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代消费的生产前提：资本生产机制的现代转型
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的变迁以资本主义生产危机为契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生的革命性转变为前提。生产方式的转变包括生产制度、组织原则、积累方式上所发生的一系列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社会效应，首要的便是促进了消费活动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促使大众消费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
一 资本主义生产危机以及凯恩斯主义——福特主义的形成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特别是1929—1933年经济危机，给西方社会带来极大震动。经济危机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反思，经典理论遭到质疑。一方面，由亚当·斯密提出并成为后来西方经济思想主旨的“自由放任原则”受到挑战，人们发现“看不见的手”并不必然地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和谐一致；另一方面，“萨伊定律”受到根本质疑，它在逻辑上所否定的生产过剩已经成为社会现实。与之相应，大萧条前后的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不少与传统经济思想不同的声音，其中最为嘹亮的当属凯恩斯。[1]
凯恩斯思想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对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一直为学界所信奉的萨伊定律的批判上。萨伊定律建立在原始的物物交换或对货币的交换功能的简单化抽象之上。它主张“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与供给趋于平衡”[2]，一定的储蓄必然会带来等值的投资。而凯恩斯则指出储蓄和投资都是出于个人意愿的活动。[3]“储蓄是各个消费者的活动，其内容是消费者不把全部本期收入用于消费的消极行为”，而“投资则是企业家的活动，其内容是发起或维持某种生产过程，或是保持流动资本等积极行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从社会总储蓄和总投资来看，往往一定的储蓄会跟随等值的投资，但时间先后并不代表逻辑必然。现实情况是一定的储蓄并不必然跟随相应的投资，投资的需求未必总能完全吸收储蓄的供给。从个人的消费以及储蓄的情况来看，“储蓄的出现可以没有任何相应的投资出现”。[4]与此同时，投资总是以一定的可预期的利润为前提的。利润或资本的增减虽然由产品价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即由投资价值和储蓄之间的差额决定，但关键仍取决于投资量而非储蓄量。另外投资也并不必然是完全理性的，其结果可以是正利润也可以是负利润。所以，储蓄必然引起投资这一说法是“不完整的”，是“会引起误解的”。它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包含了太多主观臆想的成分，而缺少逻辑分析。[5]
凯恩斯对投资与储蓄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其“有效需求原理”之上。如果将社会生活作一简单抽象，就可以看出投资和储蓄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式关系。[6]投资带动生产、就业，进而影响供给的发展；储蓄取消一定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供给、生产、就业，二者相互掣肘。只有在生产进而供给与需求相交汇之处，才是生产的最稳定状态，也是可实现的就业最为充分的状态，这时的需求被凯恩斯称作“有效需求”。[7]社会不可能一直保持处于有效需求进而实现充分就业的状态，生产有超出消费需求的趋向。因此，凯恩斯倡导刺激消费以缓解经济危机。
大萧条后，西方学界认识到像大萧条那样“深层的资本主义危机绝不是来自供应方面的危机”，而“问题总是对这个制度已经生产和可能生产的所有产品的需求不足”。[8]然而传统生产完全不顾生产阶级的消费，并且他们应付出的劳动力价格即工资还往往被减缩到只够维持生产力再生产的地步。这必然导致工人的消费远低于生产。但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需要从制度层面上加以解决。这种现实要求对生产制度进行变革，一种能刺激消费的生产方式呼之欲出。福特制生产便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模式之一。
福特制生产之所以能成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有持久影响的生产模式，是因为它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福特制生产总体说来有两大特征。第一，大规模高度自动化流水线的应用。有学者将福特制生产归结为泰勒制加机械化。泰勒制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生产过程的各环节之间有严格区分，福特制继承了这点，只不过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人的区分原则由隶属于人的技能方面转向了机器，人为机器所规约。[9]另外，福特制生产实现了生产工具的革新，通过在生产中应用自动化流水线实现了生产的标准化、高效率和高度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具有专门化的特性，其设计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往往一条流水线只为了生产某一特定的商品，从而，经过流水线生产出的产品消除了人为的不确定性，实现了标准化，成为完全可被替代的东西。流水线生产是按照特定的生产步骤预先设定好的，其操作过程也几乎全部为机器所替代，人的生产速度完全为机器所规定，从而实现了高效生产。流水线是按照一定的生产程序对各种机器进行重新规定的结果，生产过程只要遵循流水线流动的顺序就可顺利进行，以此实现自动化生产。由于生产工具以及生产技术的革新，福特制生产实现了生产能力的极大提升，保证了供应充足。总之，半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是福特主义生产过程的主要特征。它一方面实现了生产过程的垂直整合，将不同的生产程序纳入同一生产流程，另一方面为两大部类间生产力的本地化转移提供物质保证，从而使之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最适宜的方式。[10]第二，福特制生产确立了将工人的可能性消费纳入到生产之中的运行机制。这一机制是使福特制生产区别于以往各种生产并使其能够在战后成为一种生产的典型模式而被确定下来之根本所在。哈维认为，福特制生产确立的标志是亨利·福特于1914年引入的“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以作为操作自动化汽车装配线的工人们的酬劳”这一制度。[11]这一标准并非意示薪水和劳动时间那么简单，在当时的生产条件和生活境遇下，它是在生产制度和组织原则上对工人的现实消费的根本保证。在此制度下，工人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同时又有充足的闲暇时间来进行消费。由此，福特制生产在一直处于割裂状态的生产与消费之间搭建了一条沟通的桥梁，将大规模生产与大众消费结合起来，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将消费纳入生产机制，使生产过程本身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在战后，福特主义被作为典型的社会积累模式和调节方式确定下来，并被称为大西洋福特主义。它具有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特性。经济上，主要通过进行需求管理和集体谈判的调节来保证充分就业；在社会层面，通过推广、标榜大众消费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以此为福特式发展提供动力支持。[12]
福特主义生产制度的确立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自觉革新，它具有重要的社会效应。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福特制生产将工人限定在由现代工业机器所构筑的“看不见的链条”当中。它实现了社会生产对主体的包围，而且这种现代性的围困已经深入并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个缝隙和角落”当中；它取消了生产者的合法地位，原本为生产者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智力、技能被剥夺，在稳固的“流动的链条”中生产者变得再也不稳固，他们时刻面临着被流动的危机。在这种不断流变当中，现代社会实现对生产主体的操控。正因此，福特制生产是现代社会反人类的“自我觉醒”。[13]然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福特制确立了全新的社会景观。这种社会景观构建的深层逻辑是：“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14]福特制生产在制造出现代社会商品的全面包围的图景的同时，也缔造了大众生活走向消费时代的神话。
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各国，在福特制生产和凯恩斯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纷纷从经济危机和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实现了社会的飞速发展。资本的生产不再咄咄逼人，而是带上了温顺的假面。社会大众所体验到的不再只是生产的狂热，而是不断涌动的消费欲望以及它的满足和满足之后的狂喜和眩晕。与此相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给人们营造了一种“历史感的消失”，整个社会开始“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15]，资本主义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最后范型而走向终结。在这一意义上它是现代化进程在战后的进一步延伸。
二 福特主义与消费社会的兴起
福特制生产指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各个环节之间的简单化和专业化。福特制继承了泰勒制对劳动分工的管理方式，同时在工业技术和调节方式上超越了它。雅索普（Bob Jessop）将福特制生产归结为四个层面的意涵：劳动过程、积累机制、调节方式和社会化模式。其中，福特制生产的劳动过程是指在标准化产品的生产中引入特定的技术配置和分工，指向对生产过程的系统化管理。[16]在劳动过程中，生产规范和生产秩序的标准化让泰勒制省去了操作者理性思维的不确定性和犹豫的过程，使每个工人的生产变得更加简单也更加机械；半自动化流水线的应用则使福特制生产进一步取消了操作者的生产技能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操作者存在于流水线生产的缝隙之中，充当生产机器的铆钉，生产变得简单化。同时，简单化在另一层面意味着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分化，意味着生产的专业化。福特制时代，生产与技能、生产过程的设计进一步分离。福特制生产“将专家决策的上层建筑提升到真正的任务执行水平之上，同时将所有需要技能的决策从执行者那里转移开去”[17]。生产者的任务变得更为简单，生产者主体与生产过程进一步分离。另外，福特制生产将消费从生产过程分离出去，这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前福特制时代，生产者阶层的消费建立在小商品生产之上，而且其水平也只维持在足够实现劳动力再生产进而资本再生产的地步，但是福特制生产将消费从生产—再生产体系中“分离”出去，消费被建构为脱离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的体验生活狂喜的行为过程。这一转变的现实意义需要从社会结构的整体视角加以把握。
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了将现代社会建构成为这样一种社会：大众终其一生都依赖于个人工资和社会福利来满足自身需求的社会，可称之为工薪社会（société salariale）。在这种社会当中，个人消费被赋予新的社会意义。消费成为消费者适应于“美国式生活方式”的一种自我调控机制。[18]消费的意义转变具有普遍的社会效应，伴随着福特制生产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发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建立在消费的意义转变之上的生活方式逐渐为人们所接受。[19]消费社会正是建立在消费的这种意义转变的基础之上。[20]消费社会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是对现实社会进行抽象的结果；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状态，它是由社会主体的行为及其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体认所构成。可以简单地将消费社会理解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主要在消费活动中构成。简言之，消费不仅是需求满足的过程，更是主体身份构建和社会认同得以实现的过程。那么，关键在于理解福特制生产与消费社会形成的内在关联，换言之，理解福特制生产方式中包含了哪些有益于促成消费社会的有效因素。
首先，从总体上说，福特制生产使社会大众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更多地通过消费而不是生产结合起来。福特制生产是衔接商品大批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的纽带，它构建了生产—消费—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流水线生产提高了生产效能，增加收入；高收入刺激需求；需求保证了生产的预期，使生产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新技术、足够的利润与高需求刺激再生产。[21]它改变了生产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比重。福特制生产在生产过程上的简单化、专业化的直接结果是使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简单操作者，人成为工具（机器）的附庸。生产者的附属地位表现在：生产者对产品设计、流水线设计、生产次序、生产技能乃至生产行为本身的无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总体失控。福特制生产“将责任从操作者转到了他所操作的工具之上，而且原则上允许个体参与几乎无限范围之内的、需要技能的活动，这些活动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可能已经掌握的能力”[22]。现在不是人而是机器拥有生产技能，人不再是合法的商品生产者。生产与人疏远，而消费则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构件。在福特制生产时代，消费在两个方面得到提升：大批量标准化产品在核心家庭中的个人消费；由官方提供的标准化大众商品以及服务。从而，标准化产品的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与在生产中所面临的总体失控相比，消费则易于把握。福特制生产正是简化了生产者的生产，同时强化了消费，从而迎合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的发展、变化。
其次，福特制生产赋予商品以符号性意义，使消费与社会地位紧密相连并从而成为标示大众身份的对象化活动。福特式生产一方面带来商品的极大丰盛，另一方面为现代生产引入标准化商品生产的概念。前者带动商品消费的大众化、社会化；后者带来“标准化”消费。二者为大众消费提供必要前提，同时也为消费意义的转变奠定基础。商品生产的标准化，是对使用价值进行系统化区分的初步尝试，是对多样化社会生活的一种抽象，是现代消费的先在预设与现实前提。标准化商品消除了多样化消费的可能性，造成标准化的消费。同时，消费成为人实现社会化的纽带，在消费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在标准化的商品以及标准化的消费中被“标准化”。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阿格里塔曾鲜明指出消费意义的此种转变。他指出，福特制生产时代的消费不应该如通常所理解的作为一系列花费活动的总和，而应该理解为一种活动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有组织的活动的总和即过程，从而可以将消费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一种由一定的社会关系所支配的社会化的实践过程。[23]福特制生产的成果即标准化商品，是区分社会各阶层的有效工具。福特式生产的高工资以及银行借贷方式的应用，为标准化商品的消费提供可能。从而福特制生产一方面为消费树立标准，另一方面又为该标准的实现提供可能途径。商品，特别是作为标准的商品，是福特制生产引领大众消费并以此保证生产持续进行的意识形态力量。此外，现代生产赋予商品以更重要的社会意义。商品被作为一种标准，一种符号，用以区分社会身份。由此，商品的标准成为人的标准，普遍存在的商品关系渗透到社会关系之中。有史以来，福特制生产第一次为工人阶级的消费提供范型、标准，但是也正是这种生产方式使商品关系拓展进个人的消费行为当中，从而导致非商品化人际关系的消失。个人的社会认同不是通过在与他人的质询中确立为主体来实现，而是通过被建构为一个消费者，由外在于人的、物化的力量来实现。[24]社会关系被物化。
最后，福特制生产所树立的范型既是生产的范型，也是被广告媒介意识形态化了的范型，是消费的意识形态化及其普遍化并进而构成消费社会意识形态性的前提。福特制生产将产品的设计过程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去，交由专门化的决策者、设计师来完成。这一分离对于商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是生产的进一步专门化，进一步取消了生产执行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另一方面为赋予产品以特定的符号意义奠定基础。产品的符号化对于现代商品生产体系来说至关重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中，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现代生产即符号化的生产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被扬弃。专门化设计是在商品的实用性之外，赋予商品以“工具美学”（functional aesthetic）上的意涵，使商品获得“美”的形式。“美”是外在地赋予商品的，具有随意性，象征性。这种象征意义一方面来自于产品的前提设计，另一方面来自于后期宣传，而这主要通过大众媒介。“一切媒介都给我们的生活赋予人为的感知和武断的价值。”[25]大众媒介赋予商品以自我言说、自我重复的能力。从而，从前期设计的自我关照到后期大众媒介的自我重复，商品完成了自我符号化的标榜过程，将自身的美学价值、符号意义传递到现代生活当中。
通过福特制生产以及随之兴起的大众消费，现代社会逐渐走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在消费社会，大众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组构的对象化活动。
三 福特主义生产制度的结构性危机
福特制生产一直是战后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要机制。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战后比较长时间内保持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建构起了一系列劳动控制的实践、技术上的组合、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力量的结构”[26]，但是这种繁荣的景象只维持到1973年以英美为先导随后传递到西方社会的经济衰退为止。当时，通货膨胀几乎达到无法抑制的程度，暴露出西方社会过剩的生产能力。从根本上说，虽然福特主义能解救大萧条时期的西方社会于水火，但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从而也无法取消其固有的根本矛盾，无法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福特制生产的生产机制本身来看，它内含先天的结构性矛盾，并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日益暴露出来，成为西方社会生产衰退的重要原因。
首先，从生产过程来看，福特制生产过于僵化刻板，不能满足多样化、变动不居的社会需求。生产过程的僵化主要表现在它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对企业内部员工的管理上。一方面，流水线生产是福特制生产在技术上的标志，具有专门化、针对性强的特点，但正因此导致福特制生产过于刻板而不够灵活。流水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虽然可以持续、反复投入使用，但一旦投入使用就无法灵活地进行革新，所以很难做到灵活适应生产需求的发展变化。大规模生产线的投资“排除了设计上的很多灵活性与所设想的不变的消费市场中的稳定增长”[27]，导致产品过于呆板而不能适应发展变化的消费需求以及不断变更的创新设计。另外，流水线生产无法在时间上做到各生产环节之间的平均分配，从而导致总体的时间流逝，致使平衡延迟时间（balance delay time）不断增长，影响生产效率。[28]另一方面，在员工管理上，福特制生产的劳动关系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刚性的雇佣合同；其二是沿自泰勒制生产的对劳动力各项活动的直接控制。[29]刚性的雇佣合同导致稳定的生产群体，有助于形成具有统一利益进而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生产阶层，为生产带来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强的标准化生产、缩短的休息时间以及不断加深的疲惫与精神紧张，导致工人身心严重失衡；流水线生产有助于强化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对抗他们的劳动状况。[30]同时，固定的雇佣工人也无法适应变化着的市场以及生产需求，导致劳动力的闲置与浪费。对劳动力的直接控制并不有助于形成持续而有效的社会需求，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些刻板的因素无疑会阻碍福特制生产的发展，必将为弹性化以及民主化的社会生产所代替。但是，福特制生产的僵化本性乃是其本身所固有的，是由各种复杂交织的利益所决定着的，[31]因而很难从自身内部加以革新或修正。
其次，从积累方式来看，福特制生产无法阻碍日益增长的资本有机构成。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入是福特制生产的必要前提，流水线一旦建成，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生产。如果从长远来看，有机构成中的不变资本数量或许不会增加，但相形之下，福特制生产是一种取消生产者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生产技能上看都是如此。福特制生产必然导致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投入的大量减少。从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即C：V）将会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建立在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之上，不断上升的资本有机构成会带来剩余价值率进而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导致资本生产的停滞。另外，从现实层面来看，由亨利·福特首创的福特制生产从来都没有完全实现，即便在福特自己的工场中也是如此。[32]换言之，高工资的福特制生产从来都伴随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相对增加的固定资本投入和相对减少的劳动力投资是福特制生产无法根本改变的社会现实。
最后，从现实的消费来看，福特制标准化商品生产与消费无法持续有效地带动消费，导致大宗商品积压过多，无法及时实现资本形式的转换，最终致使无法维持再生产。福特制生产以汽车为主要生产对象，如此大宗商品一旦不及时转换为货币资本，必将破坏资本的有效运行，使资本运转陷入停滞。然而，正因为福特制生产以大宗商品为对象，而大宗商品又具有更新周期长的特点，所以福特制生产极具生产停滞的危险。在生产发展时期，扩大的消费能够带动并刺激生产，但在危机前期，这就成为将生产拉入危机的重要原因。另外，流水线生产使生产能力极度膨胀，同时带来不断地投资并形成异常庞大的规模，而它的顺利实现必需要社会保证它具有不断增长的商品周转速度，而这只有通过不断更新的消费需求和逐渐增长的有效消费来完成。这无疑增加了固定资本贬值从而导致流动性下降的风险。[33]与此同时，标准化生产更新速度慢，无法及时有效地拉动消费需求。福特制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于标准化的大众消费统治之下的生活质量的平淡乏味的批评，不只是少数。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无区别对待的体制提供服务的质量，也受到了大量批评。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管理人主义，与理性化了的设计领域里简朴的功能主义美学（盛期的现代主义）有了联系”[34]。福特制生产以大众消费品的生产为不断深化的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基础，以普遍的大众消费模式为前提。然而，标准化商品生产过于僵化，设计更新过慢，跟不上大众的审美趣味，无法激起消费需求的现实发展，导致大众商品的消费及生产步履艰难。
战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被不断推广应用，并一度被称为“全球福特主义”。福特制一时间成为各国用来发展生产的典范。此外，植根于美国土壤的福特制，无视国家之间的现实差别，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工薪社会”或“雇佣者社会”。[35]同时其固有的结构性危机，导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英美爆发并逐步蔓延到西方社会的生产危机。这促成更为灵活的生产方式即被称为“灵活积累”或“弹性生产”的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产生。
四 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及消费社会的新阶段
后福特制生产“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相关的灵活性”[36]与刻板僵化的福特制生产形成鲜明对比。其根本特性是“迅速转换生产线、针对有利可图的部分市场小批量制造产品的能力”[37]。通过采用灵活而有弹性的生产方式，使深陷僵化刻板的标准化生产之累的西方社会继续发展下去。
后福特制生产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后福特制生产采用灵活的雇用机制，从而与采用长期而又稳定的用人方式的福特制形成对比。后福特制生产用人方式非常灵活，作为其生产核心群体的是具有全日制工作时间和公司永久员工身份的雇员。在所有员工中，这个群体享有最好的工作保障、技能培训和社会福利。包围核心群体的是流动性强、非全日制的生产群体。通过这种灵活而又立体的雇用方式，后福特制生产一方面节约了在可变资本上的投入，避免了因市场需求不稳定所导致的生产力浪费，另一方面通过加速生产阶层的流动性，使得生产阶层在思想意识上的结合变得更加困难，避免因待遇、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所导致的阶级对抗。
第二，后福特制生产采用灵活的生产机制，从而与采用大批量流水线生产的福特制生产形成对比。福特制生产时期大规模生产所追求的规模经济“已经遭遇了日益增加的小批量廉价制造各种商品的生产力的抗衡”，后福特制生产采用小批量生产，绕过刻板的福特主义生产体制，满足更大范围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38]与大批量生产相比，小批量生产具有以下优点：其一，小批量生产需要较少的固定资本投入，具有较小的生产风险；其二，小批量生产具有生产周期短的特点，有助于缩短资本周转时间从而加速资本的循环运动；其三，小批量生产的产品易于消耗，更新换代时间更短，有效缩短消费周转的时间，有助于进一步带动消费；最后，小规模生产便于技术创新，有助于将科技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有效地应用于现实生产。这些优势是福特制生产所缺乏的，导致它必然为后福特制生产所代替。
第三，后福特制生产建立灵活的信息传递机制，从而与相对沉默的福特制生产形成对比。福特制生产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的是相对沉默的交流机制。消费品的绝对匮乏决定了生产对消费的最终决定作用，社会生产在足够的支付水平的前提下能够被有效的消费需求所消耗，从而福特制生产不需要倾听市场的需求。福特制生产只需要“集中设计”产品，再“通过法令把它们强加给必然出现的公众”[39]。另外，福特制生产时代，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内在沟通由于一些结构与技术因素而受到种种限制。[40]但是随着标准化产品大规模消费的推广以及大众对标准化产品的审美疲劳，生产与消费之间相对沉默的状态已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后福特生产时代，生产与消费进行频繁而又快速的交流，从而让生产能够很好地与消费相契合，在根本上保证生产的零库存。同时，后福特制时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针对具体消费者来设计产品成为可能。“通讯和信息已开始在生产中担任一个新型中心角色”[41]，为生产与市场之间的交流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42]
在此，我们无意于深究后福特制生产的具体生产机制和诸种模式，而意在关注后福特制生产所具有的社会效应，特别是对大众消费的影响。后福特制生产灵活的生产机制，在消费模式上也有别于福特制生产：弹性生产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提供物质基础，同时通过信息控制、需求生产策略引导并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从而，在福特制生产所缔造的丰裕社会和大众消费基础上，后福特制生产迎合并刺激生成新的消费方式，促进大众消费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具有以下几点特征：
首先，后福特制灵活多变的雇佣方式，导致消费水平乃至社会群体的分化。后福特制采用灵活、立体的雇佣方式，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生产群体享有最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相比之下，核心之外的生产群体由于处于经常的变动当中，享受到的各种待遇、收入水平也有限，所以在消费水平上与核心群体存有一定的差距。从而与福特制相对稳定的状态相比，后福特制时代，生产发展与收入相分离，进而生产群体内部的消费模式逐步分化。由此，逐步走向生活方式的个性化与多样化。
其次，后福特制小批量生产，导致消费的多极化和多样性发展。后福特制生产时代，大批量和小批量生产并存，多样性产品可以满足处于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刺激消费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另外，由于小批量生产所具有的周期性短的特性，产品生产可以及时更新换代，能够“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着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43]，不断生成多样性的消费欲望。从而，后福特制生产所缔造的新阶段的消费社会，消费不是“功能性的纽带”，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更不是一系列固定的需要”，而是一系列消费欲望，即“更加易逝的和短命的、无法理解的和反复无常的、本质上没有所指的现象”。[44]
最后，后福特制生产灵活的信息传递机制，使有效地引导和生产消费成为可能。得益于科技革命带来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后福特制生产可以与市场即时对接，生产可以有效地引导并催生新的消费需求。依赖于计算机技术，生产可以依照消费者特定的消费需求定制生产策略。在生产技术允许的前提下，消费不再局限于现有产品的规定性，消费可以决定生产的范围与发展方向。从而，在消费社会，多样化的消费成为“所有人都可得到的生活方式”[45]，成为个性、“风格”的体现。
后福特制时代多样性和差异化的消费方式表征着“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46]。蕴含着美学价值、体现“风格”的消费渗透进大众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大众受控的主导方式。如此，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主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