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丘濬作为一代文宗、理学名臣、中兴贤辅，其学问人品光耀千古，为后世所景仰，因而历来都不乏推崇者和研究者。在他身后的明清两代，上至皇帝、士大夫，下至门生故旧、丘氏子孙、海南乡贤等后学晚辈，对他的家世生平、道德情操、言谈举止、逸闻趣事、学术思想以及功过得失等都曾留下文字记载，其中大部分内容保存至今，散布于黄瑜《双槐岁钞》、何乔新《椒丘文集》、唐枢《国琛集》、廖道南《殿阁词林记》（或称《殿学记》）、谈迁《国榷》、唐胄《正德琼台志》、黄佐《嘉靖广东通志》、戴熺《万历琼州府志》、凌迪知《国朝名世类苑》、焦竑《国朝献徵录》、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吴伯与《国朝内阁名臣事略》、雷礼《国朝列卿记》、张萱《西园闻见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焦映汉《丘文庄公集》、王贽《康熙琼山县志》、牛天宿《康熙琼郡志》、蒋廷锡《雍正大清一统志》、郝玉麟《雍正广东通志》、和珅《乾隆大清一统志》、杨宗秉《乾隆琼山县志》、张廷玉《明史》、王鸿旭《明史稿》、纪昀《明臣谥考》、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张岳崧《道光琼州府志》、李文煊《咸丰琼山县志》、张廷标《光绪琼山县乡土志》等古代文献中[21]。丘濬创作的诗、赋、铭、记、序、议、论、跋、表、疏、奏、策、赞、传，以及哀辞、祭文、墓志铭、杂说等大量文稿，也经过历代有心人的搜集、整理、辑录、刊刻、收藏和传诵而得以代代相承，如《琼台先生文集》（丘敦、蒋冕合编）、《琼台诗话》（蒋云汉著）、《琼台吟稿》（蒋冕编）、《琼台类稿》（闵珪、吴廷举分别独编）、《琼台会稿》（郑廷鹄编）、《琼台诗文会稿重编》（丘尔榖、丘尔懿[22]合编）、《丘文庄公集》（焦映汉编）、《琼台集》（罗学鹏编）和《丘仲深集》（范鄗鼎编）等[23]。此外，更有《朱子学的》《家礼仪节》《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以及《投笔记》《伍伦全备记》等诸多个人著述流传至今。这些版本众多、体裁各异、内容有别的古代文献，为后人研究丘濬提供了丰硕而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一 国内研究现状
鸦片战争以来，国势衰颓政治黑暗，以致上下失和民怨沸腾，加之列强进犯战祸连年，饱经沧桑的中华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自身难保大厦将倾。从文化角度观察，此时正值中西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期。经过半个多世纪短兵相接的思想交锋，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宪政”等价值观的西方文明最终以压倒性优势成功上位，而以儒学为主体固守三纲五常[24]德主刑辅的中华文化却一败涂地，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从此一蹶不振。
在整个社会风气根本扭转、学习和传播西学蔚然成风的时代，“为往圣继绝学”的重任就落到了极个别有志者兼有缘人肩上。光绪末年，时任琼山教谕的乡贤王国宪[25]挺身而出，率先挑起了这副重担，成为近代研究丘濬的第一人。他不仅编辑整理了丘濬的《琼台类稿》（24卷）、《琼台会稿》（50卷）和《大学衍义补》（160卷），还撰写了《丘文庄公年谱》（1898），这是近代以来第一部系统记录丘濬生平事迹的著作，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而翔实的原始资料。此外，琼山籍诗人冯骥声[26]也曾广泛搜集丘濬著述，并作《丘文庄公年谱》一卷。1928—1933年，广州《民俗》周刊先后刊登了四篇介绍丘濬及其著作的文章[27]。与此同时，曾任孙中山秘书的陈沅[28]于民国十七年（1928）利用“随军防琼，留驻海口”的机会，实地考察了丘濬（和海瑞）的故里和祠墓，受到丘濬后裔的隆重接待，并有幸一睹丘濬的遗像和手泽，写成了《丘海里墓记》，为丘濬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29]
早期的研究工作相对简单、零散，主要集中于整理著述、介绍生平或撰写年谱，对丘濬的思想缺乏深挖细琢。可贵亦可喜的是，民国时期，随着法学的兴盛和发展，个别法学家已经着手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对丘濬《大学衍义补》中所蕴含的法律思想加以关注和重视，将其视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成就最大的莫过于法学巨擘杨鸿烈[30]先生。1936年，其专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出版，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也在该书的研究范围内，并在法律平等和法律公布等问题上有专门论述。[31]这是专从法学角度对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进行研究的开端，虽然只是点到为止，着墨不多，但毕竟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实属不易。
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较长时间里，除了极个别出版社和学者外，大陆学界几乎无人关注丘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子龙的《明经世文编》，收录了《丘文庄公经济文篇五集》；[32]同年，叶世昌先生在8月1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丘濬的劳动价值观点与货币学说》一文，指出丘濬具有朴素的劳动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金属主义货币学说，在反对纸币和通货膨胀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33]而叶世昌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研究丘濬经济思想的学者。
相形之下，台湾地区对丘濬及其著述的研究却颇为重视。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有相关的零星文章问世，70年代以后逐渐专门化和规模化，而这主要得益于一个特殊群体的努力，即从大陆赴台的琼籍人士，如王梦云[34]、杨群、符骏、苏云峰等。他们怀着对家乡的无比热爱与眷念，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强烈的地方自豪感，为久负盛名的“海南双壁”[35]整理遗作。经过四年的艰辛，终于将丘濬的《大学衍义补》《琼台诗文会稿》《世史正纲》《朱子学的》《家礼仪节》《成语考》和《投笔记》等七种遗著汇辑成集，于1972年自费出版了《丘文庄公丛书》，“为五百年少见之孤本、善本、珍本兼而有之完整古籍”。[36]这也是自清末王国宪、冯骥声以来对丘濬遗作的第二次整理抢救工作，尽管该书只刊印了一千套，流传不广，但意义重大。1978年，他们又在台北成立了“中国丘海学会”，正式开启了对丘濬和海瑞的研究工作，先后创办了《中国丘海学会会刊》《丘海学术研究汇编》和《丘海季刊》等刊物，林光灏、王万福、吴缉华、杨群、温心园、詹尊泮、黎德劭、陈敦智等一大批研究者活跃其间，发表了数十篇有价值的文章，为推进丘濬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成果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学界重启研究工作的宝贵资源。[37]
此外，一些旅居香港的海南籍人士也在同一时期零星地发表过关于丘濬的文章，如陈恒升的《明儒丘琼山的思想概观》（1966年）、温心园的《略谈丘琼山与陈白沙之关系》（1969年）、迭民的《丘琼山传略及其民族主义思想》（1969年）以及黄芝的《书琼山丘氏朱子学的后》（1973年）。[38]这些文章虽然已经切入到丘濬的思想领域，然其深度、广度和规模远不能与台湾的同期研究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后，大陆学界也重新开启了对丘濬的研究工作。较早言及丘濬的是胡寄窗和叶世昌两位经济学者。他们分别于1981年和1983年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各自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书中都详细分析和阐释了丘濬的经济思想，揭开了大陆学界对丘濬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篇章。1989年，中国经济财政出版社出版胡寄窗、谭敏合著的《中国财政思想史》，对丘濬的财政思想也进行了客观的评价。[39]不过，这三部书均非专门研究丘濬思想的学术成果，只是丘濬的思想与他们各自所研究的课题有所关联而已。
率先对丘濬进行专题研究的是以丘濬为荣的广东文化界。[40]198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丛书，其中就有丁宝兰所著的《丘濬评传》[41]。该书如今已经绝版，但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专门研究丘濬的著述，在丘濬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1986年，广东省琼山县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专门在《琼山文史资料》上刊载了一期《邱浚海瑞两公专刊》，收录了黎国器的《邱浚年谱》、霍毅的《邱浚和他的〈大学衍义补〉》、陈英生的《邱浚的幼年故事》以及林明秋的《邱浚后裔谈邱浚》共4篇文章[42]。严格说来，这几篇文章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仅仅是对人物及其主要作品的简要介绍，但却为后来的丘濬研究热做好了铺垫，拉开了序幕。
海南省成立后，研究丘濬的基地也从广州转移到海口。1990年，海口市创办了《海南史志》杂志，先后刊发了十余篇与丘濬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关注点主要有四个：一是丘濬的生平轶事与人品，如何文生的《琼州奇才——丘濬》（1990），王桂云的《方志中所见之丘濬》（1991），以及朱逸辉的《道德文章 炳若日星》（1996）；二是丘濬的文学才华与成就，如钟平的《谈丘濬诗联词曲的艺术情趣》（1992），张怀平的《谈丘濬两首讽喻诗》（1993），陈波的《丘濬“投笔记”用韵考略》（1994），以及周伟民的《丘濬：社会转型期诗歌理念与诗歌创作近代化的先声》（1995）；三是对丘濬著述的考证或介绍，如林诗泉、林书勇合写的《丘濬医学论著考》（1992），以及林冠群的《丘濬和他的〈大学衍义补〉》（1996）；四是评价丘濬的政治智慧，如吴淑贞的《丘濬安边驭夷策略》（1994）。[43]与80年代的成果相比，这些文章的学术性和思想性都大有提高。
1997年，海南省文化历史学会在海南大学举办了“丘濬海瑞学术研讨会”，这是大陆学界研究丘濬其人其作的一次重大盛会，会后结集出版了《丘濬海瑞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收录了关于丘濬的专论28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研究丘濬的论文集。[44]2004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由朱逸辉主编的《丘濬海瑞评介集》，荟萃了钱穆、王万福、黎德劭、杨群、苏云峰、温心园、朱逸辉、周伟民、周济夫、林冠群、朱鸿林、李焯然、吴辑华、赵靖、郑朝波等众多研究者的64篇文章。[45]该书还收录了丘濬所写的《〈大学衍义补〉自序》。这两次大型的学术交流活动大大丰富了丘濬研究的成果。
除广东和海南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其他地区也逐渐开始关注和研究丘濬及其作品（主要是《大学衍义补》），但早期的成果仅限经济思想一域，如赵靖的《丘濬：中国十五世纪经济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1981）、文浅父的《被遗忘的经济学家丘濬》（1981）、李普国的《论丘濬的经济思想》（1981）、吴申元的《丘濬经济思想初探》（1981）以及黄国强的《略论丘濬的经济思想》（1983）。[46]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人所谓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的简称，其范围包括但远远大于西方经济学上的“经济”。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丘濬的经济思想不仅体系博大，而且影响巨大，“在思想史上，丘濬的主要贡献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但他的经济思想又是和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自明万历以后，中国出现了大量以‘经济’‘经世’命名的专著，如冯琦的《经济类编》，冯应京的《经世实用录》，黄训的《明名臣经济录》，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等。这类专著的出现，当然是同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专著几乎无一不受丘濬的经济思想的影响”。[47]尽管如此，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毕竟有别于近代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后者是一套系统而严密的科学理论，有严格的学科界限和研究领域，不可将二者等量齐观，也不宜用“以西释中”的思路简单地加以对比评判。譬如《大学衍义补》中有这样一段话：“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48]，称之为一种模糊的“劳动价值”观，或者视之为劳动价值理论的萌芽或雏形，均不为过。但是，如果仅凭这一句表述就推断丘濬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比西方经济学家早174年提出该理论，这样的结论似乎就值得商榷了。毕竟，英国人配第和法国人安吉尔贝尔创立的是一套相对系统和成熟的科学理论，需要经过相当严谨而复杂的推导和论证方得成立，岂是寥寥数言就可以轻易做到的？再说，丘濬虽有丰富而先进的经济思想，但他还是不能算作“经济学家”，因为当时经济学这门学科根本没有建立，何来经济学家？因此，尽管结论令人振奋，但是如此“以西释中”，也很难经得住仔细的推敲和严格的拷问。
随着丘濬经济思想研究的展开，其他相关的问题也受到关注和重视，逐渐形成了对丘濬及其代表作《大学衍义补》的全方位研究，范围也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文学、史学、政治、财税、管理、法律、教育、人才，乃至民族关系、图书典藏等诸多方面，相关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竞相问世，从数量上看可谓蔚为大观，其中仍以经济方面的论著最为丰硕，其次是教育、文学、政治、史学等方面。相形之下，学界对丘濬法律思想的研究比较匮乏，成果寥寥无几，比较有价值和代表性的文章如下：段秋关的《丘濬法律思想述评》和《丘濬法律思想述评（续）》、袁兆春的《析〈大学衍义补〉中的法律思想》以及与张秀军合写的《丘濬〈大学衍义补〉对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何勤华的《简论丘濬的法律思想》、陈永正的《从〈大学衍义补〉看丘浚的法律思想》、毛晓燕的《丘濬法律思想初探》、陈应琴的《丘浚论刑何须有——“明刑弼教”在明代的理论解读》《丘浚论典狱之官》以及与曹迪合作的《丘浚“便民为本”立法思想的刑法观照》。[49]这些文章是国内学界最早从法学角度探索丘濬思想的典范，虽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足，但对后来的法学研究者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参考和指导。
这一时期，也有极少数法学著述或教材关注丘濬《大学衍义补》中的法律思想。叶崇信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政治法律卷》中收录了袁兆春点评的《大学衍义补》一文，称《大学衍义补》“开创了我国古代比较法学研究的先例，……是研究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史的必读要籍。”[50]李光灿、刘国华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从法学角度在该书的第七章第三节首次对丘濬的法律思想做了专门论述，指出“通过丘濬的总结，封建法律思想的消极方面（如天命神权、纲常礼教等）更加消极，而其中的积极因素（如反对暴政、严格守法等）也更为突出。由此，我们不但窥知从西汉发展到明代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概貌，而且得以探析它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变化和发展”。[51]武树臣所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中也专门分析了丘濬《大学衍义补》中的法律思想，认为该书“阐释治国制刑之旨，总结立法审判经验，是研究古代法治和法律思想的重要文献”。[52]但是，总的说来，这些书籍均非专题研究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全书也不以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为研究重点，不过是穿插其中，一带而过，对丘濬法律思想的总结既不全面，也不深入。
21世纪以来，国内一些高校也开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由此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学位论文。其中，博士论文1篇，为南开大学郄军红的《丘濬〈大学衍义补〉治民思想研究》（2009年）；硕士论文17篇，分别来自福建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等八所高校，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1 近年来以“丘濬”和“大学衍义补”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
续表
经过梳理，我们不难概括出以下两点：首先，从数量上看，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成果最多，共7篇，超过总量的40%。不仅如此，该校也是国内较早开始研究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的高等学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校的赵玉田教授，他不仅指导研究生撰写有关丘濬的学位论文，自己也颇有建树，发表了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对推动丘濬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53]其次，从内容上看，这些论文可以大体分为法学和非法学两类，且以2012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研究者的视角多在法学领域之外，而在此之后则比较集中地转向以法学研究为主，这似乎也是看得见的一条线索和一大趋势。
除大量零散的单篇文章和相对系统的学位论文外，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全面考察丘濬的生平、著述、思想、言行、政绩、影响乃至历史贡献，为这位先贤大儒著书立传，如吴建华的《明代经世儒臣丘濬》（2007）、唐启翠的《此生如痕——丘濬传》（2008）、吴建华与傅里淮合著的《丘濬》（2012），以及吴坤雄的《秀才丘浚》（2013）等。更加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这是“深受学术界推崇的大部头丛书，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54]。其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所著的《丘濬评传》亦赫然在列，该书于2011年再版，是系统研究丘濬的扛鼎之作，学术价值极高。
二 国外研究现状
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在明清两代不仅蜚声宇内，而且远播海外，尤其是对东亚的朝鲜、日本影响颇深，成为两国统治者的治国宝典。日本著名学者芦野德林（1695—1775）还仿照《大学衍义补·慎刑宪》（14卷）的体例和内容，编写了一部《无刑录》（18卷），总结阐发儒家的法思想，试图以此匡正幕府刑法的严酷之弊。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从中华法系脱离出来，全面学习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欧美化，并由此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包括《大学衍义补》在内的儒学著作自然也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情况似乎又有了微妙的变化。1944年，日本学者西田太一郎首先发表『儒教的财政思想の以类型：大学衍义补制国用お读む』一文，开始了对丘濬的研究。其后相继有今永清二的『丘濬思想とその界限に关する一考察』，荒木见悟的『丘琼山の思想』，田村实造的『丘濬と大学衍义补』，以及间野潜龙的『大学衍义补成立について』和『大学衍义补の正朝廷について』等成果面世。其中，间野潜龙教授的研究最为详尽和深入，在其专著《明代文化史研究》中收录了这后两篇文章。遗憾的是，天不假年，间野潜龙于1981年英年早逝。在此后至今的三十多年里，鲜有日本学者对丘濬做过系统的研究。[55]
此外，东南亚华人（尤其是海南人）聚集的地区偶尔也能见到介绍丘濬的文字。1979年，泰国海南会馆为纪念其成立三十四周年，也发特刊登载了王万福的《丘琼山著作述要》；[56]1995年，新加坡善志社四十周年志庆也刊登了周伟民的《海南杰出的代表人物丘濬》。[57]
相形之下，西方学界对丘濬及其著述却鲜有关注，仅有少数华裔学者留心于此。最早研究丘濬的是吴辑华[58]和黄仁宇两位学者，他们参与了美国亚洲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组织的“明代名人传记编撰计划”（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合力完成了《明代名人传》中《丘濬传》的编写工作，该书于197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59]，由此开启了海外华人对丘濬的关注，成为后继的华人学者“从事丘濬研究的启蒙文章。”[60]
此后，更有朱鸿林和李焯然两位先生对丘濬及其著作做了更多系统而扎实的研究工作。首先，朱、李二人的博士论文均以丘濬为研究对象。朱鸿林的博士论文题目为“Ch’iu Chün（1421-1495）and the Ta-hsüeh yen-i bu：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1984），而李焯然的博士论文题目为“Ch’iu Chün（1421-1495）and His Views on Government and History”（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4）。其次，两人还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朱鸿林的成果主要有三篇：《〈朱子学的〉的流传与评价》、《丘濬〈朱子学的〉与宋元明朱子学的相关问题》和《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十六七世纪的影响》，后统一收录至其所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书中[61]；李焯然则有《丘濬之史学——读丘濬〈世史正纲〉札记》《丘濬生卒年考》《关于丘濬生卒年的一点补充》《丘濬之史学》《大学与儒家的君主教育：论〈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补〉对〈大学〉的阐释与发挥》《丘濬〈大学衍义补〉对明代边防的检讨》《儒家思想的理想与实践——谈明代海南先贤丘濬与海瑞》《丘濬及其〈琼台类稿〉》以及《丘濬著述考》等多篇文章问世[62]，对丘濬的生平、思想与著述用力深厚，为他以后撰写《丘濬评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初，受南京大学出版社之邀，李焯然将自己多年来对丘濬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完成了专著《丘濬评传》，使之成为该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部分，这既弥补了国内学界对丘濬整体研究的不足，也为国内学子研究丘濬开启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