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命态度

一 生命态度的概念

态度一直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大研究主题，因为它是有效预测行为的有力因素。态度指个体对特定对象的总的评价和稳定性的反应倾向（阿伦森，2007）。[1]弗里德曼（1984）认为态度的组成主要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认知成分是人们对外界对象的心理印象，包括有关的事实、知识和信念；情感成分是人们对态度对象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情感；行为倾向成分是人们对态度对象所预备采取的反应，具有准备性质，会影响到人们将来对态度对象的反应。[2]其中，认知成分是基础，规定了态度的对象，态度的对象可以是具体的人、物、事件，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而情感成分是态度的核心与关键，既影响认知成分，也影响行为倾向成分。

有学者认为生命态度是个体对生命所持有的态度，包括对与生命有关的人、事、物或观念倾向于如何感觉、如何行动的描述，除了行为倾向的意涵之外，同时还牵涉对生命的认知与情感层面的内在架构（弗兰克尔，2003）。[3]有学者认为生命态度是透过个人对生活中各种关系的体验后，对生活以及生老病死的综合性价值及看法，希望能反映出一个人过去的生命历程与文化洗礼，是属于人存在的灵性层次。个人愿意透过生活中各种关系的体验而自我超越时，便会体会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对目前及未来的生活事物感到有意义与目的，更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拥有正向的生命态度（刘淑娟，1998）。谢曼盈（2003）在萨特（Sartre）、弗兰克尔（Frankl）、罗洛梅（Rollo May）与罗杰斯（Rogers）等学者对生命态度的基础上，提出将生命态度归纳为生命理想、生命自主、存在感、关怀与爱、对经验的态度、对死亡的态度六个向度。[4]后来的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层面的纬度，如李昱平（2006）指出生命态度是指个人对生命存在的意义、目的以及价值，也包含个人对成长、责任、选择、宽恕、关爱与爱、生活经验及死亡态度等方面的认知、感受及行为倾向。[5]黄淑芬（2005）指出生命态度是指个人对生活、生、死、生命的综合性价值与看法，是追求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表现状态，它包括积极负责、感恩关怀、接纳自己、死亡态度四层面。越积极乐观，则对目前及未来的生活事物越感到有意义与目的；越消极悲观，则对目前及未来的生活事物越感到挫败和失落。[6]李孟榛（2006）则认为生命态度应包含六个层面，分别为：“存在感”“爱与关怀”“死亡态度”“理想”“生命经验”“生命自主”；而面对生命的态度积极正向的人，倾向有值得投入的生活目标、接受自己生命的责任、主导自己的生命、对所置身的世界积极关心、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正向地看待死亡并且常用积极的态度看待经验的意义。[7]

尽管不同学者对生命态度的概念界定不同，但总地来说，生命态度就是个体与生命相关的人、事、物或观念所持的态度。生命态度作为态度的具体表现，也包含了态度的三个基本成分，即对生命的认知、关于生命的情感和生命的行为倾向（庞莉，2015；只欣，2012）。其中，生命认知是指对与生命有关的事实、知识、信念、评价等，包括了解生命的起源、掌握生物生命成长的规律，知道生物体与非生物体的区别并能够进行生命判别；如何看待生命历程中的种种正性和负性的经验；对生命的终端——死亡的相关概念的认知，以及在生命过程中遭遇的挫折、死亡、悲伤事件等。生命情感是指在肯定生命或否定生命基础上所产生的对生命的情感体验或情感反应。生命行为倾向是指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面对诸如挫折、死亡、悲伤等事件时，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以及如何进行生活、度过生命。因此，良好的生命态度会促使个体能更好地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从而产生良好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并产生积极的、正向的生命行为；而消极不健康的生命态度，会使人容易产生空虚、无聊、烦闷等消极情绪，引发自杀、自残、杀伤他人、虐待动物、破坏环境等消极生命行为的发生。

二 生命态度的测量方法

西方的学者研发了与生命态度相关的最早的测量工具。首先，克伦特（Crumbaugh）（1968）根据弗兰克尔意义治疗理论编制了《生活目的测验》（Purpose in Life Test,PIL），用于测量一个人对生活意义和目的的感受程度。该量表共20个项目，主要测量五个维度，包含对生命的热忱、生活目标、自主感、逃避、对未来期待。[8]评价标准使用两极形容词作为指标。台湾学者将其翻译成中文版，以七点等级量表进行作答（杨宜音，张志学，1997）。肖蓉（2009）研究生活目的测验在内地大学生中的应用，发现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是0.878，重测信度是0.837。[9]

其次，雷克尔（Reker）和皮科克（Peacoke）（1981）参考弗兰克尔意义疗法的观点后编制的《生命态度剖面图》（The Life Attitucle Profile,LAP），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态度量表，用于测量个体了解自己生命目的与意义程度和寻找生命的动机。[10]后来何英奇（1979）根据弗兰克尔意义治疗理论的核心命题和概念，参考《生活目的测试》《心灵目标追寻测验》《生命态度剖面图》等量表，编制了《生命态度剖面图量表》，包含了39个项目，主要测量个体的意义意志、存在充盈、生命目的、生命控制、苦难接纳和死亡接纳六个方面。[11]这六个因子上又通过第二层因素分析抽出两个高层因子：生命意义的追求与肯定和存在的超越。生命意义的追求与肯定是由生命意义意志、生命目的、生命控制和苦难接纳4个因子所构成；存在的超越是由存在盈实和死亡接纳2个因子所构成，采用5级评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该量表有比较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于生命态度、生命意义感等研究。后来雷克尔（1992）又对此量表进行修订，修订为《生命态度剖面图——修订版》（The Life Attitucle Profile-Revised,LAPR），修订后共有生命目的、生命一致性、选择与责任、死亡接纳、存在真空和目标追寻六个分量表，研究证实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2]

谢曼盈（2003）在整理生命态度的相关理论，参考《生活目的测验》《生命指数量表》《存在意识量表》《生命态度剖面图》等量表基础上，编制了《生命态度量表》，该量表包括理想、生命自主、存在感、爱与关怀、生命经验和死亡态度六个因子，共70个项目。[13]理想，即关于生命的目标，是指个体认为具有深厚意义的且值得全身心投入去追寻的生活目标。生命自主，是指个体自由选择、自己掌握自我生命的一种态度，以及对选择的负责程度。存在感，是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肯定程度，掌握自己独特生命价值的深度。爱与关怀，指个体对他人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包含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以及行为方面的表现。死亡态度，指个体对死亡的态度，既包含对死亡的理性预期、正向思考，也包含消极应对的态度。生命经验，指个体对经验的态度，即当个体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经验时选择的正向接纳或消极逃避的倾向。在生命态度的各因子中，理想及生命自主因子指向个体自身的生活态度；爱与关怀因子指向他人的态度；生命经验及死亡态度因子则是个体面对生命情境与遭遇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存在感因子是指个体在当前情境下对自我价值所持的态度。此后，庞莉（2015）结合本土大学生的特点，通过施测，修订为只有26个项目的生命态度量表。[14]采用5点等级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比较不同意，3代表说不清，4代表比较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该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36，六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是理想量表为0.703，生命自主量表为0.757，爱与关怀量表为0.787，存在感量表为0.765，死亡态度量表为0.779，生命经验量表为0.865。

后来陆续有研究者针对不同群体修订或编制适合不同群体的生命态度量表。如曾郁榆（2005）将《生命态度量表》修订为《青少年生命态度量表》，使之适合台湾的青少年。张维（2017）采用该量表评估了大陆高中生的生命态度，主要包含理想、生命意义、爱和关怀、存在感、死亡态度五个维度，采用 Likert 4点计分，共25个题目，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全量表为0.832，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663—0.772之间，具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李昱平（2005）再修订适用于高中、职校学生的《青少年生命态度量表》。黄淑芬（2005）修订适合小学儿童的《儿童生命态度量表》。吴静谊（2007）修订适用于老年人的《老年人生命态度量表》。

三 生命态度的相关研究

（一）生命态度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相关研究

许多研究表明生命态度的部分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女在生命目标、生命使命、生命方向以及对自我、他人与生命的理解等方面存在差异，研究甚至发现不同性别的小学高年级学生在积极负责、感恩关怀、接纳自己和整体态度上就存在显著差异（黄淑芬，2006）。[15]比如，男生比女生具有更明确的生命目的，更能自主地掌握自己的生命，并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女生接纳死亡的程度比男生高，更能表现出爱与关怀（何英奇，1979；谢曼盈，2003；刘唯义，2005）。

年龄与生命态度存显著正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积极的生命态度水平也越高（Noriko,1999）。国内学者朱莉琪等（2000）研究发现：对于生物体与非生物体的区分，4岁幼儿尚不能区分，5岁幼儿能做到部分区分，6岁幼儿能进行较好区分；对生长现象的认知，幼儿的认知水平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并能较好的解释原因；对于生长的不可逆性，五六岁幼儿已较好的掌握相关知识，并可据此对不熟悉的生物现象做出一致性的推理；不同教育条件下的幼儿对生长的认知存在差异；幼儿能够较普遍持久地区分生物体与非生物体。[16]朱莉琪，方富熹（2005）继续研究发现幼儿能够清楚地认识到非生物体不会衰老，而生物体衰老的认知水平随年龄增长而提高，且对动物衰老的认知水平优于植物；幼儿在生命生长认知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对衰老的认知，但两者的发展并非完全同步，幼儿对动物衰老与对动物生长的认知同步，而对植物衰老的认知滞后于对植物生长的认知；对于衰老的不可逆性幼儿都有较好的认知，而对衰老的普遍性要到5、6岁才能明确地认知，幼儿对衰老不可逆性的认知先于普遍性；幼儿的生物认知受其生活经验和日常词汇的影响。[17]后来其他研究者也做过相关研究，何峰等人（2006）从生命来源、生命生长规律、生命本质、死亡认知等方面对幼儿的生命认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幼儿对生命来源有较好的认知；对生命生长规律的认知存在年龄差异，其认知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不断提高；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存在年龄差异，大班幼儿更好地理解生命的特质，能把能否“自主运动”作为生命判别的依据；幼儿对死亡认知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对死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认知不足。[18]在一项南京市少工委（2005）对南京市1068名在校小学生的大型调查中也发现，青少年儿童对生命现象已经形成基本认识，但受知识经验的限制，其尚未形成明晰的生命意识，进而缺乏对生命的尊重与珍惜，并对死亡现象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19]研究对青少年群体的调查发现20岁大学生比19岁大学生有更明确的目标和理想，对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更深的认识，能更好地把握和控制自己的命运（刘唯玉，2005）。

在生命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受教育程度与生命态度呈正向的显著相关。在对老人的生命态度的研究中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生命态度越正向（刘淑娟，1998）。其他研究者也证实不同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在整体生命态度和部分层面的差异也达到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生命态度越正向（吴静谊，2007）。

（二）生命态度与健康的相关研究

在生命态度与身体健康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身体健康越好，生命态度越积极。国内有学者研究也发现健康状况越良好的大学生，生命态度倾向越正向（谢曼盈，2003；潘靖瑛，2010; Korkmaz Aslan,Kartal,Özen Çınar & Koştu,2017）

除身体健康外，生命态度与心理健康也呈正相关。有研究显示，心理幸福感越强，个体的生命态度更为积极，家庭关系越融洽、和谐，个体的生命态度更积极（Andretta,Worrell& Mello,2014）。[20]此外，生活满意度、生活适应度、对自己生命的评价、亲近大自然、人际关系、生活态度、家庭排行等因素与大学生的生命态度都有一定程度的相关（谢曼盈，2003；潘靖瑛，2010）。周雪梅等（2013）在关于老年人生命态度与抑郁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中发现越抑郁的人越难以自然接受死亡，得到更多社会支持的人死亡恐惧较低。积极的生命态度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李娇娇、彭文波，2016），生命态度的各个维度均与应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呈显著正相关，理想与退避、幻想呈显著正相关，生命意义与求助、幻想呈显著正相关，与忍耐呈显著负相关，爱与关怀和求助呈显著正相关，存在感和求助、退避、忍耐呈显著负相关，死亡态度和求助、退避、发泄、幻想呈显著正相关；生命态度总体与应对方式的问题解决、发泄、幻想呈显著正相关，与忍耐呈显著负相关，与求助、退避不相关（张维，2017）。[21]这些应对方式的选择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