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形象的中国化

形象是对一个文化现实的描述。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11]需要指出的是，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思考。因此，形象学所研究的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也不限于研究对简称为“现实”的东西所作的文学置换。它研究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12]换句话说，即形象学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纯粹的被注视的异国现实，不如说是对注视者本身的反省。正如在文学作品中，形象学研究的不是形象真伪的程度一样，研究翻译小说中以套话形式出现的各种异国文化形象，其出发点和终点也不是忠实的程度，而是特定历史时期对异国文化的再描述和再认识，从而也是对自身文化的再认识和再定位，是时人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思考。晚清翻译小说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人物形象、环境和景物形象一方面具有浓厚的本土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心同此心，人同此理的世界主义情结。下面以人物形象为例来加以论述。

（一）人物描写套话

表1 晚清小说杂志中翻译小说人物描写套话

续表

续表

上面的人物描写虽然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针对不同的人物，但是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要解释这种现象，依靠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对等”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已经超出了“对等”与否的技术范畴，而进入更深刻的主体文化和主体文学形象层面。对女性人物的描写，译者的笔触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女性的柔美、香艳，而集中体现女性柔美香艳的身体部位则是眼睛、腰、两颊。眼睛是“含情目”“明眸善睐”“眼含秋水”，腰是“细腰”“楚宫腰”“纤腰娜袅”“柳腰”，颊是“香生两颊、滑腻无双”“颊生红晕”“杏脸桃腮”，等等。更明显的是，甚至同样的套话反复出现在不同的译作中，如“浓纤得中，修短合度”。对男性的描写，也不脱古典小说的窠臼。描写少年则“唇红齿白”“美如冠玉”“眉清目秀”“风雅”等，着力突出男性的优美和才情，描写武夫则突出魁梧身材和毛发，如“魁梧昂藏”“连鬓的浓须”“浓眉大眼”等。如果把这些描写单独从文本中摘离出来，读者很难分辨被描写的人物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种族等自然属性特征退居非常不显眼的位置（只有少数人物描写中，偶尔提到眼睛和头发的颜色，鼻子的形状），人物的精神、气质等本质特征成为译者关注和着力再现的主要方面，小说中的西方人物不再是陌生的、新鲜的，而是熟悉的、亲切的，甚至是千篇一律的，一如时人耳熟能详的古典小说人物。孔慧怡在谈到此一问题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译者本人完全受到中国传统对女性描写规范的限制，根本看不出原著的描写有独特的地方；二是译者虽然了解原著所写的女性特色，却也同时理解到，他的目标读者并没有接受这种特色的文化背景，因此做出翻译上的文化转移。^[13]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人物语言和思维

肖像描写只是刻画人物形象的一个因素，人物的语言、行为、心理活动、思维方式等也是刻画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的必要组成部分。晚清翻译小说中的人物，不仅其种族生理特征退居到非常不明显的位置，甚至干脆被译者有意抹杀，而且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和思维方式都带上了浓厚的中国色彩，有的借人物之口，说出译者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的甚至具有强烈的晚清时代气息。

浓厚的中国色彩有的表现为称呼、语言上的似曾相识，如：

一位十八九年纪的女郎……笑道：“呀！是亚哥儿么？这样雪夜，从哪里来？”说着移过一只铺绒椅子，放在火炉的旁边来让那少年坐。那少年便扯那女郎一同坐了，笑道：“霞娘！你猜我从哪里回来的？”（《决斗会》，《新新小说》第6号，1905年）

这里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不能不让读者联想到《红楼梦》里的人物。有的表现为人物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如《离恨天》中的儿依萨是一个爱国的波兰女性，作品中写她深夜独思时，“试想东方中国，秦良玉独非异族；费宫娥暗杀汉奸，何等光明磊落！我若不援哥达士孤，我平日所主张排外，自命不凡的志气都付诸何处了？”写哥达士孤得到一个哇沙商人送来的军事情报，说，“秦兵袭郑，全赖弦高，君传此报真是我国的弦高了”。一个波兰人物，是不太可能会知道中国的秦良玉、费宫娥和秦兵袭郑的典故的，更何况是在20世纪初，显然，故事中的人物已经换成了译者的口吻了。类似的中国历史典故，屡屡从翻译小说中的人物嘴中说出，又如：

其中有好几个血气方刚、好使性儿、死而无悔的壮士……商量说道：“同是要死的，与其束手待毙，何如用荆轲、专诸的手段，杀他几个奸党，倒还死得痛快！”（《回天倚谈》，《新小说》第5号，1903年）

这些人物的语言和心理活动虽然不带有译者的价值褒贬色彩，但赋予人物思维方式浓厚的中国味。

晚清翻译小说中的人物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有些人物的语言、行为和思想活动呈现出强烈的晚清时代气息。译者借人物之口，利用原作中相关的故事情节，随时穿插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见缝插针地抨击旧俗陋习，以响应新小说的新民使命。有的译者在书中会突然使人物的思想参照系转到当时的中国，凭空加入对白，借人物之口，抨击中国的野蛮风俗和封建迷信，如苏曼殊在翻译《悲惨世界》时，就加入了一段对白，批评中国人拜佛迷信、女子裹脚等陋习。^[14]又如《汗漫游》中译者借人物之口，对中英两国进行了一番对比：

我答道：“猪这性子顶懒惰，一天到晚，只晓得吃了睡，睡了吃，别的都不管。……在亚洲的东方，有一个国，名叫中国。这个国里的百姓，顶喜欢吃猪肉。那猪既然是这样的腌脏，他的肉一定是有毒的。有多少病是因为吃猪肉吃出来的。所以中国地方有了疫气，传染起来，最是容易……我们英国人恐怕吃了猪肉，生出许多病来，所以大家都吃牛肉的。”（《汗漫游》，《绣像小说》第65期，1906年）

有些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没有明确谈到中国或老大帝国，但是其言谈之中着意加入的议论，非常切合晚清一些较为敏感的主题，尤其是批评界对国民公德的探讨。比如，吴趼人在翻译《电术奇谈》时，借仲达之口，对国人的世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讥刺：

仲达皱着眉，用脚尖点一点地，说道：“还要说个谢字？五年不见兄，兄的世故越发深了，不似从前快爽。须知这世故上的虚义客套，最是能妨害人德行的呀。不信但看那专门在世故上周旋的人，任凭他性质如何忠厚，只要被世故熏陶得久了，渐渐地把忠厚两个字丢往爪哇国去了，心肠变了，面目换了，嘴也油滑了。外面看着是很圆通一个人，其实他得心里早有一个欺字打了底，不但欺人，还要欺自己。士马兄，你想这不是叫世故把那德行全汩没了么？”（《电术奇谈》，《新小说》第8号，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