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家庭表象批判功能的建立

戴锦华曾揭示出20世纪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血缘家庭的双重表象：

颇为有趣的是，血缘家庭的形象同样被剥离开来，分属两个不同的话语系列：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它是个人的死敌，是“狭的笼”，是对欲望的压抑，对生命的毁灭；作为民族生命之源，它是亲情、温暖和归属所在，它规定着我们的身份，创造着民族的力量。而关于血缘家庭的“正面”表述，始终会凸现于社会危机深重的时刻。^[8]

面对曾经深重的精神和信仰危机，民族国家话语在70—80年代之交以“人性”启用了作为“民族生命之源”的血缘家庭资源，正面的家庭表象浮现出来，以拯救受到伤害的国家和个人。二者都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伤害，同为受害者。家庭不再是国家改造的对象，也不再是个人需要克服的“私”字源头和需要抵御的亲情诱惑。个人回到家庭，重新把家庭当作生命和情感的归属地。“伤痕”“反思”小说对家庭叙事的态度表达了这种转变，家庭由需改造的场域变为伤痕、反思的载体。《伤痕》最有代表性，它结束了“离家”的故事，开启了“回家”的故事。“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妈妈和爸爸像爱掌上的明珠一样溺爱着她这个独生女。”“孩子，我们已经八年多没见面了，我很想去看看你，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因此，我盼望你能回来一趟，让我看你一眼。孩子，早日回来吧。”这里以女儿的回忆再现了温馨的家庭场景，重塑了妈妈的形象，以妈妈的信诉说了妈妈盼望孩子回家的最后心愿，母女之间的情义缓缓复苏，富于感染力。荒煤评论《伤痕》时用“伤害了‘小家’就是伤害‘大家’”的逻辑，自然地把“小家”和“大家”统一起来。“我们的家，就是大国家中的一个小家。小家与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林彪、‘四人帮’疯狂地摧残、毁灭千千万万革命的家庭，正是要毁灭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建立一个封建的法西斯的王朝！”^[9]原来受到压抑和“小家”由“大家”规训的对象转换为统一体，面对一致的“伤痕”和共同的“伤痕制造者”。当然，其中包含的“小家”属于“大家”的逻辑相当确定，而且严格限定在“革命”和“社会主义”范畴内。无论怎样，70—80年代之交对家庭血缘伦理的再度重视，是对走向极端的阶级伦理的一次成功反拨。

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在阶级伦理发展到极端而失效的情况下重新肯定了血缘伦理符合“人性”的正面价值，赋予了家庭拯救“人性”的精神力量。80年代小说对家庭伦理的肯定和张扬构成了对此前小说压抑家庭伦理和“五四”新文学批判家庭制度的反拨。家庭由被批判的对象改写为拯救的力量，民族国家话语在80年代，尤其在80年代前期对家庭的建构，延续了小家—大家的二元关系，只是把“舍小家顾大家”改写为“伤害‘小家’就是伤害‘大家’”，家庭在拯救“人性”、热爱祖国的前提下确立起叙事的合法性。尽管70—80年代之交的小说延续了“五四”的“人性解放”，但对待家庭的态度却没有延续“五四”“离家立人”的思路。“五四”将家庭视为“狭的笼”“人肉筵宴”，呼唤个人走出家门，走向社会，70—80年代之交的小说将家庭看作温暖的归宿和救赎的力量，个人回归家庭。从国家与个人对待家庭的态度和取向上看，80年代以前的小说都在讲述“离家”的故事，80年代小说开始讲述“回家”的故事。无论是“离家”还是“回家”，“家”大都可以归入戴锦华所说的作为封建文化象征的“狭的笼”与“民族生命之源”这“两个不同的话语系列”。80年代末“新写实小说”对日常家庭场景的聚焦，小说方真正“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