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博学与专深：由博返约的过程化

学有专长或学术专深是研究生的基本特征，也是研究生教育的目标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本科教育旨在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而广泛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从培养目标看，较之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更强调培养学生“宽泛基础”与“专业知识”并重的培养方式与理念选择。而在不同研究生层次中，对于专业知识的“宽口径”与“专而精”的诉求又存在差异性。硕士研究生的要求相对较低，要求硕士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而博士研究生则要掌握本学科“坚实而广泛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作为精英型教育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全面而广阔的学科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还要引导学生建构能体现学生知识专长的知识结构，从而使学生在同一群体中能够依凭自己独特的学科知识和研究领域而脱颖而出。那么，如何才能培养研究生走向“博学”而“专深”呢？

事实上，“博学”一直是大学的不懈追求，也是大学培养人才的初衷。早在古希腊时期，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自由教育就是培养博学多识的人才的一种教育形式。这里的“博”不只是知识的累积，还包括学识的融会贯通，它是对“七艺” （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课程的全面学习。从学生的立场出发，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涉及人类知识的各个学科领域，似乎永远都学不完。红衣主教纽曼更是主张“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考虑到知识的无限性和人学习能力的有限性，这样的主张又无形中给教师和学生增加了不少“担子”。那么，为什么知识如此“浩如烟海”，却培养了那么多享誉历史的学者、名家？是基于对“博学”的遵从吗？这值得思考。而在知识严重分化的今天，专业教育占据了我们教育的“霸主”地位，教育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在无形膨胀，威胁着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造就与培养乃至影响“大师”的诞生。这不禁让人想起中国的“教育之殇”，即“钱学森之问”，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觉察到部分答案。引入博雅教育并不是呼吁我们今天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要彻底回归到古典时期的教育模式，而是在当今专业教育盛行的时代，要对如何培养“博学多识”的人才进行理性思考。

研究生教育要以博求深，不能止于基础。治学要奠定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要注意积累知识；基础宽的目的是为了深，同时也只有宽了，才能专和深。专深是有根基的，它是博学基础之上的专深，是一种“由博返约”式的专深。研究生教育要为学生打好厚实的根基，既包括本学科的根基，也包括相关学科的根基。诸如武汉大学等一些名校都在实施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创新项目的研究与实践。以个人体验为案例，在本科阶段作者学的是人文教育学专业，报考研究生时，跨专业学习了社会学专业，而最终又跨专业调剂到民族学专业民族教育方向。基于作者这样的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后，导师根据学生的教育背景和学科基础，拟定了专门的培养计划和策略。首先，导师考虑到培养对象的跨学科跨专业背景，认为对于目前所学专业的知识基础势必不牢固，因此提出需要加强民族史、民族理论与方法、民族学通论、教育基本原理、教育史、教育研究方法、教育哲学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其次，考虑到培养对象的研究方向为民族教育，属于跨学科研究范畴，因此，要求除学习本学科专业知识以外，还需要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因为这些都是与民族教育是紧密关联的；最后，根据作者自身的学习背景，导师尽量帮助笔者构筑自己的优势：主要是继续培养笔者的跨学科视野，在本科所学的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地理学、政治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跨课程的基础上，引导笔者学会用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解释和分析民族教育的实际问题，揭示事物的本质。诚然，研究生的学习就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教师需要做的，就是要把学生逐渐从一个知识的“拼盘”中引入一个能体现他专长和优势的学术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