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雪莱数年前进入暨南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挂我名下。讨论研究方向时，根据硕士期间的研习积累和学术兴趣，他提出以明清戏曲为研究对象的基本计划。我不懂戏曲，也未做过研究。但我想，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文学研究方向虽异，但一些基本规律是共同的，更何况暨南大学文学院长期以来累积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学术群体，堪可依托，于是支持了雪莱的选择。同时告诉他，古人尚且强调转益多师，现代教育更注重学术团队作用，信息条件下的学习，早已不是简单的师徒授受。学校聘用教师，挂名不挂名都是为学生服务的，挂名者可以作为学生研习的支点或平台，但学生要敢于和善于最大限度地用好众多教师抟凝起来的这个学术群体的资源。

印象里，雪莱是学生中灵性十足的一个。他的灵性不是简单的聪明，而是一种深刻的颖悟。他好像透彻理解了我那番大言欺人般的藏拙之论，于是，三年学习研究过程，成了他最大化地践行和诠释转益多师的过程。前前后后，他不但将暨南大学文学院的老师们请教了个遍，而且溢出学校，遍访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相关专家，不时登门请益和旁听学习，也经常带了问题以音信相询。为了体察剧坛情况，常往复江浙一代、特别是苏州等地考察以往剧社历史遗迹，找识谱度曲的专家专题请教，观摩现在相关剧社等演出等活动，其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的。毕业后任教于浙江传媒学院，现又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做博士后深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这部论著。

临到出版之际，雪莱要我写几句话。目睹了他的问学成长过程，如果还有资格谈点读后感的话，我以为，雪莱的《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研究》一书，表现了较明显的学术性创新、拓展和深化。首先是研究对象的选取具有相当的典型性。苏州地区较为特别，明清以来一直是昆腔唱演基地和昆伶昆班输出根据地，其戏剧活动密度之高、县镇之发达，全国罕有其匹。明清苏州不仅经济繁荣、交通便利，而且戏班演员、曲社曲友等戏剧要素均十分突出。苏州籍贯的演员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戏班流布于大江南北，本身就是戏曲史研究领域中极其值得关注的现象。将以上要素联系起来，作集约性梳理，无疑在戏曲史研究上极具代表性。

其次是补弱和深化。目前中国戏曲史的研究中以“剧坛”为研究对象的并不罕见，诸如晚明南京剧坛、清中期扬州剧坛、明代南京剧坛以及晚明苏州剧坛等，基本以特定时间段的特定城市为主。“清代前中期苏州剧坛”作为昆曲大本营，在戏曲创作、演出、戏班曲社、戏台戏馆等诸多方面始终引领全国。此前涉及者不少，却系统论述不足。将这段时间中的这些问题宕开来说清说透，可以弥补戏曲史研究的不足，推进认识的深化。

第三是视野开阔视角独到。研究视野既涵盖到地域、家族、科举、女性乃至市镇等诸多层面，又聚焦到吴伟业、尤侗、李玉等不同类型剧作家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研究视角别具特色，诸如从“清代康乾南巡”“清代苏州织造”“清代苏州常演昆曲剧目”等角度看待剧坛演化；从曲家、曲友、曲社、曲律等戏剧因素综合考量因缘变化。

第四是实际体验与文献的结合。戏曲史的研究不同于诗文小说研究，诗文小说研究以扒梳分析材料为主，而戏曲则以演出为目的，是舞台表现的艺术。与目前大多戏剧史研究主要停留在剧本文学研究层面不同，雪莱本书定位在“剧坛”，这就决定了其学术目标是创作演出整体演变状况的描述。尽管当年的粉墨弦唱早已销声匿迹，人们也只能从文献记载当中有限了解演出状况，但间接演出状况的考察和体验对文献的理解和推知十分重要。雪莱于此用力甚多，不但尽可能考察江浙剧社戏班遗址、物件遗存，而且兴致浓厚地参与观摩现在昆、越剧团编排演出状况，向专家学习度曲和舞台知识，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舞台体验。这使他自然而然地紧扣清代前中期苏州地区的地域戏曲特征分析理解文献，往往能够鞭辟入里；结合该地文化面貌推进论述，由表及里，点面兼顾，生动鲜活，以至全书透达着一种当行本色的味道。

雪莱的这部著作特点鲜明，容有改进和提高的空间也挺明显。比如曲律和传播接受部分需要深化，文献的系统深入还有待提升，尤其对于罕见文献资料的挖掘有待加强等。雪莱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学习期间，亦曾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半年，继续发扬其转益多师的能力，期待新的学术建树，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以上拉杂了的外行感想，充作序吧。

魏中林

2019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