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满族政治共同体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一个是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建立的蒙古人占统治地位的元朝；另一个就是满族建立的清朝。元朝建立的统治维持了仅仅不到百年，但是大清帝国的统治却跨越三个世纪，可见就统治基础的牢固程度与效度而言，清朝都远胜于元朝。如果说在冷兵器时代，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地纵横于欧亚大陆，元朝的军事崛起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满洲的形成与清朝的统一，或许更像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世纪初女真人的勃兴，本质上源于族群内部落政权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5]

一 满族的融合性

满族的先民女真人在金代就大量从东北迁居到淮河以北，至元代，这些女真人和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契丹人一样，大部分与汉人或其他民族融合了。原辽、金两代生活在辽东地区的“熟女真”和那些迁入长城以内的女真人在元朝的官方文献中都已被列为“汉人”^[6]。只有散居渔猎于今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东临太平洋的一部分女真人延续下来，这被认为是后来的“满洲”的直接来源。

元末明初，一部分女真人南迁到达今吉林省和辽宁省北部及东部一带定居。在明朝的记载中，这时的女真人包括三大部分，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其中，“海西女真”分布于松花江中游地区及辉发河流域，内部又分为扈伦、哈达、乌拉、叶赫四部；“野人女真”直到清代仍以其部落名称载于史籍，即今日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先民。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同属于明代女真社会中的强大集团，但由于后来建州女真处于满洲社会的权力中心，满族历史和清史研究就主要集中在对建州女真的关注上，特别是关注爱新觉罗家族，但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民族形成初期满洲群体内部的差异性。

实际上，存在内部差异的女真各部的统一，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像努尔哈赤这样的民族创始英雄的适时出现。当爱新觉罗宗族建立的政权不断扩大自己征服范围的时候，以女真人为基础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就在战争中诞生了，融合性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内在特征。关于满族血缘的融合性来源，史禄国有如下分析：

满族人的政治系统以及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起源观点清楚地说明，他们自己承认他们的融合性……在我的关于中国北方汉族人及其邻族的身体特征的著作中，我也解释过，从体质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满族人是一个融合体；并且，总的来说，所谓的“蒙古人种”只是一个根据并不充分的假设，依据的是一些旅行者的肤浅印象。^[7]

简而言之，明代的女真社会实际上是一些散居在广袤地域的互不统属的部落联盟，与明朝有藩属关系。满洲这个民族后来之所以能够最终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产物。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努尔哈赤所部建州女真迅速崛起，以一种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方式统一女真各部并以“八旗制度”吸收进中国北方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最终锻造出一个“新”的民族——“满洲”。这一点笔者同意姚大力的看法。满洲民族共同体的本质，从它一经形成开始，就是一个民族化的国家政权。

清朝需要依靠满洲群体对整个帝国实行政治统治，因而必须建构满洲的民族性和民族认同。而这种建构主要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一种是通过制度手段，主要是依托八旗制度；另一种则是通过文化的手段。

二 “满洲”文化的建构

从1644年清朝建立直到19世纪初年的一个半世纪的光阴中，清朝一直处于帝国扩张的过程之中，^[8]亚洲腹地一直是“清代历史的焦点”，清朝前期和中期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对亚洲内陆的征服上，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才使清廷不得不将政治的重心“转向中国本土和沿海”^[9]，因此，如何有效地统治一个疆域浩瀚、民族众多的庞大帝国，始终是清廷面临的政治挑战，也构成了清帝国实施跨民族统治的历史经验。

1635年，当时的后金国汗、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改族称为“满洲”^[10]，次年又改国号为“大清”，并接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不再称“汗”。其用意一方面在于避免“金”与“女真”的称呼可能唤起汉人社会对“靖康之耻”的历史仇恨；另一方面则是满族建立国家政权之后，“基于汉族的影响，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逐渐发生变化，文化观念亦被涵化，于是产生改汗为帝或者更易国号的政治需要”。“改称皇帝不但意味着满族统治者从此与明朝皇帝并立，而且是其国家制度全面汉化的标志。至此，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告一段落，从此开始清朝的历史。”^[11]

就满洲文化的建构来说，历代清帝都重视对本民族史和本家族史（爱新觉罗家族）的编撰与修订，这是满族学习儒家文化的必然反应——儒家文化最显著的政治传统之一就是强调“承天命、治天下”的皇权法统，即今人所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清朝早期的正式文本（《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建构了一个关于长白山上的仙女始祖的满族起源神话。^[12]这个祖先神话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解答清代满人关于祖先源流的求索，而是为了建构清代满人的民族认同。但在这种民族想象之中，已经没有任何关于通古斯种族的记忆，而只有关于民族起源的完全本地化的萨满式神秘叙述。

从总体上说，这种统治经验在有清一代是相当成功的，经过清前期帝国建构的努力之后，无论是处于华夏文明中心的汉人社会还是边缘的少数民族社会，都对清廷的统治保持了相当稳固的忠诚。而直到最后，在清末民初，打破这种帝国忠诚的力量也并非缘起于帝国内部民族关系上的冲突（尽管满汉畛域被革命党人夸大渲染以动员汉人社会支持革命），而是根基于欧式民族主义思潮的东渐与深入人心。当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一种具有现代感的充满正义与正当性的冷峻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出现与大清帝国在面对殖民主义的战争与竞争中的丧权辱国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沿着欧式民族主义所指引的方向求索自己国家的未来（如孙中山），将帝国内部那些在文化上互相浸润、互相融合的族裔群体按照西方的思想公式想象成一个又一个孤立的“种族”，终使儒家文明“有教无类”的天下观成为历史与文化的弃儿。

整个有清一代，清廷出于政治目的建构满洲民族文化的努力贯穿始终。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建构过于依赖国家化的政治力量，所以到清朝覆灭之后，满族似乎在“一夜间”就“消失不见”了。我们这里仅借史禄国的看法，看一下他眼中满族的“结局”：

满族人是东亚大陆非汉族人口成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的民族之一，他们只是部分地采纳汉族文化而取得对中国的统治，但是，在获得这一胜利后不久，他们失落了他们固有的民族文化——正是依靠它，他们才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当他们失落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他们也丧失了自己的权力！现在，满族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注定要完全消失，不过，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新知识传给了与他们同源共祖的一些民族群体，例如，满洲和蒙古的通古斯人，以及西伯利亚的部分民族群体。^[13]

显然，在史禄国看来，满族这个因政治而生的民族，亦因政治而消亡。

三 八旗制度的作用

八旗制度是大清帝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八旗制度最初起源于女真人的狩猎组织，而后成为帝国的基本政治军事制度。为加强军事防御，清廷令八旗兵分别在京师与各地驻防，称为“京旗”和“驻防八旗”从此八旗营区系统地分布于全国的军事要地，实行永久性驻扎，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

八旗制度不仅为必须依靠战争才能生存的努尔哈赤女真政权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兵员与政治动员的问题，更塑造出八旗子弟共同的身份认同。在满族形成的早期，满洲贵族将通过征战、降服或掠夺而来的不同地区、语言相异、习俗不一的各部女真以及蒙古、汉人、朝鲜人等，在生产、赋役、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通过八旗制度统一起来，使他们渐渐融为一体。清朝建立后，清政府为所有编入八旗的“旗人”提供优厚待遇，包括供应专门的土地、豁免税赋与劳役、提供房屋、士兵皆有薪俸，同时开辟特殊的旗人入仕渠道等。这些旗人，无论血统上来源于满洲人、蒙古人、汉人或朝鲜人，大多认同满洲文化，遵守满洲习俗，社会地位上也高于不在旗的“民人”（主要是汉人百姓）。

显然，按照清代八旗制度的安排，“旗人”按旗籍享受国家提供的各种待遇，因而成为“社会上等人”。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满人”和“旗人”的族群认同都成了清帝国国家政权的一种附属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族群认同的内生性特征，而使其主要成为一种外在的被给予的身份符号。由于这种身份符号具有显著的社会功能，可以想象，当时的大清臣民也会像今日一些社会成员工具性地利用民族优惠政策一样地利用这种身份符号，这也可以用现代族群理论中的资源竞争理论予以解释。而任何形式的认同存在久了，就会发生某种形式的变异，在满族问题上，那就是旗人人口规模的非自然增长。而且，一旦失去政权的政治性依托，这种“人口规模”也会迅速缩小，满族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欧立德认为^[14]，作为清代一种“法律化”的基本社会制度，清朝政府通过八旗制度化地维护满族的特权地位，优先考虑满人和蒙古人的利益：在科举上对满人和汉人实行不同的考试科目和评价标准；禁止满族从事除官吏和军人以外的职业；在司法上予以满族赦免或轻罚，以及不施杖刑的特权等。按照欧氏的估计，清朝共设有万余官员编制，以及花费25%左右的年财政预算用于维护八旗制度的运行，而“旗人”在当时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2%。因此，八旗制度成为一种类似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其后果是即使满族不再“国语骑射”，他们也仍然认同自己的满族身份。

当然，这种制度的一个远期社会后果在未来的岁月中显示出来，那就是在满人和旗人之间出现的身份同一或混淆。随着努尔哈赤及其后代征服地域的扩大，降附的蒙古人、汉人和朝鲜人逐渐增多，于是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朝鲜人也包括在内）也出现了。对于“旗人”与满族的关系，如柯娇燕所说，“整个清代‘旗人’与‘满人’的含义始终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刘小萌认为后世的满族大多是指旗人，而并不单单是满洲一族。^[15]王钟翰认为旗人在清代就是满族的代号，但“八旗蒙古”一贯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而“汉军八旗”中一些人已经“满化”，与满族成员融为一体，但还有一部分始终保持了汉人的身份，不能被视为满族。^[16]而在路康乐看来，“旗人一直缺乏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17]，那不过是一种当兵的职业。

由此可见，清廷强调旗人和汉人的分野，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考虑到民族性问题。所以，尽管后来无论是语言上还是习俗上，满汉渐渐相互濡染，以至难分彼此，但由于满汉之间社会等级制度不同，在清代社会的“民族冲突”中，满汉冲突始终是重要一环。只是这到底是“民族冲突”还是“政治冲突”，是后者之魂借了前者之身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