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报刊新闻之出现与早期《申报》的新闻观

鉴于“有闻必录”是新闻报道中提出的口号，应当回到中国报刊新闻的发展脉络中，探索早期报刊对新闻的认知。借此，才能厘清《申报》能够提出“有闻必录”口号的观念背景。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中文报刊肇始于1815年米怜等人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它是一份不折不扣的传教士刊物。此后的1857年，作为商业报刊的《香港船头货价纸》也在香港地区出现。英国商人美查1872年在上海创办《申报》时，中文报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那么，同样作为西来的“新报”,《申报》是如何理解“新闻”的呢？它与早期报刊之间，有何种观念上的传承与转变？为什么是《申报》首倡了表征“全面翔实”的“有闻必录”说法，而不是更早前的其他报刊？

一 传教士报刊：以“载道”为目的，选择“益闻”刊登

报刊新闻的出现，是从传教士刊物中起步的，这批刊物对报刊新闻的理解，大体可归结为彼时常见的一个词语，即“益闻”。不过，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没有把新闻当回事。米怜说得明明白白，“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国俗，是三样多讲，其余随时顺讲”。[35]或因如此，当报刊史学者试图在这份刊物中寻找一些新闻报道时，不免面露难色，最后只翻出了该刊“随时顺讲”的一篇《月食》，并勉强给了它个“第一”的称号。这般看来，有人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上的新闻是“类似新闻的报道”[36]或“与新闻勉强沾边的一些报道”,[37]确实合乎情理。八年之后，麦都思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该刊直承米怜遗志，在内容与风格上都没有太大变化，其序言称，“此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夫《特选撮要》之书，在乎纪载道理各件也”。[38]可见这份刊物还是重在“纪载道理”，新闻报道之类的内容实难入其法眼。

及至1830年代，郭实腊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让人们或多或少管窥到了新闻报道的端倪。该刊在内容上陡然改变，宗教内容和伦理道德大为减少，科学知识成为骨干。尤为关键的是，该刊同时关注了文学和新闻，甚至专门为新闻辟出了一个栏目。1837年，该刊在迁往新加坡后，提及了其对报刊新闻的理解：

新闻之本，以广阁流传不胜数。弟搜罗择取其要紧之消息而翻译之。但只恐以世事之传，不齐心推德。以世务为綦重，则邵勉多讲善言，教人以天之教，守志乐道也。[39]

这番话表明新闻应当“广阁流传”，即广泛传播信息。由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报道特征也跃然眼前，即“择取其要紧之消息而翻译之”。那么，何为“要紧”？一句“但只恐以世事之传，不齐心推德”，似乎给出了答案，它认为过分关注世俗流传之事，会影响刊物传教弘德的宗旨。将这句话反过来思考，即该刊所录的消息，必须严加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就是要能够确保“齐心推德”。所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所推崇的新闻就是能够“齐心推德”的“要紧”消息，其强调“益闻”的取向已经露出些苗头了。

作为鸦片战争后出版的首家中文报刊，1853年的《遐迩贯珍》在报刊史上应当有其难以忽视的重要地位。该刊所载新闻不仅在数量上远非早期可见资料中的其他刊物可比，在内容上更是格外关注中国的消息。1854年的第六号上，一度出现43条新闻，[40]足可见重视程度。日本学者松浦章称该刊是中文报刊里“划时代的刊物”,[41]实不为过。《遐迩贯珍》在发刊序言的最后一部分，集中讨论了对报刊和新闻的理解，颇为关键，故抄录如下：

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举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惟泰西各国，如此帙者，恒为叠见，且价亦甚廉，虽寒素之家，亦可购阅。其内备载各种信息，商船之出入，要人之往来，并各项著作篇章。设如此方，遇有要务所关，或奇信始现，顷刻而四方皆悉其详。前此一二人所仅知者，今乃为众人所属目焉。中国苟能同此，岂不愉快？若此寸简，可为中国人之惠，毫末助之，俾得以洞明真理，而增智术之益，斯为吾受无疆之贶也夫。[42]

引文中将国外的“日报”与中国的“邸报”进行了对比，这在中文报刊史上，当属首次。[43]紧接着，该刊阐发了西洋日报登载新闻报道的特点，即“备载各种信息，商船之出入，要人之往来，并各项著作篇章”，可谓无所不包。因而一旦“有要务所关，或奇信始现，顷刻而四方皆悉其详”，明确提示了新闻报道“内容博杂”和“快速传播”两大特征。有鉴于此，该报主人期望报刊之于中国，也“能同此”。不过上文的最后一句更为关键，其中所说的“可为中国人之惠，毫末助之，俾得以洞明真理，而增智术之益”，直白地传达了《遐迩贯珍》刊载新闻的目标，即有益于中国人增长智术。姑且不论《遐迩贯珍》为何作如此阐发的根本原因，仅就其对新闻报道的理解而言，不难发现它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齐心推德”之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强调报道“有益”的新闻。

时隔一年之后，1854年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将传教士报刊的“益闻”取向推上了全新的高度：

窃思，《中外新报》所以广见闻、寓劝戒，故序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使阅者有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然一人之耳目有限，报内如有报道失实者，愿翻阅之诸君子，明以教我。又，或里巷中有事欲载报内，可至敝寓，商酌补入，无非人求多闻，事求实迹之意。览者愿之。[44]

此处有两点引人注目。其一，报刊登载新闻的旨归与《遐迩贯珍》等一脉相承，即“广见闻、寓劝戒”“使阅者有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强调有益于读者；其二，它提出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要求，笔者不敢轻言这是否属于“首次”提出，但它是最早一批当无异议。它表示，为实现“广见闻、寓劝戒”的目标，新闻报道应做到“序事必求实际”“事求实迹之意”。不仅如此，报馆为追求真实，还补充了一句“如有报道失实者，愿翻阅之诸君子，明以教我”。

至此，传教士报刊的新闻认知已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即“有益于人”和“追求真实”。进入1860年代，强调“益闻”逐步成为传教士报刊登载新闻报道的基本标准，《中外新闻七日录》是该时期的典型。仅就刊名而言，已不难发现其对“新闻”的重视。在创刊号中，它同样显示出了对《中外新报》之类的“益闻”报道的接续，主张“盖欲人识世事变迁，而增其闻见，为格物致知之一助耳。若其中之所载，间有文理不通，事实不符者，是余智之所未逮，万望诸君恕而正之”。[45]由此出发，其登载新闻的目标在于帮助读者了解世事，增长见闻，最终做到“为格物致知之一助”，还是强调有益于人。而“事实不符”，则“望诸君恕而正之”，无疑传达了其对新闻真实的强烈关注。

那么，传教士报刊为何要登载新闻报道，且倡导“益闻”呢？一言以蔽之，这与其办报“载道”，为传教而服务的宗旨密切相关。

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新闻”成了报刊的一个固定栏目。该刊为什么登载新闻？先来看看郭实腊面向中国人给出的回答：“夫天下万国，自然该当视同一家，而世上之人，亦该爱同兄弟。然而远方之事物，无不愿闻以广见识也。缘此探闻各国之事。”[46]这段话表明，该刊登载新闻是为了让中国人从中获益，实现“广见识”，了解“远方之事物”的目的。这一点，笔者并不怀疑，其刊载新闻的目的确实在于增广中国读者的见闻。不过，郭实腊将自己这样做的动机阐发为“天下万国，自然该当视同一家，而世上之人，亦该爱同兄弟”，未免掩盖了其真实意图。在传教士英文刊物《中国丛报》上，他的“狐狸尾巴”才显露了出来：

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有巧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方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47]

此言表明，早期传教活动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抵制与排斥，传教士多被国人斥为“蛮夷”，布道活动难以开展。为此，郭实腊希望转变策略，不“触怒”中国人，同时让中国人明白自己不是“天下诸民族之首尊”，而是“仍有许多东西要学”。[48]从这一办报动机出发，《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始传播西方的“技艺、科学和准则”，当然也包括新闻，为的就是要用“展示事实的方法”，改变中国人的“蛮夷”认知，从而为传教工作打开局面。说到底，其动因仍在于“载道”，在于向中国人进行说教。据此观之，它与并不刊登新闻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在根本目标上实无二致。

不过，既然创办报刊并登载新闻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载道”进行传教，那就不能刊登胡言妄语了，必须“展示事实”，使人从中“获益”，然后中国人才有可能相信报刊的说辞，加入教会。这就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什么要刊登新闻，及其为何主张“益闻”报道的主要原因。

郭实腊的这套说辞，被后来者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遐迩贯珍》直言，“不过欲使读是书者虽不出户庭，而于天地之万物之情，皆得显然呈露于心目。刊传以来，读者开卷获益，谅亦不乏人矣”。[49]依然强调的是新闻能够有益于中国人了解天下的情形，开阔自己的眼界。《六合丛谈》又曾指出，“且夫四海虽远，在一积块中耳；兆民虽多，由一始祖生耳。一国有事，列国亦必共闻。庶几政令流通，风行雷厉，此泰西近事之所又译也”。[50]这段话几乎是郭实腊原话的翻版，大意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因此要了解彼此的见闻；《中外新闻七日录》亦承接了该旨趣，称刊载新闻的原因在于“欲人识世事变迁，而增其闻见，为格物致知之一助耳”,[51]目的还是在于增广见闻，有益于中国人。1868年，林乐知在《中国教会新报》中说得相当露骨。他认为，教会报刊的读者“不尽教中，兼载新闻，观者愈众”，且“教外事宜多，教中事宜少，否则教外人厌弃不观，尚非善诱”,[52]而“外教人亦可看此新报，见其真据，必肯相信进教”。[53]

因此，教会报刊倡导“益闻”的根源就在于“载道”，从而使读者相信报刊的内容并接受教会的教义，新闻报道本身既非教会报刊的目的，也非报刊的重心。传教士报刊要求刊登有选择性的“益闻”，从一开始就格外强调新闻的真实问题，[54]自然不会提出注重新闻“全面翔实”要求的“有闻必录”口号，“选择性”而非“全面性”才是传教士刊物开展新闻活动的基本要求。

“益闻”观的集大成者，是稍晚于《申报》之后，于1878年创办于上海徐家汇的《益闻录》，刊名“益闻”二字直接昭示了它对待新闻活动的态度。与早前“天下新闻”“各国消息”“闻见录”以及“新闻七日录”等刊名相比，其最大区别就在于突出了一个“益”字。可以说，该刊之创办，标志着传教士“益闻”观的最终成熟。在这份刊物中，集中体现了传教士报刊对新闻的要求和理解：

新闻报之传行于中国盖有年类，其论学问，言国是，辨道义，述风谣。有益于心身性命文学见闻，实非浅鲜。惟恐偶有词工淫艳，语涉闺闱，少年后生辈见之，未免有关风化。……惟愿赏鉴诸君子，凡所见闻，有益于共见共闻者，陆续书以寄下，以便登录为荷。[55]

《益闻录》明确揭示了“不益”新闻的种种危害，即“词工淫艳，语涉闺闱，少年后生辈见之，未免有关风化”，认为这类新闻整体上有伤社会风气，报刊将摒弃不录。循此逻辑，在倡导“益闻”理念的早期教会报刊那里，注重“全面翔实”而非有所选择的“有闻必录”口号，是根本不可能被提出的。

二 早期商业报刊：以“行情”为重心，兼登各种“风闻”

1857年前后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当是最早的中文商业报刊。[56]如果说传教士的新闻报道可以用“益闻”来概括的话，那么，中文商业外报的新闻报道大抵可用“风闻”二字来形容。在当前可见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原件中，几乎每一期都会刊登一份征集新闻报道的启示，基本反映了其对待新闻报道活动的态度：

启者：唐人如有切要实事，或得之目击，或得之传闻，不论何事，但取其有益于唐人，有合于同好者，均可携至本馆刻刷，分文不取，特此布闻。新闻纸馆谨启。[57]

从中容易看出，该刊所载新闻，不管“得之目击”，或“得之传闻”，只要“有益于唐人，有合于同好”，都可“携至本馆刻刷”。尽管此处提及了新闻之“益”的要求，但将其与同时期传教士的《中外新报》进行对比，差异颇为明显，前者即便“得之传闻”亦可登载，几乎没有考虑“真实”问题，后者则追求“序事必求实际”。《香港船头货价纸》登载的新闻中，最主要来源是殖民当局公告，同时伴有社会新闻和法庭新闻。有意思的是，在登载后一类新闻信息时，该报常以“闻说”二字为开头语，与其新闻征集启示基本保持一致。[58]将该报理解新闻报道内容称之“风闻”，或无不妥。

《香港船头货价纸》的主张明显影响了1861年的《上海新报》，后者在征集新闻时写道，“华人如有切要时事，或得之传闻，或得之目击，无论何事，但取起有益于华人，有益于同好者，均可携至本馆刻刷”。[59]在启示中，《上海新报》仅将《香港船头货价纸》启示中的“唐”字改成了“华”字，其他内容悉数照搬，其间的观念承接，可见一斑。1864年的香港还有人创办过另一商业报刊，名为《近事编录》，王韬曾担任其主编。据相关资料记载，该刊主要登载消息，并大量发表社会新闻，“多谈狐说鬼之作”。[60]照此推断，说该刊对新闻报道的处理也持有“风闻”态度，不会有太大偏差。1871年，香港《德臣报》出版中文专页《中外新闻七日报》，次年扩版为独立的《香港华字日报》。在新闻报道中，这两份刊物同样偏向“风闻”，他们既主张“奇见异闻有涉及大众无干于讪毁者，送至本馆，立为排印”,[61]又主张“或规述时事，或采取异闻，或有述中外之故，伟论鸿词，高见远识，足以豁愚蒙而增智慧者，本馆亟当登录”。[62]“奇闻异见”的“风闻”消息，依然是这两份刊物登载新闻的一个重要标准。

早期在华中文外商报刊为何会主张“风闻”报道？答案并不难寻找：这类报刊以登载商业行情为主，意图服务商户，求得生存，而登载新闻报道则是其吸引读者眼球、扩大发行的重要方式。

《香港船头货价纸》主要登载行情和广告，并据此实现营利。该刊表示，“每逢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为期遍派香港各铺户，每月收回银一大圆。如贵客有事要印落此纸内，务宜早一日走字通知未士开刺便妥。印刷唐字价钱如左……”[63]可以看出，其发行对象主要是“香港各铺户”，营利模式则主要依靠发行和广告。那么，各类新闻信息的作用何在？囿于资料限制，本书难以展开深入分析。不过，通过其新闻征集启示，即“唐人如有切要实事，或得之目击，或得之传闻，不论何事，但取其有益于唐人，有合于同好者”等话语，[64]亦可作一推断。其中提及的“切要实事”“有合于同好”大体表明，其登载新闻的目的在于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关注中国人所关注的重要时事。因而报刊上登载新闻的目标在于吸引人关注，至于这些事情到底是传闻还是目击，到底是真还是假，报刊就没有那么关心了，这应当就是早期商业报刊“风闻”认知最初出现的原因。

在《香港船头货价纸》变更为《香港中外新报》之后，其重视行情的偏向依然没有改变，它实际上是每周的二、四、六发行“新闻纸”，同时也是每天发行“行情纸”。在它看来，“时事所以广见闻，行情所以便商贾。本馆行情货价一节，极意采访，盖期于贸易场中同人获益也”。[65]重视商业行情是该报赖以生存的根本，作为“时事”的新闻不过是“广见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以新闻时事吸引读者的眼球，并依靠商业行情营利谋生。其中一句“行情货价一节，极意采访”，可以做两点理解：第一，正面来看，商业行情是早期商业报刊关注的焦点，作为“时事”的新闻不过是“广见闻”的一种手段，不是报刊活动的重心；其二，反面来看，这类报刊对新闻时事并未做到“极意采访”，主要走的是“风闻”路线。

概言之，早期商业报刊虽不像教会刊物那样强调有选择的“益闻”，而是刊登各类“风闻”，但其活动包括的重心仍停留在“极意采访”的“商业行情”上，其他的新闻时事信息不过是兼而有之的“副产品”。此般情形下，早期商业报刊同样难以在新闻活动中提出“有闻必录”口号，恰如《香港船头货价纸》自己所说，其所载新闻乃是“切要实事”，不是“全面翔实”地对各类事件“有闻必录”。在那些以各种商业“行情”为重心，只是兼登时事“风闻”的早期商业报刊当中，“有闻必录”口号依然不大可能被大肆主张。

三 《申报》的观念：以“传事”为重心，广录各种“风闻”

相对细致地铺陈早期传教士报刊与早期外商报刊对新闻活动的基本认知及其登载新闻的主要动机，一方面是为了解释“有闻必录”不大可能被早期两类报刊大肆主张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方便笔者在此基础上，对比讨论早期《申报》的新闻观念。尤为关键的是，“有闻必录”口号的最初兴起与后期变迁，常常无法离开上述“益闻”与“风闻”两种早期新闻观念的交互作用。作为报刊实践的最初样板以及此后新报事业的同行，《申报》对报刊新闻的理解难以完全脱离“载道纸”与“行情纸”的影响。除接下来的叙述能直接体现这一点之外，在后面的章节中，还将提及这一点。

早期报刊新闻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益闻”与“风闻”两种模式。作为以营利为目标的商业报刊，《申报》自然不会直接向传教士报刊“取经”，其最初对新闻的理解，多半源于早期中文商业报刊的“风闻”。它自己也表示，“香港有中外新闻、近事编录。二馆采摭繁富，笔墨灵奇，早已增东壁之辉，作南针之指矣”。[66]其中所谓的“中外新闻”和“近事编录”，即是指早期商业报刊《香港中外新报》和《近事编录》,《申报》将其视为“南针之指”，可见其在处理新闻报道时对前者办报理念的大量参照。

不仅如此，《申报》还将“风闻”推向了一个极致。早期商业报刊虽倡导“风闻”，但重心尚在“行情”。自《申报》之后，其活动重心从“行情”转向了“传事”。经此转变，从前兼而刊登的“风闻”成为了报纸主角，广录“风闻”成为《申报》急于示人的新理念。创刊之初，《申报》便迫切表示：

今天下可传之事甚多矣，而湮没不彰者比比皆是。其故何欤？盖无好事者为之记载。遂使奇闻逸事阒然无称，殊可叹息也。……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务求其真实无妄，使阅者明白易懂。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67]

这段话毫不避讳地揭示了《申报》新闻登载标准，即“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可以看到，各类“奇闻逸事”开始在《申报》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该刊就是要实现“传天下可传之事”的“传事”目标。与《香港船头货价纸》等“行情纸”相比，《申报》将各类新闻信息，而非只是商业行情，看成了安身立命的根本。

需要注意的是，《申报》在此同样提及了对新闻真实问题的要求，认为新闻应当做到“务求其真实无妄”“不为浮夸之辞，不述荒唐之语”。不过，简单翻阅早期《申报》的相关报道，便不难发现，这种说法可能是《申报》的托词，其中“荒唐之语”比比皆是。《申报》之所以强调真实，既有可能是西方新闻理念的直接渗透，也可能受到了前述传教士报刊“益闻”理念的影响，例如它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遐迩贯珍》《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传教士刊物。[68]更直白的表现亦不在少数，譬如它曾对丁韪良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传教士刊物《中西闻见录》颇为欣赏，在报刊上毫不掩饰地称赞其“中西近事亦皆访问确实，俾阅者不致传疑，且可为见闻之助”。[69]

即便如此，作为一份极度重视新闻报道活动的商业报刊，《申报》的新闻报道仍以“风闻”为主。1872年5月14日，该刊又曾在《本馆告白》中表示，将“广采遗闻于桑峤”“博搜轶事于枫泾”。[70]两天之后，《申报》再度发声，称自己采集新闻的标准即是“凡有奇闻要事，耳目所周者，罔不毕录”，该刊将继续“搜剔新奇”，做到广人见闻。[71]在此前后，《申报》还曾专门刊登了《采访新闻启》与《蒐访新闻告白》等一批文章，大意也是要搜罗奇闻异事，“将中国境内各紧要消息采录无遗”。[72]

明确揭示“风闻”与“益闻”的不同，并表明《申报》广录“风闻”这一新闻活动立场的，还在于其回应香港报刊之指责时所说的一段话：

近有香港西字报专作一论，责本馆以登录妖异之事、采择神鬼之说以为煽惑愚民，簧鼓众听，莫以此为甚云云。噫！异矣！本馆所述此等事件原系得之传闻，并非果以为信也。然来告者既正襟而道以为事固有征，送稿者复伸纸而书以为言无成饰，本馆细绎新报之职，在于采集人言，搜罗众说，何敢以区区一人之见，遂谓天下不恒有之事，即为古今所必无之事；而凡各郡中之目见耳闻、争相传述者概谓之假托，概斥为妄言耶？是以凡分托采访各友人，遇有奇迹异谈，但使事有可取，亦即为之登录。[73]

香港报纸指责《申报》“登录妖异之事、采择神鬼之说”,《申报》并未否认，它也干脆地承认“本馆所述此等事件原系得之传闻，并非果以为信也”。它所辩驳的乃是另外一点，即指责《申报》“煽惑愚民，簧鼓众听”。《申报》的观点是，“新报之职，在于采集人言，搜罗众说”，因此不能以个人之见识，就断定“天下不恒有之事，即为古今所必无之事”，也不能以此断定“目见耳闻、争相传述”的事情就是胡言妄语。最后，《申报》明确了自己的立场，称“遇有奇迹异谈，但使事有可取，亦即为之登录”。所以，《申报》对新闻的理解就是“事有可取”，不管这件事是取自风闻传言，还是奇迹异谈。

认识到这一点，便可理解为什么“有闻必录”口号能从《申报》中被提出了。换句话说，正因为《申报》试图以“传事”作为最主要的新闻活动，加上它又承接并发扬了早期商业报刊的“风闻”传统，它才有可能提出“有闻必录”这样广录“风闻”，且格外强调“全面翔实”之意的新闻口号。

“有闻必录”的确立，可以被看成是《申报》广录“风闻”理念在发展中的巅峰状态。自1876年《申报》首倡该口号，此后的《申报》更是将其上升到了“新闻体例”[74]的高度，认为报刊新闻本就该如此。戴着“有闻必录”这一顶高帽，后期《申报》在登载各类风闻传言时，似乎也更有了底气。例如，它曾在一批以“传闻” “传言”“近闻”以及“传疑”等作为标题的新闻报道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以上均友人所谈，其真确与否，未能臆断，有闻必录亦姑符新闻之例云尔”。[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