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改革开放40年来，学术研究上蹉跌推进，长期冷落一隅的清诗研究已经悄然发生改变。无论文献整理的基础建设、研究领域的横向拓宽，还是各种问题的深入开掘，形成一种蔚为大观的集约面貌。断续迭出的众多研究成果，不断刷新着历来学界对清诗的陈见，刮诟磨光，展示了清诗应有的文化价值与诗学魅力。
我向来认为，在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过程中，“性情”与“学问”是一对相关命题，历史上，诗人抒情写志既有“情志→景象→韵味→意境”的以“性情”为中心的“意境化”模式，也有“陶冶诗意→依藉典籍→比附典事→融之入诗→润之成句”的以学问为诗的路径。这两条路径同时并存，并贯穿中国古典诗学的全部历程。就以学问为诗的路径而言，从先秦起，诗歌学问化要素已孕育生成，汉魏六朝诗拉开了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序幕，唐诗持续发展，到了宋诗，形成了古典诗歌学问化的第一座高峰，继元明诗之后，清诗又形成了古典诗歌学问化的第二座高峰，随之而来的是近代诗歌中学问化的新变与终结。无疑，古典诗歌学问化倾向是清诗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清诗直追唐诗、宋诗的重要原因，“清诗之所以祧元明而配唐宋，恰恰就在于它 ‘以学问为诗’”[1]，原因不言自明，清人要在唐宋以后的诗坛上开辟疆域绝非易事，以学问为诗，可以说是清人适应并光大古典诗学内在文化流脉又刻意为之的结果。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岭南，这里又是另一方天地。岭南地处五岭之南，偏居一隅，背山靠海的地理位置、热带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山高皇帝远的政治生态使得岭南成为中华文化大家族中独特的一支。就诗歌创作而言，岭南诗坛同样别具面貌。数年前，我在《清中叶岭南四家诗歌创作研究》的序言中指出，“与乾嘉正统诗坛——诗人们的精力才智被导向缺少深厚历史内涵为依托的诗歌风格艺术诸方面的刻意琢求——不同”,“在地域文化的特定视野中，作为岭南人，诗人以诗学为核心的全部活动和成就所显示的，就不仅是他个人在乾嘉诗坛上地位的高下，而代表了地域文化在当时交融的主要趋向以及所达到的深度”[2]。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当初的看法是符合岭南诗歌的实际的。岭南诗歌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中原的发展道路，即受动并体现了一种开放兼容、求真务实、直观享乐的地域文化性格。毋庸讳言，这种文化性格的另一面也许是文化积淀不那么深厚——乾隆开设《四库全书》馆时，岭南地区进献的书籍屈指可数便可见一斑。这样的地域特色，使得岭南诗人大多数难以在“以学问为诗”的道路上策马驰骋，势必主要遵循着“意境化”的抒情写志道路。
张琼的《清代布衣诗人研究——以岭南布衣诗人为例》具有弥补空白的本体价值，即首次对岭南布衣诗人群体面貌进行勾勒、界定和分析。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对“布衣”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分析了清代布衣文人的精神特质，进而梳理了清代布衣文人对清代文学的推动作用，论述“诗在布衣”“文章归于匹夫”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布衣自小为之的创作轨迹、留名后世的创作目的、心无旁骛的创作态度、相对自由的创作过程及明确的文坛争胜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清代统治者恩威并施的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布衣文人以多样化的谋生方式保持了自身的独立与尊严。下编主要剖析清代乾嘉时期的布衣诗人，细致地分析了乾嘉岭南布衣诗人的特殊心态，指出乾嘉布衣诗人创作的价值所在：在举世讴歌太平盛世的时刻，他们从社会底层的视角，展现了一个下层社会的全景图，描画出“乾嘉盛世”大幕下的另一重社会生态和心态。
同时，本书从诗人的社会身份出发，似乎不经意印证了“学问化”“意境化”的诗歌创作道路与诗人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大略而言，布衣诗人更倾向于“意境化”诗歌创作，仕宦诗人则更青睐于“学问化”路径。全书既有宏观鸟瞰，将诗人诗作置于清代乾隆嘉庆的历史背景之下，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结合时代环境、作家的生平和思想研读作品，并运用心理学、生态学、地域文化理论，探讨乾嘉之际的岭南布衣诗人的心灵轨迹，也有对乾嘉时期的岭南布衣诗人的微观研究，突出岭南诗人的地域性风貌，触摸了一些学术上的盲点，新意频出，不少地方有一得之见，如注意到诗人的谋生方式与诗人创作的互动关系，就颇有独到之处。当然，有些具体问题摸到即止，未遑展开，似是为日后深入开掘留下空间。
张琼于世纪之交负笈南下，列我名下接续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记得她当时已对古代的隐逸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入职广东财经大学，虽然工作岗位屡有变迁，行政工作日益繁重，却始终坚守初心，教学行政事务之余，集中精力研究地域性布衣诗人问题，其研究旨趣正与她既能热心服务群体，又不辍学术追求而体现的淡泊守志相映成趣。
此书是张琼的第二部学术著作，读来倍感欣慰。如果说前一本《清中叶岭南四家诗歌创作研究》是对“岭南四家”进行了集约式探究，那么，这本书反映了她研究视野的广度与深度又上了一个台阶。深冀其以此为起点，不断有更多的新成果问世。是为序。
魏中林
[1]吴孟复：《别才非学最难凭——略谈清代的诗学与学风》，载《明清诗文论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