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家意识的现代话语和社会实践

无论古今中外，现代国家意识及其话语和实践都有一个建构过程，族际和国际的接触，进而外来观念的引入和实践模式的借用，都促使本土话语和外来话语交融，本土传统礼仪和外来行为方式重叠，产生本土化的民族国家意识，以及中外话语和实践层面上的多元交叉重叠。现当代中国意识的培养，是一个从血缘观念到地缘观念，从种族观念到国民观念的培养过程。

一 种族与民族的交叉重叠

中国的民族是流动的概念和实体，有古今嬗变，也有中外交融。在民族出现之前就存在的语言、服饰、住房、饮食、宗教、体貌等“自然”特征或标记，经过重新加工，成为“民族特征”，既可貌似“原生”，也可以是后来的创造。“种族”、神话、建筑、因特网等“物象”，都可以参与民族建构，使“民族”充满发展和变化。虽然“民族”的内容不断变化更新，但在人们心目中总是有一个“原始型”（prototype），促进对于“民族”的选择性记忆和主观建构。这样，人们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就能够既承认“民族”，也能够超越“民族”，不以“民族”为限，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创造、保持和增加各种利益。

不过，中国的“民族”和“种族”有交叉关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重合。种族本应当指一个人群的生物学特征，如肤色、毛发、血型、基因等，但它和民族常常发生交叉，为后者提供互相区分的直观根据。英语国家的“种族”一词，不仅存在科学用法和民间用法的区别，也存在时代差异和环境差别。根据英国学者班顿（M.Banton）的研究（1987），“种族”在英语世界的所指，先从“世系”（lineage）转变为“类型”（type），再从“类型”转变为“地位”（status）和“阶级”（class），是一个先后交替的过程。欧洲从16世纪开始积累有关种族与种族关系的知识。当欧洲诸语言采用“种族”一词时，人们已经认识了各种生命形式，开始对他们进行分类和解释。苏格兰人威廉·顿巴尔（William Dunbar）在其诗作“Dance of the Sevin Deidly Sins”中首先使用英文的“种族”一词。当时，《圣经》统治着西方，“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到顶礼膜拜。^[103]在那个时代，种族与血缘世系联在一起，指具有共同祖先的人群或者动植物群，自然意义压倒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后来，人们认识到更多生命形式的存在，知识大量增加，对于生物的分类不断细化，“种族”被推向突出位置。以“人类学之父”著称的德国解剖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首次将人类划分为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亚美利加人种和马来亚人种五大人种，这个分类影响至今，是划分人种的根据。斯宾塞（H.Spencer）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104]，运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社会和文化现象。

在中国，“种族”观念最初嵌入在文化观念中，其中以“我”为主的道德观扮演了核心作用。在中国古代以“我”为本的道德观中，与“我”意识相同的他人与“我”同“人”，与我共属同一族类；道德以“人我关系、物我关系为范围”^[105]。这样，与“我”意识相异的那些他族就处于道德劣势，或者向“我”学习，同化于“我”，或者以“异类”而受到拒绝。此外，古代中国的思维定式主要以围绕家族和宗法制度的人我观念为特色，含有“万物玄同”“天人合一”的倾向。中国传统崇尚教化，以文明中心自居，将此心态与领土和统治融为一体，《诗经·小雅·北山》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和“文化”的概念支配着整个中国历史。“种族”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近代列强犯华^[106]、中外交流和西学东渐同步，从一开始就是以政治、经济、文化和想象^[107]等方面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单向流动。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分析“种族”观念嬗变，中国“种族”观念的演进可分为“文化—想象式”和“政治—命名式”等两个阶段。^[108]“文化—想象式”阶段横跨中国古代和近代，其主要特征是以文化为核心，以中华天下为主线，建立想象的“种族”地理和“种族”形貌。蔡元培所说，古代中国信奉人种的“天神感化”，认为蛮、貉、羌、狄“乃犬、羊、狼、鹿之遗种”，“不可同群”。^[109]古史以兽旁虫符造字，指称远方之民，表蔑视。古代中国的“种族”分类也相应于建立在制度和地理上的想象空间。^[110]春秋时期，语言、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是区分族类的首要标准，《左传》所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语言不达”的说法便是一例。又《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汉书·地理志下》：“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111]。此阶段的主流既然是“文化”和“想象的”，那么，其相应的族类划分就有很大弹性：华化的“夷蛮”便不再是“夷蛮”，“被发左衽”“断发文身”的“中夏”也就失去“中夏”身份。孔子奉“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他在《论语·季氏》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政治—命名式”阶段大致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此阶段有“华夷战事”，命名成为政治手段，表现排外的族群分类。近代中国的变法维新和洋务运动，尤其是鸦片战争和历次中外之战，使中国人较多地接触到外国人和他们的文化。“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促使许多人出国“习夷人之长技”，救亡振兴；“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梁启超语）、严复和其他学人译书办报，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以开启民心，避免亡种之灾。邹容将黄种人分为两支：一是“中国人种”，包括汉人、藏人和其他一些族；一是“西伯利亚人种”，包括蒙古人、通古斯人和突厥诸族。地球上的黄白人种天生智慧尚武，他们在本质上不能互相礼让，自古就进行着力量与智慧的较量，自然选择和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作用。^[112]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民族”定义都把血统或者体貌作为重要因素，兼及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等，以相对可知和“可验”的家族、血统和体貌来比附或者“解释”相对超我和超群的国体、风俗和宗教。

二 民间传统与国家意识

现代背景下的民间传统尤其是民间文学，是培养国家意识的重要渠道，近代以来的现代民间文学的搜集、创作、研究和出版，本身就是近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和发展的衍生物。现代民间文学是国家与民间对话的有效平台，国家意识不可避免地融入民间文学之中，而民间文学也就起到培养和营造国家意识的作用。民族意识觉醒会体现在对于民间传统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之上，民间传统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尤其是后发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历史想象，带来“原生态”活力，培育爱国主义自信心。

现代国家意识涉及经济、环境、文化、主权、人民/公共等属性，体现现代公民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国家意识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以默认、曲折的方式体现出来，例如，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会体现在国民对于自己的成长、生活环境的认同和热爱之中。从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到诗歌谚语，从家庭到社区，国家意识融入草根文化，作为国民对国家的认知和认同，不仅表现在国家调控的主流话语中，同时也表现在各族群众的生活实践理性和日常道德价值观中，因而具有广泛的渗透性。

神话作为一种广义的语言形式，易于传播，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它是或者曾经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族群成员自幼熟悉神话的角色和内容，从中汲取族群传统文化的精髓，陶冶族群心理，形成具本族群特点的审美观。神话对于一个族群社会具有重要的维持心理作用。通过神话的讲述和流传，人们产生了彼此之间的认同，具备了神话所体现的共同追求和道德标准。神话社会是一种理想社会，是现实社会的超脱、升华，人心在神话之中得到洗礼。神话留给人们深刻的表象联想，并且成为心理积淀，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行为和社会活动。在现代化社会神话也仍然潜移默化地产生作用。例如，盘瓠神话在中国南方的苗、瑶、黎，以及其他一些民族中广为流传，盘王创世成为民族节庆的核心，官方和民间通过对节日空间和时间的配置，各取所需，公历和农历成为“大传统”和“小传统”象征，国家话语和民间话语交融重叠，形成巴赫金式“杂语”。例如，盘王节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成为建构现代性我者和他者的操演手段。民族通过神话仪式的操演，通过申请举办权，通过时间和场地的确定，通过邀请政府官员等，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成为“族”与“国”互相建构的过程。

三 现代国家意识的营造

建筑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国界把建筑包围起来，让它们自然地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建筑所体现的事件、记忆、象征等，也因此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位于北京城中央的天安门广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广场上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史；东侧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长期固定展出中国历史与革命文物史迹。已经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天安门城楼，是国家领导人举行国家庆典，检阅陆、海、空三军和观看群众游行队伍的地方，也是中国各民族、各界代表和华侨、港澳台胞及外宾观礼的地方。200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礼花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60年华诞。五十六个民族团结柱，以天安门城楼为中心，分两排矗立，每边各二十八根，按照国家数字代码排序^[113]，东侧为奇数，西侧为偶数。五十六个民族团结柱的空间排序和大型民族歌舞操演，隐喻了多族共和的主权版图。

信息与商品的全球流通，使民族国家的构建从而客体化，更具有效性、更显出潜移默化的力量^[114]。民族国家文化的形成过程，分三个层次：“民族国家的国际文化语法”（international cultural grammar of nationhood），这是国际公认的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菜单，包括国旗、国歌等；“民族国家词库”（national lexcon），它表示把民族国家的普遍形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环境相结合，即本土化，就像根据语法在特定语境下使用标准语言的词汇一样；“方言词汇”（dialect vocabulary），就像操不同方言的人，利用“国家语境”表达自己的地方观念一样，国内各群体利用有关民族国家文化的话语和实践，对民族国家竞相提出自己的定义。^[115]新的媒体技术加速了复制和传播的速度，民族形象利用信息和商品的形式在全球流通，民族国家通过文化消费，实现自我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成为民间存在形式。现代信息媒体的代表电视、广播、报纸、录像，把处于不同的民族按照“国家语法”并置起来，实现“多元一体”。国家控制下的因特网，通过对民族信息的标准化管理，把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变成“集体节奏”（collective rhythms）^[116]，把各民族纳入权威的分类系统中，使民族格局显得自然有序。

当然，单靠全球化和数字化是不能培养出现代国家意识的；现代国家意识的培育一定不能缺少历史继承，尤其是政治互动，经济交融，不能“空穴来风”，更不能“无中生有”。

中国从秦汉以来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一直存在，并顽强地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亚历山大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等大的帝国，但其存在最多也只持续几个世纪。中国的统一不仅是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制度的结果，而且与中国历代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与民族政策有关。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具有较深的研究，而一种制度的形成和实施不可能离开经济的基础。历史时期，中国也出现过大的民族问题和民族之间的冲突、战争，但最后各民族还是能够和睦共生，这种一统性绝不是完全可以靠武力来获得的；各民族之所以能够“和而不同”，其根源在于中国各民族经济上的交流，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各民族底层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更多的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当市场和货币把他们的生活卷入一个更大的经济圈之时，他们就难以互相分离了。

自1648年参与30年战争的交战双方签署《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现代国际关系被形塑出来，人类社会争相建立民族国家，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1896年，在希腊参加第一届近代奥运会的单位只有13个，1912年增至28个，1948年为59个，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召开时达到122个，2000年悉尼奥运会召开时，参加单位的数量达到199个。^[117]然而，时至当代，民族国家格局已经定型，以“分土建国”为宗旨的各类“民族问题”趋缓，即便是20世纪末出现的民族浪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同时，国际反恐战争也遏制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此外，越来越多的现代民族国家放弃“同文同种”的追求，包容语言文化差异，为少数民族敞开“自治”的选择，而“自治”制度的“菜单”也变得丰富多样，不仅有联邦制、自治和保留地的不同类型，“自治本身也形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和形式”。^[118]

历史已经证明，不正视差异的团结，要么是暂时的，要么是根本不可能的。同化主义已经为此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实，少数人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的关注，并不是有（由）多数人组成的主流社会或民族国家发慈悲的结果，而是少数人争来的结果，是文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如果主流社会能够以最大的宽容去包容少数民族，以最大的诚意去尊重和接受少数民族，并在国家制度上提供持久保证，使少数民族能够享有作为民族的尊严，在能够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同时有效参与国家的决策过程，这种制度“是在巩固而不是在削弱社会团结”。^[119]

现代国家意识的营造，即国家认同的培养，是民族认同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保障，把民族认同融于国家认同，以国家认同统辖民族认同，以民族认同作为国家认同的根基，在理念和实践上都能够确保各民族的和睦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