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以往单位研究的回应
通过对以往单位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学界在对单位组织、单位制度本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位制的起源、变迁及消解各个阶段。跳出单位本身，在对单位制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又主要根据单位是否消解了家庭关系而产生了几种不同的视角。但在这些研究中，却都缺乏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视，并且，厂办大集体这一对于促成单位制变迁的重要因素也鲜有问津。虽然田毅鹏等“单位组织二元化”概念的提出将厂办大集体重新纳入了单位研究的考察范围，但是对这种二元化背后产生的单位组织结构性变化却没有做出更为具体的阐释。
一 单位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轻视
从对单位制起源的集中主要观点上来看，“苏联模式影响说”强调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其经济建设模式对于我国单位制起源的重要影响；“社会资源总量约束说”讲明了单位制建立时期所面临的客观社会条件，分析了单位制产生的社会因素。但事实上这两种学说都意在强调单位制起源的外因。相比之下，“根据地起源说”“晚清民国时期的制度改革说”以及田毅鹏对于“典型单位制”的论述，则指出了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实践、晚清民国的企业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精英对于如何重新组织中国社会的本土化思考，这些内生性因素对单位制起源的影响无疑是更为根本和深刻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将单位制的起源视为以上几种因素的合力，即在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下，当时的社会精英在考虑到社会现实状况、并结合共产党根据地建设经验和近代企业管理模式后，建立起来的重新组织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然而即使将单位制起源视为多重因素的混合来考量，依然可以看出这其中鲜有提及中国传统社会思想。
再从单位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虽然单位制的建立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产生的，但单位作为承载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协调国家、社会和家庭关系的手段，其之所以能行之有效，必然是因为能够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相契合。这种契合的背后，不仅需要制度模式与社会状况相匹配，更需要制度内涵与社会文化相适应。如果仅仅把单位置于20世纪初及其后来考察，显然是忽视了单位制内在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一致性，因此也就会造成对单位制思想内涵上理解的不足。
单位的组织形式虽然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迅速建立起来的，但其制度内涵却并非是短时间内能够塑造的。作为在社会动荡、百业待兴的背景下发展社会经济、重组中国社会的制度体系，“单位”不仅是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静态组织结构安排，更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整合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单位制也可以视作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即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回应由于现代化发展所造成的“权威危机”[122]。任何一种社会类型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的结晶，同时也具有接续性，是在既有的、继承的和既定的基础上创造的。单位制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密不可分，也因此构成了单位制与其他任何组织形式相比的特殊性。不仅如此，单位制所构建的国家、社会与家庭关系，也是在与传统文化相适应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通过“单位”重组中国社会之所以能迅速被人们所接纳，就在于这种制度文化没有造成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也更加体现了单位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之间的接续性。
因此，对单位制的理解应当在视单位为“共同体”的基础上展开，充分考虑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对单位制内涵建构的重要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家国同构”的逻辑一直贯穿始终，以国家为轴的权威模式与以国家为中心辐射开来的家族与团体关系在不断地互动，并塑造出了大同思想下的“井田制”直到差序格局的乡土中国的变动过程。单位制的出现也是在这些思想逻辑的引导下、变动过程的基础上发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3]。单位制作为这种“创造”的产物，与“家国同构”的大逻辑背景、传统中国社会井田制的实践、宗族团体观念、小共同体本位的权力交换模式都是密不可分的。综上所述，以往单位研究中存在着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轻视，将传统中国的社会建构思想纳入对单位共同体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二 单位研究对“厂办大集体”的重视不足
在对单位制变迁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时，虽然对单位组织内部二元化现象的研究现状有所提及，但考虑到厂办大集体对于单位制度形态变迁的重要意义以及目前研究的欠缺程度，在这里希望对单位研究中的“厂办大集体”研究做进一步说明。
出于“上山下乡”后解决单位人子女就业问题的现实要求及国家的政策安排，“厂办大集体”这种集体产权所有制开始进入单位体系，成为与国营单位组织并行存在的经济实体，共同存在于国有企业内部。在关于厂办大集体的近四千余篇期刊论文及三百余篇学位论文中，多数是经济学、管理学或政治学视角下对于厂办大集体改革或改制问题的研究，尤其在近两年的研究中，这种视角更是占了突出比例。
改革开放后，学界曾掀起对“一厂两制”研究的浪潮。费孝通在1984年对包钢考察时，提出了“人文生态失调”的观点，即“一个企业受到来自设备和制度的种种限制，无法消化企业内不断增长的人口现象”[124]。“包钢这类大企业，为了自身解决这个失调问题，在大厂里办了许多层次的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这其实就是‘一厂两制’的雏形。”[125]这种一厂两制模式的形成，是为了解决靠外注入实现发展的“注入式大企业”无力自主更新和扩建的“孤岛”压力，然而“它们实际上又成了大厂背着的一个个小包袱”[126]。费孝通在1989年再一次对甘肃进行考察时，则发现了一厂两制的模式发展，即打开厂门、与地方结合，联合开办中小型企业，实行利益均沾、共同负责。在他看来，这种开放和扩散的“一厂两制”不失为一条很有前途的路径。邱泽奇在《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国有大企业和企业型城市的集体企业》[127]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其论述主要集中于对市场经济时期的国企与集体关系的查考。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国企改制及其衍生问题的出现及应对，并没有对厂办大集体的产生及终结过程作出理论分析，更缺乏对厂办大集体与国营单位组织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从制度或单位组织结构的角度对厂办大集体的研究，以刘平、渠敬东等人的文章为主要代表。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在文章《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中，着重区分了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与一般国有企业，并对非公有产权的厂办集体企业产生后“一企两制”的现象进行了讨论。但其对“一企两制”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所带来的层级化结构问题，对于厂办大集体进入国营单位及其变迁过程未做进一步说明。[128]渠敬东、周飞舟、应星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中，提到了双轨逻辑下“国有企业内的集体制”，并指出了其在产权及职工身份上的模糊性，同时也指出“国有企业基于单位制和集体制之组织形态的双轨运行，也为计划体制改革寻找了突破口，为国有企业拓展了一定市场空间”[129]，然而文章并未对此展开进一步论述。
以上对于厂办大集体的研究都是将厂办大集体置于静态的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加以讨论，没有对厂办大集体的变迁过程做历时态的分析，同时也缺乏自下而上的对单位人生活史和生命历程的真实关注，对与厂办大集体在国企单位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作为社会变迁重要表征的结构性功能没给予充分的重视。
事实上，“厂办大集体”作为存在于全民所有制组织内部的集体经济形式，虽然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厂办大集体并不是简单的、临时性的组织变动，而是深刻的、结构性的制度变迁。厂办大集体的产生首先造成了单位组织内部产权关系的分化，即国企单位组织由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国营+大集体”的二元结构模式，随之而来的则是单位组织内部边界的建立。以往单一所有制的单位组织之间虽然存在着等级上的隶属关系、空间上的规模大小等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始终是横向的，各个单位组织在宏观上仍可以被视作同一整体，单位体制边界存在于单位组织外，用以区分单位组织和社会。厂办大集体的出现则是在制度结构安排上对单位组织内部进行了区分，边界不再仅仅是单位体制的内外分割，同时也将单位组织内部划分为两个层次，从而形成了单位组织内边界（厂办大集体与国营）与单位组织外边界（单位组织与社会）的双重结构。并且，双重组织边界自从塑造以来就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变化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单位组织内边界的强化和外边界的松动。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在单位组织内产生了瓦解单位组织的力量，并最终导致了单位制的消解。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厂办大集体对于边界塑造和消解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同时，厂办大集体产生和终结带来的不仅是单位组织刚性结构的变化，对于单位组织内单位成员的权力与身份认同（entitlement & identity）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单位成员国营和集体身份的差异、相应的福利待遇的不同，单位成员之间也形成了隐性的边界。身份认同的差异强化了单位成员之间的边界意识，身份体验的“边界感”又加深了差异化身份认同的构建。由此带来的则是更加深刻的体制内边界的发生。
综上所述，厂办大集体对于单位组织边界的塑造和单位人权力和身份的建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边界”的概念对于理解单位制是极其重要的，同时又是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从厂办大集体的兴起带来的组织边界变动入手，继而探讨单位共同体的衰落，对于研究单位制变迁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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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5期。
[10]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1]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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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柴彦威、肖作鹏、刘天宝、塔娜等：《中国城市的单位透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3页。
[20] 柴彦威、肖作鹏、刘天宝、塔娜等：《中国城市的单位透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21] 田毅鹏、刘杰：《“单位社会”起源之社会思想寻踪》，《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22] 田毅鹏、刘杰：《“单位社会”起源之社会思想寻踪》，《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23] 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24] 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5] 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26] 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27] 田毅鹏：《作为“共同体”的单位》，《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8] 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2页。
[29] 田毅鹏、李珮瑶：《国企家族化与单位组织的二元化变迁》，《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30] 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
[31]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2] 华尔德的单位研究及观点将在本章的第二节“单位与国家、社会及家庭关系”部分具体阐述。
[33] [美]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载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2—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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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李汉林、渠敬东：《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8]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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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田毅鹏、李珮瑶：《国企家族化与单位组织的二元化变迁》，《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43]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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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48] 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7—8页。
[49]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0] 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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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薄大伟：《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柴彦威、张纯、何宏光、张艳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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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55]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56]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8页。
[57]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8页。
[58] 任学丽：《从基本重合到有限分离：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59]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60]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企业职代会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99页。
[61] 张静：《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和社会参与》，《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62] 张静：《阶级政治与单位政治——城市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和社会参与》，《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63] 张静：《个人与组织：中国社会结构的隐形变化》，《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64] Joel Andreas，Disenfranchised：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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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林兵、腾飞：《传统单位制中的家族识别方式——基于制度与文化的解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
[70] 李猛、周飞舟、李康：《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第16期。
[71]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72] 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91页。
[73]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74] 田毅鹏：《作为“共同体”的单位》，《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6期。
[75] 田毅鹏、胡水：《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社会建设》2015年第2期。
[76] 周建国：《单位制与共同体：一种可重拾的美德》，《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77] 周建国：《单位制与共同体：一种可重拾的美德》，《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78] 薛文龙：《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6年，第12—13页。
[79] [美]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80] [美]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81]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
[82]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83]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84]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56页。
[85]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57页。
[86] 王建民：《转型社会中的个体化与社会团结——中国语境下的个体化议题》，《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
[87] 陈映芳：《国家与家庭、个人——城市中国的家庭制度（1940—1979）》，《交大法学》2010年第1卷。
[88] [日]青井和夫、增田光吉编：《家族変動の社会学》，培風館1973年版，第134—135页，参见陈映芳《国家与家庭、个人——城市中国的家庭制度（1940—1979）》，《交大法学》2010年第1卷。
[89]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90]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91]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重构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7页。
[92] 陈映芳：《国家与家庭、个人——城市中国的家庭制度（1940—1979）》，《交大法学》2010年第1卷。
[93] 田毅鹏、李珮瑶：《计划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以单位子女就业政策为中心》，《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
[94] 李培林、姜晓星、张其仔：《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00页。
[95] 张翼：《国有企业的家族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96] 张翼：《国有企业的家族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自序第4页。
[97] 张翼：《国有企业的家族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98] 张翼：《国有企业的家族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99]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298页。
[100] 李培丽、姜晓星、张其仔：《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组织创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1页。
[101] 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102] 王韵、刘新宜：《如何认识国有企业中的“准家族化”管理现象》，《理论前沿》2001年第14期。
[103] 林兵、腾飞：《传统单位制中的家族识别方式——基于制度与文化的解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
[104] 田毅鹏、李珮瑶：《国企家族化与单位组织的二元化变迁》，《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105] 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06] 胡伟、李汉林：《单位作为一种制度——关于单位研究的一种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07] 柴彦威、肖作鹏、刘天宝、塔娜等：《中国城市的单位透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108] 田毅鹏、漆思：《“单位社会”的终结——东北老工业基地“典型单位制”背景下的社区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109] 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110] 田毅鹏、吕方：《“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247页。
[111] 郑淑美：《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中国大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建构、演变与转型》，《远景基金会季刊》2008年第9卷第1期。
[112] 郑淑美：《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中国大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建构、演变与转型》，《远景基金会季刊》2008年第9卷第1期。
[113] 谭文勇：《单位社会——回顾、思考与启示》，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06年。参见张汉《中国大陆的城市转型与单位制社区变迁——单位制研究的空间维度》，《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9期。
[114] 张汉：《中国大陆的城市转型与单位制社区变迁——单位制研究的空间维度》，《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9期。
[115] 张汉：《中国大陆的城市转型与单位制社区变迁——单位制研究的空间维度》，《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9期。
[116] 张汉：《中国大陆的城市转型与单位制社区变迁——单位制研究的空间维度》，《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39期。
[117] 李威利：《空间单位化：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政党动员和空间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
[118] 李威利：《新单位制：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结构中的节点政治》，《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
[119] 李威利：《空间单位化：城市基层治理中的政党动员和空间治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
[120] 李威利：《新单位制：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结构中的节点政治》，《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
[121] 李威利：《新单位制：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结构中的节点政治》，《学术月刊》2019年第8期。
[122] 在美国学者斐鲁恂（Lucian Pye）看来，近代中国社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迅速、全面的瓦解，因而出现了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这六种危机，而这六种危机又都可以视作现代化的权威危机。参见[美]斐鲁恂《中国人的政治文化》，胡祖厦译，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6页。
[1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
[124] 费孝通：《甘肃行杂写（之三）：一厂两制》，《瞭望》1990年第10期。
[125] 费孝通：《甘肃行杂写（之三）：一厂两制》，《瞭望》1990年第10期。
[126] 费孝通：《甘肃行杂写（之三）：一厂两制》，《瞭望》1990年第10期。
[127] 邱泽奇：《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国有大企业和企业型城市的集体企业》，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8]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29]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