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跨国空间与移民的地方依恋

流动性隐喻了新的生存方式和哲学理念。流动促使了跨国移民重新思考“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到哪里去”这三大哲学问题。本章解读了这一群体的身份、情感与地方依恋，再认识移民群体的文化政治。

“流动性”（mobility）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特征。事实上，全球化进程就是不断超越诸多边界的流动性活动——商品的流动，信息、通信产物和服务的流动以及人的流动[1]。在日益流动的世界里，现代性早期所建立起来的二元制观点（传统与现代、真实与非真实、本土与全球）已经被不同主体提出异议甚至被颠覆。流动性作为现代生活的隐喻已经衍生了新的生存方式与哲学理念，为全球化社会有效运转提供了新的运转机制与密码。流动已经成为最普遍的现象之一，成为不可避免也无法避免的社会实践。

流动社会的主体之一是移民。跨国移民通过建构家族关系、经济、社会、组织、宗教及和边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同步建构与重构多元的空间嵌入[2]，从而形成同时具有全球与地方、这里与那里、过去与现在特征的跨国移民空间。因此，跨国移民在流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不同地方的情感引起了地理学学者的关注。例如，奥德丽·L.小林（Audrey L.Kobayashi）等以加拿大的中国香港移民为例，分析了地方感如何塑造跨国的习惯和身份认同，揭示了情感因素在跨国主义与地方重构中的作用；[3] 刘梁妮研究了新西兰的中国新移民对家、身份认同和社会空间的重新定义与协商；[4] 马丽娜·里克特根据移民对地方的情感依恋，将地方分成作为身份认同的地方和日常行为的地方，前者是基于地方想象与记忆构建的“文化符号”，而后者是移民社会关系的重构，是现实生活中的地方[5]。移民的地方感与归属感并不是断裂的，而可以通过教堂、餐厅等“异质情感空间”得到延续与重构[6]。另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不同移民群体情感归属的差异，发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群体的归属感、对家乡的认知及流动性都存在显著差异[7]。

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和政治特点与新的多层次的跨国活动相结合，跨国网络把迁入地与迁出地联系起来，推动跨国移民参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空间活动，导致了多重身份的权利与认同、文化与政治、国家与民族等关系上的混乱，也就是说，跨国移民的公民身份被质疑。跨国移民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多重身份体现在：迁出地成为认同本源，迁入地成为权力本源，新兴跨国空间成为包含两个甚至更多国家的政治活动空间。鉴于此，哈拉尔德·鲍德提出基于居住的公民权，就是模糊出生地和国家边界，以在某地居住达到一定的年限为标准，赋予移民公民权，从而保证移民公平，给予他们等同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8]。

本章节我们选取了三篇有关跨国移民情感、身份、地方建构与冲突方面的论文进行阅读。第一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在中国的新加坡人，江莉莉分析了这些跨国的新加坡人如何建构或者重构自己的国家认同，以及这种国家认同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移民的国家认同会遭遇哪些挑战。文章解读了很多基础性的概念与理论，对于学习跨国移民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第二篇文章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南部的拉丁美洲籍移民，主要分析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冲突、矛盾与地方实践，对于理解地方营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三篇文章以阿布扎比的南亚移民为例，探讨了跨国劳工的日常生活实践，思考了全球城市与跨国劳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