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为何以及如何研究“有闻必录”？

提及“有闻必录”，对中国新闻业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无论是初登学门的研究生，抑或是奔走业界的媒体人，要对它“评头论足”地说道一番，想来都不是难事。该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有闻必录”曾经在中国新闻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著名学者宁树藩先生称其为“旧中国流传最广的新闻用语”,[1]可谓“不中亦不远”的评价；第二，即便当代中国新闻人早已不再认同所谓的“有闻必录”做法，但它却依然被人们频频提及，[2]这又似乎表明，“有闻必录”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没有完全绝迹。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一书的开篇，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指出，“美国新闻业经常受到‘不够客观’的指责”;[3]与之相对，中国的新闻行业从很早开始，便经常受到“太过‘有闻必录’”的指责，这种指责之声从清朝末年一直蔓延到了民国后期，且在当代新闻话语中不乏余音。此间的相似性，令笔者颇感好奇与不解：到底什么是“有闻必录”？它为何会出现？中国人在批评新闻行业的时候，为何会常常认为新闻界是在“有闻必录”呢？

这种不解，更为集中地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历史地看，如果说清季民初的批评者之所以谴责“有闻必录”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新闻界集体主张了它，人们的批评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对象。那么，从民国后期直至当下，尤其是在1930年代以后，新闻业中早已不存在多少主张“有闻必录”的工作者了，人们依然喋喋不休地批评新闻界太过“有闻必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二，逻辑地看，无论是在晚清民国还是在当代，字面意义上的“有闻必录”都是新闻实践中不大可能实现的操作办法。既然如此，它又为何能够出现，且在中国新闻业发展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进一步来说，后期的批评者们频繁指责这样一种不大可能实现的实践办法，又有着怎样的实际意义呢？类比而言，指责新闻界的“有闻必录”是不正确的做法，无异于指责“抱薪救火”不是正确的灭火方式，人们对这类在常识逻辑中便可明辨是非的说法，又何必耿耿于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