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河西宝卷研究述评

从明朝初年到民国末年，中国宝卷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宝卷宣卷（念卷）这一民间文化现象曾活跃于华北、西北、江南的农村和城市，甚至在民国初年宝卷宣卷曾在上海风靡一时，但随着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全国的宝卷念唱逐渐式微乃至消失。中国学者对于宝卷的研究肇端于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1世纪以来，宝卷研究呈现出了异常活跃的局面，出现了大量论文及专著。许多硕博论文及专著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宝卷的研究现状做了综述，其中张灵的博士论文《民间宝卷与中国古代小说》从宝卷的文体视域、宝卷文献与编目、宝卷的宗教视域及宝卷的文学视域对中国宝卷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其文分类合理、资料翔实全面。

新世纪以来关于宝卷研究的一系列论著不断问世：《中国宝卷研究》《吴方言区宝卷研究》《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青海宝卷研究》《西北宝卷研究》《北方民间宝卷研究》《河西宝卷与敦煌文学研究》等。从这些论著的名称就不难看出宝卷研究的地域性特征。这一方面显示了宝卷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以地方性研究为根据地正在逐步形成攻略全国的研究势头；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宝卷研究的地域性、草根性特色。与早已入驻大雅之堂，为历代文人奉为经典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官定典籍不同，各地宝卷都与本地方言、民俗、思维、审美特征等融为一体。各地宝卷的产生、发展、繁荣到如今的衰微都经历了一个民本的自足自息的过程，未经官方、文人的削饰、点缀，保留了其淳朴、憨厚的自然本性。

河西宝卷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形成了三大研究阵营，分别是以段平老师为代表的兰州大学，以方步和老师为代表的张掖师专；以谭蝉雪、高正刚、谢生保等为代表的肃州区文化馆。他们搜集整理的研究成果于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成书。方步和的《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段平的《河西宝卷选》《河西宝卷续选》《河西宝卷调查研究》等，肃州区文化馆组织编著的《酒泉宝卷》（第一辑）都已成为河西宝卷研究的奠基之作。

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草根性、综合性很强，他们的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民间宝卷卷本的搜集整理编纂；二是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当时河西宝卷的念唱还十分流行，前辈们的搜集工作及时有效，整理编纂出了许多现在已经遗失的宝卷。他们的研究是在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展开的，资料充分，态度严谨。2004年肃州区文化馆接续了《酒泉宝卷》的搜集整理工作，编纂了《酒泉宝卷》后四辑（共五辑），肃州区文化馆当年的主要工作人员谭蝉雪女士于2014年将大部分研究资料捐给了甘肃省图书馆。遗憾的是段平与方步和的宝卷研究可谓后继无人，据王学斌先生介绍，段平原打算出版系列“三选”“四选”本，稿件也已准备好，可段平先生不幸于1995年辞世，此事便被束之高阁了。[1]笔者在河西学院（原张掖师专）了解到，河西学院的相关研究人员在方步和老师去世后多次与他的家人联系，想见到方步和生前的研究资料，但未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努力接续方步和及段平河西宝卷研究的后继工作。

21世纪以来，河西宝卷在入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后，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河西宝卷的研究者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是地方文化精英，另一方面是高校研究者。地方文化精英熟悉宝卷念唱，参与了宝卷编辑工作，他们的研究主要涉及宝卷念唱的区域分布、念卷形式、宝卷分类、演唱曲调、宝卷的功能等基础性问题，代表人物有何登焕、魏延全、宋进林、赵旭峰等。在高校研究者中，河西宝卷音乐价值研究的代表人物有王文仁，河西宝卷编目研究的代表人物有朱瑜章，河西宝卷文体研究的代表人物有程国君，河西宝卷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刘永红，河西宝卷当代文化价值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哈建军。接下来本书将对具体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关于河西宝卷的起源问题，郑振铎先生认为，“宝卷，实则‘变文’的嫡派子孙”[2]；李世谕在《宝卷新研》中指出，宝卷是从“变文”“说经”等演变而成的，是变文、说经的“子孙”。段平将宝卷的起源概括为“佛经—俗讲—变文—宝卷”[3]。方步和将河西宝卷分为三类：佛教宝卷、神话传说、历史民间故事和寓言宝卷。认为佛教宝卷的源头是俗讲（含佛变文），神话传说、历史民间故事宝卷的源头是俗变文。寓言宝卷的源头是《燕子赋》一类的寓言故事。[4]谢生保从变文与宝卷的问题比较，依据宝卷音乐对变文音乐的探讨，依据宝卷讲唱仪式、方法对变文讲唱仪式方法的探讨，变文与宝卷宗教思想的比较四个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宝卷与变文相比较，虽有变异，但从文体形式、讲唱方法、宗教思想上，基本继承了变文的衣钵，确为变文的‘嫡系子孙’”[5]。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伏俊琏。

扬州大学的车锡伦在《明清民间宗教与甘肃的念卷和宝卷》中提出“大约在明末清初，宣卷随着民间宗教传入甘肃”的不同看法，但也不否认河西宝卷的独特之处。[6]车锡伦最终在《中国宝卷研究》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得出结论认为，河西宝卷和内地宝卷有同源同流的关系。[7]尚新丽在《北方民间宝卷研究》中支持车锡伦的观点，她认为：“河西宝卷绝不是在河西一地孤立存在的。而且，不仅是卷目、故事内容的相同或相似，部分河西宝卷与其他北方民间宝卷还存在着文辞上的高度相似。”并举例证明河西宝卷和北方民间宝卷同根同源的关系。[8]

总体来看，一派是以郑振铎、李世瑜、方步和、段平、谢生保、伏俊琏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宝卷包括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派以车锡伦、尚新丽为代表，他们认为，河西宝卷和内地宝卷或北方宝卷同根同源。其实他们的观点并不相互矛盾，他们的研究只是存在地域的界限，打破了这种界限，可以说中国宝卷是一个共同体，各地宝卷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拙文《河西宝卷最早卷本新发现》通过《敕封平天仙姑》同版两本宝卷分别落户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张掖市临泽县板桥镇的事实证明，河西地区有自己独创的宝卷，而且从这本宝卷向外流传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河西宝卷并非单方面受到外来宝卷的影响，河西宝卷也有过向外流传的经历，虽然它的影响力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可初步推测出河西宝卷与其他地区的宝卷有一种双向互动的影响效果。[9]

全国各地的宝卷同为一个体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可以说宝卷的渊源是比较复杂的，《酒泉宝卷》编选者的观点较为妥帖：“它（宝卷）由唐代的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来，受俗讲的孕育，历经谈经、说参请、说诨经、讲史等，并受到话本、小说、诸宫调及戏曲等的影响……”[10]陆永峰等人的观点与《酒泉宝卷》编者的观点基本一致，是关于宝卷起源的一种较为严谨的说法：“在有关宝卷与变文的关系问题上，说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子孙，或者否认其关系者，都是可以商榷的。宝卷与变文之间确实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说明宝卷一定是从变文直接发展而来的。宝卷浓厚的宗教信仰属性，它的仪式性，以及早期独特的韵文格式，都说明它与佛教中以科仪、忏仪为主的法事活动存在继承关系。所以，作为主要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说唱形式，宝卷的产生并不是某一种活动所能衍生的，它应该是吸取、综合了多方面的有利因素融合、演化而成的。这种渊源上的多元性、兼具各家所长，正是宝卷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学术界围绕着宝卷的产生问题聚讼纷纭的原因所在。”[11]

关于河西宝卷的编目研究，朱瑜章在《河西宝卷存目辑考》中介绍了河西宝卷的五个编目，分别是车锡伦编目，段平编目，王学斌编目，王文仁编目，宋进林、唐国增编目。在此基础上朱瑜章做了进一步的工作，为河西宝卷汇辑刊本和河西宝卷编目各做表格进行对比统计，指出：“上面表一所列11个（套）河西宝卷汇辑刊本所收卷目共计361部，除去其中同名卷和同卷异名的251部，实有110种；表二所列5个河西宝卷编目共列未刊卷目189部，除去其中同名卷和同卷异名的89部，实有100种。二表合计收录河西宝卷卷目210种。已刊和未刊卷目列入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的共162部，占该总目全部著录1585种的10%，有48部未列入《中国宝卷总目》。”[12]

关于河西宝卷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张爱民从音素、变音、有音三个方面简要介绍了河西宝卷所反映的张掖方言的语音问题；程瑶在《河西民间宗教宝卷方俗语词的文化蕴藉》中通过对几则具有代表性的方俗语词的考释，以及对造词理据的分析，揭示出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马月亮在其硕士论文《河西宝卷的音韵研究》中认为：“以河西宝卷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搜集到的51种宝卷中的韵文和别字的分析研究，归纳明清西北方音的声、韵、调特点，揭示明清时西北方音的概貌；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求西北方音从唐五代经宋、明清至于现代的发展演变。”[13]

河西宝卷的音乐价值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歌曲集”和“曲艺音乐集成”大潮的影响，在张掖地区搜集调查的结果显示，张掖地区流传的曲艺音乐，基本上可以被分为三类：宝卷、小曲子和民间小戏。宝卷音乐占整理曲调的近1/2，而且宝卷是曲艺音乐的母体，很多小曲子、民间小戏只是宝卷中某段故事的唱述，同时宝卷的唱腔往往又受到了小曲子、民间小戏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期刊论文有张爱民的《河西宝卷——我国民间曲艺艺术瑰宝》，硕士论文有郇芳的《河西宝卷音乐历史形态与现状》、周兴婧的《永昌“宝卷”的三重历史与文化抉择》、吴玉堂的《河西宝卷调查研究》、申娟的《酒泉宝卷调查研究》，王文仁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河西曲艺研究”，发表了《河西宝卷的曲牌曲调特点》《河西宝卷总目调查》《河西宝卷内容分类及结构特点》《河西宝卷的传承方式探析》《河西宝卷学科属性之辨》等一系列文章。上述作者都是音乐专业出身，他们的文章从音乐学的视角透视、研究了宝卷，但他们的研究又都不完全拘泥于音乐学，而是涉及了语言、内容、信仰、历史语境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恰恰表明了宝卷艺术的多层立体文化价值。

河西宝卷研究的论文集有《河西宝卷与敦煌文学研究》，其中收入了关于河西宝卷研究的学术论文19篇，分别是庆振轩、张馨心的《河西宝卷著述提要》，庆振轩的《读河西 〈方四姐宝卷〉 札记》《图文并茂，借图述事——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渊源探论》，张同胜的《〈唐王游地狱宝卷〉 的历史解读》，魏宏远的《论 〈赵五娘卖发宝卷〉 对 〈琵琶记〉 的接受》，李凤英的《探论河西宝卷中的儿童文学及儿童形象》，吴清的《敦煌 〈五更转〉 与河西宝卷 〈哭五更〉 之关系研究》，孙小霞的《酒泉宝卷与话本小说的文体共性初探》，张瑞芳的《酒泉宝卷的文本叙事学解读》，刘维维的《从 〈沉香宝卷〉 探析二郎神形象嬗变的原因》，李杰的《河西 〈二度梅宝卷〉 与小说 〈二度梅全传〉 之比较》，马志华的《观世音菩萨在民间伦理形象的传播、转化、构建过程》，张瑞芳的《河西昭君宝卷与昭君故事比较研究》《河西宝卷中承祧继产型故事研究》，田多瑞的《河西宝卷中的包公形象分析》，周丹的《〈天仙配宝卷〉 的河西民俗性探微》，靳梓培的《浅析 〈紫荆宝卷〉 中的民间精神》，牛思仁的《河西宝卷中的继母形象探析》，杨许波的《河西宝卷用韵考》，这些论文体现了河西宝卷的著述提要、人物形象、宝卷与其他文体类型的比较，宝卷的故事类型学、叙事学、传播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初步研究成果。[14]

另外，刘永红在《西北宝卷研究》中将河西宝卷、洮岷宝卷、河湟宝卷纳入同一文化圈进行比较研究，彰显了宝卷这一民间艺术的共性和个性。[15]他将河西宝卷、洮岷宝卷、河湟宝卷统称为西北宝卷，该著从西北宝卷的传承语境、内容、仪式、叙事特征、文化特点方面做出全面细致的分析。《北方民间宝卷研究》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北方民间宝卷的专著，“北方民间宝卷的地域特色”是关于河西民间宝卷的专章，讨论了河西宝卷的源流，河西宝卷的形式，河西宝卷的功能，河西宝卷的现状、传承与保护四个方面的问题。车锡伦在其所著的《中国宝卷研究》中谈到了明清时期及近代甘肃宝卷的流传发展状况，附录了甘肃河西地区流传抄本——民间宝卷卷目，车锡伦对河西宝卷的研究重在其源流问题，认为河西民间宝卷与内地宝卷有同源同流的关系。车锡伦的研究乃中国宝卷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以宏观的视野总结了全国宝卷的历史发展状况，对河西宝卷的总体情况做了介绍。

近来，哈建军等人研究了河西宝卷的当代文化价值，主要文章有张有道、哈建军的《家园文化调适与河西宝卷的当代文化价值》，哈建军的《民间生态智慧的传承与“非遗”的价值新估——兼论河西宝卷的当代文化价值》和《河西宝卷中生存智慧和民间生态的建构与传播》，哈建军、张有道、李奕婷的《河西宝卷对走廊文化的注解及其当代价值》；程国君研究了河西宝卷的叙事特征和文体特征，已发表的文章有《论丝路河西宝卷的文化形态、文体特征与文化价值》；李贵生、王明博研究了河西宝卷的说唱结构，相关文章有《河西宝卷说唱结构嬗变的历史层次及其特征》；还有刘永红关于河西宝卷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二元对立与狂欢——河西宝卷中的女性人类学解读》；鲍玥如、敖运梅关于人物形象研究的《河西宝卷中传统人物形象的颠覆及其演变》等。

综上所述，关于河西宝卷主要涉及了渊源研究、音乐研究、语言学研究、文化价值研究等方面。本书是对刘永红等研究者开启的河西宝卷文学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推进。本书使我们回到当年宝卷盛行的语境当中，设身处地地回到“热炕头”文化氛围中聆听念卷先生乡语乡言的浑然之音，通过民间苦难、民间欲望、民间信仰、民俗等问题的研究理解封建社会末期穷乡僻壤民众的思维、情感、信仰、社会建构，以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对河西宝卷进行文化解码。在宝卷盛传的那个时代，民众未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浩劫，也没有被改革开放的浪潮激发出强烈的物质欲望和个体生命意识。如今的人们虽然在物质上富裕了，却处在道德沦丧、乡音消亡，传统的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念消失殆尽的尴尬境地。乡民曾经过着闭塞、宁静、质朴的生活，他们纯洁的心灵为我们所留恋，从他们的生活、思维、情感中汲取力量以反拨物质欲望无限扩大、社会资源过度消耗的生存方式。人的心灵如此丰富，被激发的不应只是物质欲望，在世界文化多元化时代，本书将带给我们新的启示。

王一川就曾经直言不讳地宣称：追问原型，就决不是单纯出于理论兴趣，而是有更深的意向所在：弄清艺术体验的本根，弄清人的存在的本根。原型作为体验的原型，归根到底，是人的原型，存在的原型。[16]原型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恒久性，人类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各种文化、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结成了厚厚的外壳，把原型包裹得越来越紧，或者说在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王国中，原型沉积得越来越深。原型批评是在碎片化的、解构的世界之中发起的一场集结运动，反拨人类远离本真存在的脚步，在原型的回归中找回自我，找到同伴，在彼此共同性的认可中消除心中的焦虑、孤独，存在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