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话语系统变异中呈现的语境差
日常语言使用过程中，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人们在传递信息时使用的语言就是在约定俗成的范围内进行的习惯性重复。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地方是它时常会对规范性话语形式进行违反和颠覆，形成“话语系统的变异”，构建修辞性语境差。小说的话语系统由各语言要素和非语言要素综合构成。小说话语系统遵循其特定的语言规律。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会根据“题旨”，以独具个性的方式去解构原有的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这种解构是临时的，“并不因此改变语言系统的规律，但它足够的冲击波撞击着语言系统规律，引发语言系统强烈的‘震感’”[11]。这种具有艺术策略的言语行为会“以它对语言‘大地’面貌的局部性破坏造成语言‘震后’的新景观，以对原有自然景象破坏所构成的奇观异景吸引着浏览者的目光”[12]。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颠覆原有的语言规则使用一些新奇的、独具个性的语言表达形式，形成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的语境差，从而吸引读者。
冯广艺曾将“虚拟律”作为语境适应的规律之一。他说：“出于表达的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中言语表达者采用貌似虚空，而具有实在语义内容的表达方式，这便造成了虚拟。”[13]这种虚拟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打破了语言的常态、破坏了原有的逻辑规律、违背了语言真实，却又具有实在的语义内容、表达了作者特定目的的语言使用状态。“话语系统的变异”是文学语言得以建立的基础，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字游戏，也不是作者为了吸引眼球而刻意使用的无厘头的表达形式，而是为了满足特定的修辞目的、适应具体的语境、具有突出的审美效果的语言表达形式。
话语系统变异离不开具体的语境，是语言符号进入小说语境后发生变异的产物，因而能构建语境差。作家作为小说语言符号的创造者，对语言材料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和加工，构建出个性化的语言的过程，就是创建语境差效果的过程。与此同时，读者领会和感悟“语境差”的魅力与效果，同样离不开语境。
老舍的小说语言通俗浅白、幽默严肃，能产生让人笑中带泪的修辞效果。老舍在小说中也常常违背原有的语言规律，形成“老舍式”的“话语系统变异”，制造出语境差，让读者耳目一新、印象深刻。本节立足于小说语境，以老舍小说语篇中的语音、语义、语法等系统的语境差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中蕴藏着的修辞效果和丰富的审美价值。
一 语音系统的语境差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一定的语音形式代表着一定的意义。语音系统有着其内在的规律。这种规律是约定俗成，不容破坏的。在文学作品中，同样也要遵守语音系统的规律。但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为了达到一定的修辞目的，作者也会有意去违背语音规律，造成对原有语音系统的背离，以颠覆后的新形式来参与小说的构造，形成语境差，具有丰富的审美底蕴。例如：
（1）“秀真妹，笛耳！”小赵的脑门与下巴挤到一块，只剩下两只耳朵没有完全扁了。
《离婚》
（2）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美的文化——要从新的整部的设建起来；不是多接几个吻，叫几声“达儿灵”就能成的。
《离婚》
（3）他从桌上拿起一本小书，嗽了两声，又耸了耸肩，面对着墙郑重的念起来：“Aboy，Apeach”，他又嗽了两声，跟着低声的沈吟：“一个‘博爱’，一个‘屁吃’！”
《赵子曰》
老舍在小说语言中夹杂外民族语言形式，构成对单一语言形式的颠覆，形成多语混杂的局面。例（1）（2）都是对英文单词的直译。两个例子将英语中的“dear”直译成“笛耳”，将“darling”直译成“达儿灵”，意译都是“亲爱的”。“笛耳”出自带有流氓作风的小赵之口，再配上脑门与下巴挤在一块儿的滑稽形象，揭示了小赵崇洋媚外和虚伪善变的个性，给人物平添了几分厌恶之感。例（3）最不喜欢读书的赵子曰为了掩人耳目，装腔作势地念英语，把“boy”“peach”分别读成“博爱”“屁吃”，也是对英语单词的汉字直译，充满着谐趣和嘲讽。谐音既是对现有语音规则的颠覆，形成新奇的表达形式，又隐含着对意义的强烈影射。这些有趣的汉字直译形式，充满了强烈的嘲讽意味，体现了作者对小说人物的一种委婉批评和讽刺。
（1）邱太太的话虽然不好懂，可是她明明的说了，管我的“后顿”；有人管后顿，前顿还不好说？跟他吵！后盾改成后顿，李太太精神上物质上都有了倚靠。
《离婚》
（2）老太爷以为“韵梅”和“运煤”既然同音，也就应该同一个意思，“好吗，她一天忙到晚，你们还忍心教她去运煤吗？”
《四世同堂》
（3）琢磨了半天，他看清楚“妓”字的半边是“支”字，由“支”他想到了“织”；于是，他含着笑开始写：“贵府冠夫人荣升织女检查所所长……”
《四世同堂》
汉语中的同音字、近音字比较多。老舍在小说中充分利用汉语的这一特点，有意用同音或近音字进行替代，形成一种新奇的表达形式，造成共同语语音形式的变异，起到较好的修辞效果。上述例（1）《离婚》中的邱太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提倡婚姻自主的同时也会鼓励其他女性勇敢地离婚。她愿意作李太太的后盾，鼓励李太太去跟老李吵闹。李太太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将邱太太的“后盾”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表示“下一顿饭”的“后顿”，进一步引申到“后顿”有人管，“前顿”也不成问题，既然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跟老李吵闹了。这一同音替代的话语形式，表现出李太太浅薄无知和泼辣无理的性格特征，让读者忍俊不禁。例（2）“韵梅”是“小顺儿的妈”的名字。祁老太爷作为一个没受过教育的老人，不能理解“韵梅”的意思，理所当然地认为“韵梅”等同于“运煤”。在下文中还特意补充了一句祁老太爷对“运煤”的解释，更是让人啼笑皆非。全句话使得一个浅识、固执又可爱的老人家形象跃然纸上。例（3）大赤包做了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冠晓荷写了大红的喜报以示庆祝。冠晓荷以“织女”代替“妓女”，取了与“妓”的半边“支”读音相同的字“织”。“织女”是我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却被冠晓荷用以替代“妓女”，此举充满了揶揄与嘲讽，将冠晓荷的丑恶与无聊刻画得淋漓尽致。同音替代的话语形式表面上背离了语音系统的规律，呈现出一种“飞白”的状态，实际上是用两种形式、两种语义相互对比和映衬，达到突出重点、强调人物个性的修辞目的。
讹读是文学作品中语音变异的一种常见表现形态，它打破了语音系统中正确的读音规范，以错误的读音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讹读常常出现在人物的对话之中，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可以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行为，多由于方言影响或者文化程度的影响而造成。对于作者而言，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是为了表现人物的特点或者某种独特的地域特色。例如：
“欧阳先生！”欧阳天风刚进天台公寓的大门，李顺大惊小怪的喊：“欧阳先生！可了不得啦！市政局下了什么‘坏人状’，武先生作了官啦！”
“委任状大概是？”欧阳天风心中一动，却还镇静着问：“他补的是什么官，知道不知道？”
“官大多了！什么‘见着就磕’的委员哪！”
“建筑科，是不是？”
《赵子曰》
这段对话中的“坏人状”是对“委任状”的误读，“见着就磕”是对“建筑科”的误读。李顺是天台公寓打杂的，文化程度极其有限，对市政府下达的委任状不甚了解，对市政局中的科别更是不清楚，照搬别人话语中的语音形式，所以造就了误读。这种“讹读”形式，符合人物的身份特征，带有极强的真实性，说明老舍对人物的个性把握得非常准确。
文学语言较为复杂，呈现出合规律性和反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小说话语的变异就是话语反规律性的重要表现，其中语音变异就是违反语音系统规律性的表现。老舍在小说中将汉字直译词与英语词混合使用、用同音词替代原词、对话中使用讹读词等，都是利用了汉语的语音特征，有意违反语音系统的规律，构建出语境差，以一种新奇的表达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赋予话语丰富的内涵，达到新颖奇特、不落俗套的修辞效果。
二 词义组合系统的语境差
词语的组合具有凝固性，词语的使用也应遵循一定的规则或规律。通常情况下，词语要求运用得准确、恰当。在文学语言中，常常会出现词语的非常规使用状态，即词语的形式或意义同原词发生了背离，解构了词形、颠覆了词义、改变了词性或者更换了用法等等。这种词义组合系统的变异构成的语境差，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特殊的修辞效果。
（一）词语形式变异
词语形式变异指的是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颠覆了原有的形式，以新形式来表达词义。词语形式是固有的，为了达到某种修辞目的，可以临时进行改变。运用词形变异创造的语境差，能使话语表达新颖别致。例如：
（1）不漂亮的人也漂亮了些，男的至少有个新草帽，女的至少穿上件花大衫，夏天更自然一些，可以叫人不富而丽。
《离婚》
（2）公文，公文，公文，没头没尾，没结没完的公文。
《离婚》
“富丽”“完结”原本是两个内部结合非常紧密的词，小说中却将它们拆分重组成“不富而丽”“没结没完”。例（1）“富丽”是并列关系，改为“不富而丽”成了转折关系，着重表现夏天带给普通男女的变化，带有很强的调侃意味，符合老舍一贯的幽默话语风格。例（2）也是并列关系的短语，跟“没头没尾”相照应，音节搭配和谐，也进一步表明了公文的繁多与杂乱。
（二）仿造新词
词语的组合具有相对的稳固性，但在小说作品中，作者会根据表达的需要，临时更换其中的某个语素，对词语进行改装，以新词的形式出现在句子中。这个临时组成的新词不具有稳固性，对语境的依赖性非常大，读者可根据语境推知其意义。解构原词的组合形式，重构新的组合形式，形成词语表达方面的语境差。例如：
（1）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
《离婚》
（2）赵子曰是起下誓，不再吃他那个小脚媳妇捏的饺子，并不是他与饺子有仇，是恨那个饺子制造者；他对于这个举动有个很好的名词来表示：“抵制家货！”
《赵子曰》
（3）张大哥随着一批新人，回了财政所，所里的陈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变动，因为所长是讲面子的人，而且各位都有人给说情，所以旧人没十分动，而硬添上一批新人。
《离婚》
（4）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军阀与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们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
《赵子曰》
例（1）中“国家大事”是语言中原本就有的一个词，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作者为了表达的需要，临时改变了其中的一个音节，将“国”改为“身”，创造出“身家大事”一词，改变了原来的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小说中老李想跟乡下太太离婚的事情关乎个人生活，无关乎国家前程，所以只能是“身家大事”。结合上下文语境，这一超越常规的改装变异，能传递出准确的信息，起到积极的修辞效果。例（2）“国货”是为了增强民族品牌认同感而常常使用的一个词。“家货”则是赵子曰嫌弃媳妇做的饺子而改造的一个新词。作为语素的“家”与“国”在语义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赵子曰嫌弃乡下的媳妇，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坚决不吃媳妇做的饺子，并附加上一个貌似悲壮的理由“抵制家货”，由此，一个沽名钓誉、爱慕虚荣的赵子曰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例（3）中“陈人”一词是改变“新人”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临时创造出来的，“陈”与“新”语素意义相反，“陈人”的意义与“新人”也相反。在具体的语境中，“陈人”一词的意义不难理解，即“旧人”的意思。但是“陈人”比“旧人”更新颖，更能表达财政所闲人多的意思，也能体现出老舍高超的语言技巧。例（4）“文化”是语言中原有的词，仿造“文化”造出了“武化”一词，语素“文”与“武”的语义相反相成，进一步引申出“新武化主义”，形象又贴切地表达出军阀和学生对老百姓的武力压制，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上述四例都是仿造语言中原有的词语，通过更换其中的某个语素，创造出适合语境意义的新词，即“仿词”辞格。仿造出来的新词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大，能够使词语的形式多样、表意丰富，具有积极的修辞效果。
（三）创造新词
老舍在作品中不仅仿造语言中的原词形式创造出新词，还会根据表达的需要临时创造出新词，使语言表达言简意丰，令人回味无穷。例如：
生命是个两截的，正像他妻子那双改组脚。
《离婚》
“改组”是个合成词，表示“改变原来的组织结构”，再与“脚”组合成“改组脚”。李太太的脚是被裹过的小脚，后来为了显示不落伍能跟上时髦，特意将棉花塞进鞋里，使其看起来跟正常的脚差不多。作者称这种脚为“改组脚”，临时将“改组”与“脚”进行组合，同时将两部分的意义进行了重新合成，创造出一个新词。“改组脚”虽然在语言中难以找到原型，但能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意图，话语简洁、表意生动，让读者拍手称道。
（四）改变词语的附加意义
词语的附加意义是附加在理性意义基础上的，影响着词语的具体场合。老舍在小说中有时会背离词语原有的附加意义，形成语境意义与附加意义之间的语境差。所背离的词语附加意义主要表现在感情色彩与语体色彩方面。词语附加的感情色彩有褒义有贬义，这决定了选用词语时应与作者的主观态度相一致。但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作者会有意背离词语的感情色彩，褒词贬用或者贬词褒用，形成词语使用中的“变异”，体现出作者更深层次的表达意图。例如：
不打外国人的军阀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军阀的资格。不打军阀的学生要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
《赵子曰》
例句中军阀的特点是欺辱平民，学生的特点是殴打校长教员，这种观念严重违背了我国传统礼教中“尊师重教”的观念，应该受到大力的抨击和否定，但是作者却用了“有志气”这一带有浓厚褒义色彩的词来修饰“青年”，词语的感情色彩同作者的态度之间形成了背离。表面上是对学生的行为表示肯定，实际上充满了深深的挖苦和嘲讽，以褒词表达贬义，则愈发能突出贬义色彩。作者用“反语”的形式表达了对学生行为的否定与反对，在言语表达的深层揭示了真正的表达意图，从而达成语言形式与交际目的的平衡。
词语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适应范围及特定的修饰对象，还带有一定的附加色彩。小说中有意背离这些附加色彩，把词语用在别的对象上，形成大词小用的状态。例如：
（1）不久，全胡同里的小儿都学会了他的假嗽，而常常的在冠先生的身后演习。
《四世同堂》
（2）她走得极稳极慢，一进殿门，她双手握紧了斗篷，头上的野鸡毛从左至右画了个半圆，眼睛随着野鸡毛的转动，检阅了全殿的人。
《四世同堂》
（3）结婚一场，并没给夫人弄个皇封官诰，这有多么对不起死去的灵魂！
《二马》
例（1）“演习”原本是个军事术语，带有庄重的附加色彩，常用于军队、消防等的战争或实战演练。例中用于指小儿学习金三爷的假嗽，很显然是将庄重色彩的词语用于日常的小事，表层是词语本身的色彩与适用对象之间形成了不平衡，在语言表达的深层则是连小儿都对冠先生的行为表示不耻，进一步加强了对冠先生的讥讽。若是换用“练习”，则讽刺意味荡然无存。例（2）“检阅”一般是指军队的首长对军队的视察，常用于上级对下级严肃的视察。大赤包总喜欢摆出气势汹汹、架势甚大的样子，虽然只是北平一个普通的女流氓，却以为自己的地位高于一切人。例中将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词汇用于普通的民众，形成了词语的意义与对象之间的不平衡，形象地再现了“大赤包”的丑恶形态，让人心生厌恶。例（3）“皇封官诰”带有严肃、庄重的附加色彩，指的是皇帝、官府的正式任命，这里却用于老马先生这样的普通民众身上，表面上二者格格不入，实际上，作者是有意夸大老马先生的“官本位”思想，形成大词小用的不平衡，突出老马先生的可笑与迂腐。
语境制约词语的选择。在小说中选用合适的词语，是语境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上下文语境的要求，普通人物应该使用“练习”“扫视”“称号”等词语，但是作者有意使用了“演习”“检阅”“皇封官诰”等词语，目的是为了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收到幽默、讽刺的表达效果。所以，词语使用方面的背离会形成语境差，而语境差的解读过程能实现深层次的修辞目的，达到良好的修辞效果。
（五）临时更换词语的意义
词语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不随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地更改词义。在小说中，有时会颠覆词语的意义，呈现出独特的语境意义。语境意义在颠覆原有词义的同时，往往会扩展原有词义。例如：
（1）绕到丹桂商场，老李把自己种在书摊子前面。李太太脚有点吃力了。看了几次丈夫，他确是种在了那里。
《离婚》
（2）所长滚出来，爬进车去，呼——一阵尘土，把清冷的街道暂时布下个飞沙阵。
《离婚》
（3）他长着一对阴阳眼：左眼的上皮特别长，永远把眼珠囚禁着一半；右眼没有特色，一向是照常办公。
《离婚》
例（1）中的“种”本来是写庄稼长在土里的动词，在例句中颠覆了“种”原有的词语意义，代之以语境意义，指人站定不动。一个动词“种”在句中非常形象地表现出老李在书摊子前面舍不得离开的情形。对于农村出身的李太太来说，把用来写庄稼的动词“种”用在丈夫身上最合适不过。“种”的语境意义扩展了词语意义，扩大到可以用在人身上。例（2）中所长原本是走出来，因为身形既矮又胖，让人感觉就像一个球在地上滚动，所以作者在此选择了“滚”这个动词。句子中的“滚”不同于贴着地面转动的意思，指的是人走出来，即语境意义同词语意义相偏离。但是形容一个人是“滚”出来的，带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例（3）“照常办公”是一个状中结构的短语，表示同平常一样处理公事，一般情况下用于指人的活动。在例子中被用于指人的眼睛，带有很强的陌生化效果。张大哥的右眼没有特色，正常使用，在作品中戏谑地称作“照常办公”。语境意义颠覆了词语意义，使原词的语义更为丰富和深刻。
老舍的小说中不仅有动词的语境意义代替词语意义，还有名词的语境意义也会背离词语意义，形成词语表达中的语境差。例如：
她也许不是你理想中的人儿，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个真人，没有您那些“聊斋志异”！
《离婚》
《聊斋志异》是一部以花妖狐魅、幽冥世界为题材的小说。书中通过丰富奇特、离奇变幻的想象，虚构了一个个人鬼、人妖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例子中的“聊斋志异”并不是指花妖狐魅的故事，而是指老李对爱情的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语境意义源于词语意义，又对词语意义进行了改变和重构。在具体的语境中，该词喻指老李那种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思想状态，出自毫无空想、务实本分的张大哥之口是再贴切不过。例句中“聊斋志异”的语境意义不同于词语意义，但是比词语意义表意更为含蓄和深刻，富有无穷的意味。
语境差能更改原有词义，使词语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增添词语的形象表意。语境对词语的意义具有限定功能。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词语进入语境后往往能保持词义的单一性和确定性。但是语境差却可能使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呈现出多义性和模糊性，这种多义和模糊往往增添了词语的信息容量，使词语富有较强的表现力。例如：
可幸的南飞生留老张吃晚饭，老张又吃了个“天雨粟，鬼夜哭”。吃完忙着告辞，手捧圆肚，一步三叹的挤出安定门。
《老张的哲学》
动词“捧”的意思是“双手托着”，“挤”的意思是“用身体排开人或物”。在一定的语境中，这两个动词的表意具有单一性和准确性。但是上述例子中，作者有意使词语同语境呈现出不平衡：双手可以捧很多物品，但是手捧“肚子”走路的情形很少见；人多拥挤的情形很常见，但是一个人通过一道城门而显得拥挤的情形很少见。“捧”和“挤”因为语境差的存在而具有模糊化的表意，“手捧圆肚”并不是真的捧着肚子，而是老张吃得过饱，以至于肚子重得需要用双手捧着，着重强调的是吃得多；“一步三叹的挤出安定门”并不是说城门人多，需要用身体去排开别人，而是说老张吃得多、长得肥，以至于城门在他面前都显得窄了，想通过还得靠“挤”。所以，例句中依赖语境差使词语的表义由准确变为模糊，增添了词语的内涵，大大加强了话语表达的形象效果。
词语使用过程中的形式与意义同原词背离而形成词语变异，这种变异又适应了小说语境的要求，能够表达作者的修辞意图，呈现出良好的修辞效果。作为语言大师的老舍经常在小说中创造性地使用词语，使得其小说话语精妙绝伦，读来让人不忍释卷。
三 语法系统的语境差
语法是维系语言系统秩序的形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的语言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惯性，带有很强的规律性，不允许被随意更改。在文学作品中，语法也可以是“话语系统变异”的内容之一，也能构建语境差。语法系统的语境差表现为对现有语法规则的颠覆、破坏话语搭配的典型性和自然性、超越惯常的期待，呈现出“出人意料”“与众不同”的话语状态，实现了话语表达的“陌生化”和“新奇化”。语法系统的语境差主要表现在词性变异和搭配变异两个方面。
（一）词性变异
汉语中每类词都有其语法功能和形态，如果随意改变，误用了词性，就会造成语病。文学话语中的“词性变异”则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改换词语的词性，将甲类词用作乙类词，从而形成对词性的颠覆。老舍在小说中常常会有意识地改变词性，改变词语应有的组合关系，制造出语境差，使语言表达充满意趣和魅力。例如：
（1）我不是得想法收拾他，就得狗着他点：先狗他一下试试。
《离婚》
（2）在他心的深处，他似乎很怕变成张大哥第二——“科员”了一辈子，以至于对自己的事都一点也不敢豪横。
《离婚》
（3）剪着发，脑后也扎了两个小辫——比李太太的那两个轻俏着一个多世纪！
《离婚》
例（1）“狗”是名词，在句中临时用作动词，带上了动态助词“着”，并且带上了宾语“他”，意指把小赵当作狗来看待，先哄着不让他随意“咬”人。如果写成“把他当狗试试”，符合语法规则，但是平淡无奇，毫无吸引力，表达效果明显比原句逊色。例（2）“科员”本是个名词，在句中临时用作动词，加上了动态助词“了”，表达了老李长期得不到晋升的无奈又落寞的心情。较之“当了一辈子科员”，更能体现人物那种复杂又矛盾的心情，更新颖生动。例（3）中“轻俏”本来是个形容词，在句子中用作动词，后面接动态助词“着”还有补语“一个多世纪”。词的这一语法组合变异将马婶的俏丽美貌跟李太太的平常朴实之间的距离非常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重点体现了老李对俩人的不同态度。上述三个例子都是小说话语中对词性的改变，将一类词临时用作其他类的词，改换了词语原有的组合关系，使词语的表意更丰富、更耐人寻味。
（二）搭配变异
搭配变异主要指的是句法成分间的组合变异。小说话语中常常颠覆原有的组合关系，呈现出全新的面貌，突出“陌生化”的表达效果。词语间的搭配变异主要表现在主谓关系的搭配变异、偏正关系的搭配变异、动宾关系的搭配变异、中补关系的搭配变异以及并列关系的搭配变异。
1.主谓关系的搭配变异
主谓搭配变异改变了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原有关系，呈现出新奇的组合状态。例如：
（1）眼泪更加流畅。
《离婚》
（2）大叶的洋梧桐摇着金黄的阳光，松把金黄的斜日吸到树干上。
《丁》
例（1）中主谓结构搭配变异，形成超限组合。“眼泪”一般情况下不跟“流畅”相搭配，可以说“眼泪哗哗地流”，也可以说“书写流畅”“文笔流畅”。“眼泪更加流畅”这一变异组合形象地突出了小说中二妹妹极度恐惧和担忧的心境。例（2）梧桐树在阳光下随风摇摆，文中将其艺术化处理为“洋梧桐摇着金黄的阳光”，梧桐具有了动物的特性，能发出“摇”的动作且支配的对象是阳光。“斜日照着松树的树干”被艺术化处理为“松把金黄的斜日吸到树干上”。松树能发出“吸”的动作，去主动吸引阳光，这一动词立刻将松树写活了。主谓间的搭配变异重新建构了错位组合中的审美价值，对于突出主语的特点、将主语的所指对象形象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偏正关系的搭配变异
偏正关系的搭配变异主要指在句法结构上属于定中或者状中关系的超常搭配。通常情况下，定语、状语对中心语有修饰限制的作用，能够描绘中心语的性质或特点，将其与同类事物区别开来。老舍小说中将修饰限定一种事物或状态的词语用来修饰限定其他事物或状态，呈现出话语表达的“陌生化”状态，发挥了积极的修辞作用。例如：
（1）说着，他脱了那件不大有灵魂的夏布衫，就要去和面。
《离婚》
（2）那位女士把一团棉花似的又软又白的手腕搀住他的虎臂，一对英雄美人，挟着一片恋爱的杀气，闯入了杏雨茶楼。
《赵子曰》
例（1）中定语和中心语的搭配“不大有灵魂的夏布衫”突破了常规的语义限制，形成一种变异组合。“灵魂”一般用于“人”“人类”，夏布衫是物体，没有生命，更不用说有灵魂了。这里的变异组合使得夏布衫的形象非常鲜明，不禁让读者对“没有灵魂”的夏布衫浮想联翩。例（2）“恋爱的杀气”颠覆了正常的定中组合。通常情况下，恋爱在小说中多是美好的、甜蜜的。“杀气”是带有很强杀伤力的态势，通常用来指恐怖的、邪恶的东西。例子中有意将“恋爱”与“杀气”相组合，二者语义上的不相匹配构成了背离。联系语境，赵子曰与那位女士刚相识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定下婚约，注定会以闹剧收场。作者很巧妙地说二人间的关系是“挟裹着恋爱的杀气”，委婉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修辞意图。
（1）天真的那笔字，那路白话夹白字的文章，张大哥未免寒心。
《离婚》
（2）晓荷一闭眼，从心中挖出一小块智慧来。
《四世同堂》
量词充当定语，修饰哪类中心语，在汉语中是约定俗成了的。老舍在小说中常会使用变异的量词与中心语的组合，形成对原有定中结构的颠覆，构建出具有特殊修辞效果的语境差。例（1）用于修饰“文章”的量词，最常见的是“篇”。量词“路”一般用在“一路人”“一路货色”中。在例句中，“路”用来做“文章”的量词，属于变异组合，二者间的搭配形成了不平衡。但是这种变异能为“文章”添加贬义色彩，委婉地表达了天真的文章写得水平极低、让人不忍直视，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例（2）用量词“块”来修饰“智慧”是一种变异组合。“块”常用于具体的、有形状的事物，“智慧”是抽象名词，二者通常情况下是不相容的。例句中“一块智慧”在语言的表层是变异组合，语言的深层实际上是对冠晓荷智商的极度贬低，说明此人基本没有智商，庸俗低下至极。
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
《正红旗下》
“英雄气概”和“威风凛凛”带有庄重的附加色彩，常用于修饰一些严肃的事件或行为，例子中却用来修饰玩鸟和捕麻雀这种小事，状语同中心语之间在搭配上存在偏离。在语言表达的深层，对于爱玩鸟的大姐丈而言，捕麻雀一类的事情就是重要的事情，必须要“英雄气概”和“威风凛凛”地去做。作者有意使状语的语义与中心语的语义在搭配上不和谐，是为了对大姐丈玩鸟儿的行为进行暗讽与挖苦。
3.动宾关系搭配的变异
动宾关系的搭配变异主要指在句法结构上动语与宾语间的超常搭配。例如：
他不敢再去捉弄那漫无边际的理想，理想使他难受得渺茫，像个随时变化而永远阴惨的梦。
《离婚》
例子中动词“捉弄”带上了宾语“理想”。“捉弄”的对象是个所指非常具体的名词，而“理想”是个抽象名词，两者通常情况下不能搭配。例子中作者有意将原本不能搭配的动语和宾语组合起来，造成了语言表达的陌生化。老李一直在追求虚无缥缈的爱情梦，这种渴望而不可得的状态让他难受又苦闷。“捉弄理想”这一变异的动宾结构形象地表达了老李憋闷的心境，具有较好的修辞效果。
4.中补关系搭配的变异
中补搭配的变异主要表现在改变了中心语与补语的搭配关系，以全新的搭配形式出现在小说中。
（1）他不敢再去捉弄那漫无边际的理想，理想使他难受得渺茫，像个随时变化而永远阴惨的梦。
《离婚》
（2）剪着发，脑后也扎了两个小辫——比李太太的那两个轻俏着一个多世纪！
《离婚》
例（1）“渺茫”搭配的对象一般是“烟波、希望、音信”等。形容词“难受”后面的补语多数是程度补语和情态补语，没有带形容词“渺茫”做补语的情形。这里的变异搭配正好显示出老李追求理想而不得的苦闷与彷徨，比起常规组合更能表达人物的心理状态。例（2）形容词“轻俏”用作动词，后面还带上了富有夸张意味的补语“一个多世纪”，中补结构的组合颠覆了原有的词语搭配。
5.并列关系的变异
并列关系的颠覆与变异是将不同类的或者不和谐的事物摆在并列的语法状态下，体现为一种特殊的组合。
最好她是嫁给一根木头。假若那根木头能给她好吃好穿与汽车。不幸，天下还没有这么一根木头。
《四世同堂》
并列关系多表现为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多项成分并列铺陈。并列关系中的多个构成部分在组合过程中首先兼顾的是语义上的相关，其次才是结构上的相同。例子中“好吃好穿”不论是结构还是语义相关度都较高，但是与“汽车”这一事物构成并列关系则突破了常规搭配。从结构上看，“好吃”与“好穿”都是状中短语，“汽车”是名词。从语义上看，“好吃”与“好穿”都是人的活动，“汽车”只是个物体，关联度不大。表层上是联合短语的自由搭配，实际上是作者为了突出胖菊子的贪婪而有意为之的。
语法系统中的变异组合，颠覆了词语原有的搭配方式，以全新的形式出现在小说中，构建出极具审美意蕴的语境差，提升了小说语言的表达效果。这也是老舍小说语言不落窠臼、个性鲜明的重要原因。
四 逻辑变异的语境差
逻辑与语言密不可分，逻辑维持着语言的内在规律，逻辑的清晰程度决定了言语表达的清晰程度。小说话语的变异也涉及逻辑方面的颠覆与解构。逻辑方面的变异组合打破了人们的思维惯性，以对思维方向的悖反产生修辞效果，形成逻辑变异的语境差。
逻辑推理的过程是个严密的推导过程，小说中可能会使用违背常理的逻辑推导形式，以实现特殊的修辞目的。这种滑稽的逻辑推导与常理相悖，又振振有词，呈现出“无理而妙”的审美意蕴。例如：
（1）春二拉车的第三天，就遇上了一个大兵，他竟自把那个大兵说得直落泪。拉到了海甸，那个大兵因受了春二的感动，只赏了春二三皮带，并没多打。
《赵子曰》
（2）为保持民族的尊严起见，为东方文化不致消灭净尽起见，这样把门面支撑起来是必要的，是本于爱国的真诚！而且这样做是最经济的一条到光明之路：洋人们发明了汽车，好，我们拿来坐；洋人们发明了煤气灯，好，我们拿来点。这样，洋人有汽车，煤气灯，我们也有，洋人还吹什么牛！这样，洋人发明什么，我们享受什么，洋人日夜的苦干，我们坐在麻雀桌上等着，洋人在精神上岂不是我们的奴隶！
《赵子曰》
例（1）春二学会了一项技能：拉车时与人聊天，聊得投机了可以多得点赏钱。春二跟大兵聊天，说得大兵感动得直落泪。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这个时候大兵应该多给点赏钱。然而，大兵不仅不给车钱，反而“赏”了春二三皮带，好在是“没多打”。这一逻辑上的悖反，既体现了大兵的霸道与无理，也体现了普通民众的悲哀，更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深度批判。同时，读者发笑的背后是深深的悲悯，产生了“笑中带泪”的效果。例（2）为了表现出高尚的爱国情怀，保持住民族的尊严，人们应该去努力地搞发明创造。这是正常的逻辑推理。例子中一反常理，推导出通过“洋人发明什么，我们就享受什么”“洋人日夜的苦干，我们坐在麻将桌上等着”就可以实现“让洋人为我们服务”的结论。这一悖论貌似逻辑强大，实则将国人变成了洋人的奴隶，是一种“卖国求荣”的行为。例子中的悖论与正常的逻辑推理之间形成了背离，构建出语境差，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寓意，让人对国人“享乐”和“自大”的行为感到痛心与悲哀。
逻辑方面的组合变异还表现在直接用语义相反的词语来描写或说明同一个对象，违反了逻辑学中的矛盾定律，造成了语境因素间的背离，表达出深层次的寓意。
（1）伊太太勉强一笑，和魔鬼咧嘴一样的和善。
《二马》
（2）除了丁约翰，瑞丰是他的密友。两个人都不走时运，所以自然的同病相怜。一谈起他们的怀才不遇，他们便感到一种辛酸的甜美，与苦痛的伟大。
《四世同堂》
（3）他须活着，活着才能再去死！
《四世同堂》
表意上自相矛盾的词语组合起来，形成表面上矛盾、实质上统一的表达形式，以求达到讽刺幽默或者简洁凝练的修辞效果。例（1）魔鬼的语义特征之一就是凶恶，其在民族文化里具有凶狠、可怕的形象特点。和善的语义特征之一是善良。“凶恶”与“善良”是一对矛盾体。用“魔鬼咧嘴”来修饰和善，形成了语义上的相互矛盾。伊太太体型魁梧、面相凶狠，比较像“魔鬼”。她虽然勉强露出了笑容，但仍然掩盖不了凶巴巴的本性。“和魔鬼咧嘴一样的和善”把伊太太那种面目凶狠的样子形象地刻画出来了。例（2）“辛酸的甜美”“苦痛的伟大”都是语义上相互矛盾的搭配形式。“辛酸”是瑞丰等人求官而不得的辛酸，“甜美”是他们想象自己成为特务后的欢欣；“苦痛”是他们无法被日本人重用引起的痛苦，“伟大”则是他们自认为是最恭顺的良民而颇感伟大。例句中使用逻辑上的矛盾表达，用以突出瑞丰和冠晓荷想做特务而不得、想卖国求荣而不成的丑恶嘴脸以及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性格。例（3）是钱默吟先生被捕后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亲人也纷纷去世，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在经历痛苦后，他产生了抗争之心，由一名与世无争的诗人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活着才能再去死”，写的是钱默吟先生要顽强地活着并从事革命事业、与敌人抗争到底直至牺牲的决心。表面上活着与死去相互矛盾，实际上表现的是钱默吟先生用生命去战斗的铮铮铁骨。
老舍小说语言不仅简洁直白，而且也含蓄深刻。小说中常运用改变逻辑规律的语境差来赋予话语深厚的寓意，启发读者思考，产生“笑中带泪”的表达效果。
五 语境差——辞格构成核心
众所周知，辞格具有非常强烈的修辞效果，在话语表达过程中被广泛运用。事实上，辞格构成的核心就是语境差。比喻、夸张、比拟、借代、象征、通感等辞格都是建立在语境差基础之上的。老舍小说中使用的辞格种类较多，下面就其中最典型的四种辞格分析语境差是如何构成辞格及其产生的修辞效果。
（一）比喻
比喻成立的前提是本体与喻体间的相似性。本体事物与喻体事物原本是不相关的，在具体的语境中，通过想象，打破二者间的客观事物关系，构建语境差，从而产生积极的修辞效果。比喻是老舍小说中的第一大辞格，其喻体的选择具有浓郁的“中国味儿”和“京味儿”并且常常会选用动物作为喻体。[14]本体与喻体之间的错位组合是比喻生成的基础。例如：
说罢他把皮袍的袖口卷起来，露出一对小白肉馒头似的拳头。粉脸上的葱心绿的筋脉柔媚的涨起来，像几条水彩画上的嫩绿荷梗。激烈的言词从俏美的口中说出来，真像一朵正在怒放的鲜花，使看的人们倾倒，而不敢有一丝玩狎的意思。
《赵子曰》
这个例子使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拳头与小白肉馒头是两类不同的事物，在语义上是不对等的，但在相似点上取得了新的平衡，即两者都具有“又白又胖”的特点，从而让读者很容易产生相应的联想。“筋脉”与“荷梗”之间在形态上和颜色上具有相似点，都是绿色，都成条形。例句中将欧阳天风粉脸上的绿筋脉比作水彩画上的绿荷梗，用喻体来说明本体的形态特征，非常形象生动。“激烈的言辞”是无形的事物，“俏美的口”是有形的器官，“怒放的鲜花”是有形的事物。例句中把欧阳天风正在说话的口比成怒放的鲜花，可见他的神态是多么俏美。结合前面两个比喻，白嫩的手、粉脸、荷梗似的筋脉、鲜花般的口都是欧阳天风的特征，可以让读者尽情地想象其外形的俊美与俏丽。例句中三个比喻的本体与喻体从语义上看都是偏离的，从相似点看，这种偏离又实现了新的平衡，由颠覆到重构，体现了语境差的特点。用三个比喻来描绘欧阳天风的外貌有着突出的修辞效果，能让其形象直观可感。
老舍小说中不仅擅长连续运用多个比喻来刻画人物形象，同样也会根据语境需求来选择贴切的喻体。例如：
（1）他想不起哭，他想不起笑，他的大手大脚在这小而暖的屋中活动着，像小木笼里一只大兔子，眼睛红红的看着外边，看着里边，空有能飞跑的腿，跑不出去！
《骆驼祥子》
（2）她好像圈在屋里的一个蜜蜂，白白的看着外边的阳光而飞不出去。
《骆驼祥子》
例（1）写祥子被关在屋里像一只大兔子，例（2）写虎妞待在屋里无所事事像一只蜜蜂。两个例子都是用动物来比喻人，本体与喻体之间在语义上是偏离的。但是作者擅长抓住本体与喻体间的相似性来构建形象生动、描写细致入微的比喻句。祥子被虎妞骗婚后，又被限制自由，不允许出去拉车，只能关在家里伺候她。“像小木笼里一只大兔子”，“小”与“大”相对，形象地写出了大手大脚的祥子在小屋中的焦灼不安。木笼和兔子的比喻，又把祥子的实际处境刻画出来了。“眼红红的”“空有飞跑的腿，跑不出去”，承接兔子而来，兔子的眼睛红红的，正好切合祥子想出去拉车想得眼红。兔子擅长奔跑，却被关在笼子里，限制自由，这是兔子的境况，同时，也是祥子的境况。祥子是高等车夫，最引以为荣的本领就是拉车飞跑，可是现在却“跑不出去”。这里的比喻不仅写出了祥子眼红与兔子眼红的形似，更写出了祥子的遭遇与兔子遭遇的神似，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点很多，而且很明确，值得读者仔细思索。后一个比喻同样写虎妞不能出去，作者用的喻体是“蜜蜂”。虎妞和蜜蜂之间有相似点，比如蜜蜂不是温顺的小动物，虎妞也不是温柔的妇女；蜜蜂有毒刺会蜇人，虎妞的“虎脾气”也是能伤人的；蜜蜂被限制自由会嗡嗡直叫、四处飞蹿，虎妞待在屋里不能出去也会不停地闹腾，所以用蜜蜂来比喻虎妞是很确切的。虎妞的不能出去与祥子的不能出去有着明显的不同。祥子的不能出去是被动的，是被虎妞限制的。虎妞的不能出门是虎妞自己选择的。上文中有交代，虎妞的“野调无腔”与大杂院里的妇女没有共同语言，她对大杂院的环境不放心，出去买东西总是直来直去，不敢多散逛一会儿。她与周围的环境不能相容，才导致自己失去自由。她的不能出去是自我设定的。综上，同样是不能出去，祥子是被动的，像关在笼子里的大兔子；虎妞是主动的，像圈在屋里的小蜜蜂。作者巧妙地通过相似点达成了本体与喻体间的重新平衡，喻体的多重寓意将本体的特征表达得更为完整与形象，也体现了老舍对人物的观察细致入微与分析得准确深刻。
（二）夸张
夸张是对事物度的颠覆，是一种建立在对事物的限度进行极力夸大或极力缩小基础上的辞格，体现了语词表述与事物现象之间在程度上的语境差。老舍小说中的夸张带着谐趣，产生了极佳的修辞效果。例如：
有些洋人信口乱道，把一切污浊的气味叫作“中国味儿”，管一切乱七八糟不干净的食品叫“中国杂碎”。其实这群洋人要细心检查检查中国人的身体构造，他们当时就得哑然自笑而钦佩中国人的身体构造是世界上最进化的，最完美的。因为中国人长着铁鼻子，天然的闻不见臭味；中国人长着铜胃，莫说干炸丸子，埋了一百二十多年的老松花蛋，就是肉片炒石头子也到胃里就化。
《赵子曰》
例句中使用了很多个性式的话语表达形式来描写中国人的身体构造，这些话语突破了事物本身的限度，构建出具有新奇效果的语境差。“中国人长着铁鼻子”是一种变异组合，突破了鼻子的限度，夸大了嗅觉器官的功能。“中国人长着铜胃”能够消化任何东西，包括“埋了一百二十多年的老松花蛋”“肉片炒石头子”等。这也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突破了人体消化器官的限度，夸大了它的功能。例句中描述的情形与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形成了强烈的不对等，构成了语境差。这种不对等在谐趣与讥讽中形成了平衡，把洋人对中国人的误解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对洋人的短视与浅见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三）借代
借代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对词语的词典意义进行临时突破，赋予其新的所指，并且借用与之相关的其他事物来替代事物本身。借代体现了语词表述与事物现象之间在性质上的语境差。例如：
（1）“哼，你怎么不能呢，眼看着就咚咚嚓啦！”祥子没绕搭过来，“咚咚嚓”是什么意思，可是直觉的猜到那是指着他与虎妞的关系而言。
《骆驼祥子》
（2）随着笑声，一段彩虹光芒四射，向前移动。朱红的帽结子发着光，青缎小帽发着光，……众人把彩虹挡住，请安的请安，问候的问候，这才看清一张眉清目秀的圆胖洁白的脸，与漆黑含笑的一双眼珠，也都发着光。……光彩进了屋，走到炕前，照到我的脸上。
《正红旗下》
例（1）“咚咚嚓”是结婚时演奏乐器的声音，常常用于增添喜庆的气氛，这是其与结婚产生联系的前提。例句中车夫们看出了祥子和虎妞间的关系，为了取笑祥子，故意用了“咚咚嚓”来委婉地代指结婚。“咚咚嚓”的本义与“结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二者性质上的不同构建出了语境差，这是借代辞格产生的基础。例句中“咚咚嚓”改变了词语原有的意义，增添了语境意义，含蓄地表达了车夫们嫉妒又羡慕的复杂心情，进一步表达出对底层人民的悲悯与同情。例（2）用“一段彩虹”“彩虹”“光彩”代指“定大爷”，这是借代辞格的表现。定大爷是小说中身份地位高、家庭财富多的富人代表。他的穿着打扮从头到脚都发着光，各色的光汇集在一个人身上与光彩夺目的彩虹具有相似点。作者用“彩虹”“光彩”直接替代“定大爷”，临时赋予词语在语境中的所指意义，颠覆了其词典意义，构成了二者间的不平衡，形成了语境差。同时，在改变原有指称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表意的形象性和准确性，含蓄地概括了定大爷受尊重的程度，与小说诙谐的笔调相一致，具有非常积极的修辞效果。
（四）比拟
比拟辞格的生成同语境差之间关系密切。在具体的语境中，无生命力、无情感的事物被赋予了生命和情感，无形体的事物变得有形体，本体与拟体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比拟体现了语境中本体事物与拟体事物在特征上的反差构建出的语境差。
（1）试验室中养的小青蛙的眼珠在砖块上粘着，丧了他们应在试验台上作鬼的小命。太阳愁的躲在黑云内一天没有出来，小老鼠在黑暗中得意扬扬的在屋里嚼着死去的小青蛙的腿。
《赵子曰》
（2）苹果是香美的果子，可是烂了的时候还不如一条鲜王瓜那么硬气有用。中国确是有深远的文化，可惜它已有点发霉发烂了；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良善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
《四世同堂》
例（1）无生命的太阳发出了“愁”的动作，变成了有生命有感情的人。无感情的动物小老鼠带有了人的感情，能够“得意扬扬地嚼小青蛙的腿”。这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通过想象，使得本体事物的特征发生了偏离，逐渐向拟体的特征靠拢。在表意的深层，作者对学生罢课、殴打教员、损坏公物等行为持极强的担忧与深度的批判态度。“太阳愁”实则是“人发愁”，“老鼠得意扬扬”实则是“诡计得逞的人暗自得意”。在话语表达的深层，本体与拟体达成了新的平衡，能凸显作者的真正意图。例（2）“中国的文化”是抽象概括的、无形体的事物，“发霉发烂”多数时候被用来指具有保鲜时效的食物，且是有形体的具体的事物。“中国的文化发霉发烂”搭配起来造成了本体与拟体的反差，用于表示“中国文化中有过于陈旧和腐朽的内容”，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中国文化中落后部分的批评与痛惜。
比喻、夸张、借代、比拟等辞格都是建立在语境差基础上的，语境差是辞格构建的核心，话语形式在由颠覆到平衡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修辞效果，辞格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修辞作用。
六 标点符号的语境差呈现
老舍在小说中十分注意标点符号修辞，他说：“我们写文章，应当连一个标点也不放松。”[15]作为语言大师，老舍在小说中也很擅长利用标点符号变异组合来发挥积极的修辞作用。
老舍的小说中标点符号不仅仅是表示停顿、语气等意义的符号，还是替代话语形式表达深刻内涵的符号。例如：
新年！难道不是？
快乐！为什么不？
贺年！谁敢不去？
“！”对了！“？”自寻苦恼！
没告诉你世界就是那么一团乱气吗？
《老张的哲学》
第四行直接用“！”和“？”来代替想要表达的意思，表意含蓄凝练，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第四行在形式上又与前面三行保持一致，从而使得整个部分的话语形式整齐对称。用标点符号来直接传情达意，这种方式新颖独特，能够起到很好的修辞效果。
老舍在小说中还会叠用标点符号来表达复杂的意思。《马裤先生》主要写了一位爱使唤茶房、爱贪小便宜的穿马裤的先生。马裤先生喊茶房的频率达到最高潮时，用了“茶房！茶房！！茶房！！！”，感叹号由一个递增叠加到三个，形象地揭示了马裤先生的声量由低到高、呼叫的频率由弱到强的过程，极富喜剧效果。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这回该轮着我了，“呕？！”我心里说，“幸而是如此，不然的话，把四只皮箱也搬进来，还有睡觉的地方啊？！”
《马裤先生》
标点符号的叠加还表现在不同符号的重叠使用。例句中第一个“？！”同时出现，表达了双层意义，即一是吃惊，马裤先生认为坐车不带行李是不可思议的；二是感叹，马裤先生的四只皮箱原本可以不打票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同样表达了吃惊和感叹的意思，吃惊在于马裤先生想搬四只皮箱上车的想法，感叹在于马裤先生爱占小便宜的过度精明。
老舍的小说能不拘泥于规则，创造性地使用部分标点符号，充分利用了标点符号在话语表达中的作用。标点符号的变异使用通常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表达丰富凝练的含义，发挥较为突出的修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