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启蒙与反启蒙：德国现代性内部的复杂状貌
永久和平，19世纪欧洲共同体的文化想象
19世纪初的欧洲政治局势，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变得纷繁复杂，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不同的政治哲学思想——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立宪主义等——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同时也将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 1764—1832年）推向了历史政治舞台。从法国大革命这一思想节点出发，他不仅考察了德意志民族的特性，更在其丰富的政治实践中不断推动反对专制暴政，促进欧洲共同体形成，力图在支离破碎的欧洲版图上重建一个闪耀着和平之光的全欧同盟。笔者将从三个方面着手考察根茨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家身份，笔者将首先勾勒其政治生涯的大致轮廓，从中解读其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其次将贯穿社会历史语境凸显其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最后将详细分析其代表作品《欧洲的政治均势》[1]以探其欧洲一体化的设想。
一 站在欧洲风潮浪尖的政治家
出生于1764年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是一名举足轻重的政论家。他自1812年起担任奥地利国家总理福尔斯特·梅特涅（Fürst Metternich）的秘书和顾问。拿破仑战争失败后，他在欧洲随后召开的各项会议中担任秘书长的工作。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他继续宣传大欧洲同盟的思想。可以说，他的作品为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来源，其代表作就是《欧洲政治均势片论》（1806年）。在政治理论上，他崇尚英国的政治制衡制度，强烈批判法国大革命，主张公民自由和法治，反对平均主义专制与帝国主义。他的一生都在为欧洲的政治局势奔走担忧，并以其卓越的政论才能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手笔。
在柯尼斯堡大学期间，康德的哲学理论给年轻的根茨造成了强大的思想冲击。1785年，他学成回到柏林，接受了普鲁士总理事务院（Generaldirectorium）的秘书任命，并很快获取了上升到普鲁士议会的机会。由于一场疾病，他被迫中断了政治上的晋升。可是他却利用这段时间学习了法语和英语，这为他今后的外交生涯开启了崭新的机会。不久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像很多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欢欣鼓舞的他开始书写大量政论文章。作为康德的门生，他起先称颂法国大革命为“人类的觉醒”，称颂“这场伟大的革命，必令每一个与正义为友的人都感到心旷神怡，后世的人也将在纪念像前钦佩这令人敬仰的崇高的信念”[2]。后来他读到了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年）的著作《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从而被柏克非凡的才华打动。遂逐步冷却了最先轻狂的骄傲和冒险的热情，转而开始攻击法国大革命。1793年，他第一次将柏克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此后他又出版了各种期刊和政治宣传册，从保守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时事，力图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来反对革命的法国政治观。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后，根茨出版了一部比较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书，[3]并很快赢得了多方赞誉。当时在柏林的年轻外交官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4]将其翻译成英文，在欧洲广为流传。可以说，此时的根茨由于其卓越的才能和灿烂的文风使其在欧洲政界得以崭露头角，并获取了令人惊叹的声誉，以及来自英国、奥地利政府的大额资助。但是这却使得他失去了在柏林的政治机遇，因为普鲁士政府并不想失去中立审慎的立场。与此同时，根茨也逐步洞察出了普鲁士政策的优柔寡断和摇摆不定。因此，1802年5月，根茨跟随他的朋友亚当·穆勒（Adam Müller）来到了维也纳。在同弗兰茨皇帝初次会面之后，根茨被延聘为奥地利宫廷咨询师，获得了4000古盾的年薪。
他在返回柏林安排职务的交接之前，开始了一趟伦敦之行。为了奖励根茨在反抗拿破仑的政治宣传中所做的巨大贡献，英国政府向其提供了一笔数目巨大的资金，并承诺每年为其发放数额不菲的奖金。在此期间，根茨踌躇满志，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之情，挥笔写就了一篇光辉灿烂的文章，名为《战争爆发之前的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关系》[5]。1806年，耶拿一战后，普鲁士遭受惨败。根茨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发表了《欧洲政治均势片论》。这是根茨作为一名独立政治家的最后一部作品，在其中，他巧妙地揭露了当下的政治情况，同时作出了自己对于复兴欧洲的预言，即“欧洲由于德国而衰败，但同时，也必须依靠德国，欧洲才能复兴”[6]。从1806年的冬天开始，根茨来回奔波于布拉格和波西米亚之间，他立志报国，将自己全部的力量都放在了社会活动中，他的迷人个性使他很快赢得了上流社会的接纳。尽管他在此期间并未发表什么作品，但他却在构思一系列关于奥地利未来以及重建德国的文章，并且提出了欧洲平衡均势这一重要政治观点。1809年，奥地利与法国战争爆发，交战期间，他的笔诛纸伐从未停止过。但是1810年的和平以及随后的陷落使他心灰意冷，并书信辞职，逐渐陷入了消沉的状况。直至1812年根茨作为梅特涅的政治顾问重新返回维也纳，他的政治生涯才重新焕发生机，并与梅特涅保持了长及一生的忠诚友谊。当时，根茨不再是那个曾在德国最黑暗的时刻，呼吁欧洲竭力摆脱异国统治的爱国者了。他的热情洋溢逐渐沉淀成了一种深刻的睿智，转而着力于推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从1812年起的十年，根茨作为梅特涅的心腹，陪同这位奥地利总理，几乎出席了所有重大的政治会议，从而将个人的政治生涯与整个欧洲的政治事务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维也纳会议期间，他作为秘书长，提出这样一种希望，即希望梅特涅能够用整个欧洲的视角来替代单个奥地利的狭窄视域，并希望去除对拿破仑和法国的陈旧仇恨，而尽力争取整个欧洲的同盟。他认为，在这样一个衰败的时代，政治家的唯一作用只能是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去除国与国之间的私利达成联盟。[7]
当然，确实如根茨自己所预见的那样，他的政见，他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和信心，由于欧洲各国各自为政的狭隘，而被一次又一次地延迟，怀着对于微茫希望的渴求，根茨最终死于1832年6月9日。在他那卓越不凡的文笔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得以形成与推动。他用自己犀利的笔端，讨伐强权，促成联盟，这杆笔确实像是锋利的武器直接捣向了拿破仑的心窝。他客观公正的写作态度，热情灿烂的文风，使其作品成了这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文件，并且具有强大的涵盖力。除却政治上的贡献，根茨在文学上的贡献也是非凡的。他的文章，如同充满张力的诗篇，成了德语外交文献、政治文献的一个光辉典范。
二 烙印欧洲政治轨迹的政论家
若要具体考察根茨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我们无法绕开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贯穿根茨一生政治生涯的几个重大事件。就根茨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轨迹而言，可谓完美地诠释了其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
首先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时代和理论的标志，矗立在欧洲发展史中，始终以其激荡的政治分歧影响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历史、文化、哲学研究。作为一个闪光的符号，法国大革命隐现于现代性的开端之上，人们通过仰望它，开始了对自由民主一轮又一轮的思考。任何一个时代人物都无法绕过法国大革命。根茨也一样，法国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其政治生涯的起点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可以说，当其着手将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反思法国大革命》[8]翻译成德文之始，命运之门就已经将其推到了欧洲政治的风口浪尖。这一场革命不仅促成了他对理性主义和自由的反思，也初步构成了其保守主义的政治取向，以及寻求以一个广阔的欧洲联盟对抗一个狂暴的法国独裁统治的政治设想。
我们知道，根茨在柯尼斯堡大学师从康德，最初受到了康德哲学的重大影响，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一度也如激进青年一般为之欢呼雀跃，但是当1790年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出版之后，他的政见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从对法国大革命的迷狂中清醒了过来，开始用审慎的视角来考察这一场革命。1793年，根茨将《反思法国大革命》翻译成了德文[9]，无异于在当时的普鲁士世界投下了一枚重型炸弹。根茨在其中明显地将柏克视为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柏克政见的心悦诚服。同柏克一样，根茨此时不再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场民主革命了，而认为它是一场反对传统、反对权威的暴力动乱，是人类社会中的一次脱离现实的实验，最终只会导致灾难。根茨的这种态度，使得早先他的很多崇敬者认为他背叛了民主的信条。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至少表面上法国大革命不像是一种民主，反而更像是一种恐怖，并且最终以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而结束。紧接着，根茨创办了一份杂志——《历史月刊》（Historisches Journal），他将其作为一个基点，不断撰稿公开反对法国的侵略行径。这份杂志一时之间成了欧洲政治的前哨，其中针对法国大革命而展开的激烈论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动向。根茨以其犀利的文字，在论辩中一展雄风。其中的第一篇，叫作《法国大革命的本源和特性》。[10]他的另一个政治宣传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政治状况》[11]，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根茨深刻地洞察到了自由背后所隐藏的巨大暴力。在他看来：错误哲学的指导、狂暴激情的驱使，使得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一场由理性来指导的大革命，却恰恰堕入了非理性的魔域，启蒙大师们所构造的理想国度，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幻境。血流成河的断头台，已然宣告了自由的沦丧，社会的崩塌。对此，根茨指出：
我们所体认的自由是指，一个人拥有选择自己希望的生活以及价值模式的权力，如果是运用强力的手段，迫使人们放弃原有的传统和信仰，放弃既成的社会联系，通过政治权力体系、以暴力强制、甚至从肉体上消灭的手段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生活方式革命，却是在强迫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种强迫本身就是从根本上违背自由原则的。理性不能代表一切，理性滥用的最终结果只能毁灭自由。[12]
通过对理性和自由的反思，对拿破仑暴政的揭示，根茨在政见上不断地靠近保守主义思想。他指出：
社会是自然与历史的统一，其过程本身隐含有秩序。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一时产生的，也不是少数人选择的，它表现为时间、空间和数量上的延绵，是经过无数世代的筛选，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自然形成的。它凝结着该民族的情感、观念价值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神圣性。对于这一神圣的历史实在，抽象的认知原则是外在的和无生命力的。[13]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后，根茨发现，通过政治手段，尤其是暴烈的政治手段而实现社会革命的企图，只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他们假借“公意”进行了蛊惑人心、操作民意的勾当，他们的“理性之神”化身为了专制主义恶魔，实实在在地吞噬了自由。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于宗教、传统、习俗，理性更是无能为力。启蒙哲学的根本谬误，就是夸大“理性”的功能，使之处于“理性之神”的地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根茨保守主义的转向。他对于传统的珍视正是基于他对自由的深刻体悟。因此他将英国的宪政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激励着他为了实现一个广大的欧洲同盟以对抗个体的专制独裁，开展了不间断的努力。
通过对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的翻译，根茨第一次把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系统地介绍给了德语世界。他本人也成了柏克的信徒，把对英国宪政的关注与向往，内化成了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他对保守主义信条的维护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反对法国暴政的斗争，并为争取欧洲同盟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知道，德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生有两个源头，一是外部的，二是内部的。从外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主要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柏克思想的激发；从内部来看，德国保守主义则与德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历史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根茨身上，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两条保守主义线路逐步生发发展的过程。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外部的原因。柏克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植物或者动物，而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器官，因而社会的权威是作为个人生存的条件而强加在他的身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条件就像不能拒绝自己的身体是一样的。这种混合了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观点，从英国传到了德意志，而最早翻译柏克著作的根茨则毫无疑问地从这个学派汲取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观点。此外，在担任奥国政府秘书之前，根茨曾有过一次伦敦之行，在那里，根茨对这个在现代化的程度上远远超过普鲁士的国家——英国——表现出了由衷的羡慕和赞叹之意，英国井然有序的宪政制度，强烈地吸引了年轻的根茨。保守主义的政见就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而英国势力均势的战略也成了他终其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其次，从内部来看，我们发现德意志处于欧洲发展转化的中心，它之所以成为反对法国的集结地，正是因为它对逐步形成和稳定下来的社会，与突然“人为”建立起来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有着非常敏锐的意识。它致力于在历史的延续性上使现存的旧制度具有合法性。这个民族注重的是某种传统保守的倾向变革方式：这种保守并不是为了维护那些旧有的政治制度或者贵族们的利益，而是为了保存那些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民众间不断沉积保存下来的价值、习俗乃至那些不自觉的选择，那些观念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生活形态。这样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张有效的保护网络，让势单力薄的个人在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不会直接受到伤害。如此一来，政体层面的变革，也就不会一瞬间侵入社会心理层面，以及民众的价值模式，从而缓和了他们受到暴力强制的可能。根茨出生于这样一个传统的社会模式之中，民族文化心理层次的保守主义自然成为其观察世界的一个不自觉方式。
可以说，根茨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在其所从事的翻译和写作工作中，对理性、自由、启蒙等重要概念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反思和追索。在柏克保守主义思想与法国启蒙思想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之中，他开始从理性至上转为温和保守、从重视个人到在社会中发现个人。这种转向不仅体现在根茨的哲学观念之中，同样也体现在他的政治观念之中。由此出发，根茨更加坚定了保守主义的立场、英国宪政的理想，以及促成欧洲政治均势，从而建立统一欧洲联盟的设想。
美国革命发生之后，比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一度成了19世纪初期欧美知识分子热衷的一种消遣。1800年4月，根茨在其创办的《历史月刊》上发表了一部重要的作品——《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比较》。在这部作品中，根茨以敏锐的政治观察，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从自由的分歧以及传统的保存等方面总结了这两场革命在哲学基础上的根本分歧。这一作品深化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态度，并植入了英国保守主义的批判视角。
在根茨看来，尽管这两次革命都凸显了有关自由、平等的启蒙理念，但这两次革命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革命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而法国却继承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传统，这就使得两个国家的革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美国人非常满意于他们保留了许多英国的传统，而法国人却致力于对其千年历史的完全破坏；美国人接受非暴力的政冶冲突，而法国人却把团结统一看得高于一切；美国革命是为了恢复“原来存在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自身的幸福、自由而战，而法国革命后来抛弃了自由民主的原则，最终走向了暴肆、狂妄和癫狂。当然，美国人对民主理念的追求和法国人对革命理念的追求，在革命之后，依旧持续地影响着世界民主革命的进程。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建立民主政府之时，参考了美国革命的模式——如解放战争、制宪会议、权利法案和政党的创建；当然他们也从法国革命中吸取了可供借鉴的教训——如恐怖行为、极端行为和报复行为等。
根茨的这部作品因其犀利的角度和有力的论证，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的一些根本的论调也变得非常流行：比如，法国革命被看作是对自然权利、“抽象的人类自然权利”的一种狂热崇拜的产物；而美国革命则被看作是一种“保守的革命”，美国革命自始至终……都仅仅是一场抵御性的革命……美国人斗争了十年之久，反对的不是英国，而是革命等[14]。此外，根茨还指出：
在英国的殖民地中，自由的精神比地球上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强烈。这是因为，作为英国人的后裔，他们不仅热爱自由，而且还根据英国人的观念和原则来热爱自由。同其他单纯的抽象物一样，抽象的自由在殖民地是找不到的。[15]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这部作品中，根茨依旧追随了埃德蒙·柏克的观点，基本上总结了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于英国宪政和保守主义思想的思考。根茨对美国革命的这种支持是基于对这场斗争的一种“保守主义”解读。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对比，可视为根茨政治哲学逐步成熟的一个代表，为其欧洲政治均势以及广阔欧洲联盟的主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维也纳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欧洲在拿破仑战争后势力划分的问题，力图在最大程度上重新恢复欧洲均势原则。会议的宗旨在于巩固各国之间的联系，以达到维持欧洲各国富强和维持欧洲和平的目的。这次会议第一次确立了欧洲协调的原则，并建立一个完整的欧洲体系——维也纳体系。在此次会议中，根茨作为秘书长，发表了一份重要报告，他几乎总结了此前所有的政治观点。他宣称要在此次会议中沿袭欧洲古典的均势原则，力图重新恢复欧洲被拿破仑破坏的秩序，并逐渐过渡到一种“欧洲协调” （the Concert of Europe）的机制，从而为建立一种抵制霸权的全新的欧洲联盟打下基础。
根茨在报告中指出：
目前的协调一致，是其对付在每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余火的唯一保障……在20多年几乎没有中断的战争和革命之后，战胜的旧政权面临着尤为困难而危急的缔造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问题。为了清理20年的废墟，并重新分配领土战利品，最明智的做法是搁下平时的小争端，共同支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准则。此外，对所有明智的政治家显而易见的是，今后任何大规模的欧洲战争都是无法容忍的。……（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欧洲命运取决于在总的体系中占有优势的列强的国际体制……欧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欧洲的联合体（Federal Constitution）。[16]
在这里，我们发现，根茨所主张的欧洲联合体，就是他一直所推崇的广阔欧洲联盟的另外一种说法，虽然他打着欧洲均势的古典旗号，但实际上想要达成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共同体。虽然维也纳会议经常由于忽略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受到19世纪和现代历史学家的批评，它牺牲许多小国利益以保持大国的势力均势及恢复欧洲旧有秩序的努力，也常常被许多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但是，在维也纳会议上所形成的欧洲协调合作的常规架构、对战败国的温和处理、废除奴隶买卖、开放国际河流等措施，确实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了一个和平的系统，并对重建和平及欧洲社会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根茨在此次会议上，对于欧洲的未来，还是充满了建构信心的。可以说，他所提倡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及欧洲联合体的共同构筑，是保守主义理念的一次政治重建。
1815年维也纳会议结束后不久，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Ⅰ）发起，得到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FrancisⅠ）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Ⅲ）的赞同，于同年9月26日在巴黎签署《神圣同盟宣言》，标榜根据基督教教义处理相互关系，宣布三国属于上帝统治下的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三国君主以手足之情互相救援，引导臣民和士兵保卫宗教、和平与正义，要求人民遵守教义，恪尽职守。并邀请承认盟约原则的国家参加同盟，同年11月19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加入。最后除英国摄政王、奥斯曼帝国苏丹及教皇外，欧洲各国君主也纷纷加盟。神圣同盟并非维也纳会议的直接内容，但与维也纳会议紧密相连。神圣同盟的正式确立，使得根茨欢欣雀跃，因为它确实代表了根茨政治哲学重要目标的实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欧洲在它自己创立的最高法院的主持下统一起来，最终似乎已组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家庭。
在根茨看来，神圣同盟确立的普遍联盟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支配欧洲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势力均衡原则。在神圣同盟原则指导下，所有国家受制于大国而结成一个大的联邦。更加令根茨高兴的是，神圣同盟还确立了一整套关于国际组织监控、管制、制裁或预防变化的条款以及某些调节双边或多边行为的程序、规则、规范或惯例。这些制度的存在将有力地预防一国专制和暴政的存在，从而推进整个欧洲的和平进程。然而，根茨也清醒地看到，神圣同盟确立的由大国控制的政治体制，也存在着损害和平的消极一面。
因为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占优势是一种事实，正如在国内社会中大的经济组织占优势是一种事实一样。除非摧毁这种优势权力本身，否则，任何法律或组织结构上的措施与设计，都无法消除这种权力差异引起的政治后果。[17]
在国家实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如果实力强大的国家在行为上不受节制地僭越国家主权，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则无法行使自己的国家主权，这必然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神圣同盟内部的这些问题，是根茨自己也无力解决的，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虽然他不断向各国君主警示同盟内部可能出现的危机，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根茨也只能抱憾离世。
总之，从积极的意义上看，神圣同盟的建立，是欧洲君主试图以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机构管理世界、控制战争、实现和平的一次重要的尝试，也可以被称为人类建立世界政府维护和平的第一次试验。虽然神圣同盟主导的国际政治舞台给大国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差别是一种难以消除的国际政治现实，但是这样一场华丽而真实的政治盛宴毕竟给根茨一生的政治事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实践了他用保守主义的立宪主张，反对独裁，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梦想。
三 政治均势的欧洲观
如上，我们从历史事件的生发以及历史意境的贯通，勾勒了根茨政治哲学发展变化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显示了根茨政治理念不断定型的基本路线，也是其欧洲一体化理念从诞生到成熟的跋涉过程。接下来，我们要集中精力来研究其最重要的一篇政论文《欧洲的政治均势》。这篇文章是根茨1806年发表的《欧洲政治均势片论》的导言。根茨在其中充分展现了其光彩夺目的文笔、气势恢宏的气魄以及对欧洲未来充满热情的呼吁与展望，读起来令人振奋不已。
如果不存在民族仇恨的问题，欧洲各国传统的野心从一开始就是法国和欧洲各国复杂状况的根本原因。反法同盟投入战争之时不仅仅是为了摧毁法国大革命，更是为了肢解法国。尽管如此，各国实际上从来没有因为所谓的“反法联盟”旗帜，在真正意义上联合起来。相反的，他们悬殊的利益使得其分裂成了一种必然。1806年的耶拿一战，普鲁士遭受惨败，丧失了国家一半的领土。根茨就在此时，挥笔写下了为世人所称颂的《欧洲政治均势片论》。其目的就是为了激发国民重整为拿破仑铁骑所践踏的普鲁士民族精神。他像任何一名激情昂扬的爱国主义者那样振臂呼吁：“普鲁士蒙受耻辱的不幸时期对我的写作带来了重大影响……我写作这篇文章就是借此加强我和听众的意志。”[18]他对自己的写作赋予的使命是要“使青年一代生气勃勃，使他们能够肩负大任，并要给他们提供榜样”[19]。这位政论家正是凭借此文在欧洲政坛赢得了非凡的声誉，受到了无数青年的追捧。
我们知道，根茨1893年翻译了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此后又有一段伦敦之旅，故而对英国的政治和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他坦言，如果未曾研究过英国，未曾接近过柏克的政见，他永远也不会理解保守主义宪政体制对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维也纳寓居时期，他出入奥匈帝国的一些政治要人的沙龙，见识了当时欧洲的各色政治人物，耳闻目睹了许多政治掌故。这些政治阅历无疑扩充了他的政治视野。政论写作对他而言，不再只是纸上谈兵，而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体现；政治的不朽和光荣是他毕生的梦想，无怪乎他曾一再断言：“只有政治家才能写出真正的政论文。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20]由此，我们不难想见他在这篇文章背后的勃勃雄心。根茨首先痛斥了拿破仑的专制独裁和贪婪无度。他写道：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此前已经经历了最极端的事件——那个轻信狂傲的政治阴谋家已经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序列中，断绝了任何的艺术存活的可能，却使得那些可怕的鲁莽冒险者，跃上了历史的舞台。没有人跳出来嘲笑这些遮蔽了未来可怕状况的人，也没有怀疑他们，却都乐于接受他们热情鼓吹的自然权利。因为他们的存在，任何一种与其相悖的观点都遭到了无情的锁闭。[21]
确实，当拿破仑的铁蹄践踏了整个欧洲之后，世界的统治已经很显明地成了一种巨大的悖谬；法国已经重新获取了他们自然的疆界，并意欲攫取更多的领土；在这双贪婪的巨手之前，竟然没有任何可以让他却步的力量。对此，根茨悲愤地指出：
我们依旧记得最初的情形，当时，一个狂暴的专制独断，开始尝试跨越自然的领土疆界，却未被加以阻止。而后，一场又一场建立在互不信任基础上的无谓抗争，使得这个不幸一直成长为一种巨大的不幸。[22]
正是由于欧洲各国在此过程中可悲的软弱无力，使得在过去的百年之中维护了欧洲自由和平的体系，最终只能带着她那灿烂的艺术作品、伟大的宪法法律、确定的疆界划分而走向了毁灭。在文中根茨更以其犀利的笔端揭示了拿破仑暴政的本质，戳穿了他那用天赋人权、自由国度的苍白允诺，从而向公众们指出了自由背后的狂暴，以及理性幌子下的罪恶：
那昨日还是我们祈求物对立面的东西，现如今却被荣誉地授予了“唯一纯粹的统治”和“新的宪法”的称号。那种可怕的魔力，经过整整一圈令人疲倦的政治疾驰游戏后，终于搬出了自由的狂热。而这样一种可怖的热烈的自由，却使得万民如同臣服在奴隶主之前一般，向其下跪颂扬。[23]
法国统治者所采用的策略是一种表面的抚慰。他用自然权利的信条不断地喂养着欧洲大众，进而促其成长壮大，直至一种新的哲学在他们当中形成。这种哲学专注于人类个体的强大，崇尚某种天意的赐予，强调个体的意志对整个世界的统治。在拿破仑眼中，只有战争能够帮助他完成这个重任，因为届时每一个难缠的阻碍都能被解除，然后他那强大的天才意志就能够帮助整个欧洲补偿其所受到的损失。欧洲的民众们听着这种充满诱惑力的言辞，不仅仅带着确信无疑的信任，还带着毫无反抗的意识，直至陷入灾难的最深处。为此，根茨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批判了欧洲各国君主的麻木不仁、犹豫退缩和各自为营。在根茨看来，正是由于欧洲各国不顾欧洲公共利益而专注自身利益获取的卑鄙行径，才导致了欧洲的灾难。只可惜大多数的当代人，依旧满足于个体的私利。他们甚至可以不顾最糟糕的前景，依旧不遗余力地推动个人的福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着他们将要在他们的货物或者福利之上还将获取什么，为此他们将遭受到不可避免的损失。之后根茨以雄辩的笔调，为欧洲民众展示了欧洲支离破碎的悲苦：
自此之后，欧洲各国的国家利益，他们的政府形式、他们的法律、他们的优先特许权、他们的宪法，以及紧随其后的他们的最内在的国籍和民族、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民族个性、他们的精神传统，他们的语言，全部都受到了损害，以至最终他们将要失去他们民族自身存在的特性。而他们的家庭财产、商业贸易、家庭关系、私人安全保障和自由也将被消蚀，被损害，最终被灭绝……[24]
当时整个欧洲都陷入了可怕的灾难，不仅仅是帝座和尊严的垮台，还包括了法律和国家形式的溃变，而更加严重的是在帝国的剥夺之下而导致的无以计数的贫困、社会公益基金的衰败、工商业和交通的瘫痪，乃至海外成本的浪费、信用体系的崩溃等。根茨悲哀地指出，由于这样一种可悲的盲目和代表个人神祇的自私自利，使得欧洲落到了如此田地，每一个使其重新复兴的希望都成了泡影。这为数众多的漠不关心集团，带着这些荒谬不已的、不知廉耻的、非人类的算计，把自己关闭在一个个隔离的小斗室中。这样可耻的做法很快就从额外的好处中尝到了自己的苦头。因为他们给自己的祖国，同代人、后代人、最起码他们周围的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惨重代价。这造成的最终后果是使得永恒的公平正义堕落成了最可耻的族群。他们遭受了无法慰藉的失败，导致了某种不可避免的厄运，最终陷入同辈人的无穷痛苦中。根茨很明白，当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时代，深刻地陷入这种自私的渴望，当无耻的大多数，都堕落到了一个下降的视野之时，他们将会漠视所有的公共利益，而祖国只能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名称；当一个自认为存在的价值，是建立在一个狭窄自私的基础之上，自由和尊严的损失将不可避免。最后，根茨在文中热情地展望了欧洲的未来，呼吁一种建立在和平基础上的欧洲均势，倡导一种充满希望的欧洲联盟。欧洲旧的政治躯壳已经衰弱不堪了。在这个体系中个体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维系其精神实质的内涵已经变得不可信靠，以至于它的衰亡变得微不足道。因此，从一个充满希望的视角来看的话，只有一个崭新的欧洲联盟才能将使得所有的一切恢复年轻并且充满生机。他写道：
当我们怀着充满生命力的相互信任，怀着互相理解的热诚，或者当我们破除种种可耻的胆怯，去除漠不关心，付出真诚的献身精神之后，毫无疑问的，我们将进入一个良好的氛围中，在其中任何一个艰难问题的答案都不会由武断作出，亦不会有人刻意地去破坏。如果当摄政者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那些辅政者不再蠢钝地令人绝望，或者那些与国家最高利益作对的人都能受到冷酷无情的惩罚，又或者那些目睹到他们的崩溃而幸灾乐祸的人不再志得意满之时，我们就能够获取令人满意的统治。他们必须比他们的族人拥有更强大的力量以及更多的智慧，以保护他们的人民不致落入死亡的威胁。[25]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根茨政治哲学的核心就在于，一个全欧洲的政治均势联盟的建立。它并不采用武力的方式去砸碎碉堡，而是希求尽早地解除武装；它并不运用危险的数量来对抗战胜者，而是通过友好的宣告来拯救自身的利益。只有它才能够保证一种永久的自由和平。当整个欧洲都集中到这个广阔的联盟之下时，战争、地震、饥荒、疾疫将很快从这个地球上消失。那么我们现在应该从哪个方面来期待我们得救的希望呢？政府和公共的意识就是共同体的意识。整个欧洲必须紧紧地、不可分离地联合在一起，应当互相学习，并且相互承诺，一同去承受，一同得以提升，一同去感受欢乐。联合是唯一的力量，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同盟，能够承受今日任何武装力量的挑衅，解放民众，使得整个世界重新归于安宁和和平。同时，这也是一个神圣的同盟，能够保证自身成为一个绝对幸福的族群。但是，根茨所阐述的统一的欧洲并不是以消灭民族主义为代价的，而是民族主义与地区共同体相结合的一个整体。联盟的实现，并不会毁灭不同个体的特质，相反的却将产生新的集体和谐：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经过重重抗争而获取来的新的联盟体系，需要每一个人为此好好思考。地球上的各个国家虽则具有某种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是他们同时又以如此惊人的方式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以共同信念组成的联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个体化的彻底陷落。不管我们内部有多少纷争，也不管我们的发展水平如何迥异，也不论我们以往是否经常处于敌对，当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整体。[26]
在文章的最后，根茨明确指出了欧洲联盟的建立对于重建整个欧洲秩序，进而发展出一个充满生机未来的重要性，并且以诚挚的态度建构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饱含了一位政论家对于祖国未来的一片深情。
我们必须寻求稳妥的自我保护，而其责任就自然落在了，寻找一条最明智的中间道路之上；我们要将四下散佚的重新联合起来，将当下陷落的重新调整起来，将当下已经死去的重新复苏起来，为此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一个绝对稳妥的未来，其次才能去保证一个幸福的充满荣誉和生机的未来。只要这种联盟方式依旧能够运作，就依旧能够行使非凡的拯救功能。我必须要联合起来，并且合乎目的地对世界纷争进行裁判，重整整个欧洲的秩序。[27]
根茨的这篇文章，从对拿破仑统治的批判入手，反思了欧洲各国各自为政带来的巨大灾难，进而为欧洲的未来开出了政治均势，建构欧洲联盟的解药。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要打破法国的统治，只能通过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盟，通过包括英国在内的广大欧洲国家的联盟才能够最终实现。因此，此文的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为现代欧盟——一个团结的欧洲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论证。他告诉欧洲人，他们是拥有统一性的，可以团结得像一个国家一样。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相近的传统习俗、政治和血缘相通的王室，还有得到共识的现代国际规则和具体的运行机制，所以，他们完全有可能结成一个完美的共同体。
当然，在根茨的时代，还看不到欧洲统一的曙光。因此，他只能认为维持欧洲均势是最好的办法。在一体化的初期，采取一种以均势为基础的联合来保障共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化出最佳合作机制来。这样一条思路，体现了根茨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保守主义视角，但是，它确实也保障了欧洲各国的主权独立，并且有效地促成了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彼此融合，彼此包容。此外，我们看到，根茨在论证欧洲具有统一意识的时候，正是欧洲政治日渐成熟和波澜壮阔的时候。顺着根茨的历史视角，我们看到了1806年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对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追求、看到了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欧洲协调原则的确立、维也纳体系的建成，最终看到了神圣同盟的缔结……我们确实可以在这一篇政论文背后，嗅到19世纪初期欧洲动荡的局势，同时也深刻地感受到一名积极的政治家在促进整个欧洲的和平统一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人类的和平实践与战争的历史一样悠久，正因为战争的存在，才使得人类期盼和平。透过根茨试图建立一种欧洲同盟的尝试和努力，我们得以窥见人类和平实践的堂奥。其实，一部人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看成是于战火中命悬一线的人类企盼于和平中求取生存的挣扎。根茨在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基础上，并没有抹杀各民族自身的价值，正如其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没有抹掉欧洲各个民族的特性一样。历史的表面充满了战乱、动荡和国家的覆灭，但在这表面下是更具长远意义的正义、社会精神和创造性。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并且不断演绎，它们像生命一样有繁盛、有衰老、也有轮回，这导致了一个包罗万象、更具价值和更深厚社会的形成，这背后就是世界历史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