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分析

（一）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及其主要影响

1.全球传统能源供需格局进入后OPEC时代

自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以来，OPEC一直在全球石油市场中发挥着关键供给者的作用，通过联合行动维持着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不同国家能源需求的变化和能源生产国资源技术条件的变迁，全球能源供求格局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

（1）美国页岩油气革命推动美国由能源消费大国变成全球石油出口国

自2011年起，美国页岩油生产在技术和管理两个层面均获得较大突破，产量持续增长，成为直接影响全球原油市场供给和国际油价波动走势的重要因素。根据BP统计，2015年美国石油产量超过俄罗斯，2017年再次超越沙特，成为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国。2018年，美国原油产量增长17%，至1090万桶/日。墨西哥湾沿岸地区作为美国主要的出口区域，占美国原油出口量的90%以上，其产量为710万桶/日。2015年美国解除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之后出口规模不断创下新高。例如，2018年，美国原油日出口升至200万桶，几乎是2017年120万桶/日的两倍。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报告，2019年3月美国七大页岩油产区原油产量将大幅增长至839.8万桶/日，其中，横跨得克萨斯州西部和新墨西哥州东南部的二叠盆地页岩油产量将创纪录地突破400万桶/日。由此来看，当前及未来美国作为世界石油市场的关键供给者地位将日益巩固。

（2）OPEC石油市场影响力式微，OPEC+联盟影响力显著提升

一是OPEC产量占全球石油份额的比重不断下降，影响力在减弱。OPEC石油供应能力已经落后于非OPEC生产主体，2017年OPEC石油生产量为39217千桶/日，较2000年产量高出8028千桶/日，占当年世界石油总产量的32.3%，较2000年41.5%的比重下降了9.2个百分点；非OPEC国家2017年石油产量为53439千桶/日，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57.7%，较2000年产量高出9419千桶/日。由此来看，OPEC对世界石油供应的影响力在减弱。

二是俄罗斯产量出现恢复性增长，对全球的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俄罗斯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能源资源极为丰富。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石油产量逐步恢复增长态势，2003年石油突破4亿吨，2009年突破5亿吨，到2017年产量为5.544亿吨，占全球的比重为12.6%，产量占非OPEC的比重为22%，较2000年比重提升了6个百分点；从年均增速情况来看，2006—2016年年均增速为1.3%，高于同期的OPEC年均0.8%的增速。由此来看，俄罗斯对世界石油的稳定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OPEC+减产联盟已成为维系全球油价平衡的重要角色。在美国页岩油产量增长的冲击下，世界石油供给过剩局面造成油价2014年年底大幅走低，对石油生产国造成了经济下滑、财政赤字增加的不利影响。2016年12月，沙特和俄罗斯达成协议，联合减产推高全球油价。两国合作效果立竿见影，2017年10月，减产协议使油价提高到60美元/桶，2018年5月最高超过80美元/桶。随着沙特和俄罗斯产量调节愈发步调一致，“沙俄联盟”的影响力已经超过OPEC内部协商。与此同时，因遭受经济制裁或国内长期动乱等因素，伊朗、利比亚、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国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短期难以恢复。2018年卡塔尔退出OPEC和沙特与伊朗宗教矛盾难以调解，不仅影响了OPEC内部协调行动的效力，未来OPEC的存续将充满不确定性。

（3）亚太石油消费需求继续快速增长，欧美国家石油消费保持低增长

世界石油消费东移已是趋势，亚太和中东地区将成为消费重心。2017年亚太地区石油消费量为33442千桶/日，较2000年增加12557千桶/日，增长60.1%，当年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比重为34.2%，较2000年的比重提升了7.1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和印度已成为石油消费新兴大国，2017年两国石油消费占全球的比重已接近20%。近些年来，中东地区的石油消费也不断增长，2017年中东地区石油消费量为8477千桶/日，较2000年高出3466千桶/日，增长69.2%。相比于亚太地区和中东地区石油消费量的大幅增长，近年来欧洲和北美等传统石油消费地区的消费量却出现明显的下行趋势。其中，2017年欧洲地区石油消费量为15550千桶/日，较2000年减少924千桶/日。以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石油消费变化情况来看，2013年非OECD国家首次在石油消费上超过OECD国家，2017年OECD国家的消费量比2000年下降了1055千桶/日，而同期非OECD国家则增加21731千桶/日，涨幅高达75.8%。

图1 2017年能源出口国家及地区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

图2 2017年能源进口国家及地区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

2.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新能源的发展形势

（1）全球能源转型进程稳步推进，可再生能源投资分化态势显现

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上，全球所有的国家首次通过了承诺减排的行动方案——《巴黎气候协议》，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推进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成为集体行动共识，在此带动下全球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利用不断取得积极进展。根据BP统计，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达到4.9亿吨油当量，占当年能源消费的比重为3.6%，较2016年提高0.5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也由2016年的8.1%提升到9.1%。分国家和地区情况来看，德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无论是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还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均处于较高水平。以英国为例，2017年其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核电和新能源发电合计）比重已经突破50%。

虽然在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中发展中国家整体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但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明显加大了能源转型投资力度，而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明显走弱态势。具体来看，2011年之后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逐渐下降，到2017年投资规模下降到1030亿美元，下降近50%。而发展中国家则保持稳步增长态势，2015年超越发达国家投资规模，当年达到1780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128%；2017年投资规模高出发达国家740亿美元，投资差距进一步扩大。

表1 《巴黎气候协议》签订以来主要经济体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

图3 2004—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UN Environment，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2）各国能源转型步调不一致，全球减排形势依然不乐观

近些年来，在全球能源新老问题交替出现的同时，不同国家主体之间的能源利益分化趋势极为显著。例如，美国特朗普上台后大力倡导传统能源发展，尤其是鼓励美国煤炭产业复兴，为了美国利益优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谴责悍然退出“巴黎协定”。由于对可再生能源政策支持力度下降，美国的化石能源消费出现大幅增长，2018年美国石油消费增量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增加了54万桶/日，增长了2.7%。由于化石能源消费增长快于清洁能源，美国二氧化碳排放出现逆转，2018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3.4%，结束连续3年下降的趋势。除美国的单边行动之外，由于近年来欧洲国家经济复苏势头欠佳，其对绿色能源的发展支持的力度也随着债务问题的积压而出现滑坡，大大影响了其减排的决心。相关数据显示，^[1]由于欧美放缓了减排步伐，2017年碳排放量下降幅度均小于过往水平，其中，2017年美国碳排放下降0.4%，低于前十年保持的每年1.2%的降幅，并且煤炭消费出现了增长；欧洲2017年碳排放量的降幅预计同样会低于过去10年2.2%的降幅。相比于其他国家在能源转型进程中的反复，中国继续坚持能源革命的方式推进能源转型，2018年中国石油消费增量出现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7万辆和125.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9.9%和61.7%。然而，由于全球能源化石消费继续增长，全球碳排放下降依然任重道远。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位列第一，占比为31%；煤炭位列第二，占比26%。纵向来看，2018年煤炭消费比重较2000年出现了回升。由此来看，高碳能源消费比重依然较高，减排压力依然较大。根据国际能源署报告，^[2]2018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较2017年增加1.7%，达到330亿吨，自2017年反弹升高后再次攀升。

图4 2000年和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构成对比
资料来源：IEA。

（3）新能源技术方向选择呈现出多元化，能源转型技术路径面临三难问题

技术创新可能会带来更低廉的非石油基础燃料、高效汽车电池和更少线损的远距离电力输送，虽然不足以替代现有的大部分石油需求，但会显著减少所有经济大国的石油强度（每单位GDP所使用的石油量）。^[3]美国能源结构清洁化转型的实践表明，基于生产技术的创新，使得低成本的天然气大量利用成为可能，进而造成低排放的天然气对高排放煤炭的替代，实现天然气发电比重从2008年的21%左右，提升到当前的33%。^[4]由于各个国家能源资源禀赋和产业技术路径的差异，使得在推进新能源发展的过程中技术选择日益多元化。例如，美国的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大大提升了美国的能源自立性，而日本和韩国则在加大对氢能的开发利用，中国目前在太阳能和风电装机设备上技术进步加快，巴西提出“乙醇计划”，印度则明显加大了太阳能光伏技术支持。与此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德国已经放弃核电开发；而法国也明确表示要加大可再生能源发展支持力度，以降低对核电的依赖。整体来看，目前各项新技术仍处于并行阶段，颠覆性的主导技术并没有形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能源技术创新仍然蕴藏重要机遇。

然而，在技术选择多元化的同时，能源转型技术路径选择仍面临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经济可行的三难问题。从能源绿色转型的初衷和落脚点来看，能源绿色转型的目标无疑是实现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经济可行三者之间并行不悖的长期均衡问题，显然，能否实现三者的均衡是能源绿色转型成败的关键，自然也是技术路径选择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国际能源署公报显示，虽然2018年太阳能增长高达31%，和风力发电均呈现两位数增长，但速度仍赶不上电力需求，煤用量因此增加，进而使得2018年火力发电导致的碳排量首度超过100亿公吨。由此来看，能源安全问题依靠可再生能源依然无法保障。从各国实践来看，三难问题依然突出，具体表现为新能源电力的价格成本依然较高，竞价上网优势依然不突出。可以说，发展可再生能源不仅是简单的能源替代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经济问题。以法国为例，为减少核能发电比重和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到2030年，电力生产所需的投资可能将达到2620亿欧元，其中风能、太阳能和生物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将高达1800亿欧元，占电力生产投资的一半以上。^[5]此外，从全生态链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反对人士强调，能源转型技术并不是亲环境型的。

3.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带来的主要影响

（1）美国由净进口国变成净出口国，“美国优先战略”将增加油气市场复杂性

美国成功开启的页岩油气革命成为世界能源供需格局演变历程中的转折性事件。根据BP统计，2015年美国原油产量超过俄罗斯，2017年再次超越沙特，成为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国。天然气产量方面，自2012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到2017年其产量占世界的份额达到20%。2015年美国解除长达40年的原油出口禁令，之后出口规模不断创下新高。例如，2018年，美国原油日出口升至200万桶，几乎是2017年120万桶/日的两倍，当年天然气出口总量增长14%，液化天然气出口增长53%，达到每日30亿立方英尺。美国从全球最大的能源需求主体变成最大的油气生产主体，其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力也在大幅增强（目前来看，美国原油库存增减已成为全球石油价格的重要风向标）。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优先”战略更是加快了其在能源市场的竞争进程，一方面美国加大对传统原油生产国的经济制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施压的方式影响能源需求国进口美国油气。其中，美国近年来明显加大了对欧洲油气进口渠道多元化的政治压力，突出表现为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项目被美威胁制裁。与此同时，基于自身能源供应安全考量，欧洲偏向平衡的策略选择致使其在进口天然气方面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在加强。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LNG出口量为2105万吨，同比上升63.2%。自2018年7月至2019年年中，欧盟从美国进口的LNG同比增长了272%，其中2019年3月欧盟与美国的LNG贸易量超过14亿立方米，创历史新高。^[6]未来不难预料，出于能源出口利益的现实需要，美国、沙特、俄罗斯在能源市场份额的竞争将加剧，沙特与俄罗斯2016年成功达成减产协议并在推动石油价格稳步提升上保持明显的步调一致，也是积极应对美国增产和出口增加的现实需要。此外，波斯湾油气出口国在失去美国市场之后寻求向欧洲出口能源，尤其是伊朗、卡塔尔谋求铺设直通欧洲的天然气管线以将各自的天然气输入欧洲，欧洲市场卖方之间的竞争将加大。

（2）中东地缘政治关系更加复杂，OPEC+减产联盟将面临挑战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基于宗教矛盾形成了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沙特为首的穆斯林逊尼派与伊朗为首的什叶派的内部矛盾，这种矛盾为域外大国推动平衡战略、寻求代理人提供了实用主义外交的平台。在此情况下，形成了美国与沙特的“石油美元”同盟关系和美国与以色列的战略同盟关系。然而，近年来，中东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复杂。一方面，伊朗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核协议制裁放松的影响下，地缘政治影响力显著增强，引发了沙特和以色列的高度警惕，加之美国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使得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俄罗斯通过叙利亚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中东地区大国关系，建立起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多重关系网络，其中之一就是俄罗斯、叙利亚、土耳其、伊朗结成了某种“志愿者同盟”，出于不同目的开展了“临时性合作”^[7]。整体来看，美俄之间的地缘竞争，美伊形势的不确定性，以及伊朗与沙特之间不可调和的宗教矛盾将对OPEC+减产协议造成挑战。沙特表示，会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不经OPEC会议同意，填补因制裁产生的原油供应缺口。为了削弱俄罗斯利用石油外交的影响力，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就包括禁止出口支持俄罗斯深水、北极近海或页岩项目勘探或生产所需的货物、服务或技术，以遏制俄罗斯的产油潜力。退一步讲，美国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尤其是作为汽车上的国家，油价太高也不符合其政治利益，因此，美国有意或无意都会对OPEC+所推进的减产联盟进行分化或施压。

（3）全球供求格局变动加剧市场博弈，石油价格波动性明显加大

从油价的波动情况来看，经过1985—2005年油价低位的长周期，2005—2014年世界油价见证了一个新的高位期，而且期间的波动明显加大。从近年来的全球石油市场供求格局来看，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的背景下，美国、OPEC和俄罗斯成为全球石油市场的重要供给方，利益诉求的不一致很容易造成油价的波动。一方面是油价的高企带动了北美页岩气和重油开采的大幅增长，石油全球供求格局的变动直接带来油价的震荡，2014年下半年世界油价进入下行震荡时期。另一方面，油价的低位运行大大加剧了主要石油生产国的经济脆弱性，为了提振油价，2016年12月，沙特和俄罗斯达成协议，联合减产推高全球油价。两国合作效果立竿见影，2017年10月，减产协议使油价提高到60美元/桶，2018年5月最高超过80美元/桶。与此同时，中东形势波谲云诡，并在域外大国干预下带来不确定性增强，围绕着美国和伊朗问题的制裁形势将放大市场的波动性。2018年国际油价波动性加大，全年最大波幅达71%。具体来看，截至2018年12月底，布伦特原油现货离岸价格为每桶50.57美元，较11月底下跌7.14美元，较2018年年初已下跌16.08美元，此前2018年11月底价格比10月底下降17.11美元/桶，价格水平基本跌落至2017年平均水平。进入2019年，全球经济下行、地缘政治因素、“美国优先”战略以及OPEC+减产等诸多因素相互叠加，严重干扰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2019年第一季度，国际油价震荡上行并刷新了近十年来的单季最大涨幅。纽约、伦敦两地基准油价中，涨幅最大的纽约市场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主力期货价格连续3个月上涨，带动一季度累计上涨超过31%，刷新了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单季最大涨幅；英国北海布伦特原油主力期货价格同期上涨25%，也创下近十年来的单季最大涨幅。

图5 2002年以来布伦特原油价格及其涨幅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数据整理计算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