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远东地区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的竞争情况

远东地区中国商人的大量存在对俄国商人及其他国家商人构成了威胁，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的竞争贯穿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远东商业史的始终。那时中国商人在店铺或商行数量上占优势，但规模上中国商人要照俄国及欧洲商人逊色。以远东地区工商活动最为活跃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为例看一下中、俄商人竞争情况。

以上表格数据是以经商者的肤色来界定，冠之以“黄种人”和“白种人”。那时在远东地区的“黄种人”几乎都是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但三者从事的领域有所差别，朝鲜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农业、以黄金开采业为主的矿业领域，经商的很少。远东地区日本人的数量远不能和中国人、朝鲜人相提并论，而且日本人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沿海一带，从事的活动多和海洋相关，如渔业、捕捞业等。相对于朝鲜人、日本人，远东中国人从业领域很广泛，农业、工商业、采金业、运输业等无不看到大量中国人身影，因而表2－2中列举“黄种人”的主体是中国人。至于表格中所说经商的“白种人”主体是俄国人，那时远东商业领域有德国人、英国人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但数量有限，不能和俄国人相比。综上所述，表2－2列举的“黄种人”和“白种人”商铺和营业额数据能反映出当时华商和俄商的经营情况。

表2－2 1909年、191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黄种人”和“白种人”经营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ГравеВ.В.Китайцы,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в Приамурье.С.357－358.

1909年和1910年，除了“日用百货”，中国人店铺数量普遍较俄国人的多，但总营业额相差无几，甚至数量较少的俄国商铺的营业额反超过店铺数量较多的华商的，如“混合店铺”。1909年，中国人商铺是俄国人的几倍，但总营业额俄国店铺反超过中国人的。19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食品方面，1909年和1910年两年情况相同，中国人店铺数量远多于俄国人的，但总营业额相差无几；水果蔬菜方面，1909年12座俄国人店铺的营业额是272个中国人店铺营业额的十几倍；对华商而言，1910年的情况要好于1909年的，351家中国人店铺的营业额高出23家俄国店铺的十几倍。

此外，中国人和俄国人获得从事商业许可证的数量多少也能反映出他们经营规模的差异。那时俄国政府根据商人拥有的资产多少划分不同的等级，同时授予其相应的经营许可证书，有一等商人（купец Ⅰ-й гильдии[82]）、二等商人（купец Ⅱ-йгильдии）、小商人（мелочный купец）……高等级商人的资本要比低等级商人的雄厚，纳税额度要多些，一、二等商人一般要缴纳资产4%的营业税，小商人要缴纳资产2.5%的营业税。下面看看19世纪末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俄商人获得经商许可证情况。

表2－3 188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一等、二等商人数量及所占比例

资料来源：РГИАДВ.Ф.28,оп.1,д.78,л.32об.—33.См.:НестероваЕ.И.Русская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и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на Юг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и（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Ⅸ начало ⅩⅩ вв）,Владивосто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4.С.110.

表2－4 19世纪末符拉迪沃斯托克参议会颁发的经商许可证数量（单位：个）

表2－4 19世纪末符拉迪沃斯托克参议会颁发的经商许可证数量（单位：个）续表

资料来源：ДаттанА.В.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развития Приамур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Москва:типография Т.И.Гаген,1897.С.77.

表2－4显示，1890—1893年间没有一个中国人获得一等商人证书，1890年和1891年中国人中二等商人的数量少于俄国人和其他国家，但从事小额贸易、长途贩运（развозная торговля）、货郎买卖（разносная торговля）的中国商人的数量远多于俄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贩运商和挑贩的数量具有绝对优势，但中国商人在大买卖方面不占优势。

帝俄时代，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规模较大的贸易主要集中于俄国商人或欧洲其他商人手中，其中较为出名的有“秋林”（Чурин）公司、德国的“库斯特—阿尔贝斯”（Кунст и Альберс）商行[83]、“兰格里季耶”商行等，在阿穆尔河左岸的几乎所有城市及大村庄都有它们的分支机构。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阿穆尔河左岸的贸易中心，聚集了各国的商人。符拉迪沃斯托克中、俄店铺数量的对比情况：1893年，当地有中国人商铺127座，俄国人商铺23家；1909年，中国人和俄国人开设的商铺分别是447家和99家；1910年华、俄商铺数量分别是625家和181家。[84]至1912年中、俄两国人拥有工商企业数量对比如下表。

表2－5 191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企业及其员工数量（单位：家、人）

资料来源：Записки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Вып.Ⅱ.1913.Хабаровск.1913.С.274－275.

表2－5显示，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拥有的企业占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部企业的43%，中国人企业占47%，全部黄种人企业加到一起占57%。企业员工所占比例上看，中国人企业员工数量占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部企业员工总数的60.5%，俄国及其他欧洲企业仅占31.3%。但表2－5的数据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涵盖挑贩和贩运商，这两类销售形式几乎被华人垄断，也不包括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因为以上表格的数据来源于阿穆尔沿岸地区税务局的资料，仅记录的是纳税企业的，至于没有纳税企业的情况就无从知晓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那时无照经营的商人当中中国人占有一定比例。若把挑贩和贩运商以及无照经营的商家计算进去，中国人企业及企业的员工数量所占的比例会更大些。

关于中国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场做买卖的情况，1892年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报》有过报道：

金角湾码头的市场应该称为满洲人市场，因为现在这里几乎没有俄罗斯商人，除了面包小贩。人们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满洲人在市场上增加了租金，所以打败了俄罗斯人，小铺也留给了满洲人。俄罗斯商人四散到县城里找地方。满洲人在这里贩卖生活必需品：面包、肉、禽类、鱼、蔬菜和米类。这种买卖物品集中在中国人手里也是理想的结果。[85]

类似的情况不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现，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其他城镇和居民点也出现了。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从1883年起部分俄国商铺就开始破产或关闭，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人店铺大量成立；1893年该地中国人商铺为69家，而在10年前那里还没有1家中国人商铺；1909年，中国人商铺达到了245家，俄国人商铺48家；1910年，中、俄商铺数量分别为272家和106家。[86]以上所谈是滨海州情况，下面看看阿穆尔州的情况。

表2－6 1910年阿穆尔州不同等级商业机构的数量和营业额

资料来源：ГравеВ.В.Китайцы,корейцыияпонцывПриамурье.С.356.

表2－6显示：其一，阿穆尔州的工商业活动不如滨海州活跃，无论是俄国人的，还是中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拥有的商铺数量都照滨海州逊色。出现这一差别，Ф.В.索洛维约夫认为与阿穆尔州发达的采金业有关。阿穆尔州金矿多，商铺多位于金矿区，而金矿和金矿内商铺的所有者主要是俄国人，经营中多是以采购的黄金作为抵押来赊购商品。[87]中国人主要是以工人身份参与远东地区金矿开采业，故阿穆尔州的中国商铺数量有限；其二，就中国商人和俄国商人数量而言，在滨海州中国人占优势的挑贩、贩运贸易领域在阿穆尔州则失去优势；其三，规模较大的商业机构，如一等、二等商人的商行同在滨海州一样，在阿穆尔州中国商人的拥有量仍有限，不如俄国商人。以上数据能看出符拉迪沃斯托克及滨海州，乃至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中国人的经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