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丘濬与《大学衍义补》
第一节 丘濬其人
我国古代以“丘濬”二字留名于世的历史人物有两位：一位是北宋中期的丘濬，字道源，号迂愚叟，歙州黟县（今安徽黟县）人，生卒年不详，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曾任句容县令、饶州军事推官、滁州判官等职，官至殿中丞，享年八十一岁，著有《洛阳贵尚录》（10卷）、《牡丹荣辱志》（1卷）、《观时感事诗》（1卷）、《天一遁甲赋》（1卷）、《霸国环周立成历》（1卷）以及《征蛮议》（1卷），其作品大多散佚无存，仅《牡丹荣辱志》流传迄今；另一位是明代中前期的丘濬，字仲深，号深庵、玉峰，广东琼山（今海南海口）人，生于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卒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户部尚书，享年七十五岁，代表作有《朱子学的》（2卷）、《家礼仪节》（8卷）、《世史正纲》（32卷）、《大学衍义补》（164卷）、《琼台吟稿》（12卷）以及《琼台类稿》（52卷）等，是有明一代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剧作家，明孝宗弘治中兴的股肱之臣。
历史上的两位丘濬都曾高中进士，为官数十载，且都有作品传世，因此均可称得上博学鸿儒、时代精英。不过，从史料上看，宋丘濬的信息零散而匮乏，其生平事迹未曾记载于正史，仅杂录于个别方志或笔记之中，个人著作也少有遗存，留给世人一个神秘模糊的影子，“俨然是神仙般的人物”[1]，很难捕捉到他的庐山真面；而明丘濬的资料则林林总总多如牛毛，其生活轨迹、道德文章、功过是非乃至逸闻趣事，不仅见诸《明孝宗实录》《国朝列卿记》《名臣录》《明史》等正史，也广泛流传于各类野史、杂记、方志、族谱、年谱、传记、传奇等文字，更兼丘濬自己也是著作等身，其作品经过多次整理、辑录、编纂而流传甚广。因此，相形之下，明丘濬的形象不仅真实可靠，而且更加丰满完整。
颇有意思的是，笔者在学习和翻检明丘濬的著作时，意外地发现了一首题为《庆成宴上口占》的七律，诗曰：“我是再生丘道源，夙生功行简穹玄。长春仙侣同宗派，琼琯真人契世缘。光岳气钟生福地，星辰班近听钧天。红云紫气通明殿，侍坐玉皇香案边。”[2]这意味着前后相距四百余年的两位丘濬并非没有任何交集。在诗中，作为后辈的明丘濬不仅以“再生丘道源”自谓，而且还将宋丘濬与丘处机[3]（即长春仙侣）和白玉蟾[4]（即琼琯真人）两位道长相提并论，极力渲染出一种逍遥自在的仙风道骨之气，表明他不仅对前朝的丘濬有所了解，而且还心存好感，甚至还有意无意地表达出了对这位同名前辈的一丝仰慕和艳羡。
由此可见，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丘濬”：一个属宋，一个归明；一个崇道，一个尊儒；一个模糊，一个清晰；一个飘逸，一个厚重，但都各有所成而留名青史，值得后世学习和研究。本书所要探研的便是这位“再生丘道源”——明儒丘濬。
一 家世与生平
丘濬（1421—1495），字仲深，号深庵、玉峰，家住广东琼山府城西厢下田村，[5]故又称琼台先生或琼山先生，谥号文庄，后世尊为“丘文庄公”。
有必要交代一下的是，丘濬身后，其姓与名在写法上皆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异变：“丘”写作“邱”，是清雍正三年（1725）为了避讳孔子之名而改[6]；“濬”写作“浚”，则是民国以后汉字简化运动的结果。因此，在清中期以降的诸多典籍和文章中，丘濬的姓名就被“邱濬”、“邱浚”或“丘浚”几种写法取而代之，甚至他在海南的故居和墓冢至今仍使用“丘浚”字样。对此，有人不以为意，理由是“丘”与“邱”同源、“濬”与“浚”同义，况且姓名对人而言不过是一个代号，怎么写都没关系。其实不然。姓名何止是个代号，它还承载着人格与尊严，故而才有所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之说。在笔者看来，后人随意篡改古人的姓名，既是历史的错讹，也是对先人的不敬。出于对历史和先贤的尊重，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全书在文字表达上的前后一致，无论所引原文采用哪种写法，从本章开始，将一律恢复使用丘濬的真名实姓。
根据海南丘氏族谱记载：丘氏的本原祖系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太公尚，因受封于齐之营丘，其三子穆公（一作印公）以封地为姓而成为丘姓一族的开姓祖。此后，丘氏后裔生生不息，世代繁衍，散居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海南丘氏主要有三支，分别于宋、元、明三代先后从内地入琼，丘濬即为元末迁居海南的均禄公一脉。
均禄公乃丘濬曾祖，字朝章，号硕庵，福建晋江人，生卒年无考，元朝末年为都元帅府奏差，后被派往广东琼山任职，为海北海南道廉防司照磨[7]。任期届满后，因躲避战乱而落籍琼岛，定居于府城西厢下田村，由此开创出海南丘氏的一支。然而，再往上溯，方知福建晋江并非均禄公的祖籍，其先祖本是中原地区有名的世家大族，丘濬谓之“海外闻家”[8]。永嘉年间（307—313），政治黑暗，中原大乱，百姓流离失所，纷纷渡河南下，到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而政治环境相对安定的南蛮之地（闽粤）避难求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战乱而引发的大规模移民潮，史称“永嘉南迁”[9]。不久，西晋灭亡，晋室亦南迁，是为东晋。在此背景下，以林、黄、陈、郑、詹、丘、何、胡为代表的中原八大姓氏也举族南渡以求自保，最终流落福建，沿江而居，因怀念晋朝故土，遂以“晋江”命名所居的河流。四百年后的唐开元六年（718），政府始在此设县，但仍沿用“晋江”旧称。[10]这就是民间口耳相传的“八姓入闽”。《三山志》有云：“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11]丘濬的先辈们作为背井离乡的客家人自此在福建晋江安顿下来，直到元朝末年因躲避战乱而再次南迁。
就这样，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长河里，丘濬的先辈们由中原而晋江，由晋江而琼州，因战乱而被迫辗转迁徙，最终避难于孤悬海外的荒岛海南。丘濬家族的两次南迁，乃是中国历史上“北人南迁”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与家喻户晓的“走西口”“闯关东”同属被动移民，其本质是一部饱含血泪的逃难史。有着此类经历的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既珍爱新家又眷恋故土的“移民心态”。这样的情结经过代代相传，自然也会延续到子孙后裔。[12]
均禄公单传一子，名普（1369—1436），字思贻，精通医术，任琼州临高县医学训科[13]，是为丘濬的祖父。思贻公丘普亦单传一子，名傳（1395—1427），字子芳。子芳公丘傳英年早逝，未得功名，生子丘源（1419—1476）、丘濬。两度迁徙之后，丘氏家道中落，门户单薄，远祖的荣耀与辉煌早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凄凉与孤苦。丘濬后来在《可继堂记》中回忆起自己的祖父，谈及当年的辛酸，悲苦之情跃然纸上：“先祖平生止一子，上无伯叔，旁无兄弟群从，推而远之，亦无宗族，茕茕然仅二孙存。上系宗祀之重，如一丝之引千钧也。”[14]
永乐十九年（1421）十一月初十日，丘家的第二个孩子丘濬诞生，为这个两代单传的家庭平添了无限喜悦和希望。不幸的是，七岁那年，父亲丘傳因病离世，养家糊口和教育子嗣的重担便沉重地压在年迈的祖父和年轻的寡母肩上。祖父丘普宅心仁厚，乐善好施，以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德行闻名乡里；对丘濬兄弟教导有方，更寄予厚望，曾经嘱咐二孙发愤图强，“一日先祖坐堂上，兄与濬皆侍，公谓兄源曰：‘尔主宗祀，承吾世业，隐而为良医，以济家乡可也。’谓濬曰：‘尔立门户，拓吾祖业，达而为良相，以济天下可也’”。[15]母亲李氏（1396—1470）为澄迈贡生李奕周之女，知书识礼，贤淑坚韧，有孟母风范。祖父、母亲的美德与教诲令兄弟二人如沐春风，受益匪浅，并自觉践履，终身不违，立志成为“良医”“良相”以光宗耀祖，报效家国。
丘濬早慧，两岁启蒙，六岁能诗，七岁入小学。他聪敏好学，过目成诵，对他人的刁难应对如流，出口成章。尤其不同寻常的是，丘濬小小年纪便心怀天下，志存高远，“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16]，其胸襟之博大、抱负之远大以及气魄之宏大，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坊间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不胜枚举，广为流传，当地人誉之为“琼州神童”。然而好景不长，十六岁那年，仁德慈爱的祖父也撒手人寰，家计更加艰难。年长两岁的哥哥丘源主动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使丘濬得以心无旁骛，继续求学深造，“濬自入郡庠，领乡荐，游太学，官朝著，所赖以守世业，承宗祀，奉母氏，得以无内顾忧而尽心职业者，有吾兄在尔”。[17]
为了完成祖父的遗愿，也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丘濬十七岁开始“习举子业”[18]，为参加科举求取功名做准备。正统四年（1439），十九岁的丘濬“补郡庠弟子员”，成为琼州府学的一名学生。正统九年（1444），丘濬二十四岁，“举乡试第一”，以优异的成绩高中“解元”，荣登广东考区榜首。三年后的正德十二年（1447），丘濬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赴北京参加会试，不料却名落孙山。他没有气馁，旋即入读太学。又三年，再次落第，继续留守太学苦撑苦读。[19]景泰五年（1454）终于得偿所愿，金榜题名，名列进士二甲第一，也就是“传胪”。是年丘濬三十有四，从“解元”到“传胪”，他整整奋斗了十年。期间，丘濬与崖州金百户之女成婚，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然而上天似乎并没有垂怜这位品学兼优的大才子，连续两度科场失利的打击之后，紧接着，丘濬深爱的发妻金氏也于正统七年（1451）不幸病逝。幼年丧父、少年丧祖、青年丧妻，加上屡试不第，丘濬心中的哀痛与苦闷可想而知。这份姗姗来迟的功名虽不足以平复其内心巨大的创痛，但总算实现了自己和家人多年的夙愿，多少令人欣慰。之后，丘濬被选入翰林院，位列十八庶吉士之首，从此步入仕途。“官翰林也，岁有常禄，而又日给食”[20]，有了微薄但稳定的俸禄，丘濬终于结束了清苦的北漂生涯，在京师安顿下来，继而续弦生子，过上了较为安定的家庭生活。[21]但他并未就此故步自封，耽于享乐，而是充分利用翰林院的藏书优势博极群书，“及选为庶吉士，读书秘阁，自六经诸史、九流笺疏之书，古今词人之诗文，至医、卜、老、释之说，靡不探究”。[22]
翰林院为国家养才储望之所。明代官场奉行“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潜规则，庶吉士即被视为“储相”，也就是未来的宰相。[23]丘濬作为十八庶吉士之首，意味着已经获得了翰林官的预备资格，如果进展顺利，步步高升，将来极有可能入主内阁，参知政事，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宏愿，亦可告慰九泉之下的祖父。然而，现实总是难如人意。从景泰五年（1454）入选翰林到弘治八年（1495）卒于任上，丘濬在官场行走四十余年[24]，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长期担任翰林院编修或出任皇帝的经筵讲官，大部分时间游离于权力中枢之外，官品低且无实权，难以施展其雄才大略。丘濬壮志难酬却不怨天尤人，每天按部就班地上朝、回家，家庭朝廷两点一线，生活简单平淡，却也充实舒适。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余，丘濬始终手不释卷，笔不辍耕，将满腔热血和满腹经纶挥洒于文墨中，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真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不仅如此，由于安静守成，“立朝不干名誉，介然以清节自励”[25]，远离权力斗争与人情是非，丘濬的仕途反而出奇的顺遂和难得的清净，不曾卷入凶险的纷争与惨烈的杀戮，这在波诡云谲乌烟瘴气的明代官场实为一大奇迹，也是丘濬个人与家庭的一大幸事。[26]
成化十三年（1477），五十七岁的丘濬始晋升为翰林院学士，不久又升任国子监祭酒。六十岁加礼部侍郎，仍掌国子监事。又十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大学衍义补》书成，丘濬将此书进献给新继位的孝宗皇帝，“帝称善，赉金币，命所司刊行。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27]弘治四年（1491），《宪宗实录》成，加太子太保，不久进陛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司制诰典机务，“尚书入阁者自濬始”。[28]丘濬终于登上了权力和荣誉的巅峰，实现了祖父早年“达而为良相”的遗愿，进入到国家政权的决策中心，有机会施展平生抱负以平治天下了。
然而，无论是家族的光耀，还是个人的殊荣，这一切似乎都来得太晚了。此时的丘濬年逾古稀，老弱多病，更兼接连遭遇家庭变故，慈母、仁兄与三位爱子相继离世。[29]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的三大不幸，丘濬无一幸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三个儿子的早殇，丘濬一方面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莫大哀痛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也为丘家子嗣凋零后继乏人而深深忧惧。此外，丘濬早年离家，数十年漂泊在外，如今晚景凄凉，身心俱疲，倍加思念故乡，牵挂远在万里之遥的老妻稚子，“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30]孝宗皇帝的信任与重托，丘濬感激涕零，但实在力不从心，难堪重负。他多次递交辞呈，恳请皇帝恩准他致仕归田，均未获准。他只好强撑病躯，勉力而为，继续尽忠报国。期间，因丘濬身体过于虚弱，尤其是罹患眼疾，右眼失明，孝宗皇帝特别关照，免他朝参之苦。[31]弘治七年（1494），丘濬再次晋升，加少保，改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仍兼太子太保。
弘治八年（1495）二月初四，一代大儒丘濬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讣闻，天子嗟悼，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32]
二 学问与著述
丘濬从小以身许国，以“达而为良相”的祖训自期，希望有朝一日入主内阁，尽忠报国，因此特别专注于读书穷理。他敏而好学，嗜书如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33]，少年时期便以《五指参天》《题梅诗》《浊海歌》等佳作以及“应与凤凰为近侍，敢同鹦鹉斗聪明”等名句崭露头角，闻名琼海。[34]长大以后，为了实现自己匡时济世平治天下的理想，更是殚精学问，刻苦攻读，“自六经、诸史、九流、笺疏之书，古今词人之诗文，下至医、卜、老、释之说，靡不深究发之。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志、序、记、传、词、赋之作，流布远迩”[35]，成为冠绝一时的学问大家。明代《理学名臣录》赞曰：“国朝大臣，律巳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有出其右者。”[36]
丘濬博学多闻，著作等身，但从总体上看，其作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其任职期间参与编纂的官修文献，如《寰宇通志》《英宗睿皇帝实录》等；另一类则是其工作之余独立撰写的个人著述，如《世史正纲》《大学衍义补》等。
（一）参与编纂的官修文献
从景泰五年（1454）选入翰林院到弘治八年（1495）病逝任上，丘濬先后参与了五项国家级重大修史工程，合作完成了两部地理总志（《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两部编年史（《英宗睿皇帝实录》和《宪宗纯皇帝实录》）和一部通史（《续资治通鉴纲目》），共计890卷。
1.《寰宇通志》。《寰宇通志》是一部综合性的官修地理总志，该书于景泰五年（1454）开始编纂，成于景泰七年（1456），凡119卷，由文渊阁大学士陈循，东阁大学士高榖，以及翰林院学士萧镃、彭时和商辂等担任总裁和编纂。丘濬时为庶吉士，被安排参与纂修工作，并因编纂有功而擢升为翰林院编修。
2.《大明一统志》。该书于天顺二年（1458）开始编纂，吏部尚书李贤为总裁，翰林院学士彭时、吕原为副总裁，丘濬被任命为该书的纂修。天顺五年（1461）书成，由李贤进献给英宗，并上呈丘濬代写的《进〈大明一统志〉表》。
3.《英宗睿皇帝实录》。该书工程浩大，于宪宗初年开始编纂，由会昌侯孙继宗任监修官，吏部尚书李贤、翰林学士陈文和彭时为总裁。丘濬当时刚刚升任侍讲学士，被任命为修纂。该书完成于成化三年（1467），丘濬因编纂有功，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
4.《续资治通鉴纲目》。这是明中期由官方敕修的宋元两代的史书，记载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共408年的历史，凡27卷，乃续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而作，其写法与体例皆与前书相仿。该书编纂过程曲折而漫长，丘濬于成化八年（1472）为母丁忧服阙免丧后奉旨参编，书成后被擢升为翰林院学士。
5.《宪宗纯皇帝实录》。该书纂修工作始于弘治元年（1488），结束于弘治四年（1491），由英国公张懋任监修官，吏部尚书刘吉、礼部尚书徐溥和翰林院学士刘健为总裁管。丘濬当时因进献《大学衍义补》有功，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被任命为副总裁，并兼总纂修。书成后，因编撰有功而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入阁辅政。
（二）独立完成的个人著述
丘濬的个人著述不仅形式多样、内容博杂，而且数量庞大、版本众多。根据历代学者的梳理和考证，其流传至今的作品总量高达20多种、300多卷，除由官方或其弟子、子嗣在其生前刊刻出版外，更多的则是在其身后由官方或私人多次重编、选辑、翻印而传诸后世，并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而远布海外。限于篇幅，本书仅将其个人著作简介如下，从中可以管窥一代大儒盖世才华之大观。
1.《朱子学的》（2卷）。这是一本指导青年学子为学的书，大约成书于天顺七年（1463）[37]，为丘濬仿《论语》体例对朱熹言论加以编选而成，全书分上下两卷，凡二十篇，于成化四年（1468）初版，正德三年（1508）和万历三十四年（1606）再版，后收入《四库全书》。此外，还有1653年日本的刊本。
2.《家礼仪节》（8卷）。该书以朱熹《家礼》为基础，参酌司马光的《书仪》以及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人的著述，结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进行增删而成，书中在每一则之下附以己见。该书首刊于成化十年（1474），在明代广受好评，被多次刊印。
3.《世史正纲》（32卷）。这是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仿效朱熹《通鉴纲目》和吕祖谦《大事记》，以直接明了的叙述方法记录了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到明洪武元年（1368）前后1589年的历史，旨在“严华夷之分，立君臣之义，原父子之心。”[38]该书完成于弘治元年（1688），是正统儒家思想在史学上的集中体现，胡应麟对其有高度评价，称：“《春秋》之后有朱氏，而《纲目》之后有丘氏。”[39]清初被列为禁书，并惨遭毁版。《四库全书》对其只存目，不著录。
4.《大学衍义补》（164卷）。这是丘濬最主要的代表作，以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为前提和依据，并仿其体例，补其遗漏，遂名之曰《大学衍义补》。该书正文160卷，补真氏前书1卷，目录3卷，凡164卷，是丘濬耗时十年的心血之作，也是丘濬身后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圣经宝典。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本书将对其做详细介绍，此不赘述。
5.《琼台先生文集》（卷数与内容不详）。此书由丘濬长子丘敦及其弟子蒋冕[40]合编、礼部右侍郎程敏政作序，于弘治二年（1489）刊印，是丘濬诗文类作品的最早合集，现已无存。
6.《琼台吟稿》（10卷）。此为丘濬的诗集，由其弟子蒋冕于弘治三年（1490）刊印，共收录丘濬诗作705首。
7.《琼台类稿》。有52卷本[41]和70卷本两部，前者于弘治五年（1492年）由两广总督闵珪辑录刊刻，卷前有程敏政和何乔新写的序；后者由吴廷举于正德十二年（1517）辑录而成，是丘濬最完整的文学类作品总集，但编印质量较差，错漏不少。
8.《琼台会稿》（12卷）。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郑廷鹄根据《琼台类稿》和《琼台吟稿》辑录而成，另有1609年和1613年两种重刊本，后者卷前有黄佐和丘濬七世孙丘尔榖所写的序。
9.《琼台诗文会稿重编》（24卷）。该书又名《重编琼台会稿》，由丘濬的七世孙丘尔榖、丘尔懿兄弟于天启元年（1621）在丘敦1490年刊本的基础上合编而成，书中有叶向高、周延儒、陈熙昌和编者丘尔榖所写的序，并收录了丘濬其他作品中的几篇序。《四库全书》称该书“菁华具在，足以括濬之著作矣”。[42]该书在清代曾多次重印，并收入《四库全书》。
10.《丘文庄公集》（10卷）。该书出自《丘海二公合集》（16卷），由时任海南分巡雷琼兵备道的焦映汉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编写，卷前有焦映汉和贾棠的序。乾隆十八年（1753），琼山乡绅吴位和等重编《丘文庄公集》（10卷）。同治十年（1871），丘氏可继堂再次将丘濬与海瑞的作品重新汇集，名为《丘海二公文集合编》。
11.《琼台集》（70卷）。同治三年（1864），由罗学鹏根据《琼台类稿》（70卷）编辑而成，广东顺德罗氏春辉堂编印，后收录于《广东文献初集》。后有重印，另题为《丘文庄公琼台集》。
此外，比较有名的丘濬作品还有《平定交南录》、《群书钞方》、《本草格式》（2卷）、《成语考》（2卷）、《伍伦全备记》（4卷）、《投笔记》（4卷）、《举鼎记》（2卷）等。
通过以上的罗列，丘濬学识之渊博、著述之丰富及其影响之深远自不言而喻。他一生命运多舛，壮志难酬，长期得不到升迁和实职，“一生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43]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丘濬生平最大的遗憾，与他孜孜以求的治国宏愿相去甚远。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丘濬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心无旁骛地钻研学术，裒然为一代文宗，为后辈子孙留下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除却非凡的才智、顽强的毅力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持身守节外，恐怕也与他长期专司文墨，拥有一个相对安宁的工作环境不无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丘濬又是幸运和幸福的，尽管他的才华和抱负未能在当时当世得以施展和实现，但终究还是流传千古，泽被后人了。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列并不足以涵盖丘濬作品的全部，理由如下：
首先，由于保存不善，很多文稿在丘濬生前就已遗失无存，不可能传承下来。仅诗文一项，遗失的就不是一个小数目。据丘濬弟子蒋冕在《琼台诗话》中云：“先生平生作诗几于万首，然得之甚易而遗忘亦易，且又多不存稿。故今稿中所载，不过千百之一二而已。凡遇人求题，即细书于纸尾，或失其稿，别作一篇与之，及寻得旧稿，乃与新作夐不相似。其为文也，亦然。”[44]于今观之，实乃一大憾事。
其次，有的作品丘濬生前尚未完成，因而未能付梓刊刻，久之失传，典型的如《庄子直解》[45]。
以上两项皆由于丘濬自身的主观不慎或客观不能造成，属于相对简单的内因。此外，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更为复杂的外因，那便是丘濬身后国内国际局势的剧烈动荡，而这也是最具灾难性的破坏因素。恰好就在丘濬故去的15世纪末，也即明政府厉行海禁的同时，欧洲人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迎来了大航海时代。16世纪以后，无论是中国，还是整个世界，都发生了惊天巨变。五百年来，在地球的西方，先后崛起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世界级大国；而在地球的东方，我们这个曾经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老大帝国却盛极而衰，一步步走向末路穷途。在人类社会从古代向近现代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丘濬所处的明朝于17世纪中期被以夷变夏的满清贵族强势摧毁覆灭，代之而起的清朝又在入关主政两百年后受东西方列强肆意凌辱宰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苦难而顽强的中华民族才终于突出重围，赢得胜利，走向复兴。丘濬身后五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我国的传统文化典籍屡遭劫难，丘濬的作品自然也难逃重重厄运，很多都已毁损甚至散佚，如《琼台先生文集》《本草格式》《举鼎记》等。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仁人志士与时代精英挺身而出，前赴后继，自觉抢救、保护和整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才使我们今天有幸系统而全面地学习和研究这位冠绝一时的儒学宗师。个中情由与曲折经历，着实令人唏嘘感慨。[46]
进入21世纪后，国内文化界和出版界对业已整理成集的丘濬著述重新进行认真细致的勘校工作。200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朱逸辉、劳定贵、陈多余、朱逸勇、张昌礼等在《四库全书》基础上历时四年校注的《琼台诗文会稿》（24卷）。2006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由周伟民、王瑞明、崔曙庭、唐玲玲等历时六年点校的《丘濬集》（10册），全面收录了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朱子学的》《家礼仪节》《琼台诗文会稿》《伍伦全备忠孝记》《举鼎记》《投笔记》和《成语考》等著作，这是晚清以来学界对丘濬遗著的第三次系统整理工程，其搜集作品最完整，点校方法也最科学。他们的辛勤付出为今天的后学诸生带来了莫大的便利。
三 德行与功业
儒家论人，以德为先，亦以德为重。德行修养是考察和评价一个人修身水平高低的首要也是主要的指标。丘濬作为一名典型的儒者，自小至老谨遵圣训，学术文章与立身处世皆一本于道，将儒家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精神贯彻始终，矢志不渝。《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对丘濬高风亮节的人品德行留下一大段感人肺腑的话：
（濬）自筮仕至位极人臣，凡四十余年，而自处无异韦布，产业仅能卒岁，第宅不逾齐民。在都城，市屋于苏州巷南，规模卑陋，聊庇风雨，始终未尝少拓，人到于今呼为丘阁老巷。所得俸馀即充官费，绝无赢馀。在阁尤严慎，虽微至日供，餕剩酒肉即散惠舆从，不入私家。及卒，南归，行装自钦赐白金、绮币外，惟图书数万卷而已。[47]
与丘濬同时代的黄瑜[48]，是最早对其人品学识进行综合评鉴的学者，在其《双槐岁钞》第十卷中录有《丘文庄公言行》一文，开篇即称丘濬平生“不可及者有三”。原文如下：
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其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49]作，其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俸禄所入，惟得指挥张淮一园而已，京师城东私第，始终不易，其廉静三也。[50]
黄瑜的“三不可及”论客观公允，可信度极高，为后世学者所认可，晚明杰出的思想家焦竑[51]在其《玉堂丛语》中几乎原样照录了这一段评论：
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52]
对比前后两段“三不可及”论，不难看出，焦竑《玉堂丛语》的评论几乎是对黄瑜《双槐岁钞》原文的直接转引，“不可及”“好学”“介慎”“廉静”四个关键词及其先后顺序均未做任何改动，仅在首尾两处出现了些微变化。段末对丘濬府邸的表述虽做了文字上的调整，其含义实无半点不同，唯有开头这“世称”二字值得玩味：从《双槐岁钞》原文可以看出，对丘濬的“三不可及”论是作者黄瑜自己的观点，而百年后的焦竑在引用这段话时却增加了“世称”二字，表明不仅他自己信服这样的评判，而且当时的人们对这一评价也是普遍认可的。由此可见，丘濬“好学”“介慎”与“廉静”的优秀品质是举世公认的，类似的评语在其他文献中也比比皆是，因为丘濬不仅学冠朝野，而且位极人臣，名望甚高，在他身后，从皇帝、士大夫到亲朋、后嗣乃至普通学者，都曾对他的人品做过评鉴，大量的资料足以相互印证。
当然，也有个别文献质疑甚至诋毁丘濬的为人，不过并非全盘否定黄瑜的“三不可及”论，毕竟“好学”与“廉静”纯属丘濬的个人私德，与他人关涉不大，且证据确凿，无懈可击；而“介慎”则不然，它直接取决于丘濬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环境而非个人私德，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而大有文章可做。其始作俑者便是《明孝宗实录》第九十七卷的记载，称丘濬与吏部尚书王恕有隙，心生嫉恨，暗中挑唆御医刘文泰攻讦王恕，而明孝宗又极力袒护丘濬，对此置之不问，所以人们“自是皆不直濬矣”，且丘濬恃才放旷，“议论颇僻，至以为范仲淹为矫激，秦桧何以为得宜”。[53]以此为凭，稍后的《治世馀闻》[54]和《守溪长语》[55]对丘濬皆有类似甚至更为夸大的不实之辞，将丘濬刻画成一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阴险狠毒的人，甚至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卑躬屈膝讨好贿赂宦官的无耻之徒，完全颠覆了丘濬的真实形象。如此以讹传讹，到了清代，原本就对丘濬华夷之辨颇有成见的满清统治者，更是借此抹黑丘濬的人品。《明史·丘濬传》中即有“顾性褊隘”“议论好矫激”等说法，但总体评价尚可，未失公允；至《四库全书》编纂之时则达到极致，不仅将《世史正纲》彻底毁版，而且在《朱子学的》《家礼仪节》《世史正纲》《重编琼台会稿》《大学衍义补》等条目下歪曲事实，大放厥词，对丘濬进行人身攻击，直称其人“不足重”[56]。
诚然，丘濬并非完美无瑕的圣人，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有性格上的弱点，如迂阔、固执、好辩、冲动等，说他“对人语衮衮不休”[57]，以致“尝与刘健议事不和，至投冠于地”。[58]这些情况都属实可信，但这恰好也是他为人刚正不阿的具体表现。同僚何乔新指出：“公（指丘濬）性刚直，与大臣议论所未安，必反覆辩论。言官论事，亦以是非诘之，不肯媕娿取悦。”[59]毋庸置疑，丘濬虽然不乏性格和脾气上的毛病，但其为人光明磊落，正道直行，“抱直道以终身兮，矢不负乎尼父”[60]，从未有过任何道德上的瑕疵和污点，那些以此为柄，称丘濬为人“不直”的说法显然失之偏颇。至于说他心术不正、狭隘偏私、玩弄阴谋等，则不过是王恕等人的一面之词，岂可轻易采信？再说丘濬自己也曾上疏“自辩”，并得到孝宗皇帝的认可和支持，且当时的人们对此亦有明断，如黄瑜《双槐岁钞》称“人以教讦议公，公实不知也。”[61]不幸的是，丘濬去世后，由于奸邪当道[62]，子虚乌有之事被添油加醋地写入正史，以致“丘濬身后，衍生出另一幅面孔的‘丘濬’来”。[63]对此，作古多年的丘濬已无法“自辩”，更无力矫正。然而，公道自在人心，谣言止于智者。这些有意无意地贬抑根本无损丘濬的形象，也无伤其大雅，任何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认真阅读丘濬的作品和其他相关文献后都会做出公正的评判，断不会轻信这类谣传。
谈到丘濬为了仕途通达而取悦甚至行贿太监一说，更是不值一驳。丘濬一生清贫自守，廉洁奉公：府邸四十年不易，聊避风雨；产业仅能卒岁，俸禄若有赢馀即充官费；餕剩酒肉分发给仆从，绝不私留；死后除皇帝钦赐的财物外，只留下数万卷图书。如此谋道不谋食的清廉之人，怎么可能“恬于仕进”？又怎么可能为求高官厚禄而可耻地向不入流的宦官求情献媚？何乔新在丘濬的墓志铭中称，丘濬“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碣志序记赋之作，流布远迩。然非其人，虽以厚币请之，不与”[64]；黄瑜“三不可及”中的“介慎”一条，也特别强调丘濬“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实难想象，一个有着如此秉性和脾气的人会为了一己之私而与阉宦之流沆瀣一气！更何况，丘濬晚年多次请求致仕归田，“公无岁不求归，前后凡十三疏，上皆不允” [65]，足见其绝非留恋官场贪求富贵之人。
事实上，丘濬的耿介正直在当时朝野上下是有口皆碑的，其中，尤以他不畏皇权，竭力为于谦[66]平冤昭雪之事最为振奋人心，也最具社会影响力。成化元年（1465），丘濬时年四十四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职位很低。在奉命编修《英宗皇帝实录》的过程中，对如何评判被明英宗以“叛逆罪”处死的大臣于谦的问题上，编撰人员之间产生重大分歧，有人提议应当把于谦的“不轨之迹”写入历史。这显然是某些谄媚之徒为了迎合上意，为明英宗遮丑而故意施出的损招。这样的主张一旦得到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于谦是被冤枉的，写出他的“不轨之迹”，其实就意味着让于谦在死后继续背负“谋逆”的不白之冤。这对于谦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同时也有悖客观事实。可是，秉笔直书吧，又会有损明英宗的形象，谁敢以卵击石冒犯天威呢？两难之际，大多数人为求自保，都选择了沉默。唯有丘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他说：“己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于是，“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 [67]这件事清楚地表明丘濬尊重事实、捍卫真理、不畏强权、不计个人得失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彰显了他的随机应变和足智多谋。
于谦一案，表面上看是受石亨等武将的诬陷所致，其实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正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明英宗。他在土木之变后被俘，而临危受命的于谦虽然力挽狂澜，组织北京保卫战保住了江山社稷，但却没有及时救驾勤王，反而竭力扶持新帝，置英宗的个人安危于不顾，致使堂堂一国之君在塞北苦寒之地被敌方羁押了整整一年，颜面和尊严统统扫地不说，还差点儿丢了皇帝宝座，英宗对于谦能不心存芥蒂以至切齿痛恨吗？因此，夺门之变后，重登大宝的明英宗自然不可能容纳于谦，必将睚眦相报，置之死地而后快。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专制社会，类似的惨剧总是反复不断地再现和重演。这种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历史教训，丘濬在《世史正纲》中早有揭示。他在点评汉宣帝的过失时曾有感而发，称：“自古人臣为国除弊政、销隐祸，而世主不以为功，而反以为罪者多矣。”[68]这一句断语，用在于谦和明英宗身上，可谓恰如其分，毫发无差。而在归纳岳飞遇难的根源时，丘濬更是锋芒毕露，入骨三分。他说：“岳飞之死，世皆以为秦桧矫诏杀之，而此特笔帝下飞于狱何？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桧非承其意，决不敢杀其大将；藉使桧矫其诏以杀飞，则必高宗之为。”[69]于谦、石亨和明英宗的关系，与当年的岳飞、秦桧和宋高宗何其相似！能够将岳飞案分析得如此透辟，丘濬对于谦案背后的真相必然也是洞如观火。何况，土木之变（1449）到夺门之变（1457）期间，丘濬正好在京城，是事件的亲历者，还曾亲自参加北京保卫战，对当时的情况自然了如指掌。不过，为了说服众人照实记录，还于谦的清白于千秋万代，同时也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口舌之争，他并没有把矛头直接对准明英宗，而是选择了为尊者讳，巧妙地用一句“武臣挟私怨”轻松化解了当时的僵局，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这一招“四两拨千斤”，看似轻描淡写，实则举重若轻，且成效显著，一举多得：既保证了实录的真实性，也保全了英宗皇帝的颜面；同时，石亨等人的罪恶昭彰于世，于谦的冤情也大白天下。窥一斑而知全貌，丘濬的勇气和智慧的确非同凡响，令人叹服！
据文献记载，丘濬还曾在弱冠之年（22岁左右）写过一篇《许文正公论》[70]，对元儒许衡[71]做了惊世骇俗的评价，其结果是“耆儒硕师初见，甚骇之，已而又大深服，以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72]许衡虽为前朝大儒，但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特别推崇他，尊他为正统儒学的继承者，并得以从祀孔庙，接受后人的祭拜。[73]这在古代已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加之有明太祖的权威庇佑，许衡在明朝的声望和地位可想而知，几乎无人敢对他质疑，给他差评。然而丘濬基于儒家“严华夷之辨”的观点，对身为汉人的许衡甘心侍奉异族的行为深感不耻。在他看来，元蒙的建立乃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夷狄乱华之祸，“而华人之逞者，又为之指示弥缝，所以其毒尤甚，其祸尤惨”。[74]许衡就不幸而充当了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正是由于许衡这样的“华人之逞者”认贼作父，为敌谋划，才导致国家民族遭受更加深重的灾难，“夷狄不用中国人，其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为中国害者，用中国之人也”。[75]因此，丘濬认为，许衡仕元无异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不仅是其个人品性上的一大污点，也是整个华夏族的奇耻大辱，“为一世计，则许子固不为无功矣；为万世计，则许子岂得无罪哉？”[76]丘濬对许衡的批评，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有失公允的，甚至带有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色彩。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丘濬的华夷观乃是直接秉承儒家的正统思想，是无可挑剔的，因而并无任何不妥。说他惊世骇俗，实际上是指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最高统治者的权威。王鏊《守溪长语》指责丘濬恃才放旷，议论高奇，总是跟大家唱反调，尤其不可容忍的是他对许衡仕元的非议，称“其（指丘濬）最得者，绝元不与正统，许衡不当仕于元，亦前人所未发也”。[77]其实，华夷之辨自古就有，之所以说前人和包括王鏊本人在内的后人都未曾指责许衡不当仕于元，并非他们不赞同或反对华夷之辨的理论，而是因为许衡的背后有明太祖的支持，所以无人敢言而已，否则就不可能出现“耆儒硕师初见，甚骇之，已而又大深服”的情形了。
当然，丘濬的耿介率直乃是性格使然，绝非一时一事的应景作秀，而是一生一世的行事风格，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品质深深地融入其骨髓和血脉，贯穿于他的整个人生。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丘濬这样做并不是不忠君。恰恰相反，他固守君臣伦理，以忠君爱国自命，君为臣纲的道理他不仅完全接受，而且终身践行。丘濬不是李贽，也不是黄宗羲，他有书生意气，但并不叛逆，也不反对君权，甚至高度赞赏并衷心拥护明太祖废丞相以加强皇权的举措，称“惟我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中书省而设六部，罢丞相而设尚书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盖得周公之心于千载之上，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以前，可谓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矣”。[78]溢美之词，无以复加。但是，丘濬并不愚忠，他很清醒，也很睿智。在他的价值体系里，“君”并不是臣子尽忠的唯一目标，在君之上，还有“天”，还有“道”，甚至还有“法”，还有“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敢发“前人所未发”；也正是由于他敢“发前人所未发”，他才会被一些人诟病为“矫激”“褊隘”。然而，仔细想想，这不正是丘濬的伟大之处吗？作为思想家，丘濬明显超越了当时社会盛行的宋明理学的境界，直承孔孟，为往圣继绝学，难能可贵地坚持并发扬了原始儒学从道不从君的精神，其见识与胸怀岂是那些詈骂、诋毁他的人可堪比拟的？！
丘濬虽以学者立身，但他心中最宏大的抱负并非与笔墨打交道，而是治国平天下。丘濬以祖父“达而为良相”的遗训终身自勉，期望有朝一日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然而，事与愿违，命运似乎跟丘濬开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玩笑。在他豪情万丈年富力强之时，却怀才不遇默默无闻，得不到朝廷的赏识和重用，根本没有施展平生才华的机遇和舞台，“莫试莅政临民之具，徒怀爱君忧国之志”[79]；而当他终于位极人臣重权在握有机会大显身手的时候，却已经年老体衰身心俱疲力不能及了，“一生辛苦事经纶，待得时来志已湮”，只得“强曳病躯循壁走，老来无复旧精神”，[80]再美好的宏图大志也难以实现了。明末著名首辅大臣、东林党巨擘叶向高[81]对丘濬政治上的不幸遭遇深深惋惜，称他“衰暮登庸，设施未究，经济之志，徒托之著述，而功业不无少让于此”。[82]这样的结局的确令人扼腕，而对“以经济自负”的丘濬本人而言，更是抱憾终身，遗恨千古。
不过，话也说回来，丘濬并非没有立下任何功业。首先，丘濬有过多年担任经筵讲官和国子监祭酒的经历，其教化的对象既有高高在上的皇帝、太子，也有广大的莘莘学子和普通的黎民百姓。作为一名务实的教育家，丘濬笃信儒学经典《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理念，他所撰写的《朱子学的》《家礼仪节》《世史正纲》以及《大学衍义补》等著述，很大一部分功能就是为了醇厚世风，辅君善俗，让全国上下人人都受到教育的熏陶和润化，“无一人而不化，无一地而不到，无一日而或间”。[83]所以，《明史》对何乔新“公在位，务以宽大启上心，忠厚变士习”[84]的评语深以为然，几乎是一字不落地原文抄录，其评价不可谓不高。
其次，丘濬入仕以来，长期委身下僚，少有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他一如既往地倾心国运民瘼，关注国计民生。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天顺七年（1463），丘濬时年四十三岁，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翰林院编修，但他在政治上已经初露锋芒，成功地解决了当时朝廷的两大难题：一是提出《奏免专防黎贼寇》，奏请皇帝免除海南卫官军远调大陆参加防备之苦，同意其专门负责海南治安，既为家乡官兵解除了思乡之愁，也大大提高了边防效率，“上嘉纳之，至今琼南军卫尸祝焉”[85]；二是条列《两广用兵事宜》，对多年未决的两广用兵提出著名的“逐”与“困”相结合的平寇方略，“英宗嘉叹，付所司举行”。[86]为母守丧期间（1469—1472），丘濬在家乡也干了两件值得称道的大事：一是为方便府城老家的后生小子借书读书，特建“藏书石室”，并著《藏书石室记》，以勉励那些有志于问学的读书人[87]；二是为当地人民化解纠纷，排除水患，结束了“民不得耕，四十余年”的惨状，使“禾苗有年”“岁取十千”，受到众人的景仰，故刻石碑以纪念之。[88]入阁以后（1491—1495），丘濬在其位而谋其政，与明孝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的《乞储养贤才奏》《论厘革时政奏》《请昧爽视朝奏》《乞严禁自宫人犯奏》等都是针砭时弊的应时之作，旨在补偏救弊，匡时济世。从时间上看，丘濬辅佐明孝宗只有八年，身居相位不过短短四年，但他对“弘治中兴”的开启和奠基之功却不可小觑，更不容抹杀，“孝陵十八年之治平实自公启之”[89]，他因此也被冠以“中兴贤辅”的美誉，可谓实至而名归。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道德人品，丘濬在当时都堪称出类拔萃首屈一指。儒家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事业，丘濬出色地完成了德、言两项，而功业稍逊。其实，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三不朽”的人屈指可数[90]，何况造化弄人，很多事情原本也不是丘濬主观上想做就能做且能做到的，因而不宜也不应苛责于他。凭着立德、立言两大成就，加上“好学”“介慎”和“廉静”这“三不可及者”，历史必然不会罔顾丘濬的存在，必然会给他应有的一席之地，“理学名臣”“经世儒臣”“当代通儒”“一代文宗”“中兴贤辅”等桂冠，都是时人对丘濬由衷的敬佩和赞美。不仅如此，人们还如数家珍般地将唐宋以来岭南地区的杰出人物排列起来，合称为“岭南四杰”[91]“海南三杰”[92]或“海南双壁”，而无论哪一种排列组合，其中皆必有丘濬，可见其人之不凡。已故国学大师钱穆对丘濬推崇备至，盛赞其“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93]今天的后生晚辈对丘濬也无比景仰，将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法学家、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学者，甚至典藏家、军事理论家等一大堆光鲜亮丽的头衔敬献给这位五百年前的先贤。然而，誉之所至，谤亦随之。即使好评如潮，也难免恶评相伴，《明史·丘濬传》不就留下了“褊隘”“矫激”“不直”等“污点”吗？因此，称赞也好，诋毁也罢，都是他者的视角和观点，话语权掌握在别人手里，或誉或谤，皆不足为怪。
有鉴于此，笔者更想知道丘濬对自己的评判。可巧的是，《丘濬集》中收录了丘濬晚年所写的一份自我鉴定，题目曰：《自赞》。从标题上不难看出，丘濬对自己是完全认可的，甚至多少有点儿溢于言表的自信和自足。在赞文的末尾，丘濬用寥寥数语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点评：“奋自岭海，登乎馆阁，虽不能为一世之人龙，敢自咤为一方之鸡鹤。方之于人，固不能知。求之于己，亦足以自乐也已矣。”[94]真可谓恬淡适己，不卑不亢，评说由人，问心无愧。
我想，这才是真实的丘濬，一个真正的儒者。
不错，这就是真实的丘濬，一个真正的儒者。