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主要创新

本书的主要创新如下所示。

鉴于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但包括零利率下限同时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及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因此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以联邦基金利率和资产负债表规模为指标变量分别定义为“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比研究两种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及效应。其中鉴于零利率下限时FFR已然不再是评价货币政策的有效指标，因此本书利用不同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数据计算该阶段的影子利率，并证实了其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具有解释能力，可以作为其“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代表变量。而实证方法方面选择了LT-TVP-VAR模型。不同于传统的VAR模型，它考量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及政策传导机制可能具有不稳定性，改善了估计效果提高了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针对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造成的输入型通胀和紧缩进行研究，具体比较了其对中国CPI和PPI的影响效应。其中代表经济状况的产出水平为季度数据，与其他变量频率不同。为了避免数据频率转换造成信息丢失，使用混频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再将估计结果与传统模型结果进行比较。另外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时，由于现有研究多采用线性方法而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变及中国汇率、利率市场化水平提升，不同时期各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可能出现机制转移及非线性特征。因此本书通过非线性检验后，选择LSTR模型比较研究不同利差水平下各因素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

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中国资产价格的研究中除对传导渠道及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外，进一步验证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美股市联动惯性的溢出效应。运用DCC-GARCH模型构建中美股市的动态相关系数后，实证探讨了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对股市动态相关性的影响，同时也对不同联动状态下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

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研究，本书从货币政策，资产价格及宏观经济状况三个角度共选取30个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通过时变的TVP-FAVAR模型构建了预测效果更好的金融状况指数。另外在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以QE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以及常规化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本书将政策分为常规与非常规并比较研究了其对中国金融市场影响。同时重点分析了QE退出时的溢出效应进而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常规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