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学革命:专业化学术与大学学者的社会责任
由于学院体制主导下的美国高等教育在19世纪中叶前后广受诟病,一场旨在扭转美国高等教育颓势的改革势在必行。就在“美国学者”演说发表整整30年后,爱默生在1867年的一篇日记中写下了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新观察:“那些关于大学改革的言论或许言之有理,又或许言过其实,但它们对观察者的主要意义在于揭示了历史的花岗岩上已初现裂痕的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69]4年后,耶鲁大学校长诺厄·波特(Noah Porter)同样说道:
这个话题(指美国高等教育。——引者)可能从来没有引起如此众多之人的倾心关注。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在我们中间激起的积极讨论、引来的各种有理有据的批评以及经历的大量试验都是从未有过的。人们都说,(美国的)高等院校可不只是被改革轻微地推了一把,而是被一场革命所彻底撼动——那些引领公众观念的新思想尚未定型,旧式教育及其方法的或虚或实的弊病遭受着尖锐的抨击,(人们)坚决要求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70]
时值1871年,波特的此番话绝非爱默生曾经怀疑的“言过其实”。自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中所出现的新变化延绵近半个世纪,不仅改变了旧式学院主导下的“虚弱凋敝”状况,而且逐渐扭转了高等教育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性地位。在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这些初现端倪的新变化包括:1868年,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执掌下的康奈尔大学迎来了首批400多名新生;同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在原有的私立加州学院(奥克兰)的基础上得以改组成立,后聘请丹尼尔·吉尔曼为校长;1869年,查尔斯·埃利奥特就任哈佛大学校长,用改革为这座古老的学府注入新的血液;1871年,密歇根大学在詹姆斯·安杰尔的领导下大举引入建筑学、工程学、政府学、内科及口腔医学等专业课程,成为第一所真正采纳德式“习明纳尔”(研讨班)方法的美国大学;1876年,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巴尔的摩成立,致力于“鼓励研究”“培养有实力、有才华、能致用的真正学者”[71]。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此起彼伏的高等教育改革中,“真正的”“完整的”美国大学雏形日益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并成为这场宏大的高等教育之变的主角。这些大学不再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那些通过“改名”而产生的有名无实之辈,而是一种与旧式学院截然不同的“新机构”。正如1872年丹尼尔·吉尔曼在就任加州大学(伯克利)校长之职时所言:
我们要建立的是大学,不是高中,不是学院,不是科学院,不是工业学校。诚然,这些机构的某些特点可能包含在大学中,或在大学里得以发扬,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它们加在一起都无法涵盖大学的意义。大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它是推动知识普及的基础,是致力于发展各种文理知识和将年轻人培养为知识生活所需之学者的一系列机构的有机整合。[72]
(一)大学革命
内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巨变,是围绕着现代大学在美国的崛起展开的,通常被教育史学者称为“大学运动”(或曰“大学化运动”)甚至“大学革命”(或曰“高等教育革命”)。事实上,“大学”的称谓对19世纪的美国人并不陌生,它可追溯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一些老牌学院先后更名为“大学”,如哈佛学院改为哈佛大学(1785),费城学院改为宾夕法尼亚大学(1791),罗德岛学院改为布朗大学(1804)。此外,一些州在创办不受教会控制的公立高等学校时,部分沿用“学院”的名字,如南卡罗来纳学院、东田纳西学院(1840年改为田纳西大学),部分则采用了“大学”这一新称号,如北卡罗来纳大学(1789)、佛蒙特大学(1791)、俄亥俄大学(1804)、弗吉尼亚大学(1820)等。
包括各州建立的那些不受教会控制的公立院校在内,内战前的这些高校尽管有许多都自称“大学”,但其办学水准大多远低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如1804年成立的俄亥俄大学直到1808年才招收到首批新生,仅3名,而1815年首届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学生只有两名。除了19世纪20年代半途而废的哈佛大学改革与弗吉尼亚大学的创新之举外,这些“大学”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延续的是传统学院教育的轨迹。它们既无现代大学的院系结构,又缺乏作为现代大学基础的研究型教育和学术自由。换言之,这些早期“大学”主要是名义上的,而非实质性的。它们更多地代表了美国在建国后努力追赶欧洲先进的高等教育的美好愿望。正如吉尔曼在1872年所评价的:“在这个国家,大学的名字往往被滥用于一所简单的学院,大概是出于对‘渴望而不得之事’的期待。我们(指加州大学)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一样有名无实。”[73]
追赶、模仿欧洲大学的努力在19世纪中叶依然存在。如布朗大学校长弗朗西斯·韦兰和密歇根大学校长亨利·塔潘(Henry Tappan)均对旧式学院所主导的美国高等教育表达出强烈的质疑,韦兰主张建立包含各种研究领域的大学来取代弱而差的旧式学院,塔潘则提出引入德式大学理念来改造美国高等教育。遗憾的是,韦兰和塔潘的“激进”理念与改革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两人后来均被校方解聘。
真正令现代大学体制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大舞台上站稳脚跟的,是内战后在“大学革命”中强势崛起的一群光芒闪耀的新星——康奈尔大学(1868)、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6)、克拉克大学(1889)、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891)等。这些“闪耀的新星”驱散了旧式学院体制笼罩在美国知识生活上空的沉闷氛围,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鲶鱼效应”。在它们的带动或冲击下,美国已有的高等院校如老牌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或公立的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密歇根大学等陆续跟上改革的步伐,转变成新式的现代研究型大学。[74]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的创建对美国现代大学的形成至关重要。前者是美国第一所全面效仿德国大学学术理念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后者则通过大力发扬学术理念、完善大学体制,最终确立了美式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轮廓。[7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由富有改革精神的前加州大学(伯克利)校长丹尼尔·吉尔曼出任首任校长。早在执掌加州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之前,吉尔曼便促成耶鲁大学成立谢菲尔德科学学院,开创了在传统学院体制内设立专门的科学技术学校的先河。1853年至1855年,吉尔曼前往现代大学的摇篮——柏林大学访问,那里的学术氛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872年,吉尔曼受聘加州大学校长。由于与加州议会发生分歧,吉尔曼辞去加州大学校长的职务,于1875年接受霍普金斯大学的聘任,辗转来到巴尔的摩。
1876年,吉尔曼在其就职演说中开宗明义,宣告新大学的使命在于“鼓励研究,推动独立学者的进步,使得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精湛的学问来推动他们所追求的科学以及所生活的社会的进步”[76]。为此,吉尔曼极力聘请一流的学者来校任教,如被并称为“霍普金斯四巨头”的古典学家贝希尔·吉尔德斯利夫(Basil L.Gildersleeve)、数学家詹姆斯·西尔维斯特(James Joseph Sylvester)、化学家艾拉·雷姆森(Ira Remsen)和物理学家亨利·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在寻觅良才时,吉尔曼尤其青睐那些“了解德国大学系统,富有经验、能力和热情”的学者。[77]至1884年,吉尔曼聘请的50多名教授中几乎全部是留德海归人士,其中13名拥有德国大学博士学位。[78]
表1.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校伊始首批教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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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吉尔曼坚持招收“有良好准备并能促进科学研究的学生”,并为此设立了优厚的奖学金。受奖学金“诱惑”而来的第一届研究生中,有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约翰·杜威(John Dewey)、詹姆斯·卡特尔、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和伍德罗·威尔逊。这些年轻的研究生在整整一代人之后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栋梁。作为培养后备学者的机制,研究生教育在霍普金斯大学所受到的重视,从其招收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人数比上便可见一斑。1876年开学时,霍普金斯大学共招收了54名研究生,35名本科生。此后,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的人数比在1880年为102∶37,1885年为184∶96,1890年为276∶141,1895年为406∶149。[79]
此外,吉尔曼还致力于在霍普金斯大学营造积极向上的学术环境。他鼓励教授们发表学术论文、创办专业刊物,并大力建设图书馆、实验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支持和保障本校主办的学术期刊以及本校学者学术成果的出版,吉尔曼于1878年设立了专门的出版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在美国高等教育界首开先河,引起了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众多大学的效仿,是美国迄今为止最为古老的大学出版社。
总之,吉尔曼极力将德国大学以研究为重的学术理念注入新成立的霍普金斯大学。在他的执掌下,霍普金斯大学以培植学者的研究能力为本,将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视为首要任务,故一度赢得“巴尔的摩的哥廷根大学”之美誉。[80]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霍普金斯大学堪称美国高等教育的标杆。它的教授引领美国学术风云;它所培养的年轻博士“开枝散叶”,遍布美国的主要高校;[81]它还确立了未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使发展学术研究和授予博士学位成为现代大学区别于旧式学院的标志。正如美国教育批评家亚伯拉罕·弗雷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所说:“学术研究,从未视为美国高等教育中一项居于主导地位的事业,这一现象直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才开始改变。”[82]
对于吉尔曼及霍普金斯大学的贡献,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在1902年的评价尤其到位:
如果可以说,托马斯·杰弗逊通过他的弗吉尼亚大学计划,为美国大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那么更可以说是您(吉尔曼。——引者)第一个在美国建立并组织起了一所重视学术研究甚于单纯教学、培养研究者并以研究作为教育重中之重的大学。通过这一最伟大的成就,您为美国塑造了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它不追求高楼大厦,也不是仅仅把学生跟博学多识的老师简单地摆在一起,而是在学术大师的指导、合作下探寻真理,继而培养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83]
由于霍普金斯大学的典范效应,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老牌学院开始或加速了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84],克拉克大学、天主教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新的大学则从建校之日起就沿着霍普金斯大学开辟的以研究为重的路径前行。如克拉克大学在1889年建校伊始只招收研究生,直至1900年才改变;天主教大学致力于神学方面的研究生培养;在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申明:“原创性的研究是大学的最高的职能……真正的大学是一所研究性的学府……它是学者的联盟”“研究者的存在,造就了大学……若没有研究者,便无所谓真正的大学”[85]。乔丹强调:
在大学的运作中,应保证最有能力的人担任教授……如果招不来,就借。给他们自由,给他们所需的设备和无尽的支持。鼓励他们带着自己的出版物,站在科学界、学术界的面前。 ……一所大学的价值完全取决于那些被用来从事大学事业的人。因为教师们尽管可以拥有图书或设备等科研必需品,但如果他们不读不用,那图书就不过是纸墨,设备就不过是破铜烂铁。[86]
1891年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对学术研究的重视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Harper)在创校伊始便“建议这所学校把研究工作放在首位,把教学工作放在次席”[87],并以学术论文的发表作为教师晋升的依据。在洛克菲勒财团的巨额资助下,芝加哥大学“财大气粗”地从全美各大高校乃至海外“挖走”了近120名优秀学者来填充教职,其中有来自耶鲁大学的5名教授、来自克拉克大学的15名教授和讲师、8名前学院院长如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埃利斯·弗里曼·帕尔默(Alice Freeman Palmer),以及约翰·杜威、索尔斯坦·凡勃伦、詹姆斯·安吉尔、阿尔比恩·斯莫尔等知名学者。[88]如此一来,在短短数年间,芝加哥大学便“接过霍普金斯大学的接力棒”,成为美国“大学走向成熟的体现”[89],并进一步冲击了旧式学院主导下的传统高等教育秩序,推动着美国高等教育从“学院时代”向“大学时代”的过渡。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Seth Low)在芝加哥大学成立的次年即1892年所宣称的:“学院居于美国高等教育之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90]
至19、20世纪之交,“大学运动”的“弄潮儿”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新的主宰者,成为《独立报》记者埃德温·斯洛森所称赞的“伟大的美国大学”。在斯洛森的笔下,“伟大的美国大学”至少有14所,分别是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91]这些大学不仅取代旧式学院而获得了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支配性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逐渐扫除了昔日学院教育不重视学术研究和专业学者的风气。1913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Nicolas Murray Butler)曾如此表达学术研究以及学者对真正的“大学”之意义:
检验、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有效率的真正办法不是看它招了多少学生,获得多少资助,或有多么豪华的硬件。真正的检验、衡量办法,是要看大学的教师们发表了多少学术成果,那些贴上大学的招牌而走进社会的毕业生们质量如何。哥伦比亚很有幸,此地云集了一批成果丰硕的学者。[92]
(二)学术之变:学术的专业化与职业化
在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美国大学对学术研究的极度重视促成了学术本身的变化。这些变化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专门学科的不断分化所导致的学术的“专业化”,二是以确定从业标准为特征的学术的“职业化”[93]。
1.学术的专业化
所谓学术的“专业化”,是指随着对各种知识的研究逐渐深入,知识本身变得愈发庞杂,进而越来越细化和分化为不同的学科。这样一来,“昔日像卡索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者)那样无所不晓的‘通才’不再成为可能”,取而代之的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从事专业研究的“专才”[94]。
这些专业研究者往往倾向于构建一个相互交流、具有“行会”性质的共同体,即“学术界”,其具体活动包括组织专业学会,创办专业刊物并在上面发表专业论文,通过大学的研究生院培养更多的后备专业学者。
如前所述,学术专业化的迹象在“大学革命”到来之前便已初现端倪,如1847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和1865年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成立,分别代表着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专业化尝试。不过,这两大早期的学术组织的专业化程度比较低,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组织内不同学科的分化不明显;成员背景五花八门,多为业余人士;其影响主要是区域性的,面向新英格兰地区。[95]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成立后,吉尔曼校长鼓励本校学者创建更为专业化、影响更广泛的学术组织,如马歇尔·埃利奥特(Marshall Eliot)发起了现代语言学会,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创立了美国历史学会,理查德·伊利组建了美国经济学会。[96]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学科越来越细化的全国性专业学会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数量激增。据美国学者拉尔夫·贝茨(Ralph Bates)统计,19世纪,美国共有407个学术社团,其中的267个学术社团是在1870—1900年成立的,占比达66%(详见表1.3)。[97]这些新成立的专业性学术社团包括美国化学学会(1876)、美国现代语言学会(1883)、美国历史学会(1884)、美国考古学会(1884)、美国经济学会(1885)、美国地质学会(1888)、美国数学学会(1888)、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1889)、美国心理学会(1892)、美国天文学会(1899)、美国物理学会(1899)、美国哲学学会(1901)、美国动物学会(1902)、美国人类学会(1902)、美国政治学会(1903)、美国社会学会(1905)等。至1908年为止,美国已有120个全国性专业学会,550个地方性专业学会。[98]
表1.3 19世纪美国学术社团数量变化
在成立专业化学术社团的同时,霍普金斯大学于1878年创办了美国第一个学术刊物——《美国数学杂志》。此后三四十年间,美国主要大学和专业学会陆续创办了更多的学术刊物,部分名单见表1.4所示。
表1.4 19世纪70年代至1917年以前美国大学和学会创办的主要专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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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巩固专业学者共同体最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大学所提供的专业训练以及高级学位文凭的发放”[99]。所谓高级学位文凭,即研究生文凭,主要指博士文凭。19世纪60年代以前,一些旧式学院已有文科学士后文凭(即硕士),但这一学位在当时是荣誉性的,与实质性的学术研究无关。例如,哈佛大学在1825年前后授予文科硕士学位的条件是“毕业三年后‘恪守优良的道德品行’(通常被解释为不作奸犯科),愿意为‘进修’支付5美元”[100]。这一做法引得剑桥镇居民嘲讽道:“一个哈佛人为硕士学位所做的,就是付5美元和在监狱外待着。”[101]至1861年,耶鲁大学首次为3人颁发了获得性博士文凭,康奈尔大学(1872)等其他高校也开始跟上。[102]1876年,当霍普金斯大学全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时,美国已有25所院校共授予44个获得性博士学位。[103]不过,当时研究生教育尚未规范化,规模小,影响也不大,因此真正的研究生教育依然是从霍普金斯大学开始的。[104]在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培养中,候选人的学术水平被视为授予学位的唯一标准。霍普金斯大学相信“参与研究型的学术活动才能培养出研究型的学者”,因此要求研究生“在学习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为严谨的论文而工作”,要显示出“独立思考和认真研究的能力”[105]。1887年,博士论文成为获得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必需条件。至1900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天主教大学、克拉克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这14所授予了全美90%的博士学位的大学组织起“美国大学联合会”,推动了研究生学位的标准化。[106]这一年,美国各大高校授予获得性博士学位的总人数达到382人;1910年为443人;1920年为615人。[107]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荣誉性博士学位的授予越来越少,至“一战”时几近消失。[108]
2.学术的职业化
伴随着“大学革命”以及学术的专业化,在大学里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成为一种专门性职业(profession),从而使学术研究“职业化”了。此时的大学教师以“学系”(department)为单位聚集在大学体制内,以对某一学科的专业性研究为自己的“天职”。由于这一“天职”乃大学所要求,大学教师们也不必再像“学院时代”的教师那样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凭借个人兴趣和私人条件来从事学术研究,而是成为“以学术为志业”的专业研究者,并逐渐取代昔日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业余爱好者而成为学术界的活跃主体。这一变化即为学术的“职业化”。用1871年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安杰尔的话来讲,“大概直到现在,人们脑中才开始意识到,在大学任教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一种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职业。[109]
在“大学革命”的进程中,学术的“职业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体现:
首先,学术队伍的扩大,主要反映在作为专业学者的大学教师人数的增加上(见表1.5)。
表1.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学和教师数量
其次,大学开办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致力于培养未来的专业学者。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认为:“真正的大学——必须(为研究生)提供在教授指导下从事高级研究的机会,而这些教授本身就是所在领域的学者。”[110]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也明确指出:研究生院的主要目标乃是培养研究者。他说:
研究生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把某一领域内已经形成的知识堆积到学生的脑子里,而是训练他们,使其能够独立开展一系列新的调查研究。这样的工作当然才具有最高的品格。我们必须慷慨地提供实验室、图书馆和设备,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机会……还有一个问题也要重视,即应努力从全国找到最合适的人选来领导每个院系。这样的人只能是自己做过调查研究,也能够教导别人去调查研究的人。如果教师没有这种精神,没有他树立的榜样,学生们永远都学不会怎样做研究。[111]
接受过研究生教育反过来又成为年轻人获取“以学术为志业”的大学教职的资格要求,以至于研究生院在哈佛大学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看来就是“培养未来教授的师范学院”[112]。尤其是那些攻读博士学位之人,他们几乎都将从事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归属,其中大多数人将在大学执教视为最佳的职业选择。至20世纪初,博士学位作为“以学术为志业”的资格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时称“教授资格卡”[113]。如伊利诺伊大学于1905年宣布该校从今往后只从受过严格训练的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晋升教授。[114]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在大学管理者的要求和鼓励下,科研能力与学术成果被视为大学教师的职业评价准绳。丹尼尔·吉尔曼表示:“研究是每一位带头教授的职责”[115]“最好的(大学)老师总是那些愿意且有能力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从事原创性研究的人”[116]。密歇根大学教授J.P.麦克穆奇(J.P.McMurrich)认为:“研究者将被证明是比非研究者更称职的教师。”[117]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里·贾德森将研究及其成果的出版视为该大学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并在每年的校长报告中都会列出该校教授的出版物清单。[118]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教学工作受到大学管理者和教师们的轻视。贾德森宣称:“没有比丰富人类知识更崇高的目标了。为了传授而寻求知识只能是最低层次的抱负。”[119]早在1892年,芝加哥大学便制定了限制教师教学时长的政策,要求每位教师“在一年中用36周、每周10—12小时的时间来授课,任何教师的教学时间都不应超出这一数量”[120]。尽管如此,该校仍“有许多教师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摆脱辛苦的教学工作,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研究”[121]。威斯康星大学则“要求其教授每周授课量应少于3小时,并向其提供研究所需的一切条件,包括助理、秘书、技术员、保管员、图书、标本、仪器和差旅费等”[122]。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那些只上课不研究的教师被恭请“另谋高就”“不发表论著,那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成为美国大学及学术界的一句著名口号。总之,学术成果而非课堂教学对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123]
1909年,一位观察家记录了他同一位学院院长的交谈,当前者问及“谁是贵院最好的老师时,他(指院长)提到某个授课教师的名字”。两人的对话如下:
他的职称是?
助理教授。
他的任期什么时候结束?
马上。
他会得到提拔吗?
不会。
为什么不提拔他?
他什么都不做。[124]
显然,这位院长根本就没把教学授课视为一名大学教师的本职。正如丹尼尔·吉尔曼所说的,“那些愿意讲授任何课程、担任任何教职的绅士们不是我们最需要的。”[125]
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成立,表明学术的职业化已经超越专业学科的边界,确立了统一的标准。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起初曾遭人指责系“行业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联合会首任主席、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杜威反对这一带有贬义的称呼,但承认美国学术界所萌生的职业意识。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第二次年会上,新任主席、西北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威格摩尔(John Wigmore)的演说堪称一份大学学者的“职业宣言”:
毫无疑问,我们从事的是一种独特的职业——费希特在那篇鼓舞人心的文章《学者的品质》中极力赞美的最伟大的职业。用费希特在《人的使命》中的话说,我们这个职业的使命便是要团结成一个整体,其中的各个成员都应该彼此认识,并保持相似的思想水准。……尽管我们因不同学科的划分而分开,因来自不同的院校和地理上的距离而分隔,但是大学学者和教师的职业纽带必须变得并保持得最为紧密,因为这是我们这个职业共同的基础。我们无须约法三章来团结我们。我们的纽带将比规章更紧密也更自由。天时地利,注定我们走到一起。[126]
(三)大学学术的社会责任
现代大学对学术的鼓励,以及学术自身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必然在大学体制内造就一个“以学术为志业”、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学者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志趣、相似的背景和一套独特的话语,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小社会”,并为此确立圈内规则和准入门槛。问题在于,这些在“纯学术”理念庇护下的大学学者如何面对象牙塔外的世界?
所谓“纯学术”,即“为学术而学术”或曰“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真理”。这一理念始于19世纪初的普鲁士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并在1810年由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中得到最初的体现,后扩展至莱比锡大学、海德堡大学、哈勒大学、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等其他德意志大学。在德意志,“纯学术”的理念有点唯心主义的味道。“为学术而学术”,意味着学术既是学者的生活方式,又是学者的生活目的。因此,学者应对学术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高贵精神”——孤芳自赏、超凡脱俗。一位德意志哲学家如此写到:“当理性的工作将自身从单纯地为生活目的而服务中解放出来”,纯学术便得以实现。[127]简而言之,德国人心目中的学者应是“精神贵族”,宁可阳春白雪,不可下里巴人。
然而,正如在19世纪末任美国教育专员的哲学家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所说,德意志人那种抽象的、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在越来越重视实用、一片繁忙的美国社会没有市场。[128]早在丹尼尔·吉尔曼从德意志引入“纯学术”理念来创办霍普金斯大学时,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董会便对这一思路提出了质疑。校董之一的罗伯特·加勒特委托其助理巴纳德撰文宣称:“目前,霍普金斯大学的运作趋势太过青睐中世纪的经典和那些玄奥酸腐的学问。”1877年,托马斯·沙弗公开抨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未能“从学究的迷雾中走出来”。另一位校董、大学创始人的侄子刘易斯·霍普金斯(Lewis Hopkins)则附和道:“伟大的发明总是出自那些投身于实际应用的人。”[129]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的所有者,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董们多是实业界中人。面对他们对“学以致用”的要求,大学教授们激烈地反对将学术加以直接的实际应用。古典学家贝希尔·吉尔德斯利夫在1877年的建校纪念日说道:“‘有用’(useful)一词应该从大学的语汇中被删掉。”化学家艾拉·雷姆森也反对学以致用的观念,并表示只要他还是一名教授,就绝不会向企业界提供咨询。他表示:“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种入侵更能使一个大学气数衰败了。”[130]反对学术(科学)研究的实用主义取向的“最强音”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家亨利·罗兰。1883年8月15日,他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著名演讲,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时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哪个对世界更重要?(在我看来)为了应用科学,必须先有(纯)科学。假如我们停止推动科学的进步而只关心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古代)中国人那样,他们历经多少代人却(在科学上)无甚进步,因为他们满足于科学的应用,但从不追问他们所做的事情中的原理。正是这些原理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如何应用火药已有数百年了,如果他们能用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乃至物理学。由于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如今)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131]
吉尔曼本人在这种冲突中保持了一种中庸的态度。一方面,他强调基础研究,反对功利主义。在1885年霍普金斯大学建校纪念日的演说中,吉尔曼回应了校董们的指责:“没有什么比抽象更富于实用性了”,大学学者进行研究的目的,不是“获取财富,而是探明事物的基本规律”[132]。另一方面,吉尔曼也“并非传统叙述中的一个单纯看重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的人”[133],他认识到大学的社会责任,认为大学应是“一个被民众当作解决文明问题的机构……(它)指导民众,决定民众时时刻刻面对的问题”[134]。吉尔曼在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开学典礼上就曾指出:
这是一个为了达到比今天更好的社会状态而竭力奋斗的过程;这是一个模糊而又不磨灭的关于知识的价值的认识;这是一种对学术和道德发展的期盼;这是一种试图解释创造的法则的渴望;这意味着一种希望,希望穷人中的悲惨更少,希望学校里的无知更少,希望庙宇里的顽固更少,希望医院里的煎熬更少,希望商业中的欺诈更少,希望政治中的愚蠢更少;这意味着更多地研究自然,更多地热爱艺术,更多地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更多地保障财产的安全,更多地给城市居民带去健康,更多地给国家赋予美德,更多地给立法增添智慧,更多的才能,更多的幸福,更多的信仰。[135]
事实上,社会责任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并非什么新鲜之物。一方面,美国的学院从建立伊始便承担着古老的服务职能——为地方社会培养世俗及宗教领袖。只是学院的服务主要是面向社会精英,与平民大众相距甚远。恰如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安杰尔所批判的,19世纪50年代的学院与民众如此隔阂,它在某种意义上被民众普遍看作“无用亦无害的隐士之家”[136]。另一方面,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建设真正能服务于民众的公立大学的努力。这些公立大学主要在南部和不断扩大的西部创办,如弗吉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其宗旨则如1858年威斯康星州参议院关于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份报告所说:“我国的学院实际上是些贵族学校”“因此,(我们)要给威斯康星州人民一个符合他们需要的大学”,它“将致力于满足老百姓的需要”[137]。
可是,早期的公立大学同大多数旧式学院一样发展不良,直至1862年联邦政府颁布《莫里尔法》,这一境况才得到有效改善。《莫里尔法》授权将联邦土地拨给各州,将售地所得用于资助“至少一所学院,其主要目的是在不排除其他的科学和古典学的前提下,教授与农业、工程技艺有关的任何分支学科”,故又被称为“赠地法”。在《莫里尔法》的推动下,美国各州陆续新建或改造了69所具有赠地性质的高等院校,最有代表性的是州立的威斯康星大学和公私合办的康奈尔大学。此后,联邦政府在19世纪末又颁布《哈奇法》(1887)、《第二莫里尔法》(1890),不断增加对赠地院校的资助。得益于公共政策的鼓励与支持,这些赠地院校都无法忽视其作为回报的社会责任。正如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安杰尔所说:“公众及私人的慷慨解囊给予了大学最热诚的支持,大学则用它们的智慧倾其所有地为公众服务。”[138]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ames)写到:“公立大学的意义……归根结底是要让大学走进民众中,使大学成为民众需求的体现和产物。”[139]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亨利·普里彻特(Henry Pritchett)则说:“麻省理工学院不仅致力于为民众服务,它本身也属于民众。”[140]丹尼尔·吉尔曼在就任加州大学校长时也宣称:
这就是加州大学,它不是柏林大学,也不是我们将要模仿的耶鲁大学。它是这个州的大学,必须适应这里的人民,适应这里的公立或私立学校,适应这里的地理位置,适应这里的社会需要和未开发的资源,它不是教会团体或者私人个体的基础,它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的智力和道德健康发生最高和最诚实的联系。[141]
古老的学院传统和赠地院校先天的“服务”宗旨,使社会责任对在“大学革命”中崛起的美国现代大学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在包括霍普金斯大学等私立大学在内的大学校园里,校长及大学运动的其他“旗手”一方面对专业化的学术推崇备至,另一方面则呼吁承担大学及学术的社会责任。丹尼尔·吉尔曼要求加州大学师生“应常常对公众伸出善意的援手”[142]。哈佛大学校友、工程学家乔治·S.莫里森(George S.Morrison)认为:“大学应对整个社会而非某些人有着自己的责任。大学在获得来自政府拨款或私人捐助的资助时,也应回报那些资助、支持它的社会,让2020-9-16整个社会可以在知识的指引下受益。”[143]威廉·哈珀基于自身对《圣经·旧约》的研究,将大学视为带领美国人走出矛盾激化、弊病丛生的社会苦境的当代“弥赛亚”[144],认为大学的道德使命在于“服务于人类,不管是在学术院墙之内,还是在院墙之外的整个社会之中”[145]。伍德罗·威尔逊则在1898年的“普林斯顿大学为国效力”演说中强调:“是服务的精神而非学问,使一所大学在一个民族的公共记忆中留有一席之地。我认为,如果一所大学想有所贡献,就必须让它的每一个课堂都洋溢着对社会事务的关注。”[146]1901年,在底特律举办的全国教育协会第14届年会上,密苏里大学校长理查德·杰西(Richard Jesse)更加具体地阐释了大学可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与会的大学校长和代表中引起了积极响应。杰西认为,除了为人们提供所需的高水平教育外,大学还有许多途径为社会造福,比如,第一,大学可以建立农学院,改良农业技术;派遣勘察队,测量水文和陆路交通、勘探矿产等;第二,与政府部门合作,帮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例如社会学系可调查劳教所和慈善机构,经济学系可帮助解决城市税收问题,化学系、卫生工程和医学系则在公共卫生领域大有可为;第三,大学还可以同教育局合作,建立附属的中小学。[147]
总而言之,19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大学革命”虽然推崇专业化学术,将大学教师打造成从事专门研究、以学术为志业的“专业学者”,但并不意味着新兴的美国大学在“专业化学术”的名义下鼓励这些学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对于大学学术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乔治·S.莫里森说了这样一番话:“大学培养年轻的学者,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自己想成为学者,而是因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对社会福祉是必需的。”[148]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托马斯·张伯伦则有着更明确的价值判断:“为学术而学术是一种故作风雅的自私自利;为了国家和人民而学术,是一种真正高尚的爱国主义。”[149]
[1] Ralph Emerson,“The American Scholar,” Harvard,1837,Clark Northup,etc.,Representative Phi Beta Kappa Orations,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15,pp.24-42.
[2] Donald Tewksbury,The Founding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fore the Civil War,reprinted edition,Martino Fine Books,2011,pp.16-28.
[3] 在19世纪上半叶,一些旧式学院仿效欧洲高等教育而改名为“大学”,如罗德岛学院在1804年改为布朗大学。然而,此时的“大学”称谓在美国实乃名不副实。1829年,哈佛校长贾里德·斯帕克斯写到:“把我国的学院称为大学,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若不经过大的变革,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大学。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学校……我认为,我国任何一所旧式学院都不可能嫁接长出一所大学来。”(Burton 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W.W.Norton Company,1978,p.223.)
[4] Robert Lincoln Kelly,The American Colleges and the Social Order,p.35.转引自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5] Josiah Royce,“Present Ideals of American University Life,” Hugh Hawkins,The Emerging University and Industrial Americ a,Robert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1985,pp.10-11.
[6] 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7] Henry Ward Beecher,Norwood:Or,Village Life in New England,Charles Scribner & Company,1868,p.181.
[8] Curti,American Paradox,pp.41-42.
[9]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pp.163-164.
[10] 理查德·诺顿·史密斯:《哈佛世纪》,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1] “Revolt against Reason,” Curti,American Paradox,pp.31-66; Samuel Eliot Morrison,“The Scholar in America:Past,Present and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12]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p.155.
[13] 阎光才:《美国的学术体制:历史、结构与运行特征》,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14] Charles Barker,Henry Geor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339.转引自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42.
[15] Henry Seidel Canby,Thoreau,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39,p.40.转引自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p.242-243.
[16] James Burrill Angell,“The Old College and the New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1899,James Burrill Angell,Selected Addresses,Longmans Green & Company,1912,p.136.
[17] 亨利·亚当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页。
[18] Josiah Royce,“Present Ideals of American University Life,” Hawkins,The Emerging University and Industrial America,pp.10-11.
[19] Laurence Veysey,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5.
[20] G.S.Hall,Life and Confessions of a Psychologist,1923,p.156.转引自Veysey,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pp.5-6.
[21] Charles Kendal Adams,“The Rel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National Prosperity,” Vermont,1876,Clark Northup,etc.,Representative Phi Beta Kappa Orations,p.160.
[22] Richard Hofstadter,“The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rthur Schlesinger,Jr.and Morton White,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Chatto & Windus,1964,p.273.
[23]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Columbia College,” 1870.转引自Richard Hofstadter,The Development and Scop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2,p.29.
[24] Charles Kendall Adams,“The Rel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National Prosperity,” Vermont,1876,Clark Northup,etc.,Representative Phi Beta Kappa Orations,p.160.
[25] Richard Hofstadter,“The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rthur Schlesinger,Jr.and Morton White,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Chatto & Windus,1964,p.273.
[26] Tewksbury,The Founding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fore the Civil War,p16,28.
[27] Lenore O'Boyle,“Learning for Its Own Sake:The German University as Nineteeth-Century Model,”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5,No.1,Jan.,1983,pp.3-25.
[28] 布尔斯廷:《殖民地的历程》,第193页。
[29] 阎光才:《美国学术体制》,第165页。
[30] 阎光才:《美国学术体制》,第27页。
[31] Charles William Eliot,“Inaugural,in Education Reform:Essays and Addresses,” 1898,p.26.转引自Bled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74.
[32] Samuel Haber,The Quest for Authority and Honor in the American Professions,1750-190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277.
[33] W.P.Atkinson,On the Right Use of Books,1878,pp.11-12.转引自Veysey,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p.14.
[34] Bled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69.
[35] Francis,Grund,Aristocracy in America:From the Sketch-Book of a German Nobleman,p.156.转引自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47.
[36] Charles K.Adams,“The Present Obligation of the Present,” Democratic Printing Company,1897,p.6.
[37] Samuel Eliot 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p.334.转引自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75.
[38] 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43.
[39] Hofstadter,“Revol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40] Julie Reuben,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orality,pp.29-30.转引自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第95页。
[41] O.A.Brownson,“An Oration on The Scholar's Mission,” V.Harrington,1843,pp.6-7.
[42] Hofstadter,“The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43] 约翰·伯格斯:《美国大学:它将在什么时候启程?它应该建在哪里?它将是怎样的?》,转引自哈佛燕京学社主编《人文学与大学理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8页。
[44] 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69.
[45] Charles K.Adams,“The Present Obligation of the Scholar.”
[46] David Starr Jordan,“An Apology for the University,” David Starr Jordan,The Voice of the Scholar:With Other Addresses on the Problems of Higher Education,Paul Elder & Company,1903,p.57.
[47] John S.Brubacher & 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ties,Transaction Publisher,1997,p.104.
[48] Brownson,“The Scholar's Mission,” pp.8-11.
[49] Emanuel Vogel Gerhart,“The Proper Vocation of a Scholar,”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Opening of the New Diagnothian Hall,July 2,1847,printed at the Journal Office,pp.15-16.
[50] Hofstadter and Metzger,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United Stat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5.p.4.
[51] 《美国博雅学院的现代转型》,第126页。
[52] Richard Hofstadter & Wilson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A Documentary History,Vol.1,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256.
[53] Richard Hofstadter,“The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54] O'Boyle,“Learning for Its Own Sake.”
[55] Wayland,Present Collegiate System,p.128.转引自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280.
[56] James Burrill Angell,“The Old College and the New University,” James Burrill Angell,Selected Addresses,p.149.
[57] O'Boyle,“Learning for Its Own Sake.”
[58] Richard Hofstadter,“The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59] O'Boyle,“Learning for Its Own Sake.”
[60] Jordan,“ An Apology for American University,” The Voice of the Scholar,pp.44-69.
[61] 约翰·伯格斯:《美国大学》,转引自哈佛燕京学社主编《人文学与大学理念》,第490页。
[62] Curti,American Paradox,p.56.
[63] Charles Kendall Adams,“The Rela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o National Prosperity.”
[64] Wendell Philips,“The Scholar in a Republic,” Harvard,1881,Clark Northup,etc.,Representative Phi Beta Kappa Orations,pp.191-215.
[65] Wendell Philips,“The Scholar in a Republic.”
[66] 如在哈佛给大一新生修改作文的弗朗西斯·查尔德(Francis Child),私下是一名英国民谣和乔叟的研究权威,在欧洲学术界享有盛誉。然而,他的后一身份在哈佛大学不为人知,以至于当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在其欲赴牛津大学研究乔叟之际,被告知他应该留在哈佛大学,因为研究乔叟的高人查尔德就在其身边。(Samuel Morison,“The Scholar in America:Past,Present and Future,” p.19.)
[67] 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第169—170页。
[68] Richard Hofstadter,“The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69] Frederick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Alfred A.Knopf,1962,p.241.
[70] Noah Porter,“Inaugural Address.” 转引自Veysey,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p.1.
[71] Daniel Gilman,“Inaugural Address of Daniel Coit Gilman as first president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http://webapps.jhu.edu/jhuniverse/information_about_hopkins/about_jhu/daniel_coit_gilman/.
[72] Daniel Coit Gilman,“The Building of the University:An 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at Oakland,Nov.7,1872,San Francisco,1872,6.http://bancroft.berkeley.edu/CalHistory/inaugural.gilman.html.
[73] Gilman,“The Building of the University.”
[74] Gruber,Mars and Minerva,p.14.
[75] 芝加哥大学包括五个主要分支——大学本体、继续教育部门如夜校和函授学院、大学出版社、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和博物馆等大学附属机构。
[76] “Inaugural Address of Daniel Coit Gilman as First President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aniel Gilman,University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entury Co.,1898.p.35.
[77] Henry Geitz,German Influences o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191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253.
[78] Jonathan R.Cole,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Its Rise to Preeminence,Its Indispensable National Role,Why It Must be Protected,Public Affairs,2009,p.21.
[79] John S.Brubacher & 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p.182.
[80] Cole,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p.21.
[81] 1896年,超过60所高等院校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教师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有10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有13人,在威斯康星大学有19人。(见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第116页。)
[82] 亨利·詹姆斯:《他缔造了哈佛:查尔斯·艾略特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1页。
[83] Cole,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p.21.
[84] 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坦言:“我想表明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院始于1870年、1871年,但它发展得不太好,直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榜样迫使我们的教师将精力放在发展研究生教育上。”(John Brubacher & 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p.182.)
[85] David Starr Jordan,“The Building of a University,” David Starr Jordan,The Voice of the Scholar,pp.31-32,39.
[86] Jordan,“The Building of a University,” The Voice of the Scholar,p.40.
[87] 约翰·博耶:《反思与超越:芝加哥大学发展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7页。
[88]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pp.351-352.
[89] 梁丽:《美国学人留德浪潮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第154页。
[90] Roger Geiger,ed.,The American Colle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2000,p.275.
[91] Edwin Slosson,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The MacMillan Company,1910.
[92] Nicholas Murray Butler,“The Rise of a University,” Vol.2,The University in Action,pp.44-45.转引自Cole,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p.43.
[93] Gruber,Mars and Minerva,p.14.
[94] A.Lawrence Lowell,“Expert Administrators in Popular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No.1,Feb.,1913,p.53.
[95] 关于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非专业性”,前文(第一章第一节)已有论述。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同样具有浓厚的非专业色彩,如1874年的《大众科学月刊》发表社论认为,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没能促进社会科学”,反而是它“极力避开的主题”。该联合会可以被当成“一种大众性的改革会议”“一个社会行动的组织”“它的大多数成员热衷于慈善,因此从事的都是社会救济、劳教和社会改善的活动。至于在科学的立场上进行真正的调研、严谨而冷静的研究,我们鲜有听闻。”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曾于1878年尝试并入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院,但丹尼尔·吉尔曼以其“专业化程度不高”为由加以拒绝。(Mary Furner,Advocacy and Objectivity: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1865-1905,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5,p.31.)
[96] 在专业学会的建立中,大学是这些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伊利等教授通过组织专业学会发展自己的学科,吉尔曼则试图通过学者声誉的扩大来提升霍普金斯大学的地位。正如伊利在发起美国经济学会前对吉尔曼所说:“这将会传播一种具有和谐的基督精神的政治经济学,同时我相信这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利。”(Brubacher &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p.189.)
[97] Ralph S.Bates,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IT Press,1965,p.121.
[98] Brubacher &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p.189.
[99] 多萝西·罗斯:《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变化轮廓》,西奥多·波特、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100] Samuel Eliot 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1636-193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p.334.
[101] Morison,Three Centuries of Harvard,p.107.
[102] Cole,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p.30.
[103]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p.335.
[104] 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利奥特曾在霍普金斯大学建校20周年之际致辞坦言:“虽然哈佛大学在1870年建立了研究生院,但直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后我们才开始被迫把精力投入研究生教育中去,其他大学大致也都是如此这般的情形。”(W.Carson Ryan,Studies in Early Graduate Education,New York:The Merrymount Press,1939,p.3.转引自梁丽《美国学人留德浪潮及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第103页。)
[105] Alexander Oleson & John Voss,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Modern America,1860-1920,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p.11.
[106] 至“一战”时,更多高校陆续加入美国大学联合会,包括弗吉尼亚大学(1904)、伊利诺伊大学(1908)、堪萨斯大学(1909)、明尼苏达大学(1908)、密苏里大学(1908)、印第安纳大学(1909)、艾奥瓦大学(1909)、俄亥俄州立大学(1916)和西北大学(1917)。
[107] 吴必康:《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327页。
[108] Bernard Berelaon,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60,pp.16,24.转引自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第129页。
[109] James Burill Angell,“Inaugural Addre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June 28,1871,James Burill Angell,Selected Address,pp.5-36.
[110] 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第70页。
[111] 约翰·博耶:《反思与超越:芝加哥大学发展史》,第113页。
[112] 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113] 吴必康:《权力与知识:英美科技政策史》,第327页。
[114]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p.396.
[115] Brubacher &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p.179.
[116] Gilman,“Inaugural Address at John Hopkins.”
[117] Julie Reuben,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orality,1996,p.68.转引自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第257页。
[118] 威廉·墨菲:《芝加哥大学的理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119] 墨菲:《芝加哥大学的理念》,第80页。
[120] Roger Geiger,To Advanced Knowledge: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1900-194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70.
[121] 约翰·博耶:《反思与超越:芝加哥大学发展史》,第110页。
[122] Slosson,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ies,p.243.
[123] 1892年查尔斯·科普兰被哈佛大学安排讲授英语课,受到本科生的极度欢迎,但他本人并未因此而受益,直到1910年才被评为助理教授。(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pp.404-405.)
[124]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p.403.
[125] Hugh Hawkins,Pioneer:A History of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1874-1889,1960,p.274.转引自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第251页。
[126] John Wigmore,“Presidential Address,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Bulletin,” March,1916,pp.8-9.转引自Gruber,Mars and Minerva,pp.16-17.
[127] Bledstein,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p.316.
[128]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A History,pp.178-179.
[129] Maryann Feldman & Pierre Desrochers,“Truth for its Own Sake:Academic Cultur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t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http://www.cs.jhu.edu/~mfeldman/Minerva102.pdf.
[130] Maryann Feldman & Pierre Desrochers,“Truth for its Own Sake.”
[131] Henry Augustus Rowland,“A Plea for Pure Science,” Science,Vol.2(old series),August 24,1883.Proceedings of Section B-Physics,pp.242-250.
[132] Feldman & Desrochers,“Truth for its Own Sake.”
[133] Hugh Hawkins,Pioneer:A History of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p.66.转引自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第115页。
[134] Dael Wolfle,The Home of Science:The Role of University,pp.77-78.转引自黄宇红《知识演化进程中的美国大学》,第152页。
[135] O'Boyle,“Learning for Its Own Sake.”
[136]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p.359.
[137] Hofstadter,“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 Hawkins,The Emerging University and Industrial America,p.8.
[138] James Burill Angell,“The Old College and the New University,” James Burill Angell,Selected Addresses,p.152.
[139] Edmund J.James,“The Funct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Science,New Series,Vol.22,No.568,Nol.17,1905,p.622.
[140] H.S.Pritchett,“The Relation of Educated Men to the State,” Science,New Series,Vol.12,No.305,Nov.2,1900,p.664.
[141] Gilman,“The Building of the University.”
[142] Gilman,“The Building of the University.”
[143] George S.Morison,“The New Epoch and the University,” an Oration delivered before the Phi Beta Kappa Society in Sanders Theater,Cambridge,Thursday,June 25,1896.
[144] James P.Wind,The Bible and the University:The Messianic Vision of William Rainey Harper,Scholars Press,1987,p.78.
[145] William Harper,The Trend in Higher Education,Bilio Life,1905,p.78.转引自孙碧《科学知识、道德责任和金钱政治:芝加哥城市改革中的芝加哥大学(1892—1906年)》,《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
[146] Woodrow Wilson,“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 a Commemorative address delivered on Ooc.21,1896.http://infoshare1.princeton.edu/libraries/firestone/rbsc/mudd/online_ex/wilsonline/indn8nsvc.html.
[147] R.H.Jesse,“The Funct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Science,New Series,Vol.14,No.343,Jul.26,1901,pp.140-142.
[148] Morison,“The New Epoch and The University.”
[149] Cook,Academicians in Government from Roosevelt to Roosevelt,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