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的独特优势的理论依据
独特优势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独特优势，是其他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所不具备，至少是不完全具备的。
一 团队灵魂：党有最科学理论武装
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灵魂，缺乏灵魂的团队无异于行尸走肉。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党的灵魂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的科学与否不是靠某一政党自吹自擂的，而是具有客观的检验标准。检验一种理论科学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即这种理论能否揭示客观规律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客观规律。对客观规律揭示得越深刻、越精辟、越广泛，这种理论的科学性就越强。反之，没有揭示客观规律的理论则不能称为科学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决不因为它是先哲创立的学说，而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恩格斯早就说过，“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2]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这样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3]所谓最一般的规律，是指不因时间、地点、场合所限制的普遍适用的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它既没有穷尽真理或者说终结真理，更没有垄断真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4]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停留在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与论述水平上，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发展、认识的加深而不断向前发展着、丰富着、完善着，并且与各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5]马克思主义被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所运用，并结合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20世纪初发展为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20世纪30—40年代产生毛泽东思想，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6]虽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因为它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客观规律，因而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也是科学理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有了邓小平理论，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思想政治优势。”[7]科学理论着眼探索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方向和道路方面的引导，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展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党的思想路线。所谓思想路线，就是人们思考问题时所遵循的路线，简单地说是人们对待理论的态度问题与运用理论的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我们还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用科学的方法去运用它。要不然，再科学的理论也发挥不出科学的价值。恩格斯说，“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8]如果是伪科学的东西，就另当别论了。就像“对谦虚的人不能骄傲，对骄傲的人不能谦虚”一样。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9]建党近100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也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面临的革命与建设重大问题，先后探索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以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赎买”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道路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正因为党的思想路线正确，马克思主义光辉灿烂的理论之花，才结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成功的实践丰硕之果。江泽民说：“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一个好作风、好学风，一个特有的优势。”[10]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优势，还表现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能够运用科学理论对人民群众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所谓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就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毛泽东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生命线。“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1]在革命战争年代，拨云见日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凝聚队伍、瓦解敌军、鼓舞士气、激发斗志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这样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12]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军队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邓小平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3]在和平建设年代，慷慨激昂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激浊扬清、明辨是非、弘扬正气、鞭挞丑恶的作用。那时广泛开展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尤其是深入开展的“学雷锋”活动，用毛泽东思想塑造了不止一代人。在改革开放时代，和风细雨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抚慰心灵、理顺情绪、廓清迷误、振奋人心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一轮又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思想政治工作大显身手之际。我们先后讨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思想认识问题。正如江泽民所说：“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一大传统、一大优势。”[14]
二 团队成员：党由最先进分子组成
任何团队都由符合条件的特定成员组成。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但与其他团队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是由最先进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
判断一个人先进与否的标准，一是看其能否始终走在前列。思想上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工作中走在事业发展的前列，行动上走在群众队伍的前列。二是看其能否做出实绩，这种实绩必须经得起实践、群众与时间的三重检验。三是看其能否为其他人做出榜样。能够成为群众模范的共产党员才算合格的党员，不能成为群众模范的党员则不算合格的党员。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由这样一批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就决定了其阶级基础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集团。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成为党员，而只有那些政治上的先进分子才可能成为党员。当然，非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比如农民阶级、新社会群体等）只要实现了世界观的改造，自觉地站到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行列，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毛泽东说过：“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15]而且其他社会阶层先进分子的加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提高了党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既代表了先进阶级的利益与要求，同时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放眼社会各条战线，政治上的积极分子纷纷向党组织靠拢。党组织通过考察积极分子的入党动机、思想觉悟、现实表现以及对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的了解与掌握的程度，通过严格的组织程序，不断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党的队伍，为党补充新鲜血液，使党永葆青春活力。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队伍优势，所以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三 团队愿景：党有最远大目标牵引
任何团队都有自己的愿景，即自己的奋斗目标。判断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理想是否远大有三条标准：一是目标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富有挑战性。二是追求的目标能否进行合理分解、分步实施具有现实可能性。三是遇到困难挫折能否始终坚忍不拔富有张力与弹性。
中国共产党有着最远大的理想或最终奋斗目标，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己任。这个理想不但极其远大，极富挑战性，而且极具现实意义，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永葆青春活力的精神支柱。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16]
中国共产党不但有最高理想，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制定了不同时期的最低纲领或共同理想，把最高理想与最低纲领相结合。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17]早在党的二大上，就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纲领。即先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后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把它称为文章的上篇和下篇，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党又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习近平又提出通过“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目标与战略步骤。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不是来自于迷信、盲从，而是来自于对理论的信仰和对理想的认同。习近平说：“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8]正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才有人发出“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呼声”；也正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中国共产党才能“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
四 团队初心：党有最崇高宗旨激励
任何团队都有成立的初心，即组建团队为了什么。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初心，即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谓宗旨，就是根本的目的与意图。判断一个政党宗旨崇高与否的唯一标准是该组织的根本意图或目的是为自己谋私利还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或者说是为公还是为私。古人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如果一个党能够做到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从思想上看就是崇高的，如果克己奉公，舍己为人，那就相当崇高了。
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无比崇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也就是说，党的这个初心与宗旨是完完全全无私的。
中国共产党行为的最高标准是人民利益标准。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9]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最核心的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20]如此崇高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取信于民的最大秘诀。
五 团队准则：党有最严密组织维系
任何团队都有自己的组织原则与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行为准则是《党章》与党规党纪。判断一个政党组织是否严密有两条显著的标准。一是是否有严密的组织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每个组织成员都网罗其中。二是是否有严明的组织纪律维持本组织的高度统一与坚强团结。
从组织原则来说，中国共产党具有组织原则的严密性。列宁说无产阶级除了组织之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和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来的。”[21]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是战无不胜的，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将一事无成。所以列宁在组织上首创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具有“决策及时，执行有力，监督有效”三大优点，执行得好可以使党少犯错误，不犯大的错误，发现与纠正错误也较容易。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起就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办事的，民主集中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界定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不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能因为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习近平说：“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我们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组织严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22]
从行为准则来说，中国共产党具有组织纪律的严明性。列宁把共产党人的纪律称为“铁的纪律”。毛泽东不但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思想，而且亲自制定了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的纪律和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纪律条文。邓小平提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的严明纪律也不是单纯建立在“无条件服从”基础上的，而首先是建立在高度自觉性基础上的，这是党的纪律与黑社会的盲从纪律的本质区别之所在。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23]严密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战斗力的重要保证。江泽民说：“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就是我们党历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优势。而这个优势，又是实现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使其他各方面优势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保证。”[24]
六 团队净化：党有最有效纠错机制
任何一个团队都必须具有自我革新机制。中国共产党能进行最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自我革命，能不断克服与纠正自己的缺点与错误，及时清除共产党自己的“体内垃圾”，使党的队伍保持纯洁，党的肌体保持健康。这就好比电脑的杀毒软件或身体的免疫系统，能够保持系统的正常运转或肌体的正常代谢。“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我们治党治国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丢不得，丢了要吃大亏。”[25]
判断一个组织自我革新的纠错机制是否有效有三条标准：一是能否及时地发现错误。二是能否坦率地承认错误。三是能否坚决地改正错误。
毛泽东就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26]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并不在于它从来不犯错误，而在于它能够通过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及时地发现与纠正自己的错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通过党的“八七”会议开展了土地革命进而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通过“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空前胜利，建立了新中国；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又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习近平说：“现在我们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目的都是形成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7]
七 团队能量：党有最广泛群众支持
任何团队都需要有能量补充。中国共产党的能量主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拥护。党有最密切的党群关系，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28]人民群众是党战胜一切敌人和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习近平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29]
判断一个组织是否有密切的党群关系，有三条标准：一是该组织成员是否充分信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二是该组织是否得到群众的充分信任、衷心拥护。三是该组织与群众之间是否有畅通的联系渠道进行信息沟通、情感联络，保持无障碍的零距离接触。
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土也曾把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十分密切，也十分贴切。但是，“舟”毕竟是浮于水面之上的。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显然更胜一筹，把党群关系形容为“鱼”与“水”的关系。“鱼”不是浮于水面之上而是生活在水之中的，显然比“舟”更贴近群众而且游刃有余。党不能脱离群众，就像“鱼”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共产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不会来自别处，而只会来自“党脱离群众”。可以说，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是党的一切力量的源泉。人民群众也离不开党，就像大海航行需要高明的舵手把握方向、选定航线一样。人民群众从切身感受中体验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不谋私利的党，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党，革命战争年代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中国共产党。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这决不是一句空话与套话。党群之间水乳交融的感情、鱼水情深的关系、血肉相连的联系是任何别的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独特优势。江泽民说：“各级干部一定要牢记，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力量和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取胜之道。”[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