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绪论

中国是一个社会、历史、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国家，是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国家。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传承创新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开展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科技、经济、社会、历史等研究，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不可规避的责任与使命。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民族地区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科研素质的高校师资和科研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并通过培养和输送区域及地方需要的高层次人才，促进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实现民族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受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民族构成、地缘结构等因素的差异性影响，民族地区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在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方式等方面，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模式特征。因此，系统探究民族地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问题，对实施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战略及促进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缘起

（一）研究的必要性

首先，研究生教育类型多样化，需要分类指导。自1980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我国自1981年恢复研究生教育至2010年底累计授予博士学位38.65万人、硕士学位319.09万人。而1970年到2010年间，美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166.23万人，累计授予第一专业学位293.34万人，累计授予硕士学位1556.38万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硕、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存量与美国相差甚远。[1]

根据马丁特罗理论（Martino Theory），如果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则可以将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并低于50%，即属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达到15%，是为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统计，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来，随着本科生的扩招，研究生招生规模亦持续扩大，从2002年的20.26万人增长到2016年的66.71万人，增长率为229%。

图0-1 研究生招生规模变化情况（2002—2016年）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社会对人才层次需求的高移，对人才类型需求的多样化，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类型也趋于多元化。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一种是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两种培养模式分别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和发展。模式的多元化让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由于过去培养模式的单一性引发的人才培养“产品化”“同质化”等种种弊端和相关责难。“坚持多层次多样化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基本特点之一。人才的多层次与多样化是现代科技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此，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多规格，本来就是世界的共同趋势。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领域的技术水平差距很大，国际水平的高精尖产业、劳动密集型的手工业生产和大量传统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并存，因此，更加要求人才培养的层次、规格、途径和方式多样化”。[2]

自19世纪初现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在德国确立以来，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培养具有较强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学术型人才一直是各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懈追求。面对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及培养模式类型的结构性调整，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如何做出适应性选择，通过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评价等诸要素的改革与创新，培养社会需要的高层次学术型人才？如何根据学术型研究生特点培养社会职业所需的人才？这值得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

其次，学术型研究生培养，需要培养模式创新。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研 [2005] 1号）中指出：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规律，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和经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生培养新模式。要在研究生培养体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材教案、培养方式、科研训练、社会实践、导师指导方式、学位论文标准、管理与运行机制等方面加强创新研究，产生一批示范性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新型培养模式。2010年7月29日我国正式全文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文件提出“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其主要内容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规划纲要》并从“注重学思结合、注重知行统一、注重因材施教”三个方面提出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的方略方法。可见，创新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应该以政策为依托，积极创新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改进人才培养方式，提升学术型人才培养质量。

（二）研究的可行性

研究的可行性是能否选择某个主题进行研究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某项研究不具备研究条件，无法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实现研究目的，那么无论其研究价值有多大，研究必要性如何迫切，此研究都是难以进行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问题，是一个较为宏观的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话题，要全面深刻地把握其本质，探索某种具有创新和推广意义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也需要对研究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本研究所选择的个案具备总体的基本特征，足以为本研究提供科学论证。广西作为西部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包括民族构成、地缘结构、人文环境、经济水平等，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人才培养的“三重性”，即“民族性、地方性、国际性”，并催生了广西在发展研究生教育时以“立足民族特色、服务地方社会、走向区域国际”为人才培养理念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与追求，影响和制约着该区域内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培养理念、目标和方式的选择。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广西民族地区学术型研究生教育系统内的某高校某学科。受广西区域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它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也涵盖了广西区域人才培养理念的“三重性”特征，基本反映了广西区域人才培养的特征，并且具有重要地位、价值和意义。该个案所形成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属于一种典型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在广西区域内部系统来说，其过程与状态虽不能完全复制，但其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关于为何选择此个案，在第二章进行了详细阐述。

概而言之，本书是基于对民族教育问题与现象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思考的结果，选取以在学科建设和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方面经验和特色都很鲜明的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为个案，深入探究如何创新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问题，以期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来达到认识事物整体的目的。

二研究意义

（一）总结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经验

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经验的积累，就没有发展的基础。对作为个案的民族学学科，深入剖析其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质量和培养评价等要素，系统探究民族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形式、管理体制、学位论文、就业情况等，通过微观领域的务实研究，总结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经验，有助于明了和把握民族学学科建设与学位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理路，明确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运行方式，建立民族学专业人才培养系统，促进民族学学术型人才培养的专门化、系统化和科学化。

（二）探索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规律

第一，深化对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本质认识。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是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子模式”，它是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多样化的理性选择，是整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局部性差异的体现，是系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下相对独立建构的结果。由于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人文、地理区位的差异性，不同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现实中，人们习惯于认为研究生培养模式就是一种既定的模式，具有唯一性，即把“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等同于“研究生培养模式”，却常常忽视不同社会需求、不同地域、不同高校、不同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所秉持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相对独立性。这就很容易导致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趋同建构，而失去自身的特色，无法达到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特殊意义与效果。为此，通过个案研究，对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有利于我们从本质上理解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基本特征。

第二，有利于探索特殊地域、特殊学科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特殊规律以及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一般规律。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的创新性建构，其有效性、科学性如何，最终要在培养的实践过程中得以落实和检验。本书致力于对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质量评价等要素，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有利于探索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特殊规律，并通过这条规律，结合研究生教育的相关理论，从而揭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一般规律。

（三）推进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改革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揭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一般规律，从而利用规律，服务研究生教育实践。通过呈现个案研究生培养的经验，明确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路径与机制，这将有助于广西其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提供有效的策略导向和建设性意见参考，推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和培养模式创新。

三文献综述

历史与逻辑地看，对以往形成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对于探寻和提升研究生教育理论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让我们明了和把握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起点性研究、发展性研究、突破性研究、总结性研究的状貌，进而知道从何处拓展新的研究，形成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以期通过“回顾研究历史”达到“展望未来研究空间”。自1980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而关于“研究生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成果更可谓卷帙浩繁。由于本书涉及“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民族学”“创新”等诸多重要关键词，因此需参考的文献范围十分广泛，本书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研究生教育研究是与研究生教育的诞生和发展共生共长的。现代意义的研究生教育发轫于19世纪初的德国，随后传于美国、英国等，后成为各国广受关注的话题。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以及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研究生教育尤为各国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关注的焦点。

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主要是在美国、英国、德国等研究生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诸多学者从研究生教育发展史出发，系统回顾和展望了本国或它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例如，Mitchell G.Ash的German Universities Past and Future，描述了1810—1989年德国研究生教育的演变，对德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改革、政策、经费资助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无独有偶，Ernest Rudd的The Highest Education: A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Britain，系统阐述英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史，另外还涉及授课型（coursework）研究生教育问题[3]; Richard J.Storr的The Beginning of the Future: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Graduat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4]和Everett Walters的Graduate Education Today，对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生态与不同层次类型的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做了深入剖析[5]。

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来看，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不同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问题进行研究，也是诸国教育学者惯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诸如George Vernardakis、Keith Allen Noble、Burton R.Clark等一大批学者对美、英、法等国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做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基本是出于对别国研究生教育的经验认识，反观本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状况，从而试图在研究生教育优劣状况的比较中，发现差距、问题或优劣势，并提出适合于本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理想方法或科学决策。

从多学科研究的视角来看，多学科视角与实证研究（包括个案研究）相结合，为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所广泛采纳的一种多元研究范式。例如：Ernest Rudd、Tony becher、Maurice、Solomon Hoberman、Sidney Mailick、C.J.Marsh、Burton R.Clark等学者分别从社会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通过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式对不同学科、不同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包括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导师指导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就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或发展情况来看，多学科研究以及实证研究为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广泛接纳，而且有发展成为主流研究方法的趋势。

从研究生学术素养和能力培育研究来看，也有部分相关成果，但数量不多。例如，Jennifer Davida Stacey和S.Granville在Entering the Conversation:Reaction Papers in Advanced Academic Literacy中，基于对南非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的研究生学术素养的认识，研究了反馈论文（reaction paper）与高学术素养（AAL）之间的关系[6]。Fiona Jackson也是以南非的高校为研究对象，在Divine Interventions:Needs Analysis for Post-graduate Academic Literacy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in A South African School of Theology[7]中采用了研究生写作的折中需求分析（eclectic needs analysis），并提出制定有效干预性课程（effective intervention course）的建议，最后针对研究生学习及写作技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基本效仿了苏联模式，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外大量研究成果及对欧美各种研究生教育实践层面上的经验传入，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成果出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相关学术著作与原理性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在教材编写、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研究、研究生教育发展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

一是研究国外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论著。如：李盛兵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嬗变》、王秀卿和张景安的《国外研究生教育》、陈学飞的《西方怎样培养博士——法、英、德、美的模式与经验》、刘晖主编的《二十国研究生教育》、符娟明和迟恩莲的《国外研究生教育史》，以及由美国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译的《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等。这些论著都对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苏联、朝鲜等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形成、嬗变、要素和特点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阐发，为本书的撰写提供广阔的比较视野和参照。

二是研究我国研究生教育及其培养模式的相关论著。如：薛天祥的《研究生教育学》全面论述了研究生教育基本原理，并单独设章阐述了研究生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研究生培养理念、研究生科研的特点、研究生科研的原则，以及研究生教育模式、导师论等相关研究生教育原理。另外，还有周洪宇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冯增俊的《现代研究生教育研究》、李煌果和王秀卿的《研究生教育概论》、吴镇柔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史》、刘晖和侯春山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等研究生教育学史和原理方面的论著，这些成果为本书研究提供主要的理论依据。

三是相关硕博论文。廖文婕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系统结构研究》中，从系统理论的视角研究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系统结构。[8]陶学文的《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及其创新研究》，对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构成与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模式创新等层面，进行了系统研究。[9]另外，刘鸿的《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胡玲琳的《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等已改编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有一些硕博论文，如陈少雄的《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建构研究》、颜建军的《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变革研究》、刘惠玲的《我国重点理工科大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徐平的《我国研究型大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研究》等。这些学术成果大多是从比较高等教育的视角，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生教育及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现状、经验和特色进行探讨，然后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及培养模式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作出实证分析或理论分析，再针对存在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对策或进行模式重构。另外，黄宇等的《广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欧以克的《民族高等教育概论》等对广西地区研究生教育的概况、特点和意义、发展战略、质量保障以及民族院校的研究生培养工作进行了相关探讨，这与本书研究主题具有直接关联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相关学术论文研究

总体上，关于“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和“民族学人才培养”方面的专门研究很少，但涉及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则较多，主要集中在国内的一些高水平的权威刊物，如《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现代大学教育》《教育发展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等刊物。由于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此仅稍作归类分析。关于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讨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多样化研究；我国培养模式的现状、改革和创新研究；鲜明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如分类协同—金融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培养模式、公安院校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教学与科研的整合培养模式、依托重大型号项目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导师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等相关模式研究；外国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等等。这些模式探讨主要是从不同学科、不同院校、不同培养方式等出发，结合研究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对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

3.法律法规与文件政策

自1980年2月12日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开始走向制度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对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问题有相关探讨或规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1986年研究生司起草和下达了《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1992年12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 200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 2005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研 [2005] 1号）以及2011年7月29日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这些法律政策文件就是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培养目标、改革和发展等作了具体要求。

（三）民族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得到恢复建设和发展，高校逐渐复办或创办民族学专业，并开始招收本科生、研究生。民族学是一门揭示民族发展规律的基础学科和传统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共同体，而对于主要彰显教育学学科属性的“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并进行专门研究。然而，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离不开“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主导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研究民族学高层次人才培养问题，不失为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1.民族学人才培养专门研究

由于民族学不同人才培养层次开展教育的时间不一致，其中专科、本科教育发展相对较早，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相对较晚，因此关于“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问题的专门研究还鲜有，我们只能通过“民族学人才培养”的研究成果来加以审视。相关的成果主要有：林耀华的《创办民族学系培养民族学人才》[10]，杨群的《要重视民族学人才的横向培养》[11]，张有隽的《中国民族学如何培养跨世纪人才？》[12]，周光大的《发挥优势培养更多的应用民族学人才》[13]，周大鸣、彭兆荣、林敏霞等的《人类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经验五人谈》[14]，东人达的《本土化民族学应用型高级人才培养探索》[15]，黄宫亮的硕士学位论文《教育人类学硕士研究生的叙事研究：一名教育人类学硕士的成长日记》[16]等。在林耀华的《民族学通论》第六章第五节中，专门论述了“民族学调查者素质的培养”问题，以及在第二十三章探讨单独设章探讨了“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科技问题”[17]。

综而述之，上述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论述了民族学人才培养的具体操作程式与方法，围绕“民族学人才培养”的核心内容，对民族学人才培养类型、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人才素养的培育等方面进行了客观翔实的论述，对本文研究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诸要素的创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民族学人才培养相关研究

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在本质上是培养理念、目标、方式和评价等要素的创新，而这些要素的创新则包括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生关系等具体指标性要素的改革与创新。这方面研究也有不少。

在学科建设方面，张有隽的《关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问题》[18]、徐杰舜的《浅议广西民族学院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19]、欧阳常青的《大民族学学科群建设：经验与展望——以广西民族大学为例》[20]等对民族学的学科地位、优势特色、发展空间等作了相关思考。鉴于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紧密关联性，人们研究民族学人才培养时，主要通过研究民族学学科建设而附带论及人才培养，例如杨圣敏、良警宇主编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王建民等编著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百年纪事》等便是基于这种思维模式来编撰的。

在民族学教学领域，主要成果有周光大的《我是怎样组织学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他从自身教学实践经验出发，认为应该深刻认识“民族”二字及民族学学科的本质特征，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民族学的第二课堂，即业余研究，促使民族学教学和研究向纵深发展，服务地方两个文明建设。[21]贾仲益的《民族学系教学改革述论》，则以综述的形式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教学改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课程设置改革，认为该系的课程设置具有以下特点：内容更丰富、更充实，包括人类学系列课程的引进、增开汉学课程、加强对世界民族的介绍与研究等方面；结构更趋合理，包括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通论课与专题课并重、课程顺序调整、对课程统与分的重新把握等方面；注重强化基本素质。二是强化师资与对外开放。三是发扬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四是区域性民族研究的新发展。[22]

民族学相关课程并不是所有高校都开设的通识课程，主要集中在民族院校。包红玲在《对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理论教学的思考》一文中，论述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这门课程的历史渊源、现状以及当时民族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民族理论教学的内容设计提出了建议，以及提出了探索民族理论课堂教学的方法。[23]彭兆荣在《对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教学中知识与技能培养的思考》中，根据民族学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等特色与特点，对民族学/人类学“思维形态诸问题、理论诸问题、知识诸问题、田野调查诸问题、民族志取材诸问题”等5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发，提出民族学科学研究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以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以获取尽可能多的材料去证明和说明所设问题，并认为“多重证据法”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24]由徐杰舜等著的《田野上的教室》则是从“田野调查”的视角出发，提出一种新的教学法——大学文科实验教学。该著作融合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从广西民族大学人类学课程设置情况出发，对大学文科实验教学的方法田野调查、研究生学术能力、教师科研、师生关系等作了翔实论述。[25]韦丹芳在《中国民族地区科技史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思考——以内蒙古师范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为例》中，从课程建设的视角，选择两个个案，进行比较研究。试图通过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分析研究生课程建设的特殊路径，建构符合民族地区的研究生课程体系。[26]

在师生关系方面，主要有凤军的《教育人类学与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运用教育人类学理论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探讨教育场域中师生关系现象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文化之手”，揭示影响师生关系的深层原因，进而提出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方略。[27]

3.关于民族学人才培养研究的认识

通过对上述文献可知，学者们在探究我国民族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上，主要关注以下方面。

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关注“民族学人才培养”“民族学学科建设”“民族学教学改革”“民族学师生关系”等主题。

从研究内容来看，涉及民族学学科的性质、地位、优势和特色，民族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民族学人才培养理念、培养目标，民族学专业、课程设置，民族学课程教学改革，民族学人才培养类型的重要转变，民族学师生关系的建构，民族学人才的学术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

从研究视角来看，主要遵循立足“民族学”学科本身，借用“教育学”“教育人类学”等相关范式、原理与方法，对民族学人才培养模式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从研究者身份来看，撰写民族学人才培养方面的学术论文者，大多为我国较知名的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学者，并且是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科研的管理者与领军人物，他们不仅对民族学学科知识体系有着很深的功底和较高的造诣，对本学科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也倾注了极大关注，持有独到的见解。

综合来看，这些方面的探讨与本书关于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问题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共通之处，它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内容等对本课题研究思维、方法和内容的选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要对拟研究的主题进行客观而全面的研究，不仅需要明了和把握与主题直接相关的专门文献和理论文献，还应了解与主题间接相关的比较文献。因此，在探讨本书研究主题时，还需要对本科生培养模式、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制度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了解。这些内容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根据需要而会有所涉及，不在此作详细论述。

（四）综合认识与思考

统而观之，关于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已经相对较成熟，国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型大学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体现不同学科专业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等的研究都已有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然而对于西部落后地区的广西而言，探索广西的研究生教育及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成果却鲜见，这或影响广西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创新性学术型高层次人才培养研究的缺位将对广西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通过对相关文献和现实问题的分析，本书认为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需要从区域和地方实际加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目前，大多研究成果集中在宏观上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内外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系统探讨。然而，由于地域的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其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与区域与地方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肯定有所差别。因此，对于民族地区而言，急需在研究生培养模式多样化的今天，探索符合民族区域实际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

第二，“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是本课题实践研究的重要内容，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尽管在民族学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已经有所涉猎，但局部研究仍不能体现研究的全面科学性。因此，有必要对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质量评价等进行系统专门研究，获得系统的研究成果。

四研究方法

（一）系统科学方法论

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是研究生培养模式系统和研究生教育系统的子系统，也是社会环境系统的子系统。同时根据不同划分标准，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下面又有诸多子系统，如按学科性质划分，有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教育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社会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等。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包括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质量、培养评价等要素，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培养目标是核心要素。当然，这些要素仍不是系统中最小的变量，比如，培养方式也是一个系统，下面还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形式、导师指导方式、研究生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的培育等多个子系统。因此，研究广西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其内外部系统环境的特征，用多样性和统一性、整体性、过程性、关系性、复杂性等系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相关理论来研究论文主题。本书研究的是“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问题，它是研究生培养模式整体中的某一类型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全文蕴含的是“解剖麻雀，抓好典型”,“以小见大”,“从局部反思整体，从整体审视局部”的研究逻辑，用历史发展观正确看待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发展历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处理好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历史与现实、整体与局部、改革与创新等之间的关系。

（二）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1995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在大连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中指出：“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好方法。”[28]本书主要采用该研究方法，主要是因为民族学学科发展史反映的正是民族学人才培养的历史过程，需要用历史的思维来统筹民族学学科建设及其研究生教育历程等问题，从而探索并揭示民族学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一般规律。

（三）比较研究法

通过国内外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学术型与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广西民族大学与其他学校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等，揭示广西及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特殊性，并在比较的视野中提出符合广西实际需要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

（四）综合运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文献法

对国内外“研究生培养模式”“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民族学人才培养”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研究；对“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及其研究生教育历程”的相关史料，“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培养方案进行相关分析；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各种文件政策进行分析等。对广西民族大学知名研究生导师和学校研究生进行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以期获得关于创新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第一手素材，并对材料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五内容架构

本书以广西区域人文、自然生态环境为考察背景，以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为研究个案和参照系，坚持“实践—理论认识—实践”的思维逻辑，试图通过“以小见大”“解剖麻雀”的方式，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出发，总结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经验，探索“学术型研究生培养创新”的平台、机制和路径，以推动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这是本书研究的主要逻辑路线。按此逻辑，把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七大部分。

绪论。本章主要为学理研究，主要论述五个基本问题：研究缘起，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内容架构，概念界定。

第一章，研究生培养的基本关系。本章主要记述了研究生培养理念中需要厘清的十大关系。

第二章，作为个案研究的田野点。本章主要论述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历史变革视角描述了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组织变迁（民族研究所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历史变迁过程）；二是阐明选择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作为田野点的具体缘由。

第三章，民族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状态。本章主要为实地调查研究，论述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民族学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质量、评价；二是根据田野点的实际情况对民族学研究生培养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目的、对象和方法以及调查结果与分析）与特点概要分析。

第四章，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学科平台搭建。本章论述五个基本问题：一是历史视域中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二是学科方向的分形与聚形；三是从重点学科到特色学科；四是从单体学科到群体学科；五是与民族学学科发展共生共进的研究生教育。

第五章，民族学科研特色与研究生科研性格的养成。本章主要从学术型研究生的本质特征出发，阐述了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科研是学术型研究生应然的遗传性格；二是民族学科研成果及其研究特色；三是民族学科研对研究生学术研究的影响。

第六章，民族学学术型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系统培育。本章探讨了培养学术型研究生学术素养的几种有效方式。首先论述了学术型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系统性；其次分别对田野调查、学术演讲、科研项目、学术报告等与研究生学术素养的系统培育之间的内在关系及作用进行了论述。

六概念界定

（一）研究生

研究生（Postgraduate）是指高等学校本科毕业和获得学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经考核获准进入高等学校或科学研究机构接受本科后教育并从事科学研究，攻读更高级别学位或证书的学生。在人才培养的语境中，也习惯被称为“高层次人才”。研究生完成规定的课程学习，写出学位论文并答辩通过，由招生培养单位（高等学校或科学研究机构）授予相应的学位和学历证书。按照不同标准划分，研究生有不同的分类。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具有不同的特征。

按照研究生层次划分，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两者最大的不同，除了博士研究生在层次上高于硕士研究生以外，两者对掌握理论知识、技能方法等素养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而广泛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无论是博士还是硕士学位，都要求研究生掌握本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技能，并要求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和“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都要求培养“学”（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术”（技能和方法）统一的高级专门人才。不过相比较而言，博士研究生更具有知识的广博性、专深性以及科研的独立性等特质。

按照研究生类型来划分，包括学术型研究生和应用型研究生。两类研究生的划分主要源自我国研究生教育对两种学位类型的划分，即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攻读学术学位的研究生通常称为学术型研究生，攻读专业学位的研究生称为应用型研究生。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培养模式及人才质量标准不同。

培养目标方面的差异：学术学位主要面向学科专业需求，培养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才，其目的重在学术创新，培养具有原创精神和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专业学位主要面向经济社会产业部门专业需求，培养各行各业特定职业的专业人才，而不是从事学术研究，其目的重在知识、技术的应用能力，培养具有较好职业道德、专业能力和素养的特定社会职业的专门人才，如工程师、医师、教师、律师等。

培养模式方面的差异：设立学术学位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的普遍需要和社会基础研究人才的需要，因此，学术学位所表征的主要是学位获得者在相应的学科领域中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理论的修养水平，职业能力并不被纳入其重点考虑的范畴。因此，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培养主体侧重考虑的是，如何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综合的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包括理论素养、方法素养、把握学科前沿的素养、开拓学术疆域的素养、独立探究问题的能力以及良好的学术态度和科研精神等，而不是职业能力；设立专业学位主要是为了满足特定社会职业的专业人才需求，主要着力于培养受教育者应用型开发性研究与设计能力。专业学位表征的主要是其获得者具备了特定社会职业所要求的专业能力和素养，具备了从业的基本条件，能够运用专业领域已有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有效地从事专业工作，合理地解决专业问题。目前，我国专业学位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硕士专业学位种类不断增加，培养的应用型研究生规模呈递增趋势，获得专业学位的人数也逐年增加。[29]

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一起构成现代高等教育学位体系不可缺少的两大组成部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高等教育越成熟，两个体系的划分越明晰。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学科基础之上的，攻读两类学位的研究生都需要接受共同的学科基础教育，都需要掌握学科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与技术，不能降低其整体水平。在不同的教育阶段，两类学位获得者进一步深造可以交叉发展。比如：学术硕士学位获得者可以攻读专业博士学位，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也可以攻读学术博士学位。

另外，按照培养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委培研究生、定向培养研究生、全日制研究生等。本研究所指民族学研究生除特殊指明以外皆为学术型研究生。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5个二级学科培养的研究生都为学术型研究生。而与民族学相关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30]硕士点培养的研究生为应用型研究生或专业硕士生。

（二）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特定需求的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而形成的培养过程中的诸要素构成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包括“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样培养人”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中，前者包括培养对象、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等要素；后者包括培养主体、培养方式、培养条件、培养评价等要素。培养模式通常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系统性等特点。

以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研究生培养工作是由诸多环节、多种因素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构系统。民族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实际上是根据民族学学科人才培养的特征而对民族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结构系统的一种简要概括，是参与民族学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它包括民族学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质量以及培养评价等诸多要素。

1.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是指通过培养活动，作为培养对象的研究生在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上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和规格标准。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目的和价值判断，规定着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和规格要求，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整个研究生培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31]

研究生培养目标需要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在国家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的规范下，根据学科特征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特点来确定。由于研究生教育层次或类型的不同，本科生与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学术型研究生与应用型研究生，它们之间的培养目标各有不同。例如，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就存在差异。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等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以及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32]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德良好，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掌握本学科坚实而广泛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其中，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两者对知识学习的广度与深度的要求不同。又如，学术型与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也不同，这在探讨研究生的概念时已有所论及。

培养目标是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的，但一般情况下，研究生培养单位或某学科专业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相对稳定性。除非在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驱动与导向下或在国家研究生教育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培养目标才会进行适应性调整，否则是不会轻易变动的。例如，1986年研究生司起草和下达了《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研究生教育要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总的指导思想。研究生发展规划要从我国四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密切结合教育、科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要逐步做到立足于国内，以国内培养为主；要根据国家对不同岗位高层次人才的不同需要，培养不同规格的研究生。”该《通知》是我国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和1981年实施学位制度以来，首度对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决策，从而为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多元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等发挥了重要导向作用。自此开始，我国研究生教育不仅要培养教学、科研型高级专门人才，还要涵盖以培养为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服务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1990年10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所作的《关于设置专业学位调研工作的汇报》，探讨和论证了专业学位设置的必要性。1991年开始，根据不同社会行业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格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设置了专业学位，正式培养专业学士、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三个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是对培养什么类型、什么层次人才的回答，具体通过培养规格和培养要求来体现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2.培养方式

培养方式是实现研究生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或手段。其实质是研究生培养主体在培养过程中采取的培养行为及决策，是如何培养合格的研究生的问题，其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平台搭建、课程设置、导师指导、研究生教学和科研、研究生学习以及学位论文撰写、答辩与学位授予等诸多要素。这里不打算展开详细论述，仅选择几个比较受到关注的要素进行简约论述。

（1）导师指导

目前国内外大学普遍采取“导师制”方式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例如，德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以导师制为核心，导师不仅对博士招生具有决定性的权力，而且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如论文选题、写作等，发挥关键性作用。英国的研究生指导方式与德国存在细微差别。由于“牛津和剑桥的悠久的导师教学传统，对英国其他高等学校有着影响，仍保留着可以描述为学徒制模式的残留遗产。学生不是被通过标准化的程序进行训练，而是通过依附于一位名师并且看着他或她工作，学习他们的学科是干什么的”[33]。一个学生一般分配给一位导师，如果要写论文，导师便给予指导。而在我国，研究生跟导师的关系比较“亲密”，导师跟研究生双向选择并相互确定后，研究生的学习和论文写作，甚至一些生活问题，也由导师负责。尽管我国也已实施导师组培养的方式，但类似于“师徒制”的导师指导方式，依然是主流方式。

（2）教学与科研

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当今世界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特征。19世纪初的德国柏林大学秉持的“洪堡理念”，使得“研究生教育的各个专业保存了最初洪堡的印记”[34]。弗莱克斯纳认为，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对于一个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成为开启研究生教育大门的重要原则；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促进了英国大学的发展；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促进了新世界研究生院的诞生；教学与研究的结合也使工业生产、卫生保健及一切可以想象的实用性活动收益无穷。[35]

学术型研究生以“学术”为中心，如果只是照搬本科阶段的授课式知识传授，而不训练研究生系统的科研素养和撰写学术论文的能力，必然会走进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死胡同。教学固然重要，因为教学可以帮助研究生获得系统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完善研究生的专业知识结构，这是一个知识内化的重要过程。参与科研是训练学术型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各国研究生教育目标的根本追求。研究生只有真正参与到课题研究，着手参与课题申报、课题研究、结题等具体研究工作中，才能真正获得系统的科研素养。不过，简单地认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还并不是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最佳方式的完整表达。对于国内大部分研究生培养机构来说，“教学和科研”通常是以导师为主位来考虑的，并未内含以研究生为主体的“学习”的关键性要素。“教授们明显地能够从事远离他们教学的科研，同时他们能够教整理好的知识，离开在科研界正在进行的工作整整有一光年。最重要的是，‘教学和科研’很少谈到学生的参与，‘学习’的成分很容易被忽略，仅仅假定在通常认识的情况下会发生，即教授们可能把他们自己参与科研活动和教学活动结合起来，从而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把学生包括进去。”[36]从整体功能来看，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研究生、培养研究生，而不是“膨胀”导师的“教学和科研”，忽略研究生从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因此，为防止导师的“教学和科研”和研究生的“学习”各自分离，应该丰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简单培养内涵，建立“教学—科研—学习”的培养模式，让研究生的学习融入导师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中，以真正获得学术训练。

（3）学习与论文撰写

学术型研究生的学习具有学术性、思想性、研究性的特质。研究生的学习不能停留在纯粹的记忆性学习、片面学习等层面，而应是探究式学习、系统性学习和反思性学习。研究生要善于从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学会知识选择、知识汲取和知识运用，学会掌握学科经典理论和方法体系，学会把握学科前沿，学会以研究的态度去思考、研究学科热点和焦点问题。

学位论文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要环节，是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也是研究生培养评价的重要指标。对学位论文的要求和规定是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严格控制。这对于全世界研究生教育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尤其对于学术型研究生来说，撰写具有思想性、学术性和创新性的学位论文，对于研究生的自我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生培养上，研究生自己以及指导教师，都应高度重视学位论文的选题、撰写工作，注重写作过程中涉及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学术质量等问题。

3.培养质量与评价

培养质量和评价是对研究生培养结果的检测和评估。按时间划分，有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其主要形式有学年鉴定、中期考核、终期考核、课程考核、教学实践、专业实习、毕业论文、就业情况等。

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形成与架构是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么样培养这样的人才”为基本出发点的。培养模式包含的诸要素之间，存在相关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培养什么样的人”决定着培养目标，而“怎么样培养这样的人”和培养目标同时决定培养方式；培养目标通过培养方式来实现，而培养方式是否科学合理与培养目标是否实现，或培养目标是否符合社会对人才需求，需要通过质量评价体系的检验，从而把信息反馈给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并促使培养目标和方式的调整、改革和创新（参考图0-2）。

图0-2 研究生培养模式示意图

根据对“培养模式”诸要素相关内容的简约性探讨，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即在学术型研究生教育思想、理论和特定需求的指导下，为实现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规格，由培养过程中的诸要素构成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

诚然，要探究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就应探讨“培养学术型人才”和“怎么样培养学术型人才”的具体方法方略问题，除了对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质量和培养评价等诸要素进行系统研究以外，我们更应该树立这样一种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核心思想：从学术型研究生学术性、研究性等根本特征出发，系统探究学术型研究生做学问、做科研的相关主题，在研究生培养的平台搭建、研究生学术素养的培养、科研能力的培养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探索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恰当方式方法，揭示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的特殊规律。

[1]袁本涛、王顶明、刘帆：《中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究竟大不大——基于中、美、英、台的历史数据比较》,《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第54页。

[2]潘懋元主编：《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3]Ernest Rudd, The Highest Education: A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Britain, Routledge &Kegan Paul London and Boston, 1975.

[4] Richard J.Storr, The Beginning of the Future: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Graduat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McGraw-Hill Book Compony New York St.Louis San Francisco Dusseldorf London Sydney Toronto Mexico Panama Johannesburg Kuala Lumpur Montreal New Delhi Rio de Janeiro Singapore, 1973.

[5]Everett Walters, Graduate Education Today, Americk Council on Education Washington, 1965.

[6] Jennifer Davida Stacey and S.Granville, “Entering the Conversation: Reaction Papers in Advanced Academic Literacy”,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09.

[7]Jackson, Fiona, Divine Interventions: Needs Analysis for Post-graduate Academic Literacy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in A South African School of Theology,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005.

[8]廖文婕：《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系统结构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9]陶学文：《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及其创新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10]林耀华：《创办民族学系培养民族学人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11]杨群：《要重视民族学人才的横向培养》，载《民族学研究（第九辑）》1990年，第65—70页。

[12]张有隽：《中国民族学如何培养跨世纪人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