对象——中国人，从国籍上讲，既包括加入俄籍或在俄国长期居留的中国人，也包括在俄国短期居住或暂时逗留的中国人；从民族属性讲，既包括汉族人，也包括满族人、达斡尔人、蒙古人等中华民族的其他成员；从职业上讲，涵盖在俄国远东地区从事各类职业的人，如雇佣工人、企业主、小商贩、农民等；从所从事活动讲，包括各个领域的中国人，如种植、工商、采金、交通运输、渔猎采集等领域。本书的“结语”中为了达到对中国人活动特点进行全面总结的目的，将中国人与远东地区另外两个主要的外国人群体——朝鲜人和日本人进行比较，对“朝鲜人”“日本人”的界定等同于中国人的。
（二）远东地理范围的界定
本书研究的地理范围是远东地区，不同时期远东地区的范围不一样，故也有界定的必要。当前多数情况下所言的俄罗斯远东地区指的是“远东联邦区”（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о круг），即根据2000年普京总统签署命令设立的“远东联邦区”，全俄共有7个联邦区，远东联邦区是其中之一。最初，远东联邦区下辖9个联邦主体即一级行政单位，分别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滨海边疆区（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堪察加边疆区（Камчатский край）[25]、阿穆尔州（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萨哈林州（Саха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犹太自治州（Еврейск аяавтономная область）、马加丹州（Магад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萨哈（雅库特）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 Саха Якутия）、楚科奇自治区（Чукотский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总面积达621.59万平方公里，是面积最大的联邦区。
2018年11月4日，普京再次颁布总统令，将原属于西伯利亚联邦区（Сибирский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круг）的布里亚特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 Бурятия）和外贝加尔边疆区（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划归远东联邦区，至此远东联邦区拥有11个联邦主体，总面积为695.2万平方公里。“增肥”后的远东地区又增加了一个新毗邻国家——蒙古，至此俄联邦远东地区的邻国变为中国、朝鲜、日本、美国、蒙古5国，远东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更大。历史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理范围和现在不尽相同，故本书研究对象——中国人活动的范围与苏联解体后“远东联邦区”不同，为了明确帝俄时代中国人活动的地理范围，有界定下帝俄时代远东地区地理范围的必要。
中俄东段边界基本走向是19世纪中叶形成的。俄国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将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占，至此俄国远东地区地理范围初步形成。帝俄时代，远东行政区划的变动较为频繁。1884年前，俄国政府未将远东地区设置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而是使其隶属于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1856年、1858年在东西伯利亚总督区下分别设立了两个管辖远东领土的行政单位，即滨海州（Примо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和阿穆尔州（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26]。这时期的滨海州和阿穆尔州的地理范围与当前的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州不同，范围远远大于当前的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州。
最初滨海州的范围北起北冰洋，南至朝鲜北部边界，面积为156.24万平方俄里，涵盖了鄂霍次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后来远东地区的中心城市。最初的行政中心是尼古拉耶夫斯克，19世纪80年代起行政中心变为哈巴罗夫斯克。[27]阿穆尔州的成立要晚于滨海州两年，1858年成立。阿穆尔州主要管辖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自外贝加尔州和雅库特州边界至乌苏里江口和滨海州新界为止的地区，首府为布拉戈维申斯克。1884年，俄国政府对东部地区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设置阿穆尔河沿岸总督辖区（Приамурское генерал-губернаторство），至此广大的俄属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成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域。阿穆尔河沿岸总督区管辖的范围为：外贝加尔州、阿穆尔州、滨海州、符拉迪沃斯托克军事长官辖区。在俄国远东的行政区划发展史中，设置阿穆尔河沿岸总督辖区具有里程碑意义，因而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国远东“诞生”于1884年。[28]1906年，外贝加尔州脱离阿穆尔河沿岸总督辖区，划归伊尔库茨克总督辖区。因而说，1906年前，远东的地理范围是阿穆尔沿岸地区+外贝加尔地区。[29]
（三）关于本研究的时段
本书研究的时段是1860—1917年。我国学界习惯称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前的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为“俄国史”，即当前俄罗斯学界所谓的“帝俄时代”。本书接受国内该约定俗成的称谓，研究的时段为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即帝俄时代。书稿的上限是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条约签订后广大的黑龙江左岸大片领土划归俄国，这样有了俄属阿穆尔河[30]沿岸地区。研究的下限是二月革命，苏联和俄联邦时期远东地区的中国人不在本书研究的范围内。
[3].纳达罗夫的上述考察报告，除了《南乌苏里边区的红胡子》外，其他几篇均翻译成中文并结集出版，即伊凡·纳达罗夫：《〈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及其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5].俄国人称其“原著满洲人”（зазейскиеманьчжуры）。
[6].该书的“中国人部分”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即 В.В.格拉韦：《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李春艳等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7].Гребенщиков.Имеют ли китайцы виды на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Дело.1886.№3－4..
[9].В.Г.达岑申：《俄罗斯汉学史（1917—1945）：俄国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研究》，张鸿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10].Ларин А.Г.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Bocточная книга,2009,С.9.
[12].周定国：《俄罗斯远东七个地名探源》,《地理教学》2004年第11期。
[16].ЛаринА.Г.Китайскиемигранты в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Bocточнаякнига,2009,С.47.
[17].Петров А.И.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1858－1884,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5,№3.
[19].该书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即聂丽·米兹、德米特里·安洽：《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胡昊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0].该著作有中文版，即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刘卓星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
[21].周南京：《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22].李传勋：《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所谓中国“移民”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6期。
[23].Дацышен В.Г.Китайцыв Сибири в ⅩⅦ-ⅩⅩвв:проблемы миграции и адаптации,Красноярск:СФУ,2008.С.6.
[24].张建华：《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前后中国形象的转变》,《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
[27].П.Ф.翁特尔别格：《滨海省：1856—1898年》，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