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满学概念溯源
尽管满学的定义提出较晚，论述的学者也不多，但是满学这个概念在此之前早已产生，并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另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语言中，名称也不尽一致。
李氏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以培养外交翻译官员，掌管外交事务。该院之下最初设有汉语和蒙语，李朝太宗二年（1414）增设倭语（日本语），世宗八年（1426）又增设女真语，统称“译学”，分别称为汉学、蒙学、倭学、女真学，承担外交翻译业务。清太祖崛起东土，朝鲜人开始收到“胡书”（女真公文书函）。“在《李朝实录》中……第一次出现这种称谓是在宣祖三十三年（1600年）。之后在光海君即位之年（1068年）与九年，各出现一次。但在光海君十年则激增至24次。那一年是努尔哈赤即汗位的第二年……之后，《李朝实录》中偶尔也出现‘胡书’二字，至壬（仁）祖十五年（1637年）即‘丙子胡乱’（译者注：指1635年清军侵入朝鲜的战争）结束之后，不再出现。”“总出现次数为60次。”两国交往密切，“朝鲜朝廷深感释读满洲语的必要性”，于是大约在“丁卯胡乱”（1627）之后，“根据当时的丞相、司译院都提调吴允谦的提议，让有才干的译官申继黯利用10年时间，不间断地随行派往北京的使臣队伍，让他学会满洲语。结果，申继黯把在兵乱中有幸保存下来的14种女真书中选择5种，即《经国大典》里规定的《小儿论》、《八岁儿》、《去化》、《仇难》、《太公尚书》翻译成了满文。他的翻译工作完成于仁祖十七年（1637年）”。至显宗八年（清康熙六年，1667）索性把女真学改为“清学”。“清学出现之后，包括满洲语学在内的译学重新开始受到重视。”[14]此清学固然是李氏朝鲜王朝司译院下属机构名称，唯其执掌与满学息息相关，可以视为今朝鲜和韩国满学概念的渊薮，作为其满学研究机构产生的标志。朝鲜和韩国的满学是国际满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也不妨以清学为满学的初始名称。
在欧洲，经过17世纪的缓慢发展，到18世纪达到高潮，满学概念随即产生。1992年，陈捷先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举办的“北京满学学术讨论会”上致辞时说：“到18世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从事满学研究，有人编制辞书，有人研究清史，有人探究满族源流，有人专攻满译汉籍”，“欧洲更因传教士的媒介，加上德、法两国学术界的努力提倡、相互竞争，终于掀起了热潮，甚至创造了‘满学’（Manchulogy）这一特有名词”。[15]2007年，他从加拿大回来，参加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合办的第十二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并在接受超星公司的采访时，也说：西洋来的一些传教士，“他们以前已经翻译这个中文的东西，但是很吃力，自从清朝有了满文本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等之后，他们翻译起来很容易，从康熙到乾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用拉丁文，用法文，翻译了很多中国的经书回到了欧洲去，在欧洲形成满洲学。所以，从康熙的时代开始到乾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他们用拉丁文，用法文，翻译了很多的中国经书回到了欧洲去，在十八世纪，竟然在欧洲形成了一种满洲学，那时候不叫汉学，大家晓得汉学叫‘Sinology’，满洲学叫‘Manchulogy’，这个很有趣的事情”[16]。“满学”真正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彪炳于世，当以此为始。
在俄罗斯，“早在十七世纪，俄国就已经有了自学成才的蒙古语、满语和汉语的翻译”，在满语文研究方面功绩卓著。[17]然而，提出满学概念的时间较晚。“1936年5月，在中国研究室科学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组织满学家分部的问题。满学家分部把像Б.И.潘克拉托夫、К.М.切列米索夫、В.А.热勃罗夫斯基、С.Д.迪雷科夫、А.В.格列宾希科夫这样的研究员组织在一起。格列宾希科夫教授担任分部主任”，并颁布了《满学研究分部章程》。[18]这标志着满学在俄罗斯正式产生。
在中国，这一概念产生得更晚，且来自翻译作品。1978年3月18—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标志着我国科技工作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12月18—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拨乱反正，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在科学的春天里，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满学”概念终于在满学的故乡应运而生。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白滨从苏联学者沃尔科娃所著《亚洲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一书，摘出《满学》部分，翻译发表。该文不仅以《满学》为标题，而且在正文中出现“满学”4次，出现“满学家”8次。[19]在汉语中，这是首次使用“满学”“满学家”这样的概念，尽管来自翻译作品，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此后，满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逐渐传播，广泛使用。譬如：1980年，王均发表《民族古文字研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一文，内称：“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还和宗教学、中亚学、敦煌学、藏学、满学、突厥学、蒙古学等有关，是牵涉到许多方面的一门边缘学科。”[20]1983年，胡增益摘译自《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通报》（1956年第18期）的《俄国学者对满语文研究的贡献》一文中，也多次出现“满学”概念。[21]同一年，富丽发表《台湾满学研究概述》一文[22]，不仅概要介绍了中国台湾满学研究情况，而且在标题中直接使用了“满学”概念。特别是1991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成立、出版《满学研究》学术辑刊、召开国际满学学术会议以后，“满学”概念广泛流传，逐渐成为学术文化界司空见惯的名称。
毋庸讳言，“满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产生于国外。经过多年以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传入其故乡，并日益盛行。这也标志着满学是一个国际性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