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中国现代史：源自农耕文明的现代性追求
一
城市化进程不只是一个城乡转换的空间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历史传统和未来发展的时间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一个有着深厚农耕文化背景的国度而言，“城乡”一词在表达空间的二元结构的同时，还呈现出特别的时间概念：“乡”是古老的、落后的、前现代的，代表着传统与历史，承载着一个民族关于过去的记忆；而“城”则是先进的、时尚的、现代的，代表着新的文明与进步，承载着理想和未来。所以，城市化带来的不只是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徙，同时也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时间层面的过渡和跨越。如果仅仅是空间层面的迁徙，问题也许会单纯许多。而一旦涉及时间层面的跨越，生存空间的转换就不再仅仅属于现实层面的问题，而变成了历史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在一个急剧转型、时刻充满变数和未知的时代，人很容易丧失稳定感、安全感。当身外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无从把握，人自然会无所适从、惶惑不安，焦虑、迷惘、狂躁等遂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情绪。越是在这种时刻，人越是需要得到自我确认。我们从哪里来？将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可以是现实层面的指涉，也可以是文化和哲学层面的追问。
从表面看，在当前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乡村和城市都充满了变数，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生活在不停的迁徙和变动之中。城市化进程以空前的力度影响和改变着每个人的生存空间，迫使日常生活变得空前的不稳定，每个人都不得不时时提防和应对意料之外的社会环境和生存局面。社会的发展变化在让人感到紧张、惶惑的同时，对相对稳定的归宿的渴望也变得空前急切。传统农耕社会的生存环境是相对稳定的，给人以熟悉、亲切、安全的生存体验；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生存空间的剧烈改变甚至变幻莫测，导致了一个时代精神层面普遍的迷惘和焦虑。可以说，中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更多的是因为时间层面的过渡与跨越而引起的。
首先，与西方的城市化、工业化有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是突进的、疾风暴雨式的，这就使得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尤为突出。当“乡土中国”的子民突然遭遇现代城市，他们身上背负的却主要是传统农耕文明。城市文明的“现代”与农耕文明的“传统”之间缺乏足够的时间缓冲，而是直接发生正面碰撞，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在城乡双重生存空间和两种文明形态之间无所适从。特别是对辗转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而言，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他们被动的、畸形的生存方式。他们遭遇的生存困境与困惑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最集中最激烈的表现形式。
其次，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以来，在中华大地上逐渐建立起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格区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最大限度地剥夺了农民自由迁徙和进入城市的权利。这种户籍制度最终导致了城市与乡村彼此封闭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所有中国人都被分隔为两大阶层：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而且户籍变成一种身份，以世袭方式承传。再加上“剪刀差”导致的越来越严重的城乡差别，使得“农业”与“非农业”的悬殊越来越明显，并且不断用制度的方式加以强化。“农”与“非农”的差别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甚至变成一种贵贱标准。“非农”就是对农业的否定和超越，意味着城镇、现代，意味着历史进步的方向，意味着身份的高贵和优越；而“农”则意味着原始、愚昧、贫穷、落后，意味着与城市和现代无缘，甚至意味着世袭的卑贱……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换来的是等级的森严，尊卑的分明！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一道户口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不愿出去。这种户籍制度距现代文明太远了。户口之墙与其说建在世上，不如说建在人的心上”[1]。就这样，农民被严格限制在乡村，固定在乡村，像钉子一样被钉在土地上，失去了选择职业、自由流动的权利。农民不仅不能从乡村流向城市，甚至连乡村之间的流动也一度被严令禁止。从此，世世代代以农为生的中国人，开始以农为耻，并把“非农”作为他们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几十年严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导致了更深的城乡隔阂，进一步强化并人为地制造了更多的城乡差别。然而，就在这种户籍制度仍在延续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却随着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大量农民工涌进城里，先是以非法或暂住的方式栖身城市的角落，接下来便是拼命地挣钱买房，以换取城市户口。对这一类进城农民而言，他们的人生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前半生的“乡”，二是后半生的“城”。在他们身上，城乡文明的转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跨越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前半生属于农耕文明，背负传统，带着古老的乡土气息；而他们的后半生则属于现代工商文明，面对时尚的城市，努力适应着另一种生存方式。特殊的户籍制度不仅强化了城乡之间的空间隔阂，也人为地扩大了时间层面的跨越，导致农民在面对现代城市时普遍的不适应。他们大多只能出于谋生的目的进入空间意义上的城市，而无法在文化层面真正融入现代城市，成为具有相应行为素质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市民。当漫长的历史文化转型与个体命运的变化紧密重叠时，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额外的沧桑与阵痛就更加难以言表了。
再次，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恰逢新旧世纪的跨越。以西元为标准的所谓新世纪本来仅仅是对时间的一种命名，从“1999”年到“2000”年的时间变化与其他任何年份的时间流逝方式并无不同，对新世纪的强调不过是对一种命名的强调。但是，当新世纪的到来和旧世纪的离去，与一个社会以及众多社会成员的命运所发生的巨大改变相重叠时，那么时间的正常改变便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含义，甚至会给人以这样的错觉：正是千年一遇的世纪跨越，导致我们生存现实的剧烈改变！尽管时间的流逝方式是一以贯之的，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突变，但新世纪的命名的确也会给人们带来诸多的心理暗示，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人们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时的心理恐慌。正是在这一个意义上，“新世纪”这一词语在各种场合被反复提及、强调。特别是在中国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与“乡”的空间转换和“新”“旧”世纪的时间跨越大致重叠，由此一来，“新”“旧”世纪的命名似乎便有了更加确切的内涵，甚至与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发生了密切联系：一个世纪的终结伴随着一种曾经熟悉的生活方式的终结，似乎也带走了生命中那些不可再现的美好记忆；而新世纪则与生活的剧烈改变相伴而来，它带来新鲜与陌生的同时，也带来无尽的迷惘和焦虑……本课题之所以把研究对象限制“新世纪”这一时间范畴之内，也正是出于这一历史巧合的考虑。
所以，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问题，既有空间层面的问题，也有时间层面的问题。城乡生存空间的转换属于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社会现象，而时间层面的问题则指向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等领域。
二
毋庸置疑，在目前尚在加速推进的这场城市化运动中，受冲击最严重的是中国的乡村和农民。多方面的历史原因以及城市化运动推进的现实方式，决定了中国农民必然要经历空前的阵痛，承担中国社会的多重危机，再一次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作出巨大的牺牲。
20世纪90年代，当改革开放的重点逐渐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模式已基本耗尽农业生产的潜力，农村经济开始原地踏步，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农民越来越多地涌向城市。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国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竭泽而渔，农民几乎就要揭竿而起。1996年，著名学者温铁军针对日益严峻的农民、农村、农业形势，提出了“三农”问题。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写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由此，中国的“三农”问题很快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李昌平也一下子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并当选《南方周末》评选的2000年年度人物。“其实三农问题是一个问题：农民问题”[3]，而“农民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农民的地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一直未能获得“国民待遇”。“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最具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和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底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辛勤劳作和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存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4]几十年来，“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纳税群体，却享受不到纳税人的待遇：没有公费医疗，没有养老保险，更没有城里人那么多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待遇”[5]。在中国最近20多年来的现代化浪潮中，城乡差距不仅未见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相当一部分农民不得不选择进城务工。于是，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迁徙目的地就是城市。迁徙城市的农民有了另一种身份——农民工，简称民工。大量农民就这样走向了土地之外的另一谋生空间。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以农民涌入城市的方式得以表面上的瓦解。而在他们弃土离乡之后，他们却依然要尽一个老家农民的义务，名目繁多的各种赋税并不因为他们已经离乡进城而有所减少。城市在大量廉价民工的建设下日新月异，而乡村则进一步颓废、凋敝。“负担的日益增加，价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6]。到20世纪末期，出现了大量土地被撂荒的情形，而土地承载的赋税却不曾减轻。常年流徙于城市角落和铁路线上的如蚁的民工开始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壮观也最令人心酸的一道风景。
然而，由于中国严苛而又绝对不平等的户籍制度，使得被标注了“农业人口”的农民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辛勤劳作，也只能以“民工”或“盲流”的身份被城里人另眼相看。他们只被允许“暂住”城市，无异于寄人篱下，战战兢兢地看着城里人侮蔑的脸色。城市不属于他们，“现代”也不属于他们。但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又使得农民无法心甘情愿地回到贫瘠的农村。他们宁愿弃田撂荒，也要住在简陋肮脏的工棚里，干着城市人嗤之以鼻的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忍辱负重却义无反顾。他们在城市里挣扎，在现代化的诱惑面前徘徊。他们是与现代城市不相和谐的一群，是来自另一时空——“乡土中国”的古老子民。他们在城市面前如临深渊，一脸惶惑；更其艰难的是，他们还必须面对冷酷森严的制度障碍，曾经一不留神就会被当作盲流遣返。
毫无疑问，在这次城市化浪潮的早期阶段，农民首先遭遇的主要不是城乡文化差别的问题，也不是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特殊的制度设计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差别，突出了城乡矛盾，导致农民在由“乡”而“城”的转换过程中要忍受更多的屈辱与磨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不难理解，在农民工进城的早期阶段，在东南沿海城市曾风靡一时的打工文学中，随处可见的是打工仔对城市的满腔仇恨和血泪控诉。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是新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分治政策积累下来的多重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当“三农”问题集中爆发时，停滞多年的城市化进程重新启动，农民终于有了土地之外的另一谋生空间。毫不夸张地说，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才迫不得已地选择进城谋生。然而进城之后，他们是外来者，享受不到市民待遇；而在农村，他们山穷水尽，不堪重负，土地成了他们甩都甩不掉的包袱。特殊的历史情形造成了他们进退维艰的生存困境，也造就了他们对乡村和城市的双重仇恨。这种极端的仇恨式的进城方式最大限度地斩断了农耕社会传承了数千年的人与土地的情感，扼杀了农民对乡土世界的最后一丝留恋，造成了情感上与传统乡土的脱节。
在一个以农耕为传统的国度，农民对土地的珍爱与眷恋延续了几千年，传统文化与这种土地情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夏子孙可以说都是大地母亲孕育的“地之子”。然而到了千年一遇的世纪之交，农民与土地的情感联系突然被生生撕裂。谁也不会想到，“地之子”与土地的告别方式竟然是如此决绝而残酷！不难想象，告别乡土之后，伤心绝望的“地之子”还会像当年的梁三老汉那样，久久徜徉在刚刚分得的土地上不忍回家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农民获得解放的同时，也不再有把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必须承认，党和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政策不仅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命运，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
三
继续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世纪之交的这场城市化运动，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从来不曾间断过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环，也是传统与现代对话的高潮部分，既有世纪之交的时代特色，也有其背后一以贯之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无论从文学还是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我们都必须把问题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才可能有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讨。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度，历来以农为本，无农不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是传统文化生长的土壤，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基本的生存背景。如果不是数典忘祖的话，只要是中国人，大概都可以坦然地承认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农业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强大的基因，它构成中国人鲜明的文化身份，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视野、价值观念、美学趣味和人生范式等多个方面。尽管在传统社会里，士大夫阶层可能疏远或者不屑于具体的农事耕作，但是他们最基本的精神渊源和人生经验都离不开“乡土”。尽管他们属于农耕社会的上层，但从骨子里讲，他们首先是农民，然后才是知识分子。而且“知识分子因其教养和精神生活，也因其与土地的非基本生存关系，更利于保存古旧梦境、传统诗趣，知识分子往往是比农民更严整的传统人格”[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园先生说，“广义的农民文化，即使不等同于传统文化，也是其重要部分；且因形态的稳定单一而具体，易于标本化。”[8]因此，在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学传统里，“乡土中国”以及由此生发的具有鲜明农耕社会特色的生命体验和哲学感悟，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笔下的主要内容。虽然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不难发现历朝历代繁华都市的影迹，但是城市仅仅是作为农业文明的延伸而存在，是农业子民在田间地头之外的另一生存空间。城市即使成为诗人的书写对象，承载的依然是浓郁的乡土趣味。哪怕到了20世纪，乡土依然是中国作家最基本的生命背景。所以“城市从来没有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或乔伊斯在都柏林所找到的哲学体系，从来没有像支配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支配中国文学的想象力”[9]。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和乡村的区别主要不在空间形态层面，而在于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明形态。
意识到自己文明的“农业”特点并非易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心目中只有自己的一种文明。也就是说我们曾以为我们的农业文明是天下唯一的文明，真正的文明。即使还有其他的文明，那也只是化外的蛮夷之流。这种封闭自大的心态一直到鸦片战争惨败之后，才开始受到冲击。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轻而易举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华大地。再也无法回避，我们被迫面对另一种陌生而强大的文明。从此，认识、研究、比较、学习另一种文明，就成了中国学人的基本功课。正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并置与比较中，中国传统文明的“农业”特点才凸显出来。我们遭遇的西方文明是经历了几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工业化城市化是其显著的特点。正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准，我们才获得了从另一角度打量自己文明的机会，才发现以“农业”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以及自己作为农业子民在世界上的真实处境。
东西文明的并置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从表面上看可谓强弱悬殊，高下分明。西方文明在中国学人的眼中从夷学、西学到新学，很快确立起在东方文明面前的优势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把西方文明的诸多标准确立为“现代”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而以“农业”为基本特点的传统文化则被视为“前现代”的，成为中华民族向前发展必须超越的对象。这样一来，东西文明并置的空间概念便转化为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时间概念。西方不再仅仅是我们空间意义上的邻居，更是我们的未来和理想。再加上达尔文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华子民逐渐抛弃了根深蒂固的今不如古的时间观念，接受了与之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时间观。于是乎，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参照，一个崭新的时空呈现在古老的中华民族面前，诱发古老子民关于未来的无尽想象，历史的车轮终于在泥泞和混乱中缓缓驶上了“现代”的轨道。“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10]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依然继续着这种寻找和探索，世纪之交的城市化运动可以说正是我们所选择的现代性范式在实践层面的最激烈体现。
现代化追求使中国人跨入了一个“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空间，这种说法对一位西方学者而言，似乎难掩几丝扬扬自得。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则意味着忍辱含羞和痛苦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否定。西方文明引着我们走出深陷其中的“庐山”之后，我们从此就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回到自己的乡土家园。在强弱悬殊的文化环境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痛定思痛，大多选择了比较激烈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在内忧外患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爱国心切的知识分子往往来不及细数传统文化的好处，而更多地看到其包脓裹血的一面，吃人的一面。矫枉或许有些过正，正是借助对传统文化极端否定的反向推动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缓缓启动。痛快淋漓的自我否定也许更能起到警醒人心的作用，主张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毛泽东，在年轻时也曾有过这样激烈的言论：
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有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道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道设立工党，作学问的只知道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道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依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么久，还没有一头走欧州（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京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像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11]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在风华正茂、年轻气盛时所呈现出来的另一面。虽然这一面在后来逐渐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形象所取代，但我们不难从整个毛泽东时代乃至整个20世纪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其表象背后一以贯之的价值选择。
既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启动于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生长，那么基本可以断定，以“农业”为基本特点的传统文化，其自身是不具备发展现代社会的基因的。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这样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发生科学，绝不是中国人心思不灵，手脚不巧，而是中国的匮乏经济和儒家的知足教条配上了，使我们不去注重人和自然间的问题，而去注重人和人间的位育问题了”[12]。正是由于“现代”的移植特征，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在中国人的“现代”观念里，农业与现代文明基本标志之一的工业不被认为是互补关系，而是对立关系。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农业不被视为发展现代社会的基础，而被视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当“现代”成为一种价值观，那么在五四知识分子那里，乡村、农业、农民便被视为是逆历史发展潮流的、反价值的。“新文化对于乡土社会的表现基本上就固定在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上，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盲目僵死的社会象征。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的短篇《祝福》和《故乡》，当然还有《阿Q正传》。30年代也有不少写农村生活的小说把乡土呈现为一个社会灾难的缩影，只有不多的几个作家（如沈从文）力图以写作复原乡土本身的美和价值，但是多罩以一种抒情怀旧的情调。新文学主流在表现乡土社会上落入这种套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新文化先驱们的‘现代观’。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紧迫情境中，极要‘现代化’的新文化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一种反价值。乡土的社会结构，乡土人的精神心态因为不现代而被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在这个意义上，‘乡土’在新文学中是一个被‘现代’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其可能尚还‘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学的话语之外，成了表现领域里的一个空白。”[13]
这样一来，乡土中国、农业、农民，就成了中国不现代的替罪羊。在知识分子现代眼光的审视之下，中国农民呈现出愚昧麻木迷信保守自私吝啬的“新”形象。就20世纪农民的文学形象而言，中国新文学首先树立起来的不是具有现代品质的正面形象，而是在批判中树立起来的与现代性相对立的反面形象。
四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主要源于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生长，所以，与西方现代化追求过程相比较，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中国的现代化追求是被动的，身不由己的，一开始就伴随西方列强的巧取豪夺和肆意欺凌。如此情形之下，在追求民主进步的现代社会的同时，也伴随着争取民族解放的抗争，现代化追求与民族解放被统一在同一历史进程中，“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华民族用切肤之痛换来的至理名言。“落后”是现代性层面的问题，也是价值标准选择的问题，即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是大大的落后了，西方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挨打”则是民族解放层面的问题，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我们要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尊严，要争取和西方平等的国际地位。于是乎，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它一方面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追求现代化必须要请教的“老师”；同时又是我们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和解放的反抗对象，是我们要对付的“敌人”。“老师”的称谓源于对西方代表的现代价值观的认同，“敌人”的界定则源自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二者合二为一，造成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追求中异常复杂、痛苦的心理沉疴。现代性价值观的启蒙与传播总是伴随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绪，理性的价值选择与感性的家国情怀总是相生相随。
显然，现代化追求和民族解放虽然被统一在同一历史进程，但二者并不具备逻辑上的正比例关系，顾此失彼总是难免的。“1840年以后，中国在总体上发生了农业文明形态急剧解体，现代文明形态快速增长，并最终发展为现代国家的进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历主调和基本格局。承认这个历史进程具有客观实在性，并不否定西方列强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和中国人民不断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过程。二者都能，也都应得到确认。民族的尊严、独立与社会发展进步有联系，但并不具有逻辑上的正比例关系，更不是任何时候都具有正比例关系。前者主要是道义问题，评判主要建立在正义逻辑之上；后者主要是历史问题，评判主要建立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上。”[14]笔者以为，正是由于现代化追求和民族解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步性，导致了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是侧重于理性的价值层面，以科学和民主为代表的现代基本价值观念的传播成了那一时代的主要任务。而且由于情势的急迫，爱之愈深、恨之愈切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普遍蔓延，使不少五四先驱们采取矫枉过正的激烈态度，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几乎是没有节制的否定和批判。鲁迅“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所以他这样奉劝当时的青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15]“外国书”因为和现代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获得高人一等的地位，“中国书”因为和腐朽的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代表着一种反价值。对“外国书”和“中国书”的一臧一否显然不是从民族情怀的角度，而是从价值选择的角度。在鲁迅这里，现代价值观的确立显然要比民族文化的认同重要得多，“人”的解放是第一位的，没有“人”的解放，就不会有民族的解放。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把现代价值观的传播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书写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厚重的启蒙篇章。
毋庸置疑，以启蒙为主要任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具有超前意识和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发起的。启蒙可以看作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与知识阶层结合的结果。也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痛切地感受到精神和灵魂的独立对一个“现代人”而言有多么的重要。“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6]这里的“愚弱的国民”就是作家笔下的阿Q、祥林嫂、闰土、华老栓等人，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愚昧麻木的古老子民。他们是启蒙的对象，是现代文化要拯救的对象，是与先知先觉的民族精英们相对应的另一极。
然而，由知识分子主宰话语空间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中国的历史长河里很快掀起了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巨澜，情形变得复杂起来。多年来，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个颇为流行的论点将历史进程的这一变化描述为“救亡压倒启蒙”。这种说法自有其无可怀疑的正确性，但将救亡和启蒙如此并置，很容易给人一种二者不可得兼的印象，从而忽略二者背后可能存在的一致性。1947年，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后，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7]在毛泽东那里，革命的根本任务依然是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这一点上，救亡和启蒙绝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一致的。毛泽东虽然是一个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他毕竟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骨子里弥漫着对现代性的浪漫诉求。李陀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以为毛文体较之其他话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是研究者绝不能忽视的，这一优势是：毛文体或毛话语从根本上该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现代性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18]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纳入现代化追求这一历史进程。
与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启蒙阶段不同，当现代化追求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之后，知识分子话语便让位于政治话语。出于革命斗争的现实策略性，启蒙阶段的一些基本立场不得不作出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对农民的看法。启蒙阶段，知识分子眼中最需要改造的是农民，他们是国民劣根性的主要载体，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跨越的障碍；而在毛泽东那里，农民成了最具革命性的群体，是革命最主要的依靠对象。与五四运动从中国最具影响的大城市开始不同，在毛泽东那里，农村成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成了一个由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把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理解成代表传统文化的乡村包围并攻克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的过程。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他的现代化追求有其一致的方面。他甚至把五四运动也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毛泽东那里，革命几乎成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唯一有效途径。这样一来，“革命”和“现代”具有了历史价值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化也是革命追求的目标，革命也是通往现代化的一条途径。
当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政治运动与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合二为一之后，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就变得更为复杂，不仅与历史渊源和文明形态相关，也与政治层面的现实策略性密切相关。
五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农民是启蒙的对象；而对于政治家革命家而言，农民因为数量的庞大，自然而然成了依靠的对象。毛泽东曾这样描述中国农民：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9]
同样是中国农民，为什么革命话语和启蒙话语却给出了迥然不同的描述？考察这种差别时，笔者以为要注意到两个不同的角度。第一，是历史的角度。从历史发展的表象看，中国现代历史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前阶段是启蒙，后阶段是救亡和解放。正是这种历史任务的不同，决定了农民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二，是农民描述者的角度。农民虽然占着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却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群体，所以农民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不是由农民自身来描述的，而是由“他者”来描述的。正是由于“他者”身份和角度的不同，对农民所作的描述也不一样。
当革命家意识到农民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时，知识分子的启蒙对象就变成了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历史话语的主导权从知识分子那里转移到革命家手中，并鲜明地向农民倾斜。农民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变了，但农民作为被描述者的地位却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显然，如果采用李陀的观点，承认“毛文体或毛话语从根本上该是一种现代性话语”，那么这种现代性和五四启蒙阶段的现代性是有着诸多差异的。五四时期的现代性标准主要是西方的，是横的移植。而毛泽东的现代性则是高度中国化了的。在毛的著作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未来独立统一的工业化中国的想象，却极少具体论及五四启蒙阶段所倡导的一些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可以这样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大地激发起了毛泽东关于现代化中国的想象，却并未使他深入理解西方现代性在价值观层面的基本原则。“解放”是毛话语里最具包容性和诱惑力的一个词，也是毛思想里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毛泽东这样写道：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20]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里有这样几句：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中国人民是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勇敢的，他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21]毛话语里随处可见的“解放”一词，几乎可以囊括所有关于现代中国的美好想象，“解放”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庞杂而又模糊的价值标准。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他无意对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任重道远的灵魂改造，而是用简洁的、最能为中国广大农民轻易理解和接受的关于现代化中国的朴素想象，召唤起了中国贫困农民空前的革命激情。
这样，毛泽东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五四所确立的现代性目标，同时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注入了另一种现代性诉求，那就是民族的解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项解放事业。”[22]“解放”一词的广泛使用和被接受，主要源于不平等的现实。它既包括国家民族间的不平等，也包括民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在毛泽东看来，解决不平等的唯一办法便是斗争。于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其目的不仅仅是获得政权，更重要的是解放祖国和人民，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如毛泽东所说，“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23]。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了农民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农民作为最需要获得解放的群体，首要的是改变他们的处境和命运，改变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而不是改变他们的精神。马克思认为：“物资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24]如果按马克思这一著名观点来分析，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主导的启蒙运动试图以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改造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做法是有违唯物主义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规律的。当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之后，中国共产党从物质层面入手，从中国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入手，开始了改造旧中国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从1928年开始，共产党领导的井冈山、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开展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这一斗争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支援红军战争和巩固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25]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长征，北上抗日。“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了巨大的发展”[26]，为以后的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为了应对内战，充分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初就土地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随后在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开展，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翻身农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形成热潮。到1946年10月，新参军的农民已达30余万，并有300万—400万农民参加了民兵和游击队。……土地改革运动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为即将到来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最重要而又坚实的政治和物质基础。”[27]
很明显，无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土地改革运动，其根本的目的都在于激发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保障革命的推进，捍卫革命的成果。但是，当初无论是打土豪还是斗地主，都是为了给农民分田地。革命理论告诉农民，土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剥夺地主的土地然后分给农民，却并未丝毫改变土地私有的性质。革命关于土地的理论呈现出自相矛盾的一面，这一“解放”农民的革命行为，只是在传统农耕社会最在乎的土地所有权这一问题上转圈子，在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方面并无明显的作用。在这里，革命进程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脱节。历史被蒙上一层面纱，增加了阐释的难度。
土地改革这一革命行为与革命理论的自相矛盾很快在现实层面暴露无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之后的几年时间之内，农村的土地又出现了集中现象。不少游手好闲或者体弱多病无劳动能力的农民再次失去了土地，而那些吃苦耐劳、身强力壮的农民私下购买土地，成了新中国的新“地主”。于是，农村又掀起了连绵不断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先是互助合作，接着又是长达20多年的人民公社运动。然而，这些否定土地私有制的做法不仅未能解放农民，反而把农民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人民公社的神话破灭之后，农村进行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重新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土地私有制。包产到户之后，农村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几近崩溃之后在农村率先复苏。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概念提出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速度骤然加快，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已耗尽增长潜力，基本陷于停顿，甚至出现负增长，土地被撂荒，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谋生。
现代性和革命构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旋律，而中国农民被革命和现代性的浪潮裹挟着，驱使着，身不由己地随波浮沉。他们首先是现代性启蒙的对象，继而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到了世纪之交，当城市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再次变得捉摸不定，农民又一次成为历史的焦点。作为传统农耕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中国农民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化追求过程中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