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缘起

近代以来，纵观中国近现代体育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体育事业经历了“三次冲击”。这三次冲击分别表现为引进西方体操后的第一次冲击、照搬苏联模式后的第二次冲击和以奥运金牌为指挥棒的第三次冲击。这些过度急功近利的发展目标使得近年来的中国现代体育步入了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因为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之下，中国体育的发展道路步入了“全面引进”或者“照搬国外”的物质体育模式。虽说对中国体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也使中国体育在短时间内缩小了与体育大国之间的差距，但纵观中国体育的发展历史和现实情况，我国现在所开展的体育项目中，真正符合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体育项目正如日中天。世界许多国家已不仅仅满足于在国际体坛夺取奖牌，而是不断发掘自己的传统体育，把代表本民族文化的运动项目弘扬于世，从而掀起了体育的“新文化运动”热潮，形成了“人文奥运”的概念。

当今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育竞争正在变得日趋激烈。除了在竞技体育舞台上争金夺银之外，将代表着本国民族文化的体育项目向世界予以推广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而这也恰恰符合了“人文奥运”的发展理念。中国体育在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要在现代体育（国外体育）和传统（本民族）体育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应在全面融入国际体育这个大家庭的同时，注意自身优秀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发与整理，全面推动本民族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的兴起和繁荣，由现在的“物质体育/竞技体育”向“文化体育/人文体育”过渡，突出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具有极其深厚的内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武术以其内外兼修、术道并重的鲜明特色传承至今。武术自原始社会诞生以来，集技击之大成，摄养生之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体系。作为一项诞生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武术蕴含着中国朴素哲学思想的精髓，并最终形成了结构复杂、内容丰富的系统理论体系。在广博的武术文化体系中，武术技术体系属于外显层，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武术的本质、理论基础等则是武术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内隐之“道”。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武术”的完整文化性。

文明的传承、更新与创造，需要教育这一文化实践的参与。无论是以“术”为表征的武术技术，还是以“道”为表征的武术文化，都依赖于武术教育的传播、交流与升华。然而，通过观察包括体育在内的教育不难发现，由于近年来对升学考试的过度功利主义追求，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学生发展的诸多问题。如身体素质严重下降，很多青少年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自我中心倾向严重，团结合作意识较弱，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不断被淡化等。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因此改革当今学校教育、加强身体锻炼与体育教育已经刻不容缓。作为一项外可强身健体、内可修身养性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进武术进入校园体育课堂，通过“武术”来“育人”，以此丰富青少年的人格培养途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下面将推进武术教育的必要性，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之需

中国传统武术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同时融会道家、佛家、美学、兵法、医学等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体系，它构成了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会议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中央领导会议上提出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这一重要思想。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重要象征，文化产业的繁荣昌盛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兴盛。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加快推进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复兴，也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西方体育文化正在对我国本土体育文化形成强烈的冲击，西方的一些体育项目也成为我国青少年群体竞相追逐的时尚运动。这使我国本土体育项目逐渐呈现边缘化倾向，进而导致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教育中失去主体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教育中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教育的理性诉求，武术是在中国这块特有的土地和文化的酝酿下形成发展起来的，武术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从远古走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中蕴含着华夏文明所特有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武术教育的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因此我们今天要推广和发展武术教育，就需要探讨和研究武术教育的文化性问题。”[1]

（二）新时期国民性塑造之思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塑造，需要借助武术教育文化的滋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人们逐渐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文化，这些西方现代文化在展现精神文明多元化的同时，也通过娱乐、音乐、电影、健身、竞技等途径，把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潜移默化地灌输到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思想中。值得警醒的是，大量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弱化，在社会上出现很多国民精神缺失的现象。比如爱国情怀的缺乏，民族精神的缺失，尤其导致了青少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偏差或片面化，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及时加以解决。而探索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塑造健康正直，积极向上的国民性格，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教育，可以与武术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入手。利用武术教学中的文化属性及其独有的“武道”[2]教育可以影响学生的思维观念，进而对社会和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作为塑造我们精神文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术以其独有的文化性和教育内涵传承至今。作为一项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项目，急需保护和继承。随着21世纪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武术传统文化逐渐受到重视，并且不断壮大，它所内含的深邃文化对教育的意义也在当前社会迸发出夺目的光辉。因此，应意识到学校武术教育是传承武术文化、提升社会国民精神、强化民族意识、增强爱国情怀、丰富青少年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重视武术的文化传承性，潜心研究武术传统文化的普及，贯穿配合武术礼仪，品质的引导，最终创造良性的武术教育环境，是目前武术教育的一个方向。当武术文化教育不断普及壮大，当中国武德成为真正能代表中国人民身份的文化标志性符号，中国国民精神，民族精神也会随之巩固强化，从而能够自信开放地屹立于世界多元文化之列。

（三）武术教育价值平衡之求

武术教育不仅要注重武之“术”，还要重视武之“道”。以武术之道统领武术之术要求我们研究武术内蕴的文化性。作为一项孕育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的衍生与发展可以说与传统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展至今，可以说武术早已脱离了简单身体练习的层面，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文化。自武术产生以来，对于武术的认识[3]可谓多种多样。在这些概念之中，从最早的“武艺”到后来的“技击”“技勇”“功夫”，抑或民国时期的“国术”。不难发现，作为“武”之“术技”，武术似乎一直没有脱离开与“术”字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术”一字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武术之术可以分为人造之术[4]和自然之术[5]。但是，“武”本身就蕴含着深厚的哲学与文化观，习武并非单纯地是习“技”，很多武术家究其一生所学所创，便是为了体悟与把握这个神圣的“道”字。在这一点上，便体现出了武术练习者所一直强调的“术道并重”这一理论基础。

以日本的国技柔道为例。究其本源，其实最早源自于中国明末时期的“捕人之本”[6]。作为一项在国际社会上传播最广的日本武技。“柔道”一词最早也称为“柔术”。其由“术”向“道”的更名，源于1882年嘉纳治五郎在东京下谷永昌寺创立的讲真馆柔道，道馆成立后对日本全国武术界进行称谓上的统一。随着技术体系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规范统一，柔道这项日本民族传统项目的理论技术也更加趋于完善。柔道逐渐进入日本中小学成为必修科目，进而走向世界，并成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通过对柔道这一项日本国技由日本向国际以及由“术”至“道”的发展轨迹进行分析，可以得知：柔道这一项目在最初的柔术发展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借力打力、引进落空”这一技术特点，也恰恰与我国太极拳所强调的口诀要领不谋而合。然而，仅仅强调技术层面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这样一套“永不以力抗敌，完全靠他自己的力量打倒自己”（小泉八云）的思想背后，蕴藏的是深厚以及奇妙的东方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柔道远超于防御科学之上，从而表现出了民族的文化性与哲学方法论。这也使得柔道这一项目得以由“术”发展为“道”，在引起日本国民重视的同时，不但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也增强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向心力与自信心。

同样是以术道并重并且风靡全球的例子，便是为世人熟知的跆拳道。作为世界范围内传播较广的一项格斗运动，跆拳道的推广充分借鉴了日本武道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来说，跆拳道这一韩国国技与中国武术以及日本武道均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然而，通过对服装、礼仪、精神进行统一规范，跆拳道也将其国家的民族统一精神融入项目之中。因此，通过练习跆拳道这一项目，在掌握一项防身强体方法的同时，亦能树立一种为国家、民族、正义而献身的精神追求。这也正是跆拳道由“术”入“道”这一发展主线的精髓，同时也体现出了在一个国家之中，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术”的层面，也需要重视处于上位哲学文化观与方法论的“道”。

通过对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项与中国武术有着诸多相似点甚至可以说源于中国武术的日本武道以及韩国跆拳道，不论在其国内或是在国际社会之上，都通过“术”与“道”的结合，或者以由“术”入“道”的推广模式，取得了项目发展的巨大成功。然而近年来，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武术文化却在近年来走上了“体育化武术”或者“中国式体操”的发展误区。不可否认，这与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以及“金牌效应”的整体环境有一定关系。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之下，将原本门派繁多的中国武术统一动作、规范标准的确可以为武术的教育以及推广做出有力贡献。然而，过度重视技术内容的教学则忽略了武术文化中关于精神、礼义、道德方面的约束与教育，这也恰恰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术道并重”的武之“道”的层面。因此，笔者认为，在武术教育的平衡过程中，不仅应重视武之“术”，还要重视武之“道”，将武术的“文化”教育与“技术”教学提到同等高度。唯有这样，方可更好的传承弘扬武术文化。

（四）研究者的教育责任之期

本人最终选择这个题目也是基于自己的工作需要和自己的研究兴趣。本人在大学从事体育科目中的武术工作，又从小师从父亲习练传统武术，对武术及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有着天然的兴趣。在大力倡导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当下，如何更好地去传承武术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一名高校武术课教师的责任和使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更好地促进武术事业的传承发展，国家体委[7]将武术这一国粹以一项现代体育学科的模式进行发展。这也使农耕社会时期建立在模拟血缘关系之上的武术传承制度在今天演化为一种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课程制教学模式。这种学校课程制传承模式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武术在古代杀敌保身、维持生计这一方面的功能正在逐渐被淡化；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受西方竞技体育思想而创编的竞技武术这一新兴项目息息相关，传统武术在被规定了统一的量化标准以后便出现了以“打、练分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武术散打和武术套路，人们练习武术的初衷也由古代社会的战场保身杀敌、平日维持生计这一目的转化为健身健体，娱乐身心。此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少年强则国强”，将武术这一项目推广入校园之中，使更多的适龄青少年学生得以更加直观地接触到武术，势必会为武术这一国粹更好地向国人推广起到不可言喻的作用。

随着原国家体委将武术开始作为一种专业学科的方式进入校园，武术的发展走向了更加科学化的轨道，并逐步确定了武术专业“教学——训练——竞赛”这种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以中国武术为骨干，涵盖中华民族民间体育和传统养生体育的民族传统体育学这一学科正式成立，为我国培养从本科学历一直到博士学历的武术科研人才作出巨大贡献。在设立了民族传统体育学这一学科专业之后，除了编写专业课程校本，又编著并出版了一系列的武术专业教材。从而实现了校园武术人才培养的标准化与规模化，实现了武术与现代教育制度之间的完美融合，使得武术项目在现代社会得到空前发展。

然而，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其双面性。将武术作为一项现代体育项目推广进入校园之中虽然对武术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过度重视技术内容教学则使得传统武术文化所一直强调的术道并重被忽视。在传统师徒制传承中，各门派武术因为其拳种风格的不同故而形成了拳种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在推进武术教学进入校园以后，传统师徒制一对一或者一对几的教学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以规范统一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虽然方便进行统一教学、提高教学效率，以及对动作标准进行统一的量化评判，却在另外一个方面抑制了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造成整个班级后期“千人一面”的培养结果。从而使丰富多彩的传统武术逐渐趋于消亡，进而失去特色。同时，这种一对多的教学方式由于标准过度统一化，容易忽视对有天资学生的单独培养，失去武术传承过程中的高水平人才。

此外，传统武术文化是建立在古代哲学基础之上，融合儒家、道家、佛家、阴阳五行等学说发展起来的一项民族传统精华，弟子在向师父取经学艺的过程中除了学习武艺之外，需要对传统武术蕴含的哲学、中医学、兵法等思想进行长时间的感悟以及熏陶才能体会到其中本质，而这种文化氛围并不是有形的，它是需要长时间的“熏”“耗”以及“悟”才能得以提高，所谓“十年不出门”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形象阐释。对比现代课程制的武术教学，因其是在西方现代体育思想基础之上建立的，所以其强调的是技术层面以及动作规格上面的讲解。虽然具备简洁易懂的特点，却缺乏了传统武术教学中对精神文化以及德育方面的培养。

总的来说，这样两种传承（教学）体制，可谓各有利弊，我们可以认为一对多的校园武术教学模式增加了武术人口，拓宽了武术练习者的受众面；而传统师徒传承教学模式则因其一对一的精英制教学特点，尽可能地为武术练习者的学艺精纯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继续坚持以课程制教学为主弘扬、宣传武术的同时，学校武术选课应多样化，不应局限于竞技武术，否则会使丰富多彩的传统武术走向没落。

同时，在国家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环境之下。这样两种传承体制也不应该相互抵制。脱离了国家的支持，传统武术的路子只会越走越窄，最终走向消亡。对学校学生予以大规模规范性教学的同时，要保证传统武术教学老师的教学水平；传统武术教学老师应多向专业的民间门派传承人进行学习，进而提高自身水平，更好的面向学校进行普及性教学。同时，校内对少数品学兼优的弟子予以武德及传统武术观念教育，从而更好地将武术文化这一国粹在当代社会更好的传承下去，这也是本人作此研究的初衷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