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增强思想路线的引导力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经典概括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简称“实事求是”。所谓思想路线，也称认识路线，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所遵循的方向和道路，也是制定和执行其他路线的思想基础。简单地说，思想路线问题就是对待理论的态度问题与运用理论的方法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党的幼年时，曾犯过以“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为主要特征的教条主义错误，也犯过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错误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领导与群众相脱节。这些错误导致党的事业受到了相当大程度上的危害。时至今日，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依然阴魂不散，时不时危害我们的事业。
一 党的思想路线是法宝
中央明确提出，全党必须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在党的长期建设发展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融入党的精神和肌体之中，是党的思想和行动的灵魂。只有守住这个魂，党的精神才能巩固，党的肌体才能健康；而守住这个灵魂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就是将其贯穿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全过程，使党的工作以及党内政治生活的每个环节、每个方面，都能做到实事求是，杜绝各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对各种“假大空”的言行形成强大免疫力，以保证党的工作始终贴近实际、贴近人民，使党的思想、组织和行动始终充满活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毛泽东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80]
毛泽东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过艰难曲折的过程，可见正确的思想路线来之不易。
毛泽东最早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是在1930年2月给林彪的一封信中。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对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概念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并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和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1938年10月，毛泽东发表《论新阶段》的报告，第一次正式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来表述党的思想路线。其实，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借用了《汉书》的说法并引用了岳麓书院、天津北洋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校训。
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概念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把实事求是的本义从做学问的态度扩充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大大丰富了其内涵。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写入了党章。从领导人的个人观点主张变成了全党的共识。此后，这条思想路线就一直沿用至今。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81]但是，实事求是说说容易，要真正做起来却非常艰难。正如习近平所说：“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结论、取得的经验，并不等于在变化了的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够适用。”[82]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曾经经历过漫长的曲折发展。这就印证了那句“认识真理难，但坚持真理更难”的谚语。认识了真理未必意味着能够始终坚持真理。
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革命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到1957年夏季的反右派斗争，在长达22年的岁月里，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确实可以说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尽管也有一些小的错误，但从指导思想上来说，没有犯过全局性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我党继续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实现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虽然三大改造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时偏离了这条思想路线。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83]
1956—1957年上半年，我党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1956年开始，有两个契机推动毛泽东去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一个契机是苏联模式与中国的国情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照搬照抄来的苏联模式暴露出不少弊端；另一个契机是，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苏联模式在苏联也受到了挑战。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由于毛泽东仍能坚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仍然重视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仍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善于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因此，探索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分析了十大关系，解剖了两类矛盾，提出了“双百”方针，探索了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1957年夏季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党指导思想上逐渐偏离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犯了20多年的“左”的错误。邓小平指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8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主观上一直主张实事求是，但晚年的毛泽东有时在客观上却不自觉地偏离了自己一贯倡导的方针。
邓小平对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恢复与重新确立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为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吹响了号角。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85]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又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才重新出来工作。
支持并实际领导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最早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发起的，但大讨论进行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外在压力，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邓小平的介入与推动，才使这场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并引向深入。
第一次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表达。因为在人的思想受到某种因素禁锢时，解放思想便成了实事求是的先决条件。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达到实事求是。
把党的思想路线提高到了更高的地位来认识。一方面，他从理论角度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86]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和精髓；另一方面，他从政治角度指出，思想路线是个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87]
二 解放思想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如果一个人思想僵化，被条条框框束缚住了，那就根本无法做到实事求是。因为他既无法正视客观现实，更不可能去探索其客观规律。
解放思想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既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所以说解放思想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远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88]
静态观察，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必须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不完全到比较完全的过程。假定我们认识的客体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很少有这种情况），随着主体意识的不断提高，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有一个越来越深入、细致、准确与全面的过程。比如，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历史是不会变化的，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在不断地深化。历朝历代的人都在研究历史，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却会有很大的不同。每一次新的研究都会有新的发现，出一批新的成果。又比如，我们人类对大海的认识，大海相对来说是变化不大的，其位置、其成分都相对稳定。人们对它的认识却不断深入，人类最初认识的大海只是一个捕鱼场所和盐的仓库，后来发现大海中有许多化工原料，现在我们不但知道了海底石油、天然气、风能利用，又认识到海洋是个大药库。人们的认识每前进一步，就要求思想解放一次。
动态观察，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过去认识的事物，今天又会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人不能两次跳进同一条河”。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的进程就不会停止。比如，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就不能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水平上，虽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根本改变，但其矛盾的表现形式还是发生了相当大变化的。江泽民说：“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念，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同时，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又从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认为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不承认世界上存在任何终极状态和终极真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89]不看到这一点，思想就要落后于客观事实的发展水平。
实践观察，解放思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先导工程”。习近平说：“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90]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解放思想的产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所以，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时，既要反对“句句是真理”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用“包装”代替“武装”的形式主义，还要反对“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新的探索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前我们广大干部群众虽然从理论上认识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必要性乃至紧迫性，好像我们的思想已经够解放了，事实上，多多少少还有些“恐资病”，有些人以维护公有制的姿态反对所有制的改革，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不去研究也不想研究现实的公有制是否实现了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利用，是否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否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反对对公有制的任何改革；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上，多少还有计划经济“等靠要”的思想残余。习近平说：“现在，一些地方出现干部作用发挥有余，群众作用发挥不足现象，‘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群众不急’。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91]有时虽然口头上解放思想，观念更新，可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有许多旧思想旧观念冒出来。
功能观察，解放思想是打开人的精神枷锁的“金钥匙”。思想不解放就发现不了机遇。机遇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只钟情于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思想解放的人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千方百计地寻找机遇，有了机遇就及时抓住，并进行深度开发，“悟者先知，得者先上”。而思想不解放的人，就是机遇到了家门口，都会从眼皮底下溜走，熟视无睹，以为是机遇“女神”走错了路。思想不解放就打不开思路。思路开阔发展之路才会开阔起来。我们这个世界的变化原来并不神秘，有时候只要换一番脑筋，就会换来一个新的天地。解放思想是一把“万能钥匙”，能卸掉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打开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心灵之窗，它是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润滑剂”，能帮助人们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统一思想，消除矛盾，齐心协力搞建设。对推动改革大业而言，解放思想又是行驶在“改革之舟”前面的“破冰船”，为改革之舟导航，排除障碍。
价值观察，解放思想是社会进步的“总开关”。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都促进社会发生质的飞跃。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思想大解放，各种不同的学说得以建立与传播，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从意大利开始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欧洲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又促进了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从现实来看，哪个地区和部门的思想先解放，哪里的社会经济发展就快，面貌改变就大。中国沿海最早经受了解放思想的春风、改革开放的洗礼，所以发展就比别的地区先行一步。
三 排除万难坚持实事求是
做到实事求是很重要，同时也很困难。如果说一般情况下不难，那么，在遇到利害冲突或利益矛盾时就很难。要全面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关键必须突破三大难题。
实事求是的前提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全面深刻准确认识客观实际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以事实，而不是以可能性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92]我们平常接触的实际，往往容易凭直观去了解它，容易被“实际”的表象所蒙蔽，而深层的实际却蕴含在事物内部，只有深入调查研究，用理性的思考才能去把握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般人接触的实际往往是局部的、不全面的，如果我们从局部的、不全面的实际出发，而无视大局的实际，往往会脱离实际；我们所熟知的实际，往往是静态的实际，而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动态的实际难以把握。因而，认识了表面的实际，并不意味着认识了深层的实际；认识了局部的实际，并不意味着认识了全局的实际；认识了昨天的实际，并不意味着认识了今天的实际。显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际”不是很简单的，而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就事论事，思想懒惰，就不可能准确把握这个实际，实际把握不准，实事求是就是一句空话。马克思说：“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93]
实事求是的“求是”即探索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是深藏不露的，把握它十分困难。人是认识事物的主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介，主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能否求到这个“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党员干部的主体素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要摒弃贪图小利的私心。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利益，要做到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是很难的。人在很多时候因为有私心杂念而不愿意实事求是，而宁愿选择说假话。习近平说：“有时候，影响改革的许多思想障碍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尤其是来自各种既得利益的羁绊。”[94]而一旦选择了说假话，就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了。
要具备无欲则刚的勇气。要做到实事求是，有时会遇到强大的外在压力，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具备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甚至不顾个人的得失、安危，具有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气概。有些人在事实面前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也许并不是“谋利”，而是为了“避祸”。中国古代就有“指鹿为马”的故事，欧洲中世纪也有布鲁诺遭受火刑的考验，当代中国还发生过“插红旗，拔白旗”的闹剧，都是强大的外在压力与坚持实事求是的矛盾冲突。
要树立正本清源的作风。有些人尽管主观上很想实事求是，有良好的愿望和无私的品格，但在实际生活中缺乏应有的扎实作风，对理论浅尝辄止，对实际“蜻蜓点水”，认识的实际往往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仍然无法做到实事求是。如今一些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由于缺乏扎实的作风，被人牵着鼻子走而最终脱离了实事求是轨道。列宁曾经说过，“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作‘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95]
要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要做到实事求是，还要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与综合概括能力。“求是”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天天与实际打交道的人未必就能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列宁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些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96]江泽民也说，“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要找几个事例来证明某个观点并不难。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尽管这一叶、这一点确实存在，但从总体上来看却背离了真实性。”[97]
要有建立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陈云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就是成功经验。不满足于现有的结论、不迷信书本与权威，不人云亦云、不满足于对客观规律的一般了解，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找到了客观规律，就万事大吉了，什么事情都可以“一刀切”了。须知，任何规律都有例外，真理往前迈进一小步就变成了谬误。列宁说：“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98]恩格斯说：“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99]
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除了要求个人作出艰苦的努力外，组织上还必须大力营造实事求是的良好环境。否则，要求一部分人做到可以，要求大部分人做到不行；要求一时做到可以，要求长期坚持就难；要求某一件事情上做到可以，要求所有问题上都做到就难。
要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因为求是的过程是一种探索的过程，难免会犯错误，所以要有宽松的环境，允许试验，允许失败，允许改革中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习近平说：“在先行的试点中要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纠正失误，注意保护好干部群众的改革热情；在全面推进时则要以成熟的经验引路，避免反复，减少失误，尽可能把改革的风险和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100]
要营造严厉的惩假机制。实事求是就是要打假，不能造成“吹牛得牛”“报喜得喜”的局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确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101]
要营造正气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所以必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如果新闻舆论一天到晚吹牛皮，鼓热风，就给想实事求是的人造成错觉，以为自己错了。因为人都有一定的从众心理，“众口铄金”。要想“世人皆醉我独醒”当然会很难。
要营造正确的用人导向。用什么样的人也是一种导向，而且是一种更重要的导向。不能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如果提拔了吹牛拍马的，必然就冷落了当牛做马的，纵容了“指鹿为马”的。习近平说：“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激励干部求真务实的有效机制，使那些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的干部，不仅不吃亏，而且受到鼓励、褒奖、重用；使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跑官要官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102]组织上如果能够真正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中信得过”的人提拔重用起来，就能形成“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而蔚然成风”的良好用人导向。而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